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金元时期的全真教

金元时期是道教史上所谓新道教的勃兴时期。长期的战乱极大地强化了弥漫于整个社会心理上的生命无常感，而道教则以其祈祷斋醮之术、超凡脱俗的信仰，既为下层民众也为一般文人提供了安身立命的心灵慰藉。元代立朝之初，由于开化程度较低，对于传统的儒家文化较为冷漠，对各种宗教，不论是汉族传统的佛教、道教，还是外来的伊斯兰教、基督教等，都一律采取扶植的态度。另外晚唐五代以来兴起的内丹修炼浪潮和禅宗、宋代理学对心性问题的重视都促使传统道教发生转化，发展出禅道双融、三教归一的内丹心性学。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北方的太一教、真大道、全真道和南方的净明道等皆应运而生，在金元时期，道教流行之广泛程度是其他朝代所不及的，而其中又尤以创始于金正隆年间的全真道影响最大，声势最广，与词的关系也最为密切。

全真教祖师王喆（或作王嚞）（1112—1170），道号重阳子，陕西咸阳人。本为士人，但文举武举，两无成就。金正隆四年（1159），自称在陕西甘河镇得异人指授真诀，遂大悟，弃家穴居，筑“活死人墓”苦修，这就是全真道史所谓“甘河证道”。王喆在陕西有和德瑾、李灵阳、史处厚、赵抱渊等弟子^[1]，但影响并不大。金世宗大定七年（1167），王喆焚庵出关，赴山东传道，陆续招收了马钰、谭处端、刘处玄、丘处机、王处一、郝大通、孙不二七大弟子，在文登、宁海、福山、莱州一带建立了三教七宝会等五个会社组织，正式创立了全真教。大定九年，王喆卒后，由马钰掌教，以清节苦行吸引了一批徒众。但主要还是活动于市井山野，无本派宫观。其后刘处玄、丘处机相继掌教，以山东为中心，影响逐渐扩大。金世宗、章宗时期，王处一、丘处机相继应诏入朝，主持醮事，这更提高了全真教的地位，使之进入了勃兴阶段，徒众大增。其间虽遭金廷禁止，但实际上已发展成为“南际淮，北至朔漠，西向秦，东向海，山林城市，庐舍相望，什百为偶，甲乙授受，牢不可破”^[2]的一个大教派。

随着蒙元的统一，全真教迎来了鼎盛阶段，兴定三年（1219），丘处机应成吉思汗之聘，率十八弟子远赴西域雪山（今兴都库什山）行营，为其讲论清静无为、敬天爱民之旨，深受礼敬，被尊为“丘神仙”，并受命掌管天下出家人。五年后，丘处机东归燕京，燕京长春宫遂成为全真道的活动中心和所谓“祖庭”。元一统后，全真道也渡江南传，势力遍及江浙闽鄂，武当山的鲁大宥、汪贞常等传全真道，形成一大传教中心。苏杭一带，金蓬头、桂心渊以全真丹法而闻名，著名画家黄子久也是全真信徒。同时全真道还与南方原来的金丹派南宗信徒合流，形成全真南宗，如李道纯、牧常晁等。由此，全真教已成为当时影响最大的道教派别，并且长期维持了“设教者独全真家”^[3]的局面。只有南方传统的正一道才稍能与之抗衡，北方则尽属全真教的天下。元好问在《紫微观记》中指出：“贞祐丧乱之后，荡然无纪纲文章，蚩蚩之民，靡所趣向，为之教者，独是家而已。今河朔之人，什二为所陷没。”其《清真观记》中也说：“黄冠之人，十分天下之二。”这个比例是不可小视的。元室在尊奉全真教的同时，还多次诏封全真祖师，如至元六年（1269）封全真所尊之东华帝君、钟离权、吕洞宾、刘海蟾、王喆五祖为真君，马钰等七大弟子为真人。武宗至大三年（1310）又加封五祖为帝君，七真为真君，全真第三代弟子尹志平等为真人。全真掌教中出任代表元代道教最高地位的玄教大宗师、知集贤院道教事者也代不乏人。

但是全真道在流行的过程中，与佛教特别是与以八思巴国师为代表的藏传佛教的矛盾逐渐加深，不仅体现在教义之不同上，且直接体现在宫观田产的争夺上。这种矛盾不断激化，终于在蒙哥汗期间，由元室主持举行了两次佛道辩论，由于全真道士无法体现出辟水火、下油锅的神通，遂两次皆失败；至元十八年（1281），元世祖再次命释门诸僧、翰林院文臣及正一天师张宗演、全真掌教祁志诚、大道掌教李德和等会集于大都，考证《道藏》诸经真伪，论辩达十馀日之久，道士们又一次失败。结果除《道德经》外，其馀道家经典如全真道所刊《老子化胡经》等皆被定为伪经，一律焚毁^[4]。这是全真教发展史上所经受的最大的一次打击，再加上全真道由于长期贵盛，已无早期的清修苦行之风，上层道士们多居于京城，建造宏大壮丽的宫观，同时还交结豪贵，甚至参与干涉政事，泰定三年（1326）全真掌教蓝道元即因罪被黜。因此全真道也就逐渐衰微了下去，自元统三年（1335）完颜德明任掌教后，继任者便未再见于史传，而且从元代中期以后，也再没出现过著名的全真高道了。

