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元词的文化环境及历史定位

蒙元政权以异族而入主中原，并以战争的手段统一了天下，在政治上消灭了南方的汉族政权和北方汉化了的女真政权，然而汉文化并未中断，陈垣在《元西域人华化考》中论元代文化云：

儒学、文学，均盛极一时。而论世者轻之，则以元享国不及百年，明人蔽于战胜余威，辄视如无物，加以种族之见，横亘胸中，有时杂以嘲戏。

在近数十年以来的历史研究和文化研究中，对于元代文化的偏见仍然比较深，而文学研究也只集中在杂剧、散曲这些主流形式上，对于传统的文学形式在元代的新发展注意得很不够，其中又以元词为甚。

元代文化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个重要的和不可逾越的阶段，虽然出现了异域文化的因素，元代文人地位和前代相比也有所降低，但作为文人自身来说，未尝一日不读书，汉文化的主导地位并未动摇。异域文化与汉文化的交融以及汉文化的主体地位，这是元代文化的基本性质，也是中国文化的发展在元代所出现的新变化。讨论元词的历史地位离不开这个文化环境的影响。

就汉文化本身而言，传统汉文化在元代不仅没有中断，反而处于继续延伸的状态中，在文学上的表现即如元诗、元文和元词。而在新机遇下，还出现了新的创造，这突出地表现在戏曲的繁荣方面，传统形式的缺乏新创与新兴形式的灵动活跃构成了明显的对照。但延伸并不是完全没有价值的，它也并不意味着完全在前人的馀荫下讨生活，从其内部来看，也存在着传统与新因素的撞击，正是这种撞击迸发出了缕缕绚烂的奇光异彩，为元代文化增色不少。

就蒙古、色目等异域文化的角度而言，由于元代创立了一个历史上空前规模的大帝国，版图宏大，疆域广阔，包括了当时东亚、中亚甚至欧洲的许多民族在内，因此也出现了空前规模的民族融合与文化的交流。这些异域文化一方面保持着自己的文化特色，并以之影响汉文化；而另一方面又不可避免地被文明程度更高的汉文化所同化，在这种趋势中，涌现了大量汉化的非汉族文人，他们虽是异族血统，但往往已在中原生活了很长时间，所受的教育、所接触的人物大多都是汉族文人，汉语言文字成为他们表情达意的主要工具，成为他们进行文学创造活动的手段。这也就是元代特殊的文化结构在文学领域内的反映。

元代文化的上述基本特征，在元代的各种文化表现形式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呈现，元词的发展与这个文化结构的发展也是相应的。

元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异族入主中原并真正实现了天下一统的朝代，但朝代的划分并不能割裂文化的一贯性。宋代辉煌的文化成就在元代必然还会有延续，就词而言，元初的遗民词人尤其是南宋遗民词人十分关键，他们是前代流风馀韵在元代得以延续的具体体现和传承的载体。

遗民词人在词脉延续过程中所起的作用，首先就表现在他们入元之后的创作构成并代表了元初词坛的最高成就。这些词人并没有随着故国的沦亡而停滞词的创作，反而由于新的历史背景和生存环境，激发了他们的创作欲望，写出了大量的成就甚高、往往可以代表其创作水准的词作。

