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对苏轼词风的景仰和承继成为金词的主流

对苏轼的崇敬在金源文人中是十分普遍的倾向，苏轼对金代文学的影响不仅体现在诗文领域，在词坛上也享有崇高的地位，这已是共识，亦可毋须赘辞。这里我们更为关注的是金人为何崇奉苏轼的问题。

金代文人对苏轼的敬仰，首先缘于政治层面的因素。在受儒家伦理深刻影响的传统历史观念中，一个朝代的灭亡似乎总与其内在的道德沦丧有关。虽然北宋的灭亡究其实质是因外族入侵而造成的突然性事变，但南宋初与金初的文人依然不约而同地采取了道德评判的眼光去分析北宋沦亡的原因，哪怕是在北宋灭亡之际，金军统帅斡离不移牒宋廷的文书中，也为金兵犯阙找出了如此冠冕堂皇的理由：

其于本国，穷奢极侈，上下相蒙，阉竖擅权，造作奇巧，克取民间财玩，至有室家悬磬，人曷聊生！往往弊源，万莫言一。我今皇帝审是数端忘盟失道，上符天心，爰赫斯怒，大举天师，数路并进，理当问罪。^[18]

在这种视界中，自宋神宗时期激化的新旧党争便成了一个颇受重视的因素。首先受到追究的是权相蔡京等人，当时普遍认为正是在他们的蒙蔽和引导之下，徽宗一朝才会政事荒弛、决策失误、自取外侮。而蔡京本是附于新党的，于是荆公新政往往便成为时人心目中，应为宋亡负相当责任的罪魁祸首。自北宋末至南宋初年，宋人对王安石变法以至其新学的批评继元祐党人之后，又上升到了政治层面，《三朝北盟会编》卷五一载：靖康元年（1126），宰相吴敏“因司业杨时上言，王安石《三经新义》邪说，聋瞽学者，致蔡京、王黼因缘为奸，以误上皇，皆安石启之也。又谓安石不当继十哲，宜依郑康成画壁从祀”^[19]。《宋史》卷四二八《杨时传》也记载了杨时请求追夺王安石爵位的奏疏，其中说：

安石挟管、商之术，饬六艺以文奸言，变乱祖宗法度。当时司马光已言其为害当见于数十年之后，今日之事，若合符契。其著为邪说，以涂学者耳目，而败坏其心术者，不可缕数。

这就将宋末的危急局势，落实到了王安石本人及其荆公新学之上，故“荆公《三经新义》，至南渡而废弃”^[20]，南渡后的基本观念则是由上而下的“最爱元祐”。^[21]

上述态度在金人处亦是如出一辙的，甚至影响到了金人对宋神宗的态度，《三朝北盟会编》卷六三载金帅粘罕攻陷西京后，派人祭谒宋诸帝陵，对真宗、仁宗陵至为恭敬，而对宋神宗的陵寝甚至有焚毁之意^[22]，这固然主要是由于真、仁二帝对外和平而宋神宗对外强硬的统治政策，但也反映了金国人对荆公新政的看法。金兵南下，所过残破，但对于元祐党人之后，却颇加礼遇，《三朝北盟会编》记载：

粘罕在西京，令人广求大臣文集墨迹书籍等。又寻富郑公、文潞公、司马温公等子孙。时唯潞公第九子殿撰维申，老年杖屦，先奔走出城，乃遗一妾一婴儿。粘罕既得，抚之良久，赠衣服珠玉为压惊，复令归宅。^[23]

又如司马朴的经历也很有代表性，他是司马光亲兄司马旦的孙子，于司马光为侄孙，他的外祖是范纯仁，少时即育于范家，是一位典型的元祐党人后代，据《宋史》卷二九八《司马朴传》载：“靖康初，（司马朴）入为虞部右司员外郎，金人次汴郊，命朴使之。二酋（按指围汴的金军统帅粘罕、斡离不两人）问朴家世，具以告，喜曰：‘贤者之后也。’待之加礼。”后来挟之北去，还曾“命朴为行台左丞，朴辞而止，益重之”。

金人入汴后，不仅大肆搜刮金银财物，而且将宋廷各种什物仪仗、工匠乐人、典籍文物都席卷一空，但金人对书籍的索取，却是有选择的，元祐诸人的文集，金人十分热衷于搜集，《三朝北盟会编》中此类记载甚多：

