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蒙元统治的汉化倾向及其阶段性

蒙元军队灭金平宋，建立起空前的强大帝国，但和历来少数民族建立的朝代一样，蒙元统治依然以汉化性的民族联合统治为主要倾向，毕竟，对于当时世界上人口最多、经济文化最繁华的中国来说，用游牧民族的传统办法是根本无法统治和管理的。因此，元代的文化也依然是以在汉化基础上各民族文化的融合为主要特征的。但蒙元统治的汉化与金朝有所不同，它不是全面的整体性的汉化，而是随着时局的变化，在不同的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本节将主要分析蒙元统治阶层本身的汉化倾向及其阶段，因为这往往就可以作为整个社会文化发生变动的标志，可以用以说明汉化的过程，而这也正是非汉族文人大量涌现的重要文化背景。

作为少数民族而入主中原，蒙古人尤其蒙古贵族是当然的主要上层统治者，但要统治如此广阔的疆域，不可能不依靠其他民族的协助，在蒙古势力进入中原之初，尤其是忽必烈掌管漠南汉地直至即大汗位后，对于汉族人是相当重视的，他一方面注意吸收和利用汉人地方武装势力，一方面重用刘秉忠等汉族谋士，如中统元年（1260）至中统四年期间，右丞相、左丞相、平章政事、右丞、左丞及参知政事六级十七名宰相人选中，仅汉人即有八名；其任命的十路正副宣抚使除四名回回人和女真、畏兀儿人以外，百分之八十都是汉族儒生；而据王恽《秋涧集·中堂事记》统计，中枢百馀名僚佐中，九成以上都是汉人。且中统建元本身，就标志着蒙元政权正向中原传统王朝看齐。尽管如此，蒙元统治者在采用“汉法”的同时，并没有完全抛弃蒙古旧制，当时郝经所上的《立政议》中云：“以国朝之成法，援唐宋之故典，参辽金之遗制，设官分职，立政安民，成一代王法。”^[27]所谓“国朝成法”仍然占据了极为重要的地位。而且“附会汉法”也遭到蒙古贵族的反对，中统建元后，西北藩王遣使责问：“本朝旧俗与汉法异，今留汉地，建都邑城郭，仪文制度，遵用汉法，其故何如？”^[28]但不久山东李璮之变发生后，忽必烈发现自己非常信任的中书平章王文统（李璮之岳父），与李有交通谋变之迹，立即将其处死，并进一步追查推荐过王文统的张易、商挺、赵良弼、刘秉忠等汉人，将他们大都清除出中枢。这次事件使蒙元统治者加深了对汉人的疑惧心理，至元二年（1265），忽必烈正式规定：“以蒙古人充各路达鲁花赤，汉人充总管，回回人充同知，永为定制。”^[29]这就和金代的用人政策明显不同，此后汉人能进入最高中枢机构的就相对少得多了。不过从至元后期开始，随着阿合马、桑哥等理财之臣相继垮台，汉族人在政治上的地位又有所提升。而且在地方和基层，汉族官员仍然是政权的主要构成部分，蒙汉联合政权的基本性质并未改变。

元代统治者对汉族士人与汉族本土文化态度的衍变，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外来文化汉化的过程。蒙古在灭金的过程中就已经不断吸收和利用北方汉族的地方势力，严实、史天泽、张柔等汉人地方武装，在灭金和平宋的战争中都立下了显赫的战功，若无他们的支持，统一天下是非常困难的。忽必烈在即位前主管漠南汉地军国庶事之时，就注意网罗汉族士人为其所用，并且“好访问前代帝王事迹，闻唐文皇为秦王时，广延文学四方之士讲论治道，终致太平，喜而慕焉”^[30]。海云禅师、刘秉忠、张文谦、张德辉、李治、王鹗、赵璧等一批汉族知识分子都应聘前往，郝经、许衡、王文统等也应召而来。他们把历代王朝的统治经验灌输给忽必烈，在吏治、用兵、理财、屯田以至夺取汗位、立国规模等事务上，得其力为多。忽必烈对他们也十分信任，以至他们发出“今日能用士，而能行中国之道，则中国之主也”^[31]的感叹。《元史》卷一六三《张德辉传》载：“德辉与元裕北觐，请世祖为儒教大宗师，世祖悦而受之。因启：‘累朝有旨蠲儒户兵赋，乞令有司遵行。’从之。”不仅如此，他还要求其他蒙古人随而仿效，其子真金太子“少从姚枢、窦默受《孝经》”^[32]；后又从汉人名儒王恂学，立为太子后，在宫师府中聚集了王恂、白栋、李谦、何玮、徐琰、杨仁风、马绍等一批汉人儒臣。后来当中书左丞的阔阔，忽必烈命其拜王鹗为师，学习治道^[33]。这是元朝统治者接受汉族传统文化的第一个阶段。

