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金词的存在使十二三世纪的词坛更为丰富多彩

如果仅看南宋词的发展，自然已可以称得上是精彩了，但若能进一步突破王朝之间、南北之间的界限，就会发现十二三世纪的词坛实际上更加丰富，南北词人从不同的方面都在承继北宋词的基础上有所新变，如果只看到南宋词的成就而看不到金词，这种丰富性就显现不出来，无疑是一种遗憾。本书前章在论述金元词的演进轨迹时，把南宋词与金词作为一个整体同步看待，也正是出于此种考虑。

试将这一百馀年的词史加以编年排列，会发现南北词坛的许多共性和可比性。朱敦儒的“中原乱，簪缨散，几时收”^[44]，与宇文虚中的“干戈浩荡，事随天地翻覆”^[45]之句，何尝不可并观？前者“气韵苍凉，悲歌慷慨”^[46]，后者亦感慨深沉，笔力浑厚，都反映了靖康之变前后时代的乱离与痛苦；当南方的李清照在漂泊转徙中发出“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的慨叹时，北方的蔡松年亦沉浸在“此身蒲柳先秋，往事梦魂无迹”^[47]的追忆中，背景与经历均不相同，然而对人生之无奈与凄凉的感受却是相通的；辛弃疾南归入宋之后，怀忠义之心、报国之志，以气节自负，以功业自许，其词“非有意学坡也”，然而“自其发于所蓄者言之，则不能不坡若也”^[48]。此时的北方，正是赵秉文主盟一代之时，其《水调歌头》（四明有狂客）、《大江东去·用东坡先生韵》、《缺月挂疏桐·拟东坡作》等词，与苏词的气韵相比，可谓登堂入室矣。或不似而似，或得其神味，成就自有差别，但论其与东坡词风的关系，却是不妨类比的。这是正比，反过来比较也未尝不可，元好问金亡之后所作，在范畴上应归为元词，但在时间上与南宋仍是对峙的，遗山的这些饱浸故国之思的词作，在后世词评家的眼中，“极往复低徊、掩抑零乱之致”^[49]，境界甚高。而此时的南方词人当以吴文英为巨擘，试观其“连呼酒，上琴台去，秋与云平”^[50]之句，虽然雅兴不减，但似乎仍有些声嘶力竭之感，而且其词在总体上与时代也颇为脱节，与元好问的亡国悲歌相比，高下顿见。通过这种比较，对南北词坛的认识就多了一个立足点。金代词坛是一个有不少大家、名家的词坛，他们与南宋词家相比，相距并不远，在某些特定时期成就还略微超过一些。如仅将目光局限在南宋词范围内，就不可能看出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