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金元词分期的基本原则

上述分期观点都有其合理性，它们从不同的方面反映和完善了后人对于金元词的认识，就算试图另起炉灶，也很难脱出这些基本框架。尽管如此，本书仍然认为对金元词的演进轨迹进行正确的阶段性划分，下列数方面的因素是首先必须加以考虑的，这是宏观把握和细致体验此一时期词史发展的必要条件，也就是金元词分期的基本原则。

1．金元词与南宋词的共时性与交互性

前文所引述的这些分期方法在有一点上倒是相同的，即：仅仅是就金元词而论金元词。金词和元词并非截然两歧，而是有着多方面承传关系的两个阶段，这在黄兆汉和赵维江的观点中已经有所表现，同时也是目前词学界的共识。然而金元词只是这一时期词坛的一个方面，作为另一方面的南宋词，实质上与金源一代以及元代前期至少有一百五十年时间是同时存在的，只不过一为北中国词，一为南中国词，就地域、文化和词风上来说，南北自有差异，但是就时代而言却有着明显的共时性，它们在词史的横剖面上是属于同一层面的。因此，只论南宋而不及金元的研究视角是有缺憾的，反过来，孤立地谈论金元词本身的演进和分期而忽略了它与南方的南宋词之间的关系，就如同论五代词时，只论西蜀词或只谈南唐词的分期一样，必不能合理地反映这一阶段词史的全貌，也就失去了其标识性意义。如果用长距离、大比例的眼光来看，从北宋到元末词坛的发展，与历史发展的轨迹类似，也正好经历了一个“合、分、合”的循环。北宋词为“合”，金词、南宋词、元前期词共同构成“分”，元一统天下之后又为新的“合”。由“分”到“合”的流变过程，才是一个完整的词史阶段。反之，如果只看到“分”中的一部分发展到“合”，就不能很圆满地解释这个“合”的缘由与方式。

其次，正如本章开篇所提到的，金元词并不是封闭和孤立地发展的，它和南宋词也处于不断地交流之中。就词人的南北交互性而言，金代词人中有不少是由宋入金者，如宇文虚中等；而南宋词人中亦有由金入宋者，其中最典型的则莫过于辛弃疾了。正是这些“外来”词人，给词坛或辟出了一条新路，或带来了新的气息，而且往往“落户”之后，便成大家。正如况周颐《蕙风词话》卷三中所论：“金源之于南宋，时代正同，疆域之不同，人事为之耳，风会曷与焉。如辛幼安先在北，何尝不可南。如吴彦高先在南，何尝不可北。”就词作的南北交互性而言，金词名作多传入南宋，如吴激的《春从天上来》、《人月圆》（题作《青衫湿》）二词就被收入了南宋黄昇于淳祐九年（1249）所编的《中兴以来绝妙词选》卷二之中；周密《绝妙好词》卷二亦收有蔡松年词二首；蔡松年的《萧闲集》六卷、吴激的《吴彦高词》一卷亦著录于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二一。同时南宋文字亦往往北传入金，如刘祁《归潜志》卷八载：“（李屏山）晚甚爱杨万里诗，曰：‘活泼剌底，人难及也。’”^[7]这都说明了南北文坛风气的交互性。

在时代断限时，应采取“以宋归宋，以金归金，以元归元”的原则，但探索词史的流变时，却必须将宋、金、元融会贯通，力图打破以王朝来分割文学发展的局限性。因此尽管本书的研究对象是金元词，并且将不会专门探讨南宋词的情况，但当观照金元词的演进时，却不能不把它与处于共时与交互状态下的南宋词联系起来看待，将其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分析。在这个视角中，考察的对象则是十二世纪上半叶至十四世纪下半叶中国的整个词坛。

2．王朝更迭带来词坛的新变化

正由于宋金元三朝是一个由“分”走向“合”的时期，其间王朝的更迭自然便成为最引人注目的阶段性标志。尽管朝代的更迭只是政治层面的事件，但由于传统文化与思想积淀的影响，中国古代的文人无不都与现实政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更重要的是，宋金元三朝之间的更迭，既不是以和平方式完成的，也不是如赵匡胤陈桥兵变那样，因绝对优势反而可以相对平缓地实现政权交接，而是通过长达数十年的铁血战争强行推进的。例如蒙古灭西夏用了二十二年（1205—1227），灭金用了二十三年（1211—1234），灭南宋用了四十四年（1235—1279），可以说整个十三世纪的四分之三的时间，中原南北皆笼罩于一片血雨腥风之中。因此在这种背景下，王朝更迭绝不仅仅是单纯的改朝换代而已，它不仅带来了政治与社会的剧烈动荡，而且身处于这个时代漩涡中的文人，其命运与心态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作为生活经历与内在心灵的外化和流露，他们的词中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此一时代的深深烙印。

