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宋代不少词派在元代都有其延续与馀波

清代两大词派，浙西词派主姜、张，而实承张炎；常州词派则推崇王沂孙，从他们论词的着眼点来看，其源皆本于宋，而实昌于元。同时不仅是这两个词派，其他词派的传统在元代也都有不同程度的延伸和发展。

南宋遗民赵文曾经对南宋崇尚周邦彦词风提出过批评，其《青山集》卷二《吴山房乐府序》谓：

江南言词者宗美成，中州言词者宗元遗山，词之优劣未暇论，而风气之异，遂为南北强弱之占，可感已。

但这实际上是对南宋士风的批评。就周词本身而言，在元代并不是没有承继者。如刘辰翁词中虽有不少是胎息苏、辛的，但他在入元之后，几乎每年都有送春词，往往以春去不归，暗喻南宋之覆亡而不能再振，词风则又出入于周、姜之间。如其《兰陵王·丙子送春》词：

送春去。春去人间无路。秋千外、芳草连天，谁遣风沙暗南浦。依依甚意绪。漫忆海门飞絮。乱鸦过，斗转城荒，不见来时试灯处。　　春去。最谁苦。但箭雁沈边，梁燕无主。杜鹃声里长门暮。想玉树凋土，泪盘如露。咸阳送客屡回顾。斜日未能度。　　春去。尚来否。正江令恨别，庾信愁赋。苏堤尽日风和雨。叹神游故国，花记前度。人生流落，顾孺子，共夜语。

丙子为南宋国破之年（1276），此年正月，元兵入临安，宋帝后出降北去。刘辰翁所作的这首送春词，正是以“春去”喻南宋国运之去，江淹、庾信皆为入北之人，这里用此典故，明显也是喻帝后之北。而第三片中的“春去，尚来否”则是这批南宋遗民们的共同愿望的体现。此外随后数年刘辰翁相继有《菩萨蛮·丁丑送春》、《减字木兰花·庚辰送春》等词，又有题为“惜春”、“伤春”之词多首，直到至元三十一年（1294）尚有《摸鱼儿·甲午送春》之作，此时距南宋之亡已有近二十年，但在这些遗民心中，强烈的故国之思已经成为他们挥散不去，亦不忍弃去的一种情结了。这些词大多词旨哀苦深沉，无限凄凉见于言外，词格有白石馀响，词风则与清真颇为相近。可谓是清真词风一派在元代初年的延续。元代末年的邵亨贞在词风上与周邦彦亦颇有渊源，如其《扫花游·春晚次南金韵》一词：

柳花巷陌，悄不见铜驼，采香芳侣。画楼在否。几东风怨笛，凭阑日暮。一片闲情，尚绕斜阳锦树。黯无语。记花外马嘶，曾送人去。　　风景长暗度。奈好梦微茫，艳怀清苦。后期已误。翦烛花，未卜故人来处。水驿相逢，待说当年恨赋。寄愁与。凤城东、旧时行旅。

词意浑厚，在风格上与周邦彦可谓气息相通。相似的时代背景使得刘辰翁与邵亨贞都选择了清真词一派。虽不像张炎和王沂孙诸人那样对词派的发展有巨大的贡献，但也毕竟延续了一线词脉，功不可没。

就苏、辛词派而言，在元代也有一脉相承的追随者，北宋亡后，苏学行于北，元好问等人之词无不得力于东坡，词风亦近之。而稼轩人虽入南，词却也传入北方，备受敬重。耶律铸和王恽都曾经提到过四川所刊的一部辛稼轩乐府全集，白朴的一首词序中也曾提到从榷场得到“南方词编”。由于元好问的巨大影响，元代的北方词人中宗奉苏、辛一派者不乏其人。而且不仅是在创作上的宗尚，更重要的是，对苏、辛词作出最高评价的也是元人。东坡词虽极天下之工，但当时以其“非本色”而效仿者不多，稼轩词在弥漫着复雅气氛的南宋时期，也被时人认为过于粗豪。真正大力提倡苏、辛词的是元好问，此前金王若虚已经推许苏词为“古今第一”^[8]，而元好问则更以辛弃疾直承苏轼，他在作于金亡之岁的《遗山自题乐府引》中云：

乐府以来，东坡为第一，以后便到辛稼轩。

如此高的称誉，在两宋人中皆未曾有。其作于元宪宗蒙哥汗四年（1254）的《新轩乐府引》中更谓：

唐歌词多宫体，又皆极力为之。自东坡一出，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真有“一洗万古凡马空”气象。

苏轼之后，他也称许黄庭坚、晁补之、陈与义诸人，独不及周邦彦等词人，可见其论词趋尚。因此，在元代，也有不少人以元好问直承苏、辛，许为词中三大家^[9]。

元好问以及受其较深影响的元初北方词人传苏、辛词派于北方，与元代南方词人崇尚周、姜适成对照。尽管南方也有刘辰翁等人为辛词鼓吹，其《辛稼轩词序》中对东坡、稼轩皆倾倒备至，但毕竟改变不了时习。而且到元代中期以后，随着南方词人的大量北上大都，北方词风也受到南方的影响，苏、辛一派遂后继乏人了。

总之，从对宋代词派的传承上来看，入元之后，苏、辛词派行于北，周、姜词派衍于南。其中有的是宋词的延续与馀波，有的更是宋代词派发展的新阶段，对整个词派有着不可或缺的重要意义。从后世之宗尚来看，不少词派名为宗宋，实则所宗皆为元词。故元词作为南宋词的自然延伸，与宋词有着不可割裂的密切关系。因此“词衰于元”之说明显是不符合词史发展之本来面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