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由宋入金的词人开启了金代百年词运

刘毓盘《词史》云：“女真立国，专尚武功，自与宋通和，宋使被留者，以文化开其国。”^[3]此语指出了金初词人的基本来源，并认为金源文化的开启者即是这些由宋入金的文人，是很有见地的。实际上，相同的意思在金代本朝人那里也早已认识到了，元好问《中州集》卷一谓：“国初文士如宇文大学、蔡丞相、吴深州之等，不可不谓之豪杰之士，然皆宋儒。”而正是这些“宋儒”开启了金源一代的词运。

女真本为半蛮荒状态下的民族，“无室庐，负山水坎地，梁木其上，覆以土，夏则出随水草以居，冬则入处其中，迁徙不常”^[4]，然而“金用武得国，无以异于辽，而一代制作能自树立唐、宋之间，有非辽世所及，以文而不以武也”^[5]。以武得国、以文立国就可以看做是金朝的一条基本国策，以文立国的重要方式之一就是借才异代。最初入金的文士，主要是渤海人，如出身辽东渤海大族的杨朴，金代建国之初的制度朝仪，多出其手。另外高庆裔、张浩等人都成为金初立国的得力助手。金灭辽后，大批辽国文人亦入金为宦，如韩昉、韩企先、左企弓、张通古诸人，相继得到金廷的重用。然而对金代文化有决定性影响的，还是灭北宋之后入金的宋代文人。从宋代文人入金的途径来看，主要有以下三类：

其一是使金被留者，吴激和宇文虚中是典型代表。《金史》卷一二五《吴激传》谓其“将宋命至金，以知名留不遣，命为翰林待制”。时当在宣和七年（1125）至靖康二年（1127）间^[6]。同书卷七九《宇文虚中传》载：“（建炎）二年，康王求可为奉使者，虚中自贬中应诏，复资政殿大学士，为祈请使。是时，兴兵伐宋，已留王伦、朱弁不遣，虚中亦被留，实天会六年（1128）也。朝廷方议礼制度，颇爱虚中有才艺，加以官爵，虚中即受之，与韩昉辈俱掌词命。”当然，也有被留后坚决不肯受金爵禄者，如朱弁、洪皓、张邵，以坚守气节而终得归宋；司马光之侄孙司马朴被委以尚书左丞之高位，坚以疾辞；滕茂实以布衣终老，临终嘱以“宋使者”系衔志墓；还有像王伦这样以身相殉者。

其二是兵败降金者如蔡松年父子。《金史》卷一二五《蔡松年传》载：“父靖，宋宣和末，守燕山。松年从父来，管勾机宜文字。宗望军至白河，郭药师败，靖以燕山府降，元帅府辟松年为令史。天会中，辽、宋旧有官者皆换授，松年为太子中允，除真定府判官。”自此通显，曾随完颜宗弼攻宋，累官至右丞相，是由宋入金的文人中地位最高的一位。

其三是主动投金者。如高士谈，宣和末本为宋忻州户曹参军，后仕金为翰林直学士。刘著，于宋宣和末登进士第，后入金，历仕州县，年六十馀，始为翰林修撰。还有的是先仕于刘豫的伪齐，后入金的，如施宜生，北宋政和四年（1114）擢第，授颍州教授，后仕伪齐，齐废后，入金仕为翰林侍讲学士。

郝经《读党承旨集》一诗中云：“金源文物纂辽宋，国初尚有宣政风。”这些由宋入金的文人，承宋启金，对于金源文化所起的作用，可谓厥功甚伟。而就金代词坛而言，由宋入金的文人亦可视作金词的开创者。元好问《中州集》卷一谓：“百年以来，乐府推伯坚与吴彦高，号吴蔡体。”平心而论，金代词人中成就最高的并不止吴、蔡二人，如赵秉文与元好问自己，无论是词作的数量还是质量，都不在吴、蔡之下。元氏之所以对其作出如此高的评价，就是反映了当时人们心目中的公论——正是以“吴蔡体”为代表的“宋儒”词开启了金代百馀年的词运。这也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认识：

一是其人其词本身就构成了金代初期词坛的主体。可以注意到，金初近二十年的词坛中，除了由宋入金的词人以外，几乎就找不出一位其他背景的词人。只有辽西人邢具瞻算是个例外，他仅存的一首作于天眷三年（1140）的《导引词》，实际上是一篇雅乐登歌性质的乐章，与真正意义上的词还有所不同。如果把这时期的“宋儒”词去掉，词坛上剩下的只有一片荒漠了，可见他们所占据的绝对性的主导地位。