（靖康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甲申，金人索监书藏经、苏、黄文及古文书、《资治通鉴》诸书。

金人指名取索书籍甚多，又取苏、黄文墨迹及古文书籍，开封府支拨见钱收买，又直取于书籍铺。^[24]

（靖康二年正月，金人索取）……秘阁三馆书籍、监本印板……宋人文集、阴阳医卜之书（原注：内元白并元祐诸名人文尤爱慕）。^[25]

相反，金人对新党人物的书籍，不但不取，而且弃之而后快：“（靖康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金人入国子监取书，凡王安石说皆弃之。”^[26]同样，金代文人对王学的流弊亦深有感触，赵秉文《书东坡寄无尽公书后》云：“自王氏之学兴，士大夫非道德性命不谈，往往高自圣贤，而无近思笃行之实。视其貌，徜恍而不可亲；听其言，汪洋而不可穷；叩其中，枵然而无有也。”^[27]相反，耶律履尝对金世宗言：“世徒知（苏）轼之诗文，人不可及。臣观其论天下事，实经济之良才，求之古人，陆贽而下，未见其比。”^[28]

由宋入金的文人马定国有诗云：“苏黄不作文章伯，童蔡翻为社稷臣。三十年来无定论，到头奸党是何人。”^[29]，虽然此诗写于宣、政末年，但却可以作为宋金之际与南渡之初社会舆论的反映，从中十分典型地体现了金初文人对苏轼崇敬的政治背景。但是，所谓元祐旧党内部亦有洛、蜀之别，北宋亡后，对荆公新政及新学的批判在南北都是一致的，但为何南宋人选择了程学，而金人选择了苏学呢，这里面就还有着更深层次的原因。

苏轼初出川时，意气风生，颇有狂放之态，而步入仕途、迭经政事之后，便略有收敛。此后的一生都被卷入党争的漩涡中，遭遇不可谓不坎坷，黄州、惠州、儋州，越贬越远。但置身于这种逆境中，却逐渐形成了苏轼所特有的超旷气度和洒脱胸襟，苏轼在黄州时，人生观念趋于成熟，超然物外、随缘自适的佛老思想成为主要的基调，但仍然时时流露出骚人怨意，《卜算子》（缺月挂疏桐）一词即是明证，亦常有清雄豪健之作。而晚年渡海后，在佛老中浸染愈深，已到了胸中无点尘、芥蒂不萦于怀而纯任自然的境界，这典型地体现在他的和陶诗中，绚烂之极，尽归平淡了。对这种人格力量的崇敬就是金人选择苏轼的另一重要因素。在金朝文人心目中，苏轼是一个兼有忠义之心、超旷之气和平淡之志的完美人格典范。

对苏轼忠义之心的赞许自然与政治背景有关，但也是金代文人文化心理的流露。赵秉文在《跋东坡四达斋铭》一文中很有感慨地说：

东坡先生，人中麟凤也……观其胸中空洞无一物，亦如此斋，廓焉四达，独有忠义数百年之气象，引笔著纸，与心俱化，不知其所以然而然。其有得于此，而形之于彼，岂非得古人之大全也耶！^[30]

其《题东坡眉子石砚诗真迹》诗中亦云：“东坡袖里平原手，忠义胸藏笔发之。”则是把苏轼比作唐代著名书家同时也是忠义报国之臣的颜真卿。施宜生《黄州吊东坡》一诗云：“文星落处天应泣，此老已知吾道穷。事业漫夸生仲达，功名犹忌死姚崇。”^[31]也不只是将苏轼作为“文星”，而是更侧重于他作为“吾道”之承传者的典范意义。但东坡并不仅仅是一位传统意义上的文人，如果说忠义之心是他受后人敬仰的一大基础，那么超旷之气才是他真正最吸引后来文人的关键处，中国历史上并不缺乏忠君爱国的儒士和殒身殉国的烈士，但像苏轼这样能以超旷的气度和胸襟达到人格升华的，可谓绝无仅有。赵秉文诗中便屡及此意，如“平生忠义心，云涛一扁舟”^[32]，又“庙堂竟何人，此老乃石上。盘礴万古胸，入此一藤杖”^[33]等，就是对苏轼政治品格及人格魅力的兼赏。而在金人看来，这种人格魅力还来源于东坡的平淡之志，苏轼到海南之后的创作和心态，都在金代文人这里得到了高度的共鸣，金人步韵苏诗或集苏句，往往用的都是东坡渡海以后的那些在平淡之中蕴含至味的作品。至此，忠义之心、超旷之气与平淡之志都已融合为一、毋辨彼此了，“东坡谪岭南，一笑六根净”^[34]，是称许东坡圆融达观的心境；“子美夔州以后，乐天香山以后，东坡海南以后，皆不烦绳削而自合，非技进于道者，能之乎？”^[35]这又是从创作的角度进而论其任天而动的性情。

