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人材选拔制度的汉化

金朝自太祖立国，虽以武兴，但一代文治，烂然可观，王恽《秋涧集》卷五八《浑源刘氏世德碑铭》云：

金源氏倔起海东，当天会间，方域甫定，即设科取士，急于得贤。故文风振而人材辈出，治具张而纪纲不紊。有国虽馀百年，典章文物，至比隆唐宋之盛。

太祖在南北征战的过程中，就已经认识到文士的重要性，天辅二年（1118）九月，他就曾下诏曰：“国书诏令，宜选善属文者为之。其令所在访求博学雄才之士，敦遣赴阙。”^[14]在亡辽灭宋的过程中，又通过种种手段收罗大量的汉人文士。金朝的人材选拔制度主要可分为两类，一是以荫袭和军功入仕，一是由唐、宋沿袭下来的科举制度。前者是作为一个少数民族政权为保护本民族特权而采用的手段，而后者则是汉化的典型体现，而且事实上，科举考试对金朝人材之盛有着重要的决定性意义。

早在金太宗天会元年（1123）十一月，金朝就举行了第一次科举考试，在刚刚灭辽之后，“时以急欲得汉士以抚辑新附，初无定数，亦无定期，故二年二月、八月凡再行焉。”这说明金国推行科举的直接动因，就是通过网罗汉族文士以更方便地治理汉地。正如太宗天会五年的诏书中所云：“河北、河东郡县职员多阙，宜开贡举取士，以安新民。”^[15]因此，金朝统治者几乎是不顾一切地通过科第笼络人材，不惜采取威逼利诱等强制性手段逼迫汉人应试，如天会四年（1126），“斡离不既破真定，拘籍境内进士试安国寺，（褚）承亮名亦在籍中，匿而不出。军中知其才，严令押赴，与诸生对策。策问‘上皇无道，少帝失信’。举人承风旨，极口诋毁。承亮诣主文刘侍中曰：‘君父之罪，岂臣子所得言耶。’长揖而出。刘为之动容。馀悉放第，凡七十二人，遂号七十二贤榜”^[16]。又如天会六年（1128）燕山榜，“传檄诸州搜索，又免蠲其科役以诱之”，“时有士人不愿赴省，州县必根刷遣之”^[17]。

从当时科举所考的科目来看，亦一仍唐宋之旧，“凡词赋进士，试赋、诗、策论各一道。经义进士，试所治一经义、策论各一道”，所考的内容也“命以五经、三史正文内出题”^[18]。可见不论是科举的形式还是内容，大体都是唐、宋、辽旧制的沿用。正如王恽《秋涧集》卷四九《大元故蒙轩先生田公墓志铭》中所云：“金源氏踵唐宋旧制，以举业取士，号称文武正科。大定、明昌间，人材辈出，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

金太宗天会五年（1127），“以辽、宋之制不同，诏南北各因其素所习之业取士，号为南北选。”^[19]北方侧重于词赋，南方偏重于经义，但至熙宗天眷元年（1138）时，便施行了南北选各以经义词赋两科取士的制度，海陵王时更并南北选为一。金世宗大定十一年（1171），创立了女真进士科，初但试策，后增试论，称之策论进士，这标志着女真族人不仅可以通过荫袭和军功入仕，科举亦成为他们进入仕途的方式之一了，这对于后来元代的科举制度有一定的影响。

根据金章宗明昌四年（1198）的统计数字，“见在官万一千四百九十九，内女直四千七百五员，汉人六千七百九十四员”^[20]，女真族官员与汉族官员的比例为四比六，这从一个重要的方面，充分说明了金代政权的民族联合性质。从整个金代官员入仕的情况来看，虽然存在女真族与汉族文人的区别，一些最高层的职位和具有实权的职位，往往由女真人掌握，但通过科举考试，汉族文人可以有一条迈入官僚集团的途径，这和元代的情况就很不相同了。而且在一般官员的选任上，金代统治者也并不是过于注重对汉人的防范，金熙宗皇统八年（1148）十一月，“左丞相宗贤、左丞禀等言，州郡长吏当并用本国人。上曰：‘四海之内，皆朕臣子，若分别待之，岂能致一。谚不云乎：疑人勿使，使人勿疑。自今本国及诸色人，量才通用之。’”^[21]实际上金代的汉族高级官员一般都是通过科第取官的。科举制度的采纳和施行为金朝文治的兴盛奠定了重要基础。《金史》卷五一《选举志》将辽、金两朝实行科举制度的效果作了一个对比：

辽起唐季，颇用唐进士法取人，然仕于其国者，考其致身之所自，进士才十之二三耳。金承辽后，凡事欲轶辽世，故进士科目兼采唐、宋之法而增损之。其及第出身，视前代特重，而法亦密焉。若夫以策论进士取其国人，而用女直文字以为程文，斯盖就其所长以收其用，又欲行其国字，使人通习而不废耳。终金之代，科目得人为盛。诸宫护卫、及省台部译史、令史、通事，仕进皆列于正班，斯则唐、宋以来之所无者，岂非因时制宜，而以汉法为依据者乎？

总之，“在金朝，科举制度在人才选拔上所起的重大作用，是另外两个非汉族建立的王朝辽与元所无法比拟的”^[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