二是从不同的角度承继了北宋词的风范。“吴蔡体”虽然并称，但并不像论者所谓因吴激为苏轼友人米芾之婿，故受苏轼影响是自然之事^[7]，实际上吴激和蔡松年的词风并不完全相似，他们所承继之北宋词的风范也不尽相同。近人陈匪石《声执》卷下云：“金源词人以吴彦高、蔡伯坚称首，实皆宋人。吴较绵丽婉约，然时有凄厉之音。蔡则疏快平博，雅近东坡。”就是看到了两人词的不同之处。相比之下，吴激词中除《满庭芳》（谁挽银河）一阕略有东坡故态之外，其最负盛誉的《诉衷情》、《人月圆》二词，则于珠圆玉润之中，别饶凄婉，雅近南唐馀风，更添“排荡之势”^[8]，他的几首长调词风味亦在秦、周之间。而蔡松年词则较明显地受苏轼的影响。另外，宇文虚中词中也可以看出柳、周馀韵，其《念奴娇》词之所以被元好问批评为“颇近鄙俚”^[9]，恐怕和其中“疏眉秀目”、“飞步盈盈姿媚巧，举世知非凡俗”等句，显近柳氏家法有关。而高士谈词中似也有受欧阳修词影响的痕迹。刘著仅存的一首《鹧鸪天》，被陈廷焯评为“风流酸楚”^[10]，而据《中州集》卷二，刘著《病中寄楚卿》诗中有“行云不道无行雨，只恐相逢是梦中”之句，至少可说明他对小晏词的熟悉程度。这些“宋儒”词人风格取向虽不尽相同，但都承担了将北宋词之风范引入金朝的重任，汴宋的流风馀韵遂不绝如缕地波及于随后的整个金朝词坛了。

三是奠定了金词学苏的基础。北宋亡后，苏学行于北，由宋入金的文人大多仰慕苏轼，其中有的还曾以晚辈的身份，得到过苏轼的称许，如《金史》卷一二七《褚承亮传》载：“宋苏轼自定武谪官过真定，承亮以文谒之，大为称赏。”而一代金词亦受苏词影响极深，追源溯始，这种取向仍是金初的“宋儒”词人所确定的，其中自是蔡松年之作最为典型。一部《明秀集》中，语辞、意象、情绪与苏词相近者不可胜数，故魏道明注《明秀集》亦多以坡词证蔡词，魏注虽有穿凿附会之嫌，但说明当时人就已经意识到了蔡松年词与苏轼词之间的承继关系。他们的审美倾向和词学渊源为整个金词定下了基调。

四是直接影响了随后的一批新生代词人。金词进入气象鼎盛期时，词坛上的重要人物，往往与由宋入金词人有所关联，尤其是蔡松年的作用应加以重视。如《金史》卷一二五《蔡松年传》载：“松年前在宗弼府，而海陵以宗室子在宗弼军中任使，用是相厚善。”而蔡氏的仕宦生涯亦在海陵王朝达到顶峰，完颜亮“俚而实豪”^[11]的词风，在某种程度上或许与蔡松年的影响有关。蔡松年之子蔡珪被时人许为金朝文派的“正传之宗”^[12]，本人也是金朝中期的词人。蔡珪曾与刑部员外郎王翛、宛平主簿任询等同因事被笞，说明蔡珪与王翛往来频繁^[13]，而元好问为王庭筠所撰墓碑中载：“涿郡王公翛然，风岸孤峻，少所许可，一见公，以国士许之。”^[14]可见王翛于王庭筠有知遇之恩。金词中期大家赵秉文又出于王庭筠门下，刘祁《归潜志》卷一载：“赵学士秉文，……王庭筠子端荐入翰林。……公幼年诗与书皆法子端。”^[15]另外，《宋史》卷四〇一《辛弃疾传》载：“辛弃疾，字幼安，齐之历城人。少师蔡伯坚，与党怀英同学，号辛党。”邓广铭《辛稼轩年谱》谓此事不确，刘扬忠在《辛弃疾词心探微》中则反驳了邓氏的观点。南宋陈模《怀古录》卷中曾载：“蔡光工于词，靖康间陷于虏，辛幼安以诗词参请之。”此蔡光不详何人，也有论者怀疑“光”为“公”之讹，实际指的应即是蔡松年^[16]。虽然党怀英、辛弃疾同师蔡松年之事迄今尚无定论，但邓广铭《辛稼轩年谱》中也承认“稼轩早年从事于乐府歌词之写作，有曾师法蔡伯坚之可能”^[17]，则党怀英师法蔡松年的可能性只能说更大了。因此，由蔡松年到完颜亮、蔡珪、王庭筠、党怀英、赵秉文等人，即使不能完全说是师法传承的关系，至少也可以见出金初“宋儒”词人对后代词人发生影响的一条线索。可以肯定，正是因为有了这些由北宋入金的词人，金词才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