其次更重要的是，他们还通过种种方式影响着元代随后的一批词人，这些方式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第一是结社酬唱。遗民是一种特殊类型的社会身份，共同的身份与心态使他们常常往来频繁，在生活上互相接济，在气节上更是互相砥砺，再加上南宋江湖诗派及词坛风气的影响^[10]，结社酬唱遂成为他们交往的重要方式。如著名的《乐府补题》唱和之举，在当时及后世都扩大了遗民创作的影响。第二是特定词集的编刻。北方有元好问的《中州乐府》，南方有周密的《绝妙好词》，前者是金代词人及作品赖以传世的重要选本，有存亡辑佚之功。后者选录的则是南宋绍兴至德祐间的词人，在后世被誉为是宋人选本朝词中最精粹的一部^[11]。这两部由宋金遗民编选的词集标志着他们在入元后对前朝一代之词的总结，一南一北，交相辉映。另外一种情况则是如《凤林书院草堂诗馀》和《乐府补题》这类可称之为专题性的词集，前者基本上是以南方遗民词人为主的元初遗民词人的选集，即所谓“虽录于元代，犹是南宋遗民”^[12]。后者则如前述是南宋遗民词人有特定意义之专题唱和的结集。这些词集在元初的编刻对元词的发展都产生了不小的影响。第三是通过广泛的交游与收授门生弟子来影响随后的词人。如元初北方词人多出元好问门下，而南方则以张炎、仇远诸人影响较大。不过反过来说，遗民词人为元词所确立的这个开局，也并非全是积极的因素。朝代更替之际的遗民们把词作为前代文化的象征和遗产之一倾力维护，反之，在新兴作家群中响应者便少了，北方词人承金，南方词人承宋，而遗民因素的比例愈高，对元词的影响愈大，则元词作为新时代文学代表的资格便愈小，这不妨也可以看作是元词所造就的历史高度不如元曲的原因之一。

但这种延续并非也不可能是对前朝衣钵的全盘承袭，它有其自身的特征，就元词的实际发展来看，主要表现在时间性、地域性和选择性三个方面。

首先，并非元代近百年的全部创作都是属于前代词的延续，这种延续有着很强的时间性。宋金遗民词人所起的作用越重要，也就意味着延续的时间性越强。时间在推移，环境在变化，遗民们在逐渐凋谢，而且，遗民作为一种社会身份，它不具备继承性，父兄为遗民，子弟却不妨出仕；师为遗民，也不妨碍门生为新朝显贵，两者互不相碍。如文天祥仗义死节，其兄文天祯遂不仕元^[13]。而其弟文璧，中开庆元年（1259）进士第，宋末知惠州，入元之后北觐，授惠州路总管，终广西宣慰使^[14]。一门兄弟三人，出处各不相同。又如仇远是不仕的遗民，其弟子张翥却官至翰林承旨。因此，与遗民身份密切相关的词脉传承过程，随着一代遗民群体的相继消失，他们所承袭下来的流风馀韵也在逐渐减褪。

其次，这种延续也存在着地域性的差异。正如前引赵文《青山集》卷二《吴山房乐府序》中所说的：“江南言词者宗美成，中州言词者宗元遗山，词之优劣未暇论，而风气之异，遂为南北强弱之占，可感已。”这说明到元初，词在北方的延续与在南方的延续还是有所不同的。北方由于金遗民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金代的词风与词学观念，而南方则由于南宋遗民的影响，主要延续了南宋的风范。北方的金代遗民词人在群体阵容上较小，其延续的时间也较短，而南宋遗民词人这个创作群体更为庞大，它在南方延续的时间相对也就更长，对整个元代词坛的影响也更深远。同时由于金国在南宋之前四十馀年即已灭亡，北方金遗民活动的时间也比南宋遗民要早，因此地域差异也体现在时间上的前后交错。此外南北遗民的普遍心态、各自所关注的问题也有所不同。这些都对元词的面貌产生了影响。当然，地域性的差异并不意味着地域性的隔绝，白朴《垂杨》词序云：“中统建元，寿春榷场中，得南方词编。”元世祖中统元年（1260）即南宋理宗景定元年，可见当时尽管在政治上，元、宋是对峙的，但在文化上南、北词风早已通过种种途径进行着交流。入元之后，本属北方词人的白朴晚岁曾在江南居住了近三十年^[15]，其后期词风明显体现出婉丽之态；而作为南宋遗民词人的张炎亦有过北上大都之举^[16]，他此时的词风在一定程度上，又流露出意境开阔、雅健雄浑的中原之气。这说明南北词风在体现地域差异的同时也体现出了交融性。