全真道的教义以三教合一之说最为著称，王喆的《金关玉锁诀》中号召以“太上为祖，释迦为宗，夫子为科牌”，他也劝人读《般若心经》、《孝经》等释儒经书，并不只是独奉道家经典^[5]。据陈时可《长春真人本行碑》载，丘处机不但“于道经无所不读”，而且“儒书梵典亦历历上口”。又据王鹗《玄门掌教大宗师真常真人道行碑》^[6]所载，丘处机弟子、继任掌教李志常也依然是把“《易》、《诗》、《书》、《道德》、《孝经》”作为劝导帝王、教谕徒众的经典。因此，全真教与宋代理学一样都可谓是唐代以来三教融合思潮的产物。说三教合一只是泛称，实际上，全真教义中特别是早期的全真教，普遍都有着墨家思想的影子。王恽《秋涧集》卷五八《奉圣州永昌观碑》谓：

后世所谓道家者流，盖古隐逸清洁之士，岩居涧馀，草衣木食，不为轩裳所羁，不为荣利所怵，自放于方之外，其高情远韵，凌烟霞而薄云月，诚有不可及者。自汉以降，处士素隐，方士诞夸，飞升炼化之术，祭醮禳禁之科，皆属之道家，稽之于古，事亦多矣，徇末以遗本，凌迟至于宣和极矣。弊极则变，于是全真之教兴焉，渊静以明志，德修而道行，翕然从之，实繁有徒。其特达者各潜户牖，自名其家，耕田凿井，自食其力，垂慈接物，以期善俗，不知诞幻之说为何事，敦纯朴素，有古逸民之遗风焉。

这种作风有点像《孟子》中所谓“有为神农之言者许行”一类了，元好问《紫虚大师于公墓碑》^[7]首句即谓“有为全真之言者卫致夷”云云，或许也是受到这种启发吧。其《太古观记》中引述辛愿的话谓：“全真家其谦逊似儒，其坚苦似墨，其修习似禅，其块然无营又似夫为浑沌氏之术者。”辛愿原文见《大金陕州修灵虚观记》：“今所谓全真氏，虽为近出，大能备该黄帝、老聃之蕴，然则涉世制行，殊有可喜者。其谦让似儒，其勤苦似墨，其慈爱似佛，至于块守质朴、澹然无营为则又类乎修混沌者。”这都是指出了全真思想来源的多向性。

全真道顺应了唐五代道家中钟离权、吕洞宾等内丹派融摄禅宗的趋势，并进一步兼摄儒学，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内丹派教义。一方面强调识心见性的真功，所谓识心，就是要认识到“唯一灵是真，肉身四大是假”^[8]，而“真性不乱，万缘不挂，不去不来，此是长生不死也”。这明显是从禅宗四大皆空、明心见性之说中借来的。全真道士在见性的实践上采用了禅宗的打坐、参究、圆相、机锋等方式，故而全真家的语录诗词皆具禅味。不过他们也承袭了内丹家法的基本观念，认为通过内炼成丹，精气神三宝混合，炼出可从顶门出入的“阳神”，则能自主生死，飞升天界。

另一方面，全真教也强调外向的真行，要济贫拔苦，常怀拯救之心，先人后己，与万物无私。本着这一教旨，他们也的确做过不少有益于民的事，如丘处机西游时，即劝诫成吉思汗不要滥杀，并免除了北方地区三年的赋税。对此，元好问曾评价道：“丘往赴龙庭之召，亿兆之命，悬于‘好生恶死’之一言。诚有之，则虽冯瀛王之对辽主不是过。”^[9]又史载蒙军入侵时，“践蹂中原，河南、北尤甚，处机还燕，使其徒持牒招求于战伐之馀，由是，为人奴者得复为良，与滨死而得更生者，毋虑数二三万人。中州人至今称道之”^[10]。另外如王志谨在关中开渠引水以造福于民等等。这些举动和教义又带上了明显的儒家和墨家思想印记，全真教历代设立掌教祖师的组织形式，也和墨家巨子有些类似。正是因为全真教这种儒释道三教合一的倾向，不仅使得它在下层民众中争取了大量的信徒，同时又与文人士大夫的口味颇为投合，金元时期的许多文人与全真道士都有频繁来往，与全真家之间的诗文唱酬之作在元人文集中也屡见不鲜，这又提高了全真教本身的地位及影响。

不过，全真道的末流或日益贵盛，骄而忘本，或索隐行怪，欺世盗名，元好问《通仙观记》中就有过辛辣的讽刺：“夫玄学之废久矣，惟玄学废，故人以学仙为疑。今夫居山林、弃妻子，而以黄冠自名者，宜若可望也。然叩其中，则世间事人所共知者且不能知，况出世间乎？伥伥之与游，愦愦之为曹，未尝学而曰‘绝学’，不知所以言而曰‘忘言’，囚首丧面，败絮自裹，而曰‘君子盛德，容貌若愚’。”^[11]同时，许多民间驱鬼镇邪的愚昧活动，也越来越与全真道士有关。随着全真道早期特色的丧失，它的衰落自是不可避免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