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借才异代期（1127—1150）

“借才异代”是清代庄仲方在《金文雅·序》中的话，他说：

金初无文字也，自太祖得辽人韩昉而言始文。太宗入宋汴州，取经籍图书，宋宇文虚中、张斛、蔡松年、高士谈辈先后归之，而文字煨兴。然犹借才异代也。

这本是对金朝初期文人来源的评述，不过借用来指词史，也同样合适。而且不仅金代如此，南宋初期词坛上的主要人物亦皆来源于北宋词坛，当然他们不会觉得自己是“异代”之人，这里只不过取其宽泛意义而已。公元1127年，是北宋灭亡和金、南宋各自立国并进入对峙的时间，作为此期的上限。公元1150年，时当南宋绍兴二十年和金海陵王天德二年，之所以选取这一年为下限，首先是因为南宋境内的一批南渡词人，大多在本年前后的十馀年间相继辞世，如李纲卒于绍兴十年（1140）、葛胜仲卒于绍兴十四年（1144）、吕本中卒于绍兴十五年（1145）、赵鼎卒于绍兴十七年（1147）、叶梦得卒于绍兴十八年（1148）、向子諲卒于绍兴二十二年（1152）（一作二十三年）、李弥逊卒于绍兴二十三年（1153）、周紫芝卒于绍兴二十五年（1155）、李清照约卒于绍兴二十五年（1155）后^[8]、朱敦儒卒于绍兴二十九年（1159），如果再放远点，陈与义卒于绍兴八年（1138）、张元幹卒于乾道六年（1170）左右。其次，在北方的金国境内，由北宋入金的一批词人，也都在本年前后的五到十年间去世，如吴激卒于皇统二年（1142）、宇文虚中与高士谈皆卒于皇统六年（1146）、蔡松年卒于海陵王正隆四年（1159）。另外随后的新一代词人也在这前后崭露头角，如海陵王完颜亮于1149年杀熙宗，自立为帝；被断为“正传之宗”起始的蔡珪与王寂皆于天德三年（1151）中举；赵可于贞元二年（1154）举进士；郑子聃于正隆二年（1157）年举状元；任询、冯子翼、刘仲尹亦皆于正隆二年中举；又王庭筠生于贞元四年（1156）；赵秉文生于正隆四年（1159）。因此从这三方面综合考虑，把1150年这个折中点作为本期的下限。

活跃于这二三十年间词坛上的词人，不论是在北方的金国，还是在南方的南宋，都是“借才异代”，即由北宋“借”来的，他们在王朝更迭之后迸发出的创作新变，构成了这一时期南北词坛中的亮点。

就南宋词而言，“靖康之变”使不少词人一改北宋时的创作风貌，在词中贯注入新的时代内容，将原先弥漫于词坛的笙箫细响冲刷殆尽，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这场空前的民族灾难却成为词坛风气转向的新契机。如向子諲《酒边词》一百七十六首，便分成了“江南新词”与“江北旧词”两个部分；张元幹北宋时期的词风婉丽妩秀，南渡之后，却一变为慷慨悲凉，充满着郁塞不平之气，为后来的南宋爱国词派导夫先路。李清照在北宋时期的词作以空灵飞动之笔自写闺阁心情，清新倜傥，南渡后则突出抒写在时代苦难中的深沉感受和巨大不幸，愁苦凄凉，将传统抒情词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境界。另外还有像朱敦儒这样既偶有故国之思，又潇洒飘逸、颓唐自放的一派。总体上来说，这些词人都是由北宋进入南宋，其创作则是时代巨变的折射，所以被后人统称为“南渡词人”。

就北方的金词而言，性质也十分类似。元好问在《中州集》中说：“国初文士如宇文大学、蔡丞相、吴深州之等，不可不谓之豪杰之士，然皆宋儒。”^[9]的确，宇文虚中、蔡松年、吴激以及高士谈诸人本皆北宋人，在金灭北宋的过程中，出于种种原因而仕于金朝，且都成为金初最重要的几位文人。正是由于时代变化带来了这种身份的转变，在他们的词中就往往流露出身宠神辱、违己交病的复杂矛盾心境，在感时抒怀中也常曲折表现出故国之思。

南北词坛中这些自“异代”借来的词人，对随后词坛的影响也非常类似。南宋爱国词派可以追溯到赵鼎、李纲、张元幹诸人，在朱敦儒词中也未尝不可看出后来姜夔词的格调。而北方的“吴蔡体”更是奠定了金源一代词风的基础和发展方向。可以说，这些词人在南宋金元词史中就是处于为后世确立基调的地位。南北词坛在这一点上也是同步进展的，完全可以贯通看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