第三，这种延续也并非是照单全收，而是有选择的。作为元词本身来说，一部分是延续，一部分不是延续；而作为被延续的对象来说，同样也是一部分被延续，一部分未被承传。元代前期北方词人多受元好问影响，故苏、辛词风在北方一些词人的作品中时有流露，例如况周颐谓耶律楚材《鹧鸪天》词歇拍二句“庶几全苏之清、辛之健而一之”^[17]，朱彝尊谓白朴词“源出苏、辛”^[18]，杨慎称姚燧词“不减东坡、稼轩也”^[19]。实则皆是通过元好问所承袭的金词风范，由东坡体、吴蔡体至稼轩体，以至元初的北方词风之间，有着十分密切的血缘关系。而南方词人则多延续了南宋姜夔一派风气，张炎推尊姜夔，提倡格律，追蹈清空骚雅的格调，形成词史上的所谓姜张词派。而张炎的这种主张又深刻影响了自元初南宋遗民直至中后期的大批词人，前已引之朱彝尊《黑蝶斋诗馀序》谓：

词莫善于姜夔，宗之者张辑、卢祖皋、史达祖、吴文英、蒋捷、王沂孙、张炎、周密、陈允平、张翥、杨基，皆具夔之一体。

其中自蒋捷以下，多为南宋遗民，张翥虽为晋宁襄陵（今山西襄汾）人，但其出生地在江西，后寓居杭州时又从仇远游，为仇远弟子。杨基，其先为嘉州（今四川乐山）人，然自其大父仕江左，即已家吴（今江苏苏州）^[20]。这都可以见出在江南地区，姜、张词风的深远影响。因此，所谓前代的流风遗泽也是相对集中的，正如四库馆臣所云：“盖白朴所宗者，多东坡、稼轩之变调，（张）翥所宗者犹白石、梦窗之馀音。”^[21]北方词人和南方词人在不同因素的影响下，选择了某一种风范作为主导。而且由于元代文化上的南风北渐和北向南移的大趋势，后者逐渐成为元代词坛上的主要风范。

同时这种选择并非是完全主动的，它与元代士人的群体心理颇有关系。由于制度层面的制约，和前代相比，元代文人尤其是传统意义上的文人士大夫地位趋于低下，人生道路之选择趋于狭隘。兼济天下是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传统文人的共同理想，但这个理想是否能实现，在很大程度上要受到现实制度层面的约束。现实制度重视文人的作用，则可以促进文人群体的政治热情和参与意识，反之则会限制文人作用的发挥。宋代文人往往让后人歆羡不已的原因，很主要的一点即是他们受到现实制度的极大重视，不仅在文化层面起到了很大的建构作用，在政治层面，不论是政策的制定、法令的推行，还是对于军事力量的控制，文人士大夫群体的影响力，都是其他群体所不可代替的。这种心态折射入词，对于宋词主体面貌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这是元代词人所无法比拟的。蒙元统治者最初不知道儒者的作用，俘虏到儒士文人，往往让他们去作苦役，后来随着汉化程度的提高，逐渐了解了儒士对于治国的作用。但终元一代，儒生不过与和尚、道士、答失蛮、也里可温等宗教人士一样，虽享有一定的优待，但在蒙元统治者心目中，都是告天祝寿、为其祈福之人。文人集团并非是治国的重要辅佐力量，其地位始终在僧道之下，以至于当时连“小夫贱隶，亦皆以儒为嗤诋”^[22]。谢枋得《叠山集》卷二《送方伯载归三山序》中云：

我大元制典，人有十等，一官二吏，先之者，贵之也；贵之者，谓有益于国也。七匠八娼九儒十丐，后之者，贱之也；贱之者，谓无益于国也。

郑思肖《心史·大义略叙》则云：

鞑法：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民、九儒、十丐，各有所统辖。

这些说法虽未必尽合元代的实际，但至少代表了社会上尤其是南宋文人心目中的普遍观念。这对于刚刚从两宋的辉煌时代走过来的文人来说，是一种十分巨大的心理刺激。因此，这些制度层面的因素对于文人心理特征的形成，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而其中颇为重要的又是科举铨选制度。

