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金遗民群体心态的两重性

金代遗民与后来的南宋遗民有所不同，金代遗民词人的心态普遍存在着两重性。一方面作为遗民，他们保持着抱节守志、不仕二姓等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他们中绝大部分人在金亡之前往往已登仕版：

李俊民，于金章宗承安五年（1200）以经义举进士第一，授翰林应奉。^[52]

元好问，于金哀宗正大元年（1224）中博学宏词科，授儒林郎，充国史院编修，先后任镇平、南阳、内乡等县令。正大八年（1231），受诏入都，除尚书省掾、左司都事，金末为尚书省左右司员外郎^[53]。

李节，“吕造榜进士……历威戎、扶风令”^[54]。

段克己，金末以进士贡。

段成己，正大间进士，授宜阳主簿。

杨弘道，虽“不事举业”^[55]，然尝于正大元年（1224）监麟游酒税。

白华，金宣宗贞祐三年（1215）进士，初为翰林应奉文字，累迁枢密院经历官，枢密院判官，右司郎中^[56]。

李治，于“正大七年（1230），登词赋进士第，调高陵簿，未上。从大臣辟，权知均州事”^[57]。

杨果，于“金正大甲申（哀宗正大元年，1224），登进士第。会参政李蹊行大司农于许，果以诗送之，蹊大称赏，归言于朝，用为偃师令。到官，以廉干称。改蒲城，改陕，皆剧县也”^[58]。

因此，从传统伦理上来说，他们都是食金禄之臣，故而金亡之后，抗节不仕成为他们中大部分人所抱持的普遍心态。他们也并不是没有机会参与到新朝之中，如李俊民曾得元世祖的安车之召，但“遽乞还山”^[59]；段成己亦得元世祖降诏征为平阳府儒学提举，却坚拒不赴；元好问、白华亦皆得张德辉举荐于忽必烈^[60]，然终未出。李治于元世祖即位前曾得其召见，询以治国之道，后“朝廷闻先生贤，安车聘之。既至，奏对称旨，欲处以清要，先生谢曰老病非所堪也。恳求还山。朝廷知不可留，遂其意。后四年，诏立翰林院于燕京，再以学士召，仍敕真定宣慰司驿骑赍遣先生起，就职期月，又以老病寻医去”^[61]。杜仁杰亦屡辞征辟。可见，他们并非是无晋身之阶，而实是因为在心理上有着排遣不去的遗民情结。他们或屡辞征召，或高蹈肥遁，即使已经出仕于新朝者亦是如此，时常流露出遗民性的心理。

然而另一方面，他们对于覆灭其宗社家国的蒙元政权并没有什么很强烈的敌视态度，也并不排斥与新朝人物的交往，甚至出仕于新朝也并非就意味着失节可耻。如南宋叶李被征入都后，在宋遗民中立即成为隳节之人，颇受南宋其他遗民的鄙视，而金代遗民中出仕于元者与其他不仕的遗民仍可保持良好的关系。而且金遗民在国亡之后，并没有都隐遁屏迹，不问世事，不食周粟而饿死首阳的决绝之意，在他们的人生中并没有很强烈的体现。相反，他们中的有些人与新朝政事还保持着颇为密切的关系。如李庭、杨果等这样出仕于新朝的就不必说了，就连始终不仕的遗民也同样如此。如元好问于金亡之后，抗节不仕，可谓是典型的遗民，但他在入元之后，与蒙元政权的高官们多有往来。元太宗后乃马真氏称制二年（1243）冬，元好问曾应耶律楚材之请至燕京，为其父耶律履撰神道碑^[62]，而耶律楚材正为当时总揽朝纲之大臣。另又如《元史》卷一六三《张德辉传》载：“壬子（元宪宗二年，1252），德辉与元裕北觐，请世祖为儒教大宗师。世祖悦而受之。”^[63]《遗山集》李治序亦云：

主上向居藩邸，挹君甚誉，一见遽以处之太史氏。不数岁，神圣御天，文治淳兴，稽古建官，百度修举。其于玉堂东观、金华廷阁之选，尤所注意者，曷尝不设燎以待之，而侧度以求之哉？向使遗山不死，则登銮坡、掌纶诰、称内相久矣。奈何遇千载而心违，际昌辰而身往，此非君遗恨也邪！

这与传统的遗民观念似便有些相左了。也正因为如此，后人往往要为元好问的这些行为进行辩护。如有论者认为元好问曾依附的严实父子本为汉人，且在其所统辖之地亦能“尊老养贤，治为诸道第一”^[64]，因而吸引了不少文人往而依附，元好问与其交往亦属正常。而与受聘于耶律楚材之事，则又有论者谓：

