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金词与南宋词互为参照系的基础就是其共时性和同源性

正统观念往往使历代词评家们只注意到南宋词而忽略了金词，同样，现代的不少词学论著或文学史论著在评词论史时，也只是由北宋讲到南宋，然后再回过头来论述金词，或者根本就不予提及。这是一种颇为严重的偏见，因为在他们的意识中，北宋词到南宋词是一个连续的发展过程，其间北宋灭亡的政治变动给词坛带来了影响，但并非是断层，反而是新变。这种观念本身并没有错，不足的是眼光过于狭窄，这就造成了偏见。究其原因，依然是正统观念所致。实际上元代人就已经在这个问题上打破了传统意识，元人修宋辽金三史，由于三朝何者为正统的意见不一致，多年来争论不休，迟迟未能修成，后来还是由元顺帝时丞相脱脱独断曰“三国各与正统，各系其年号”，议者遂息^[43]。张炎的《词源》中就已提及了元好问，元好问的词论中也对辛弃疾词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可见当时的人们并没有南北悬绝的意识。反而是在后世的大量词话中基本不见对金词的评述，宁愿津津乐道于唐宋时的词坛轶事，直到近代，况周颐的《蕙风词话》卷三中，才辟出专卷来评论金元人词，是较早注意及此的了。有可能是受到了汉族中心意识的影响，后世的文人们依然习惯于、至少在潜意识里还是以宋室为正统，因此对由北宋词到南宋词的承接很易理解，而对金词就有点视而不见了。实际上金词与南宋词在历史上是共时的，而且由于金朝灭亡还在南宋之前，在观念上我们也应该纠正习惯看法，应把金词提前，而不是放在南宋词之后。南宋词是南中国词，金词是北中国词，缺失任何一方，都会导致对这一时期的词史得出以偏概全的结论和判断。

另一方面，金词与南宋词从渊源上来说，还具有同源性。的确，南宋词是北宋词的嫡裔，但金词同样也是北宋词的嫡裔。它和南宋词一母同胞，只是由于养育它们的环境的差异，而产生了诸多面貌上的不同，正所谓生而同声，长而异俗。北宋灭亡之后，词的发展便是一花两枝，虽然可以各表一枝，但毕竟不能割裂为两段。由于地域性文化的影响，南北词坛所走的道路有所差异，所造之极诣或亦有深浅之别，但其根基仍同是深扎于北宋词的土壤中，苏轼词对金词的影响、周邦彦词对南宋词的影响都说明了这一点。可以说没有北宋词就不会有金词，也不会有南宋词，因为金与南宋都缺乏词体兴盛的肥沃土壤，这是北宋词得天独厚亦复不可或缺的优势，金词与南宋词都是在北宋词的基础上、在其各自特有的文化氛围的酝酿中进一步走出新变之路的。

此外，在前章中本书亦已论述了金词与南宋词的交互性，这与两者之间的共时性、同源性一道就构成了它们互为坐标与参照系的基础。作为当代的研究者，应该突破传统观念的束缚，尽力弥补前人在视野上的缺失，重新审视十二世纪上半叶至十三世纪中叶前后的这段词史，以新的视角重新分析金词与南宋词在其间的不同地位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