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遗民悲歌期（1233—1300）

金哀宗天兴元年（1232）春，蒙古拖雷率四万精兵大破金军二十馀万于钧州（今河南禹县）南三峰山，潼关失守，金朝精锐至此丧失殆尽。在速不台的围攻下，汴京弹尽援绝。天兴二年（1233）初，金哀宗遂出奔归德（今河南商丘），夏，又迁蔡州（今河南汝南）。尽管在蒙、宋军队的合击下，蔡州次年方被攻破，金朝正式国亡，但放弃汴京之举，实际上已意味着金朝大势已去、国将不国了，而且蒙古入汴，也揭开了大批金朝文人遗民生涯的序幕。因此，本书将“遗民悲歌期”的上限定于公元1233年。至元十三年（1276），伯颜渡江，南宋遂亡，厓山一战，已无赵土，南宋文人的遗民生涯也开始了。公元1300年为元成宗大德四年，虽然张炎、仇远等人直到近二十年后才去世，但此前王义山（1287）、马廷鸾（1287）、谢枋得（1289）、家铉翁（1294后）、陈著（1297）、刘辰翁（1297）、周密（1298）等宋元之际重要的遗民词人皆已辞世，可以说宋遗民的时代至十三世纪末已经基本结束。此后虽然仍有遗民词人，但距南宋之亡业已久远，国灭之初的悲愤痛惋，也都渐渐淡化成历史的沧桑感或莫名的忧伤了。故而本期下限定在公元1300年是比较合理的。

这六十馀年，对金宋文人来讲，都是天翻地覆的动荡年代，他们相继体验和感受到了宗社沦亡、家国丘墟的深切痛苦，时代的巨变更加激发了他们的创作激情，词坛风气发生了新的转向。本期的主要特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金宋遗民成为这一时期词坛的创作主体。北方的金遗民中，元好问无疑是一位值得大书特书的人物。他以其三百八十馀首亦浑雅、亦博大的词作，表达了遗民的共同心声，负一代众望，奠定了他在金源词坛首屈一指、不可动摇的地位。同时的李俊民、段成己、段克己昆仲、杨弘道、李治、白华、杜仁杰诸人，亦皆“值故都倾覆之馀，怅怀今昔，流露于不自知”^[14]，“神州陆沉之痛，铜驼荆棘之伤，往往寄托于词”^[15]，可以说金遗民词代表了整个金词的最高成就。而随后的南宋遗民们在沧桑变故之后，创痛更巨，积愤更深。宋末词风在辛、姜、吴、史之后，本已呈现出盛极难继之势，然而就在这衰敝之馀，入元之后的遗民词却又光焰复振，为词史掀开了崭新的一页。其中文天祥、刘辰翁诸人发扬苏、辛词风，或悲壮激越，直抒爱国情怀；或悲咽凄楚，曲显危心苦志；而周密、王沂孙、张炎、仇远等人则谨持周、姜衣钵，抚今追昔，感慨无端，咏物之中隐约比兴，家国身世出以凄婉。其音色虽然有着高低强弱的不同，但皆可谓是血泪凝成之作。在整个南宋、金、元词史中，本期与前一时期同属高潮迭起的重要阶段。

其次，金宋遗民都通过不同的方式传递着词脉。方式之一是通过词人群体的作用，如金元之际北方的东平、真定词人群，宋元之际南方的江西词人群和杭越等地的词人群，对元代中后期词坛发展所起的作用就不可低估。方式之二是通过词法的传承与词学的总结。方式之三是师弟相传，如元好问之于白朴、仇远之于张翥。就金宋遗民对随后词坛的影响来看，虽深远程度有所不同，但却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第三，金宋遗民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词选的形式，对前代词坛加以总结。元好问编选《中州集并乐府》，其旨在于借诗词以存金源一代之史，这是词史上第一次以历史观念来评词，并为词人立传，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而宋遗民中刘辰翁《金缕曲》词云：“暮年诗，句句皆成史。”虽是说“诗”，实亦指词，也有着清晰的以词存史之观念。周密编于元贞、大德间的《绝妙好词》^[16]，同样也是一部保存与总结南宋词坛发展历程的选本，虽不如《中州乐府》那么宗旨明确，但性质是类似的。

第四，词学理论进入繁盛时期。元好问的《论诗三十首》，赞许“中州万古英雄气”，提倡刚健雄放的诗风，而他的论词主张与诗论亦异曲同工，其《遗山自题乐府引》、《东坡乐府选集引》、《新轩乐府引》等论词之文，实为金代以苏轼为宗的词学观念的理论总结和概括。而南宋遗民张炎所著《词源》一书，讲论乐律词法，推崇雅正清空，正是姜夔一派词学的最后总结和发扬光大。

不过本期之中，除了金宋遗民之外，还有一些是元代的“本土词人”，主要是指在金亡前后出生，并仕于元廷的一批北方文人，包括刘秉忠、白朴、王恽、胡祗遹、魏初、卢挚、张弘范、耶律铸、姚燧、张之翰、刘因等人，他们中有的受到金遗民极深的影响，如白朴是较为典型的例子。但在有些词人的作品中，已有对于元代混一宇内之空前武功的赞美，体现一种开国之初的新风范，如刘秉忠、张弘范的词作。还有的表现出浓重的倦世情怀，如刘因的一些词作。但从总体上来说，这些北方文人的创作虽有了一些新的气象，但还不足以自立，基本没有跳出金词的框架，是金词向下延续的表现。而延续与传承也正是下一阶段词坛最主要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