三、全真脱略形迹注重内丹的教旨与词体特征的契合

王喆《重阳全真集》卷二《金丹》诗谓：“本来真性唤金丹，四假为炉炼作团。”可见全真教注重的是，通过修炼内丹而达到三教圆融的境界，而其途径就是“性命双修”。王喆认为“道者，了达性命也”，“性命者是精血也”，精血聚而成人形体，但这个形体仅是“肉身之根本”，而“真气者”才是“性命之根本”^[22]。因此修炼要先做明心见性的工夫，然后再是调息养气。全真家往往视“形骸为逆旅”，“衣絮带索，面垢首蓬”，毫不介意。如祖师王喆早年以“害风”自名，举止行为有类狂人，他的《悟真歌》中云：

三十六上寐中寐，便要分他兄活计。豪气冲天恣意情，朝朝日日长波醉。压幼期人度岁时，诬兄骂嫂慢天地。不修家业不修身，只恁望他空富贵。浮云之财随手过，妻男怨恨天来大。产业卖得三分钱，二分吃著一酒课。他每衣饮全不知，余还酒钱说灾祸。

《全真教祖碑》亦载其“置家事不问，半醉高吟，曰：‘昔日庞居士，今日王害风。’于是乡里见先生，曰害风来也，先生即应之”。他抛妻别女，挖“活死人墓”苦修，焚刘蒋村庵而东行等等举动，都显示出了一种脱略形迹、并不注重外在行为方式的姿态。因此，可以想象，他决不会像正统的佛道徒那样摒词而不为，更不会将其视若妨性害道的洪水猛兽。

而更为关键的是，全真家所谓炼内丹、性命双修，实际上都是强调以内省的方式，对玄妙境界的体验。正是这一点上，词与全真教旨有了契合点。词作为一种“要眇宜修”的艺术形式，擅长的本就是表达内省式的、私人化的情感体验，其含蓄婉转、含而不露、一沾即走、一点即透的词体特征，也同样十分适合于全真道教内省境界的表现。如同“以禅喻诗”一样，全真家只不过是倒过来“以词喻禅”而已。这种玄妙境界本身也是不可说、不能说的，只能用比喻的方式来呈露。王喆至山东传道点化马钰时，并没有采取直接讲道的方式，而是以词唱和，并通过锁庵百日的神通，以及两次分梨给马钰和孙不二夫妇，意在劝导其夫妻分离，与之俱化这些设喻的办法。其《点绛唇》词原注云：“先生锁门及十旬，将启户，又以梨一枚，割作十分，与马钰夫妇二人食之。既启户了，唯钰舍家缘作弟子，至此耳，又以词赠之。”词云：

十化分梨，我于前岁生机构。二人翁母，待教作拏云手。

用破余心，笑破他人口。从今后。令伊依旧。且伴王风走。

所以王喆特别喜好柳永之词，或许就与此有关，其《解佩令》题云：“爱看柳词，遂成。”词云：

平生颠傻，心猿轻忽。乐章集、看无休歇。逸性摅灵，返认过、修行超越。仙格调，自然开发。　　四旬七上，慧光崇兀。词中味、与道相谒。一句分明，便悟彻、耆卿言曲。杨柳岸、晓风残月。

王喆自言从柳永词中发现了“与道相谒”之味，并以柳词名句为证，颇有禅宗公案话头的意味，而且王喆词中用柳永词调者甚多，马钰亦屡借柳永词韵。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全真教的风气。

另外，词本身作为一种流行性和通俗化的文艺形式，也有利于教旨的传播。如明《正统道藏·太平部》马钰《丹阳神光灿》卷端有大定十五年（1175）宁师常序，称其作《神光灿》（即《满庭芳》）百首，“俾使歌声扬绎，互相警策”。马钰《金鸡叫·化李仲达》其四亦云：“投献诗词，万望心明晓。”可见，以歌词传道确为当时全真道士的风气。因为全真教就其起源来讲，仍是一种民间宗教，它不仅要满足个体超越性的心理需要，也必须满足社会的现实期望。而采用民间流行的艺术形式布道传教，无疑更有利于全真教旨的推广。元世祖至元中期以后，随着全真教的日益贵盛，以及词体完全退出民间流行娱乐的中心位置，道教词也陡然减少，这从反面也说明了以词传教与词体的通俗性、流行性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