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金遗民词的群体特征

上述心理在金遗民的创作中也有反映，如李俊民的《庄靖集》于入元之后所作，但书甲子，不奉元朝正朔，隐然以陶潜自比，其诗也“类多幽忧激烈之音，系念宗邦，寄怀深远，不徒以清新奇崛为工”^[68]。但是在总体上，沧桑之感与冷眼旁观的态度成为他们作品的主要特征。

首先，他们的作品中，在情绪的表达上，所谓“铜驼荆棘之伤”远比直接的“神州陆沉之痛”的成分要浓厚得多。如元好问的《浣溪沙·往年宏辞御题有西山晴雪诗》云：

日射云间五色芝。鸳鸯宫瓦碧参差。西山晴雪入新诗。

焦土已经三月火，残花犹发万年枝。他年江令独来时。

此词为元好问于金亡后重游故都之作，词中可以明显察觉到，感慨丧乱之意强，而哀痛故国之意弱，写得最直接的一句无过于“焦土已经三月火”，但也只是对金国故都经兵乱后残破景象的描绘，而下面紧接以“残花犹发万年枝”，却是“木犹如此，人何以堪”之意，词意逐渐由外向内收缩，结以“他年江令独来时”一句，又落入个人忧伤感慨之情了。元好问的另一首作于金亡后的《木兰花慢》（拥都门冠盖）词中有“怅华屋生存，山丘零落，事往人非。追随旧家谁在，但千年，辽鹤去还归”之句，也是表达同样的意思。元代的文字禁网并不严密，但对于这本来是最适合激发对故国故君追念之情的题材，在元好问笔下，却表现得并不明显，整个作品中弥漫着一层淡淡的忧伤与惆怅，不太能看到那种刻骨铭心的痛恨与追悔。相比之下，后来的南宋遗民词，则往往在看似缥缈清幽的意境中隐藏着极浓极深的沉痛之意，以隐约、深微、幽细之笔抒发对故国故君的怀念与同情，曲折体现对新朝之决绝的人生态度。由此也可以见出，与南宋遗民相比，北方金遗民们的心态相对要平和一些，对金王室、金王朝的感情也比南宋遗民对南宋王室的感情要淡得多。而这正是前述其心态二重性的一种体现。

其次，金遗民词作中的另一明显特征是，带有普遍性的冷眼旁观世事的态度。蒙元军队与金国长达二十馀年的战争使得中原大地饱受凋残，而文人也时常处于朝不保夕的命运之中，这造成许多文人在心理上产生饱经世变、忧患馀生之感受，忠于故国固然是金遗民们不仕的主因，但这种因看破世事而无心于新朝禄位的心理状态，应该说，也同样是导致他们采取高蹈肥遁之人生态度的根源之一。如段成己《木兰花》词云：

不才自合收身早。一座青山成潦倒。蒙头赢得日高眠，落叶满庭慵不扫。　　杀人四海知多少。留住头皮贫亦好。年年种菊待花开，不道看花人渐老。

换头两句正是这种心态的典型流露。不仅是相对较为纯粹的遗民们是如此，即使是作为新朝显贵、制定“一代成宪”^[69]的刘秉忠，其词中也同样有着浓厚的这种意绪。史谓“其诗萧散闲淡，类其为人”^[70]，实则其词也是一样，如《三奠子》云：

念我行藏有命，烟水无涯。嗟去雁，羡归鸦。半生形累影，一事鬓生华。东山客，西蜀道，且还家。　　壶中日月，洞里烟霞。春不老，景长嘉。功名眉上锁，富贵眼前花。三杯酒，一觉睡，一瓯茶。

其《望月婆罗门引》中则云：

大夫骨朽。算空把，汨罗投。谁辨浊泾清渭，一任东流。而今不醉，苦一日醒醒一日愁。薄薄酒、且放眉头。

又《太常引》下片云：

颓波世道，浮云交态，一日一番新。无地觅松筠。看青草、红芳斗春。

以至于况周颐大惑不解地说：“藏春佐命新朝，运筹帷帐，致位枢衡，乃复作此等感慨语，何耶？”^[71]这种表面上的矛盾，正是体现了金遗民的特殊心态。清代厉鹗跋《凤林书院草堂诗馀》云：“无名氏选至元大德间诸人所作，皆南宋遗民也。词多凄恻伤感，不忘故国。而卷首冠以刘藏春、许鲁斋二家，厥有深意。”所谓“深意”实际上也就体现在他们二人与其他金国遗民在心态上的共同性。因此，与南宋遗民词相比，北方金遗民们的词就显得非常冷静甚至可以说是冷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