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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元词通论
1.7.8.1 一、日本

一、日本

从唐代以来,日本与中国的文化交往就非常频繁,唐人诗中如李白送晁衡之名作,堪为当时中日文化交流的一个缩影。而元代与日本的关系却明显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忽必烈即位后,就着手欲使日本臣服,先后发动了数次侵日战争;但另一方面,两国之间的民间交流却往来不绝,并未因此而中断。而这两方面的关系在元词中都有一定程度的反映。

忽必烈在发动对日战争之前,曾经屡次派遣使节前往日本通好,并要求日本遣使来朝,但都未能得到日本朝廷以及掌握实权的镰仓幕府的响应,而且还曾杀死元朝使臣。因此在元代奉帝命出使日本虽然荣耀,可也不是一件美差。元词中的一些作品便反映了当时这种特殊的中日关系。

胡祗遹《紫山大全集》中有三首《木兰花慢》(要声名洋溢)、(状骊歌慷慨)、(百年湖海气)。总题序云:“殷献臣、伯德孝先使日本,索诗送行,得此三阕。”第一首脱二十二字,今录第三阕以略见其风貌:

百年湖海气,得初效,处囊锥。更绿鬓朱颜,雄姿英发,光射征衣。大夫喜伸知己,感宸恩深重此身微。虎节才辞北阙,丹诚已落东垂。  中天雨露彻偏裨。只欠海诸夷。好敷悉丁宁,殷勤感悟,立解疑危。边隔普沾王化,便细心怀德径来威。一降功名事了,清御史册腾辉。

按:题序中的殷献臣名殷弘,字献臣。据《元史》卷二〇八《外夷一·日本》所载:“(至元)三年八月,命兵部侍郎黑的,给虎符,充国信使,礼部侍郎殷弘给金符,充国信副使,持国书使日本……不至而还……五年九月,命黑的、弘复持书往,至对马岛,日本人拒而不纳,执其塔二郎、弥二郎二人而还。”则殷弘曾经两次出使日本,第一次只到达巨济岛便因海途危险而折回,但忽必烈急于宣威海外,再次派黑的、殷弘等出使,结果又被拒于对马岛。忽必烈曾对被俘的这两个日本人说:“尔国朝觐中国,其来尚矣。今朕欲尔国来朝,非以逼汝也,但欲垂名后世耳。”可见其想要与汉唐盛世相媲美的迫切心情。殷弘第一次出使时,魏初曾有序文相赠,其中云:

今天子仁圣,克肖天德,际海内外,罔不欲覆焘。至元三年,既受诸国朝贺,将遣使谕日本,用敷宣圣意,命朝臣择其人。宰相以今殷君侍郎应其选,制曰可。京师去日本不知其几千里也,殷君受命,言笑自若……燕大夫士咸有歌咏,顺圣魏初为之序云。[83]

大抵当时使臣出使,都有索诗文送行的习惯。而殷弘第二次出使时,胡祗遹亦有序文相送,中云:

岁戊辰秋,殷子献臣再当日本之行,京师诸公皆有诗,故特举往昔不辱君命者以告之,壮其气而为诸什之序。[84]

戊辰即至元五年(1268)。殷氏两次出使皆曾向京师名公索诗送行,胡祗遹的这三首词到底作于哪一次,很难确定。不过从胡氏有序文这一事实来看,比较有可能的是作于至元五年秋殷弘第二次奉使日本前。另外,王恽《秋涧集》卷十五有《挽殷佥事献臣》诗。唯所谓“伯德孝先”未详何人,伯德为姓[85],孝先当为其字号。

胡祗遹的这三首《木兰花慢》十分典型地体现了当时中日关系的一个方面。除了对殷弘出使、博取功名的勉励之外,其词中谈到日本时皆以一种居高临下的语气,如第一首下片所谓“看倭氏称藩,遐夷稽颡,异服殊容”,在他们心目中,日本这种海夷岛国,自不可与中华天朝相比,使节一至,便应该“称藩”、“稽颡”,而作为大朝使节,便应“敷悉丁宁”,使其“殷勤感悟,立解疑危”,降服归心,这完全是一种俯视的心态。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其第一首词下片先祝愿殷氏携“佳报”归来,歇拍顺势云:“寄语三吴百越,休夸江水连空。”对于相隔巨海的日本,大元尚能命其来朝,则南宋倚为天堑的长江何足称道呢?第三首中的“中天雨露彻偏裨,只欠海诸夷”,也是类似的意思。这展现了元朝立国之初,挟百战百胜之馀威,从而渗透于整个社会之中的普遍性的自信心和自豪感。

然而另一方面,中日两国的民间交往依然十分活跃,即使是在敌对期间,商人们仍往来贸易不绝。后来战事停止后,来中国的日本商船更多,当时的庆元(今浙江宁波)是两国商人互市的主要港口。除商人外,日本僧人来中国的也很多,据《元史》载,泰定三年(1326),一次就遣日本僧瑞兴等四十人还国。他们在中国各处游历,结交高僧、名士,汉文化修养甚高。亦有不少元朝僧人受邀去日本。中国的各种书籍也大量传入日本。而日本人中能写诗填词者本就不乏其人,如嵯峨天皇的《渔歌子》诸作等,其中有的也传入中国。

王丹桂《草堂集》中有一首《水调歌头》:

年华若飞矢,贪爱竞无休。西城始逢春色,转眼又惊秋。日月递相昏晓,暗里消磨人老,甘逐逝波流。争似闻强健,拂袖觅抽头。  放心闲,从体便,胜封侯。优游到处无系,浑似一孤舟。但得自家合道,任使旁人笑错,忘耻亦忘忧。高卧晴岚表,吟啸对石楼。

按王丹桂为全真教道士,是全真七子之首马钰的弟子。这首词本身倒也写得一般,无非是叹世抒怀之意。但其题序却值得注意:“赵舍人又写日本国人词,索和其韵。”王丹桂另有《桃源忆故人·因赵元帅舍人出示用其韵》,当为同一人。虽然此词之背景殊不易考,所谓“日本国人词”亦不知何人何作,或是因使臣而传入中国,或许也就是在中国的日本人所作。这种唱酬域外之作的词,在词史上的确是不多见的,它是中日之间文化交流和友好往来在元词中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