自隋唐以来，科举考试便是文人进入仕途最主要的途径。如唐代文职官员中即有三分之一左右是由科举出身的，两宋的比例当更高。而且由科举入仕，“位极人臣，常有十二三；登显列，十有六七”^[23]，地位非常优越。初唐以后，宰相几乎都是进士出身。宋代进士科也被看作“将相科”^[24]，“指日金马玉堂”^[25]，“十年可至辅相”^[26]。但到了元代，情况便大不相同。蒙古人刚刚进入中原时，由蒙古军政长官承制宣署或汉人世侯自行辟署了大量官员，金国的官员也有不少留任，因此在元朝开国之初，对于通过科举取士以补充官员不足的需要，并不像历史上其他新王朝那样紧迫。而元政府巨大的财政开支，又促使忽必烈任用阿合马、桑哥等理财之臣，这遭到许多儒臣的反对，加深了蒙古统治者与儒臣的隔阂。另外由吏入仕的制度也逐渐定型，吏业循资成为一条相当稳妥的进身之路，吏学成为风行之学，“民家子弟才及十四五岁，托吏投充”^[27]。再加上科举制本身的流弊，甚至使得人们痛呼“以学术误天下者，皆科举程文之士，儒亦无辞以自解矣”^[28]。因此元初许衡等理学家都强调兴办学校，作新人材，对科举也不感兴趣。由于这些因素，元朝前期科举长期停废，忽必烈、元成宗及元武宗时，虽一再讨论，但始终未能举行，直到元仁宗时，才决定恢复科举取士制度。皇庆二年（1313）下诏开科，自延祐二年（1315）首科至元末，共开九科，其间由于伯颜擅权，还曾停科两次。九科总计共取士一千二白馀人。这个数字只占相应时期文官总数的百分之四，与唐宋相比可谓微不足道。而且元代进士的地位和前途也远不及前代，元代进士入相者共仅九人，官至省部长官、侍郎、行省丞相及路总管者亦不过六七十人。此外大部分是“例不过七品官，浮湛常调，远者或二十年，近者犹十馀年，然后改官。其改官而历华要者，十不能四五，淹于常调不改官以没身者，十八九”^[29]。因此，通过科举考试以入仕，对元代大部分文人来说，并不是一条前途光明的道路，而通过充任小吏以入官，又为一般文人所不屑为。这样，元代文人进身之途便非常狭窄了，由此而形成了元代文人特别是中期以后的文人在以下数方面的心理特征。

元代文人中有许多是以布衣终其身者，这说明崇尚隐逸、高蹈肥遁是当时文人的一种普遍心理和人生态度。这种态度一方面来源于宋金遗民的影响。元代初期词人中，本来便多是金朝和南宋的遗民，他们在入元之后，往往抱持故国之思，不愿与新朝合作，即使迫于生计，勉强出仕，也只肯做书院山长、路州教授等儒官。而元代中后期词人又多为其门生弟子，因此这种心理倾向和人生选择，也就一直延续了下来。但更重要的是另一方面，元代的政治现实给文人提供的人生道路的选择实在是太少了。文人儒士要参与现实政治，首先必须有合适的途径使其能够进入政治圈中，这本应通过科举来实现，而元代的科举却并不是进入仕途的最重要的和最佳的途径。所谓“士无入仕之阶，或习刀笔以为吏胥，或执仆役以事官僚，或作技巧贩鬻以为工匠商贾”^[30]。整个文人阶层被剥夺了实现其传统人生价值的机会，失落了传统文人在政治格局中应有的中心位置，文人阶层整体性的边缘化处境，使得他们对现实逐渐失去希望，转而从山林隐逸中寻求心灵的安慰，在心理上获得与现实政治对抗的感觉，以此自解，亦相互砥砺。从这个角度来看，元词中普遍性的隐逸主题，实质上是反映了一种时代情绪，一种普遍性的文人精神状态。

所谓隐逸高蹈不仅仅是体现在人生态度的主动或被动选择上，更是一种精神层面的价值标准。因此，它也就不仅体现在不仕的隐者身上，也同样体现在已仕的文人心中。元代文人中有很多是迫于征召或生计而勉强出仕的，往往不久即归。元代文人弃官归隐者甚多，如：