金人之所以对苏轼的这种人格魅力推崇备至，恐怕与他们本身的文化心理也有着密切的关系。苏轼式人生的意义在于其超越性，但这不同于以往的隐士们那种纯粹避世性的超越，而是置身于人生，而又以善处人生的态度来超越人生的苦难。在中国传统文化观念中，本来就有“小隐隐于野，中隐隐于市，大隐隐于朝”之说，苏轼开辟了一条以文人式的智慧、在有缺憾的人生中实现无缺憾的自我的道路，这自然会引起向来注重精神体验的中国文人的倾倒。金代文人恰好就处在这样一个契合点上，苏轼是距离金人时代最近的文化巨匠，虽未必能耳濡目染、言传身教，但毕竟流风馀韵，尚播传于人间，对金代文人就产生了直接而深刻的影响。更重要的是，金代文人本身处于一个颇为尴尬的文化境地，尽管他们中的不少人荣登台阁、历仕要职，但作为仕于外族的汉族文人，特别是金初由宋入金的汉族文人，因文化上的难以认同，而产生的心理沉重感，是很难抹去的，这在蔡松年的词中可以相当明显地感受到。而他们的现实生活和仕宦生涯中，也的确存在着与之相关的种种危境，如《金史》卷一二五《蔡松年传》载：

初，海陵爱宋使人山呼声，使神卫军习之。及孙道夫贺正隆三年正旦，入见，山呼声不类往年来者。道夫退，海陵谓宰臣曰：“宋人知我使神卫军习其声，此必蔡松年、胡砺泄之。”松年惶恐对曰：“臣若怀此心，便当族灭。”

言语之中，战兢之意显然。因此虽然他们可以“用夏变夷”之说为自己开脱，但又何尝没有试图一展身手的跃跃欲试之心，他们始终无法真正逃离这个心理上的陷阱。这时，苏轼式人生的价值便凸显于眼前了，借此他们可以在隐居与勉仕之间找到一条中间道路，理性的清醒与感性的沉醉融合为一，彻底泯灭理智与情感的冲突，达到精神上的超越。而在金代后期时局陷于危乱之后，现实的纷乱和心理的迷惘同样使文人们选择了苏轼，其大节照古今而又充满了逸怀浩气与恬淡天然的人格形象，成为金代文人效仿和追奉的典范。元好问《中州集》卷五中曾载高宪“自言于世味澹无所好，唯生死文字间而已。使世有东坡，虽相去万里，亦当往拜之”。赵秉文在《东坡真赞》中直欲“裹粮问道往从之”^[36]，在《大江东去》和东坡赤壁词中又云：“我欲从公，乘风归去，散此麒麟发。”元好问《续夷坚志》亦载有一轶事云：

卫文仲，襄城人，承安中进士。性好淡泊。读书学道，故仕宦不进。平居好歌东坡赤壁词。临终沐浴易衣，召家人告以后事，即命闭户。危坐床上，诵赤壁词，又歌末后二句，歌罢怡然而逝。^[37]

可见苏轼这种“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的圆融达观而又空明的人生观念，是如何深刻地影响着金代文人的。

苏词被金人所接受，自然还有着审美方面的意义。况周颐《蕙风词话》卷三云：

南宋佳词能浑，至金源佳词近刚方。宋词深致能入骨，如清真、梦窗是。金词清劲能树骨，如萧闲、遯庵是。南人得江山之秀，北人以冰霜为清。南或失之绮靡，近于雕文刻镂之技。北或失之荒率，无解深裘大马之讥。