第二个阶段是元仁宗、英宗时期，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居大都时，即与兄海山同拜通贯经史、善论古今治乱的汉族名儒李孟为师。即位后，又重用李谦、萧葧、王思廉、程钜夫等汉族儒臣。在政策上采取兴国子监、开科举，纂修《风宪宏纲》（即《大元通制》的前身）等一系列措施。仁宗子英宗硕德八剌生于怀州旧府，习惯于汉族士大夫式的生活，又受其父直接影响，即位后，任用开国元勋木华黎之后拜住为左丞相，而拜住在当时既在蒙古贵族中地位很高，同时与儒臣又交往甚密，“每退食必延儒士咨访古今礼乐刑政、治乱得失，尽日不倦”^[34]。

第三个阶段是元文宗、元顺帝时期。元文宗图帖睦尔和元顺帝妥懽帖睦尔是元代皇帝中汉族传统文化修养较高的两位，文宗在位期间，立奎章学士院，修《经世大典》，文治方面有所建树。他甚至还懂得一点诗文，叶子奇《草木子》卷四上《谈薮编》载：

梁王登宝位时，自建康之京都途中，尝作一诗云：“穿了氁衫便著鞭，一钩残月柳梢边。二三点露滴如雨，六七个星犹在天。犬吠竹篱人过语，鸡鸣茅店客惊眠。须臾捧出扶桑日，七十二峰都在前。”^[35]

又其《望九华》诗云：“昔年曾见九华图，为问江南有也无。今日五溪桥上见，画师犹自欠工夫。”^[36]黄溍《黄文献集》记载至顺二年（1331），文宗制《奎章阁记》成，并于“万几之暇，亲洒宸翰”，书刻禁中。而元顺帝时名相脱脱曾拜浦江吴直方为师，并云愿“日记古人嘉言善行，服之终身”^[37]。顺帝本人也有诗数首流传，其《赠吴王》云：

金陵使者过江来，漠漠风烟一道开。王气有时还自息，皇恩无处不周回。莫言率土皆王化，且喜江南有俊才。归去丁宁频属付，春风先到凤皇台。^[38]

《草木子》卷四上《谈薮编》亦载元顺帝有佳句云：“鸟啼红树里，人在翠微中。”以为“深得诗趣”^[39]。并记顺帝之子爱猷识理达腊之新月诗云：“昨夜严陵失钓钩，何人移上碧云头。虽然未得团圆相，也有清光遍九州。”认为“真储君之诗也”。这些诗句或许有汉族文人润色的成分，但在元朝皇帝中应该说是极为难得的了。

从上述元代统治者吸收汉族传统文化的三个阶段来看，呈现出由实用逐渐向欣赏转化的趋势。元代初期，忽必烈重用汉人的真正原因，在于扩充军事实力和学习统治经验，他对于汉族传统文化本身并不甚究心，他注重的是汉人为其所用的军队，以及汉人提供给他的谋略，他最亲信的谋士刘秉忠，曾为隐士，又曾为僧，“于书无所不读，尤邃于《易》及邵氏《经世书》，至于天文、地理、律历、三式六壬遁甲之属，无不精通。论天下事如指诸掌”^[40]，这种身份似乎更像是一名术士，而非儒者。从心理上来说，忽必烈变用汉法也是一项迫不得已的措施，假如能够以蒙古之法治理汉地而不至无法维持，他未必愿意冒着与蒙古诸王分裂的风险而强行采用汉法。因此，忽必烈统治地位稳固后，对于汉人的信任便打了很大折扣，原因或许即在于此。至第二阶段仁宗、英宗时期，与前一阶段有所不同，他们更注重吸收前代的统治之道，“术”的成分少了，“道”的成分略多了一些。仁宗朝开始注重汉族文化中一些与治道有关的典籍，如仁宗曾命王约等翻译真德秀《大学衍义》，并谓：“治天下，此一书足矣。”^[41]仁宗一朝，先后由官方翻译或节译，刊行了《贞观政要》、《资治通鉴》、《春秋纂例》（唐陆淳撰）、《列女传》、《图象孝经》等汉文典籍，并追封周敦颐等前代名儒。这说明，到元代中期，蒙元统治者对于汉族传统文化有了更多的接受。但是，仁宗本人未必真的信奉儒家，他对于佛教照样也很感兴趣，《元史》卷二六《仁宗纪》云其“通达儒术，妙悟释典，尝曰：明心见性，佛教为深，修身治国，儒道为切。又曰：儒者可尚，以能维持三纲五常之道也”。可见仍然是为了维持统治的稳固而崇儒的，统治者需要儒术来维持“三纲五常之道”。而且所翻译的也都是与治道密切相关的一些典籍，实用的特征依然很鲜明。到第三个阶段，可谓是汉化程度最高的一个阶段，从前引材料中也可以看出，作为蒙古贵族首领的元代皇帝尚能吟诗作赋，则在一般民间，蒙古、色目人的汉化更是不可避免的了。当然，元顺帝晚年崇奉喇嘛教秘密佛法的事实，也说明蒙古统治者很难最终汉化为纯粹的汉族文化认同者。但在总体上，这种对于汉族文化的认同与欣赏是民族融合与文化融合的必然结果，也是元代后期社会文化心理上的显著特征，它促成了元代文化整合的大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