滕宾曾，任翰林学士、江西儒学提举，后辞官为道士而归。

陆行直，由翰林典籍辞归。

贯云石，曾任翰林侍读学士，知制诰、同修国史，后辞官居江南，卖药钱塘市中。

苏大年，任翰林编修，期年即隐。

袁易，被召任徽州路石洞书院山长，不久复归隐。

萨都剌，由廉访司知事弃官归隐。

吴瓘，以父荫为晋陵县尉，后归隐不复仕。

在他们的心目中，入仕是一时的选择，出世则是最终的归宿，在价值取向上入而能出。另外，元代词人的作品中，即使是身居高位者，也极喜在词中抒发隐逸之情怀，如冯子振的《鹦鹉曲》四十首，一时唱和者颇多，所咏如“樵父”、“耕父”、“愚父”、“农父”等，皆典型地体现了文人的隐逸之志。也就是说，在实际的生活方式上，并非真的一定要绝尘避世，但在精神上，却能身在尘世而精神超脱，看破红尘而不弃人间。所以在一部分文人身上，这种情绪经过放大后，表现为避世而又玩世的心理状态。这在元代散曲中固然体现得更为明显，但在词中也同样有着充分的展现。

正因为元代文人只有或出仕而沉沦下僚、或隐遁而避世屏迹这两条道路可供选择，他们的精神境界就再也没有了唐代文人那种强烈的建功立业之志，也没有了宋代文人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的参与意识。他们在精神上与现实保持着较远的距离，心态上也趋于收敛而不外放。没有了“老子平生，江南江北，最爱临风曲”（黄庭坚）的豪逸之气，没有了“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柳永）的狂傲之气，缺乏“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苏轼）那种深沉的历史感，也缺乏“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晏殊）那种对人生的深刻领悟，更不用说辛、刘那样的雄放激烈的英概了，甚至连“拚今生，对花对酒，为伊泪落”（周邦彦）那种深厚真挚的情感、“琵琶弦上说相思”（晏幾道）那种温柔旖旎的才情也难得见到了。

柳永的那种风流才情，元人都发之于曲了；苏轼、辛弃疾那种阳刚之气，元人在本质上无此气魄；而周邦彦那种纯粹的雕章琢句，元人又无此心情。他们挑来挑去，终于发现姜夔那种野云孤飞、去留无迹的江湖清客的潇洒之气，那种孤芳自赏的傲气最适合他们的心境。在心态上也就表现出了强烈的收敛性，缺乏外拓的动力和气势，和当时整个元代帝国向外扩张和无征不服的现实状况，形成了耐人深思的反衬。

以上主要是从对前代词的延续的角度讨论了元词的历史地位。但同时正因为元代文化不仅有延续性，也有着新的生发性。由于异族文化与汉文化的交流，出现了大批的汉化词人，成为词坛上新的补充力量。而就词本身来说，这种生发性也体现在元末词的新发展上。

过去对于元代末年的词坛注意得也很不够，实际上如果打通时代来看，就会觉得元词与明词颇有点相似：向上有延续，向下有生发。明清之际的词实为明词的最亮点，而元末之词虽与元初无法相比，但应该说是胜过元代中期的。蒙元的统治既是政治上的统治，也是文化上的统治，但汉民族的反抗终有元一代，可谓不绝如缕，终于在元末酿成由南而北的大战乱，这与元代初年的政治环境，在某种程度上有着类似之处，在这种新的时代背景的刺激下，许多文人在他们的词中表达了强烈的悯乱忧时之意，从一个角度折射出了整个时代的氛围。同时，汉族文人在文化层面的反抗同样也是始终不断的，中下层的文人在长久的压抑之下，终于在元末的时局中找到了实现自我抱负的机会，他们待机而起，参与到了新政治群体中去，并最终成为推翻蒙元统治的重要力量。他们作于元末的词表达了其内心不平之鸣与压抑之感，展现了元末文人心理上的新形态。

