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全真道的文人化倾向

作为一个全新的道教派别，全真教有着很强的文人化倾向。自全真祖师王喆开始，到全真七子，再至以后的历代掌教，往往本都是文人，由于种种原因而入道。如王喆本是儒士，李道谦《七真年谱》谓其“弱冠修进士业，系京兆学籍。善于属文，才思敏捷，尝解试一路之士”，这对他从一开始便自觉地在文士中传道行教，当有重要影响。他在山东所收的七大弟子中，马钰，本名从义，字直甫，出于山东宁海显族，兄弟五人分别以仁、义、礼、智、信排行。马钰幼习儒业，长从乡校，后受王喆点化，才随之入道。谭处端年轻时也曾涉猎诗文，尤其擅长草隶书。郝大通的兄长郝俊彦中过进士，做到金朝的昌邑县令。他本人也精研《周易》，在遇王喆之前，卖卜于市肆。孙不二出身宁海名门，素擅翰墨，尤工吟咏。另外三人中，丘处机本是农家子弟，刘处玄家境殷实，王处一在遇王喆之前即已出家为道，但他们三人在入全真之后，都受到王喆的影响而吟诗作词不绝，如丘处机出家时，王喆就以《金麟颂》赠他，又教他习文作诗，掌管往来书翰，而丘处机本人也十分刻苦，能日记千言，经久不忘，故此在诗词文等方面都有不俗的成就。这就为进一步吸引文人入道提供了条件。

金元时期，伴随着王朝的更迭和战乱的纷扰，大批士人流离失所，再加上民族矛盾的激化，许多本有着不同人生走向的文人都不约而同的遁入全真，其中有的是“幼业儒，长而遭时艰，求所以托焉而逃者”（姚燧《太华真隐楮君传》）；有的是“士之欲脱尘网者”（王恽《真常观记》）；还有着“新附士大夫之流寓于燕者”（王鹗《玄门掌教大宗师真常真人道行碑》）；以及认识到“天下事无可为，思得毁裂冠冕，投窜山海，以高蹇自便者”（元好问《孙伯英墓铭》）。他们往往欲修儒业而不能，朝廷赐官而不就，于是选择隐遁山林、慨然入道。由此出现了“汴梁既下，衣冠北渡者多往依焉”^[17]以及“四方学者辐辏堂下，归依参叩”^[18]的盛况，《黑鞑事略》中也记载说：“长春宫多有亡金朝士。”因此正如陈垣所云：“全真之初兴，不过‘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之一隐修会而已。”^[19]在这一点上，是其他道教，包括当时北方也颇为兴盛的太一道、真大道所无法比拟的。这反过来也使得此后的全真教对文人一直有着较强的吸引力，对文坛也有一定的影响。可以说，这一点是全真道教词兴盛的结构组织上的背景。

另外，全真教与金元时期的文人往来频繁，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因素。翻开金元人的文集，几乎每部集子中都或多或少地可以找出若干与全真教有关的文章。这些文人有的十分关注全真教史，如杨奂等；有的为全真道士写了不少的宫观记或碑铭，如元好问、王鹗等；还有的记载了与全真道士的大量交往，如商挺、胡祗遹、虞集等人。这些文人自身虽没有入道，但全真道士通过与他们的交往，不仅扩大了全真教的影响，同时也提高了自己的文学修养。同时，全真教特别是早期全真教不尚符箓，提倡息心养性、全性保真、除情去欲等观念和修炼方法，也特别容易为当时文人所接受。这就更加剧了全真道的文人化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