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词衰于元”辨

“词衰于元”，是前人对于元词历史地位的普遍看法。“词衰于元”相对于“词盛于宋”来说，当然不能说是不正确的，但如果以一“衰”字概括全部元词，却不免有失公正。

明代人看元词已多贬辞，并且将它和元曲之兴盛作对比，如王世贞《艺苑卮言》云：

词兴而乐府亡矣，曲兴而词亡矣。非乐府与词之亡，其调亡也。

杨慎《词品》卷五亦云：

元人工于小令套数，而宋词又微。

而清人对明词更为鄙夷，认为词既亡于明，由此上推，词之衰落自然就应归咎于元代了。例如沈德潜的《清绮轩词选序》云：

词昉于唐，盛于宋，稍衰于元明。

张惠言《词选序》云：

自宋之亡而正声绝，元之末而规矩隳。

江顺诒《词学集成》卷一云：

词之坏于明，实坏于元。俳优窜而大雅之正音已失，阡陌开而井田之旧迹难寻。

又云：

元明词不足道。

可以看出，沈德潜说的尚有分寸，张惠言亦颇留有馀地，而江顺诒则大加挞伐。至陈廷焯而厥旨大畅：

“余雅不喜元词，以为倚声衰于元也。”（《词坛丛话》）

“词兴于唐，盛于宋，衰于元，亡于明。”（《白雨斋词话》卷一）

“元代尚曲，曲愈工而词愈晦。周、秦、姜、史之风不可复见矣。”（《白雨斋词话》卷三）

“元词日就衰靡，愈趋愈下。”（《白雨斋词话》卷三）

“词至元明，犹诗至陈隋。”（《白雨斋词话》卷七）

“诗衰于宋，词衰于元。”（《白雨斋词话》卷八）

“金元而后，竞尚新声，众喙争鸣，古调绝响。”（《词则序》）

“词至两宋而后，几成绝响。”（《大雅集序》）

在其影响下，“词衰于元”之说遂深入人心，渐成常谈矣，如：

“词衰于元。”（况周颐《蕙风词话》卷二）

“词兴于唐，成于南唐，大昌于两宋，否于元，剥于明。”（沈修《彊村丛书序》）

“词肇于唐，成于五代，盛于宋，衰于元。”（陈匪石《声执》卷下）

“宋以后无词。”（陈锐《袌碧斋词话》）

直至近人，或谓“言词者，必曰词敝于元”^[1]；或谓词至宋代之后，便属“馀声末流，渐成绝响”^[2]。大概只有清人顾千里和近人王易，对元词的评价算是其中的不谐之音了，顾千里《吴中七家词序》谓：

词始于唐，盛于五代、宋、元，衰于明。

王易《词曲史·启变第七》云：

元之词未衰而渐即于衰。

顾氏谓元词亦属盛时，在历来对元词的看法中是评价最高的一位。王易的意见比较平和，但应该说的确是精辟的见解。

导致历代词论家们得出“词衰于元”之结论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在对“元词”这一概念的上下限界定上存在问题。本书在第一章中就具体分析了金元词的断限，认为本着“以元归元”的原则，金和南宋遗民入元以后的词作理应纳入元词的范畴。由于对“元词”的界定认识不清，上述词评家们实际上所取来评价的只是元代的部分词人，这说明“词衰于元”这个命题的立足点，首先便是以偏概全、有所失衡的。如果按照本书首章所定的若干标准，将金宋遗民词纳入元词的研究视野，就会发现这不仅是一个数量非常庞大的群体，也更是一个给元词增色的群体。

陈廷焯诸人在对元词进行价值评判时，由于受到仅以政治倾向和遗民心理来划定词人归属之正统观念的影响，将大部分金和南宋的遗民词人排除在外，孤立地就元代的一些“本生”词人的创作得出结论。他们没有考虑到遗民之所以是遗民，正是因为他们在时间和空间上都已经进入了新朝。而遗民词人作于元代的词同样也是元词的组成部分，并且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缺失了他们是元词的最大遗憾，也是造成后人对元词产生偏见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词衰于元”这一理论在立足点上就有着强烈的片面性和狭隘性。

反过来，一旦将这些被“遗落”的词人词作纳入元词的范围，立即就会感觉到元词的真正成就完全不像前人所说的那么低。清代浙西词派崇尚姜、张，而张炎即是元人，所谓姜、张词派实为宋元词派，其风范的确立、理论的总结都是由元代的张炎在元代完成的；常州词派提倡比兴寄托，提倡“重拙大”，推崇王沂孙，周济的《宋四家词选》将他的词作为学词的门径，陈廷焯许之为“词坛三绝”^[3]之一。但《乐府补题》这个被看作是咏物寄托的典范，却是存在于元代的一个典范；工沂孙《花外集》中的大部分作品也应是元词。从这些角度来看，前人对元词的评价却又完全不低了。可见如果能够按照以元归元的原则，对元词进行准确的界定，这种视角的转换或许便会带来更为合理的评价。应该说这是显而易见的，对此就不再赘述了，而另外一方面的原因是更值得关注的，这也是本节要重点讨论的内容。

除了对元词概念的片面理解之外，“词衰于元”这种判断的失误还表现在评判标准的不完善上，当他们以这种标准去衡量元词时，对元词的历史定位只能得出不全面的结论。这种不完善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