因此，若将上述各方面的因素综合起来看待，本书以为元词的历史地位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首先，元词的发展进程及其主要形态，体现了元代文化的特殊性。它是南宋后期词的自然延伸，与宋词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它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前代词的流风遗韵，但又不仅仅是馀波，它还是宋词的新发展，宋词中的不少词派都在元代才得以成熟和完成。同时元词又向下延伸到了明初，影响了明代词坛。在总体上呈现出前后期高、中期低的马鞍状。而就词论词，又不失两端尚好，既有延续，又有生发，这就是元词发展的基本形态。

其次，元词并不仅仅是只有传统的面貌，它还有着许多奇光异彩，虽比不上唐宋时代那么辉煌灿烂，却也可谓光彩夺目。在随后数章中，本书将要展现非汉族词人、道教词以及不同文学形式之间的互动等所构成的种种异彩，它们同样对元词的历史定位有着决定性的意义。

另外，元代的词论在表现出深刻的理论性和体系性的同时，也表现出强烈的反思性和全局性，元代的词学已经达到了词学史上的成熟阶段。同时元人以其理论总结和自身创作完成了词史上的若干重要流派，对后世影响深远。

总之，对元代词坛绝不能用一“衰”字，简单化地加以概括，元词同样也是词史上一个不可跨越和代替的历史阶段，有其自身的特色，它并不仅仅是唐宋词的参照系，也是唐宋词的新发展。

【注释】

[1]刘毓盘《词史》第八章《论元人词至张翥而衰》，上海书店1985年版第162页。

[2]薛砺若《宋词通论》第一编《作家及其词集》，上海书店1985年版第2页。

[3]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40页。

[4]虞集《风入松》词。

[5]见明朱存理《珊瑚木难》卷五，《四库全书》本。

[6]朱彝尊《解佩令》词。

[7]张惠言《词选》评温庭筠《菩萨蛮》（小山重叠金明灭），《茗柯词选》本，江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5页。

[8]王若虚《滹南遗老集》卷三九《诗话》中，《四部丛刊初编》缩本。

[9]详见本书第九章《金元词论》。

[10]所谓“南宋有无谓之词以应社”，社集酬唱本来便是南宋词人的主要活动方式之一。

[11]厉鹗《绝妙好词笺序》云：“宋人选本朝词，如曾端伯《乐府雅词》、黄叔旸《花庵词选》，皆让其精粹，盖词家之准的也。”见《绝妙好词笺》，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4页。

[12]况周颐《蕙风词话》卷三，《词话丛编》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477页。

[13]参见陆心源《宋史翼》卷三四，《宋元学案补遗》卷八八。

[14]参见刘岳申《申斋集》卷一〇《广西宣慰使文公墓志铭》，《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5]参见郑骞《景午丛编·白仁甫年谱》，台北：中华书局1972年版下编第90至146页。

[16]参见杨海明《张炎词研究》第二章《张炎的生平事迹》，齐鲁书社1989年版。

[17]况周颐《蕙风词话》卷三，《词话丛编》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469页。

[18]见王鹏运辑《四印斋所刻词》本白朴《天籁集》后朱氏跋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影印本。

[19]杨慎《词品》卷五，《词话丛编》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22页。

[20]参见《明史》卷二八五《杨基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7328页。

[21]《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九九《蜕岩词》提要，中华书局1965年影印本。

[22]余阙《青阳集》卷二《贡泰父文集序》，《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3]王定保《唐摭言》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4页。

[24]王恽《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八六《论明经保举等科目状》，《四部丛刊初编》缩本。

[25]王义山《稼村类稿》卷六《周均焱四书衍义序》，《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6]刘将孙《养吾斋集》卷二六《题陈文二相翰墨》，《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7]《元典章》卷一二《吏部》六《试补司吏》，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8年影印本。

[28]谢枋得《叠山集》卷六《程汉翁诗序》，《四部丛刊初编》缩本。

[29]苏伯衡《苏平仲集》卷六《送楼用章赴国学序》，《四部丛刊初编》缩本。

[30]《元史》卷八一《选举志一》，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20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