另外，此时的王朝更迭，与中国历史上的其他时期有着根本不同，金代是第一个以少数民族政权而在中原站稳脚跟的朝代，元代则是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空前的大帝国。对于传统的汉族文人来说，这种打击是更深层面的，心理上的失落、无所归依之感与现实中仕进之路的堵塞，使他们与前辈和后代文人都产生明显的区别。然而从政治和民族战争的角度来看，汉族是失败者，但从文化的角度来看，汉族文化却无一例外地将外来者基本同化。这种双重的复杂关系绞合在此时文人的心灵中，并在他们的作品内得到了表现。

可以注意到，在这近二百五十年的词史中，每一次重大的转向和新发展几乎都与王朝的更迭有关。金灭北宋，击碎了“政宣风流”，却反而激发了南宋初期南渡词人们爱国热情的高涨；而金代初期“吴蔡体”的形成也可以看做是王朝更迭所促成的。蒙古灭金，金遗民成为这一时期词坛上的亮点，元灭南宋，南宋遗民又成为词坛的主导力量。同样元代后期天下大乱的动荡局势，也使得元末词与元代中期表现出颇为明显的差异。就金元两朝词来讲，金初、金末、元初、元末之所以呈现出创作上的高潮，并不是偶然的。因此，分析金元词的演进与流变，就不能不考虑王朝更迭对词史的影响。

3．词人群体对词坛走向的影响

本书随后将设专章讨论金元时期的词人群体，但这里关注的是词人群体的发展与词坛走向之间的关系。金元时期词人群体甚多，有些纯粹是地域性的，如绵亘有元一代的大都词人群，他们的创作风貌各有特色，只是由于地域上的接近而可归为一类；有些是心理趋同型的群体，如阵容颇壮的遗民词人群，身份心境类似，但词风不妨有所差异；还有的是创作趋同型的群体，其成员身份地位各不相同，词风却较为接近。不过更多的还是上述三方面融合型的词人群体，即地域、心理、词风三者都相对近似。

就词人群体对词坛走向的影响而言，首先自然是表现在金元时期的词人群体本身就构成了词坛的重要组成部分。金元与南宋词坛中，大批词人群体与词派的成形和涌现，是晚唐五代北宋所不及的，这时期的一些大家名家，往往也即是某一词人群体的核心人物，或是某一词派的代表人物，如辛弃疾之于南宋爱国词人群、刘辰翁之于元初的江西词人群、元好问之于金遗民词人群等，应该说这是比较明显的一方面。其次更重要的一面是，词人群体的形成、解体与转化的过程也就反映了词坛新的走向。如以金元之际北方的东平、真定两个词人群体为例，这是两个以金遗民及其后继者为主的，由于金元之际特殊的政治局势，依附于“汉人世侯”而形成的词人群，元好问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纽带作用，使得它们都体现出浓厚的遗民词倾向。这些群体的形成揭示了由金词到金元之际词坛的转向，承载着一代文人心灵的寄托。而随着时间的流逝，遗民逐渐凋谢，随着权力格局的变化，其所依托的汉人世侯亦实力衰微，群体的凝聚力随之减弱。而且许多词人被元廷所收用，因此两个词人群体在元世祖至元中期以后便逐渐解体。这揭示着以金遗民为代表的词坛风气就此结束。而随着东平、真定词人向大都的汇聚，这两个词人群又逐渐转化，促使了人数更多、延续时间更长的大都词人群的形成，也促使了代表元代新气象的词坛风气的产生。另外词人群体可以是横跨朝代的，如自南宋中期一直延续到元代中期的姜张词派，绵延近百年而词脉不绝如缕，它的延续和承传过程对词史的重要影响不言而喻。

因此对金元时期词人群体的把握，有助于清晰地认识词坛的整体走向，在分析金元词的演进轨迹时，词人群体是一个应该重点关注的因素。

4．词学观念的衍变在词史发展中的作用

一部词史不仅是创作史或作品构成的历史，同时也是一部词学观念的衍变史。特定的词学观念对词人群体形成和词坛风气的转向都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例如要梳理金代词史，金源词人对苏学的传承就是一个必要的角度，翁方纲《书遗山集后》中说：“程学盛南苏学北。”其《石洲诗话》卷五中亦云：“有宋南渡以后，程学行于南，苏学行于北。”金代苏学盛行，在词史上也有反映。从蔡松年、赵秉文等人对苏词的自觉效仿，从王若虚、元好问等人对苏词的高度评价，就都可以窥见金词的发展轨迹。同样，从张炎等人对姜夔的推崇之中，以崇尚骚雅、讲究词法、注重音律的词学观念为线索，也可以寻出元代初中期词史演进的阶段性特征。故词学观念的流变对于探索金元词的发展轨迹亦值得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