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全真教旨与道教词兴盛的关系

为什么在金元时期会出现这么多的道教词，这些道士们不约而同地都选择了词这种形式作为他们传道的工具，他们看重的是词的什么特性呢？作为参照，这里不妨先看看释家中人的情况。

宋金元三朝中，写词的和尚也有不少，著名的如宋代的释仲殊、释惠洪、释宝月等，金代与金世宗唱和的玄悟玉禅师，元代的释善住、释明本、释梵琦等也都有词作传世。但一方面，这些和尚之词与一般的文人词相比不太有独立的特色，他们与当时著名的文人交往频繁，如仲殊之于苏轼、惠洪之于黄庭坚，而他们的词作或“篇篇奇丽，字字清婉”^[12]，或“情思婉约”^[13]，已经完全文人化了，他们的释子身份似在其词中并没有什么体现。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注意到，正统的佛教徒是很少写词的，热衷于写词的和尚中，几乎没有所谓大德高僧，这可能和词为艳科的传统观念有关。仲殊、惠洪都不是所谓清心寡欲的有道和尚，据龚明之《中吴纪闻》所载，仲殊曾作词咏一妇人投牒，立雨下守命，中有“凤鞋湿透立多时，不言不语恹恹地”之句，后仲殊自经于枇杷树下，遂有人更其词曰“枇杷树下立多时，不言不语恹恹地”。这种恶谑显然与仲殊词中多艳语有关。而惠洪更是一个与政治关系密切的不安分的和尚，往来于张商英、郭天信之门，以至受牵连而决配崖州。虽工诗能文，善作小词，时作绮语，而“于禅门本分事，则无之也”^[14]，因此，在正统的佛徒看来，这些和尚都是十足的“浪子和尚”^[15]，根本不是正经的禅门中人，所以才受到时人的嘲笑与调谑。从这点来看，和尚词与道士词的区别相当明显，道教词不仅在内容上与一般的文人词差距甚远，而且从全真祖师王喆开始就非常热衷于写词，其后更是流风不绝。

唐宋时也有道士作词的先例，唐代有张志和的《渔歌子》，宋代有张伯端的《紫阳真人词》、张继先的《虚靖真君词》、葛长庚的《玉蟾先生诗馀》、夏元鼎的《蓬莱鼓吹》等，不过张志和词表达的纯属文人情怀，还不是道教词，张伯端、张继先等则多以词的形式阐其教义，已开道教词之先声^[16]。

从现存道教词的内容来看，绝大部分是阐发教义之作。看来全真道士们并不像正统禅门中人那样因“词为艳科”而弃去不为。他们究竟为何喜好以词传道，其中的原因十分复杂，概而言之，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