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文化心理及习俗的汉化

在文化心理和生活习俗上，女真人汉化的速度是惊人的。早在金太祖阿骨打建国之初，即改汉姓曰“王”，名“旻”，同时采用汉族传统的家族排行，太祖诸弟名讳皆从“日”，如晟、昌、杲、昱、昂等，太祖子侄辈皆以“宗”字排行，宗翰、宗弼、宗望、宗幹、宗雄、宗盘等，孙辈则名从“亠”，如亶、亮、雍等。出使至金的宋使臣洪皓所作《松漠记闻》卷上云：

自兴兵以后，渐染华风，酋长生朝，皆自择佳辰，粘罕以正旦，悟室以元夕，乌拽马以上巳。其它如重午、七夕、重九、中秋、中下元、四月八日皆然。亦有用十一月旦者，谓之周正。

这实际上不仅仅是“渐染华风”的结果，而是表明了女真统治者渴望向更高的文明学习和仿效的热情。金熙宗时期推行的全面汉化政策使得这种趋势加速发展，熙宗本人在心理和习俗上就与女真传统拉开了距离，他“自童稚时，金人已寇中原，得燕人韩昉及中国儒士教之。其亶之学也，虽不能明经博古，而稍解赋诗翰，雅歌儒服，烹茶焚香，弈棋战象，徒失女真之本态耳。由是则与旧大功臣君臣之道殊不相合，渠视旧大功臣则曰：‘无知夷狄也。’旧大功臣视渠则曰：‘宛然一汉家少年子也。’既如是，欲上下同心，不亦难乎”^[23]。尽管存在着这样一些不同的意见，但熙宗仍然坚定地把女真政权逐渐转化成了一个中原王朝。

从语言方面来看，女真大字在太祖时即已颁行，熙宗时又颁布了女真小字，尽管这是官方文字，但契丹字与汉语仍在通行^[24]，而且实际上汉语甚至远远比女真字通行。金朝与宋、西夏、高丽的来往文书，一直都是使用汉字的。作为两个外交上勉强对等的国家，金朝的国史馆等机构中，汉语是基本的工具，而南宋似乎连负责翻译女真文字的部门都没有设立。语言的同化是最本质的同化，这说明了女真族全面汉化的程度。

在服饰方面，女真人征服中原之初，曾试图强迫汉人采用女真的服饰和发型，尽管屡次降诏强调，但实际上完全没有被遵守，在进一步提倡全面汉化的海陵王时期，即正式废除了此项政策。不仅如此，可能是因为女真族人分散遍及全国各地，他们的民族特点正在逐步消失之中，一般女真人说汉语，穿戴汉人的服饰，在行为举止上也完全与汉族人无异。作为可能是金代最具有民族感情的一位皇帝，金世宗在位期间，做出了不少努力，试图恢复女真传统，包括强调“女真人不得改为汉姓及学南人装束”^[25]，皇室中人也必须恢复女真原名，宫廷中只许讲女真语等。金章宗时还在言语习惯上“禁称本朝人及本朝言语为‘蕃’，违者杖之”^[26]。但这些举措正从反面说明了当时女真族人汉化程度之深，以至于不得不由官方加以限制，这种限制措施所能起到的作用其实仍然是非常有限的。

金代的皇帝中，海陵王完颜亮、世宗完颜雍、章宗完颜璟都有汉文作品流传，其中完颜亮、完颜璟的诗词都允称作手，成就的确不低。其他宗室如章宗之弟密国公完颜，更是金代女真贵族中最负盛名的诗词作家。皇室中人尚且如此热衷于汉族文化，则一般女真人的汉化更是不可逆转的潮流，在这个潮流中就出现了大批非汉族的少数民族文人，正是他们的创作，构成了金代词坛中的一道异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