所谓“刚方”、“清劲”、“荒率”、“深裘大马”之风的评语，便是揭示了金词特殊的、带有北方地域性文化色彩的审美观念。由于地理和文化的差异，中国文学向来就有南北的不同，《诗经》的质朴与《楚辞》的超逸、《敕勒歌》的雄浑壮健与《西洲曲》的情思婉转都显现出明显的区别。以女真族为主体的金朝统治者尽管在中国历史上是汉化较为彻底的，但作为一个刚刚走出半野蛮状态的民族，融入本就崇尚刚健之气的北方文化中之后，它的文化特性与南方的南宋相比就呈现出不同的取向。元好问《遗山自题乐府引》谓“乐府以来，东坡为第一，以后便到辛稼轩”，颇为典型地体现了金人的审美观念。但是词作为一种音乐文艺，其本身更多地带有南方文化的特性，故有论者称其为“女性文学”、“南方文学”^[38]，这导致了词在整体上所具有的以柔美风格为主的特征，置于崇尚阳刚之美的北方文化之中，来观照并进而措手本以阴柔之美为胜的词，很自然地便产生了对刚柔相济的美学品格的重视，于是金代文人就找到了苏轼词这个最好的典范。放笔恣肆的豪迈气概固然是苏词的主导方面，但清丽柔婉之作在苏词中亦复不少，冯煦为朱祖谋注《东坡乐府》所作的序言中谓：“东坡刚亦不吐，柔亦不茹，缠绵芳悱，树秦、柳之前旃；空灵动荡，导姜、张之大辂。唯其所之，皆为绝诣。”就是认为苏词最大的特色是在刚柔之外，自树一帜，表现出体兼刚柔、刚柔相济的美学风范，故论者多以苏轼《和子由论书》诗中“端庄杂流丽，刚健含婀娜”之语来移评其词，认为“在苏轼词中，豪放与婉约两种风格并不相互排斥”，“刚健是苏轼词风的主导方面，婀娜则是其词不可或缺的成分”^[39]。金代词人唱和宋词，和得最多的就是苏轼的《念奴娇》赤壁词，蔡松年《念奴娇》（倦游老眼）一词即追步东坡原韵，此词作后，和韵者不绝，蔡氏遂又作了一首《念奴娇》（离骚痛饮），其词序云：“还都后，诸公见追和赤壁词，用韵者凡六人，亦复重赋。”可以想见当时的盛况。赵秉文的《大江东去》（秋光一片）词更是“词气放逸”^[40]、“壮伟不羁”^[41]，足以称得上是金词中的名作。而苏轼的这首赤壁词在追念历史上的英雄人物时，却以“小乔初嫁”衬托周郎的英姿，正是刚中有柔的例子。因此金代文人对苏词的接受并不是纯粹着眼于其雄放豪迈之风的，相反，他们对过于粗豪率意的词却颇致不满，哪怕是苏轼本人的词作。如元好问《东坡乐府集选引》中对《沁园春》（孤馆灯青）一词就极力辨其非东坡所作：

“野店鸡号”一篇，极害义理，不知谁所作，世人误为东坡，而小说家又以神宗之言实之云：“神宗闻此词，不能平，乃贬坡黄州，且言教苏某闲处袖手，看朕与王安石治天下。”安常不能辨，复收之集中。如“当时共客长安，似二陆初来俱妙年。有胸中万卷，笔头千字，致君尧舜，此事何难！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之句，其鄙俚浅近，叫呼衒鬻，殆市驵之雄，醉饱而后发之。虽鲁直家婢仆且羞道，而谓东坡作者，误矣。^[42]

实际上苏轼的这首《沁园春》（孤馆灯青）词，在成书于南宋初年的傅幹《注坡词》卷十一中便已经收录了，元好问谓其非东坡所作并无确切的证据，只是从词意上去推断而已，这恰恰反映了元氏本人的词学审美观念。

总之，由于上述政治背景、人格魅力和审美观念等方面的影响，金人对苏轼的崇奉、对苏词的效仿与高度赞赏就成为普遍的倾向。金初的蔡松年、金中期的赵秉文以及金元之际的元好问，即是金代词坛中步武苏词的三位代表，蔡松年颇得形似，有首开风气之功，赵秉文在金朝文人中是气质上最近苏轼的一位，而元好问则是创作上最能得苏词精髓的大家。金人学苏的这“三部曲”，在某种程度上也就可以看做是金词发展的一条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