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政治体系的汉化

早期的女真政治制度有着非常强烈的部落时代色彩，“无大君长，亦无国名，散居山谷间，自推豪侠为酋长，小者千户，大者数千”^[5]。甚至直到太宗时期，仍是如此，《三朝北盟会编》卷一六六引张汇《金虏节要》云：

初，女真之域，尚无城郭，星散而居。虏主完颜晟尝浴于河，牧于野，其为君草创斯可见矣。盖女真初起，阿骨打之徒为君也，粘罕之徒为臣也，虽有君臣之称，而无尊卑之别，乐则同享，财则同用，至于舍屋、车马、衣服、饮食之类，俱无异焉。虏主所独享，惟一殿，名曰乾元殿，此殿之馀，于所居四外栽柳行，以作禁围而已。其殿也，绕壁尽置大炕，平居无事则锁之，或开之，则与臣下杂坐于炕，伪妃后躬侍饮食。或虏主复来臣下之家，君臣宴然之际，携手握臂，咬颈扭耳，至于同歌共舞，莫分尊卑。其无间故，譬诸禽兽，情通心一，各无觊觎之意焉。

然而，这类从原始氏族社会遗留下来的平等主义痕迹，当女真族政权与辽、宋开始接触并展开扩张时就在逐渐消失了。在汉化了的渤海人、原辽国秘书郎杨朴的建议下，阿骨打正式称帝，建元收国，这是女真族政权通过汉化的方式，向中原传统的汉族政权看齐的一个重要标志。天辅三年（1119），同样是在杨朴的建议下，“定朝仪，建典章，上下尊卑粗有定序”^[6]。祭拜天地、献享太庙等典型的汉族政权的举措，也从天辅五年开始施行了。太祖时期创建了金国最初的官制——勃极烈制，在这种制度的后期阶段，即使在名称上都可以明显见出汉族的影响。阿骨打还在女真原有的部族划分的基础上，建立了猛安谋克制，它既可看作是一种军事组织，又是一种社会制度，成为金国对所归附人口实行控制的最重要的军事和政治手段。金太宗即位之后，“虽承太祖无变旧风之训，亦稍用辽、宋法”^[7]。其直接表现即是开始采用了汉官制度，《金史》卷七八《韩企先传》载：“斜也、宗幹当国，劝太宗改女直旧制，用汉官制度。天会四年，始定官制，立尚书省以下诸司府寺。”在此汉化的过程中，最具有决定性的是金熙宗时期。作为幼习华风、汉化极深的一位女真君主，熙宗有着明确的“太平之世，当尚文物，自古致治，皆由是也”^[8]的文治思想，即位之后，便大力推行汉化政策。在官制方面，他废除了女真原来的勃极烈制，全面采用汉官制度，主要参用辽、宋官制，兼用唐制，在中央朝廷设尚书、中书、门下三省，在地方，除行台尚书省之外，常设路、府、州、县四级地方政府，“颁新官制及换官格，除拜内外官，始定勋封食邑入衔，而后其制定，然大率皆循辽、宋之旧”^[9]。在民族管理方面，熙宗废除了辽东汉人和渤海人猛克谋安承袭制度，将其大批南迁，计口授田，成为定耕农民。在皇位的传递方面，正式改变了以往兄终弟及的方式，皇统二年（1142），将皇子济安立为太子，这是政治体系汉化的标志之一，被视作是“正名位，定制度”^[10]的重要举措。在法律制度方面，熙宗朝时，在兼采隋、唐、宋、辽各朝律例的基础上，将现存法规编纂整理成《皇统制》，尽管还不够完备，但它毕竟是金代第一部统一的法典。在文化制度方面，熙宗提倡尊孔，他于天眷三年（1140）“十一月癸丑，以孔子四十九代孙璠袭封衍圣公”，次年二月，又“亲祭孔子庙，北面再拜。退谓侍臣曰：‘朕幼年游佚，不知志学，岁月逾迈，深以为悔。孔子虽无位，其道可尊，使万世景仰。大凡为善，不可不勉。’自是颇读《尚书》、《论语》及《五代》、《辽史》诸书，或以夜继焉”^[11]。这一系列整体性的汉化政策，将女真政权彻底改造成为了一个与传统汉族政权并无太大区别的中原王朝，而与最初带有半蛮荒性同时也更简朴的女真制度就大相径庭了：“僭位以来，左右诸儒日进谄谀，教以宫室之状、服御之美、妃嫔之盛、燕乐之侈、乘舆之贵、禁卫之严、礼义之尊、府库之限，以尽中国为君之道。今亶出则清道警跸，入则端居九重，旧大功臣非惟道不相合，仍非时莫得见，瞻望墀阶，迥分霄壤矣。”^[12]在汉人“诸儒”的影响下，熙宗与“旧大功臣”在汉化问题上的分歧越来越明显，他后来的被刺杀，这当也是其中原因之一。然而汉化的趋势已是不可逆转了，海陵王时期，在熙宗汉化的基础上走得更远，尽管随后的金世宗极力试图维护传统的女真习俗，但在基本的政治体系上，仍是沿用熙宗、海陵两朝所确立的制度，并且“终金之世，守而不敢变焉”^[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