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曲终奏雅期（1351—1368）

最后的这十八年，是元词的尾声，然而却不是每况愈下的尾声，而是复又振起的尾声。

元代末年，由于各种天灾人祸所造成的经济凋敝，元廷统治已呈动摇之势，《明太祖实录》卷九六中曾记载朱元璋的话说：

当元之季，君宴乐于上，臣跋扈于下，国用不经，征敛日促，水旱灾荒，频年不绝，天怒人怨，盗贼蜂起。

在这样的情况下，红巾军揭竿而起，杀守令，据城邑，江淮以南已不在元廷之手。而北方由于元军将帅不和，屡屡交战，至有甚而逼宫者，也造成了“两淮之北，大河之南，所在萧条”^[21]的局面。而文人在这场大战乱的环境中，目睹生民之涂炭，身感命运之无常，从而选择不同的人生道路。这个时期的词人除了几位仍在世的前一阶段词人外，主要可以分为两类：

其一是因时艰世危的局面，故或佯狂避世，或闭户隐居的词人。这其中有混迹黄冠的倪瓒，有归隐山中的舒、舒逊兄弟，有被称为“吴中三高士”之一的韩奕等，他们入明之后亦往往以遗民自居。而其中成就最高的则是邵亨贞，其词既承传了姜、张之清雅风味，又能杂以清真之厚重，作为元代词坛的殿军，是当之无愧的。其二是一些待机而起并参与到新的政治力量中去的文人，包括曾入张士诚幕府的杨基和高启，以及辅佐朱元璋开国的重要人物刘基。其词或清丽凄婉，或深沉疏旷，或苍凉悲慨，成就未必在邵亨贞等人之下。和前一阶段相比，本期词坛更为贴近现实，词人们的心理流露也更加真实可感，时虽乱世，词则复振，这就为整个金元词划上了一个相对圆满的句号。

纵观南宋、金、元这近两个半世纪中，对峙与统一、繁荣与战乱迭相起伏，在历史的漩涡中，文人虽不能把握自身的命运，但却以其敏锐的心灵感受着时代的脉搏，用和着血泪的文字记下了沧桑巨变。上述五个阶段，如果以“借才异代”为蓄势期，那么“气象鼎盛”与“遗民悲歌”两期则为爆发期，它们不仅长达一个半世纪之久，而且群星闪耀、璀璨夺目。随后的“延续传承”期是高潮过后的略作消歇，而最后“曲终奏雅”则是在时代激发下的复振期。有起有伏，有奔流有停蓄，而这正反映了一代词史的演进轨迹和发展历程。

【注释】

[1]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2]见《第一届词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台北“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1994年版第265页。

[3]参见该书《导论》，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至6页。

[4]见《天津社会科学》1985年第2期第78页。

[5]台北学生书局1992年版。

[6]参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7]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87页。

[8]此依王仲闻《李清照事迹编年》，见其《李清照集校注》附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266页。

[9]元好问《中州集》卷一，《四部丛刊初编》缩本。

[10]此从夏承焘《唐宋词人年谱·姜白石系年》之说，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445页。

[11]元好问《中州集》卷五，《四部丛刊初编》缩本。

[12]汪森《词综序》，清朱彝尊、汪森编，李庆甲校点《词综》，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13]吴熊和《唐宋词通论》第五章《词论》，浙江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312页。

[14]《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八八《二妙集》提要，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707页。

[15]况周颐《蕙风词话》卷三，《词话丛编》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463页。

[16]吴熊和《唐宋词通论》第六章《词籍》中谓：“（《绝妙好词》）所选词年代最晚的，为卷六张炎的《甘州》‘饯草窗西归’一词，作于元成宗元贞元年（1295），时周密已六十四岁。周密卒于大德二年（1298），年六十七。《绝妙好词》当编定于周密卒前的这二、三年间。”浙江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345页。

[17]李长翁《古山乐府序》，见《彊村丛书》本《古山乐府》。

[18]吴梅《词学通论》第八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32页。

[19]叶申芗《本事词》，《词话丛编》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381页。

[20]况周颐《蕙风词话》卷三，《词话丛编》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482页。

[21]《元史》卷一八六《张桢传》，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42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