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金代整体性的汉化趋势

金元两朝的统治者一为女真族，一为蒙古族，而且金朝时便有女真、北人、南人的区分，北人指原先归附于辽朝的汉族人，南人则包括居住于河南和山东的原北宋的臣民。而元朝所推行的蒙古、色目、汉人、南人的四等划分，则更明显地带有民族歧视性。但是，从其根本性质上来看，金元政权都依然是民族联合政权，是由少数民族与汉族联合施行统治与治理的，不论在中国社会的基层，还是在中央朝廷内部，都是如此。事实上当时中国的民间社会结构，并没有因为外族的入侵而发生太大的变化。在文化上，各种异属文化在进入中原，与汉族本土文化发生对立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发生交流和同化。金元时期，女真族、蒙古族和西域各类色目人大量进入中原地区，与汉族人杂居共处，在生活方式、风俗习惯上都受到汉族传统的影响；而徙居蒙古、河西、云南、东北等地的汉族人，带去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同时少数民族的许多技术也传入内地，如蒙古族的毯罽术、畏兀儿族的丝织术、酿酒术等等。不过在不同文化之间交流与整合的过程中，文化较低的民族总是被文明程度较高的民族所同化，因此金元两代少数民族的汉化无疑是主导因素，这是金元文化中最为引人注目的现象之一。“契丹人、女真人、蒙古人，他们相继采用了不同的政权形式，也程度不同地接受了汉族的文明”^[4]。文化的交流与转化所发生的范围极其广阔，所包含的内容非常丰富，所牵涉的方面也十分复杂。但是金元时期汉化的共同特色是自上而下，所谓上有好之，下必行之，金元少数民族统治阶层本身的汉化趋势及其阶段，往往就可以作为整个社会文化格局发生变动的标志，可以用以说明汉化的过程，而这正是非汉族文人大量涌现的重要文化背景。

在中国历史上，女真族所建立的金朝是汉化最为迅速彻底的少数民族政权之一，这方面大概只有女真的后裔满族人可与之比拟。女真族自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仅用了短短的十馀年时间便吞辽灭宋，在中原地区建立起稳定的统治。这个王朝实际上与中国的传统王朝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女真统治者也的确是以正统自居的，其稳定性在很大程度上来缘于它的迅速而积极的汉化，这种汉化决不仅仅是局部的，而是一种整体性的汉化。概括来说，它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