先生自国亡后，笃守遗民之节，不仕新朝，所念念不忘者，惟故国之典章文物及君臣之奇节伟行，不忍使之泯灭耳。耶律楚材慕先生文名，以先人墓碑为请，而其先人实又为金之名臣，则先生应其所请，固无损名节。惟耶律楚材总揽朝纲，声势甚盛，于是宵小辈遂多方揣测，以为先生有夤缘干进之意，谤骂嬉笑，无所不至，故其后耶律铸嗣父之位领中书省，复请先生至都，先生遂谢不往。^[65]

至于觐见元世祖之事，凌廷堪《元遗山先生年谱》加以案语云：

先生以金源遗老而往见元世祖于潜邸者，亦许鲁斋不如是则道不行之义也。夫明夷陈范，振鹭来雍，古人固已有之。鲁斋未仕，故拜爵而不辞。先生已仕，故往见而不受禄。出处之道，易地则皆然也。

而李光廷《广元遗山年谱·附辨》则认为元好问决无往见忽必烈之事，并云：

惟李治一序，感慨世祖之知，深为盖棺之恨。且云：“向使遗山不死，则登銮坡，掌纶诰，称内相久矣。奈何遇千载而心违，际昌辰而身往。此非君遗恨也耶。”此真无耻之谈，有忝斯集。先生自故都亡后，矢志蕨薇，观其遗命，只以“诗人”立石，平生之志，皎若日天。设令不死，而世祖御天之辰，时已七十一岁，白发老公，复何求耶？仁卿以金源遗老，晚际遭逢，不觉津津若此。不知老妇再嫁，孺子亦羞称之，不足与议矣。

以后人之观念去看待这些金遗民，自不足为遗山辨。因为在当时的观念中这些举动并不妨碍他们作为遗民的清誉，元好问受耶律楚材之聘而遭“谤骂嬉笑”，并不是因为与遗民的身份有所不符，《遗山集》卷三九《答中书令成仲书》云：

癸卯之冬，盖尝从来使一到燕中，承命作先相公碑。初不敢少有所望，又不敢假借声势，悠悠者若谓凤池被夺，百谤百骂，嬉笑姗侮，上累祖祢，下辱子孙，与渠辈无血仇，无骨恨，而乃树立党与，撰造事端，欲使之即日灰灭。

成仲为耶律楚材子耶律铸之字。可见元好问是因为触及了其他人的利益而受到忌恨。就金代遗民本身来说，他们对于新王朝的抵触情绪和仇视心理并不十分强烈。故此，清人赵翼题《遗山集》所谓“无官未害餐周粟”^[66]之语，可以说是金代遗民们入元后心态最恰切的写照了。

造成上述遗民心态上之两重性的根源不仅仅在于为修书存史或其他原因而忍辱负重、委曲求全这样一种最为方便的解释，其中整体文化背景的因素也起了很大的作用。金元之际的北方遗民与宋元之际的南方遗民有所不同，相对来说，一方面，由于金国同样是以异族而入主中原的，而且蒙元政权对于北方汉人与南方南人的态度亦有差异。而对南方遗民来说，尽管历史上有过许多次的异族入侵，但没有一次能真正占领整个中国，所谓“中原干戈古亦闻，岂有逆胡传子孙”^[67]。特别是南方，自东晋以来一直就是汉族政权的避风之地。南宋与蒙古联合灭金，也正是不甘心于划江而治，但孰料强悍的蒙古铁骑却乘势长驱直入，彻底打破了南宋的幻想，这对于南宋人而言既是毫无思想准备的又是极难接受的。因此，在心理的适应性上北方遗民比南方遗民更容易适应新的异族政权。

另一方面，金朝在北方统治的时间也不过只有短短的一百馀年，前数十年一直处于与南宋或和或战的纷乱状态中，后数十年又与蒙古军队长期交战，只有中间的金世宗、金章宗两朝可称文治。故此对北方遗民来说，历史的文化积淀尚不是很深。他们尽管是金朝之遗民，但实际上与金朝的联系和瓜葛除了食金之禄以外，并不是太多、太强烈。而南宋遗民则是承续了所谓三百年以仁厚治天下的汉族文化极高阶段的宋文化传统，夷夏之辨又是汉文化传统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南宋遗民的历史包袱与文化包袱和北方遗民相比都要重得多。这是造成北方金朝遗民的心态与南方宋遗民有所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