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原心迹为辅助

对待新旧两朝的政治态度之向背，尽管如前节所述，不应成为断定词人及其作品归属的绝对标准，但在某些情况下，作为辅助性的标准，仍然是有帮助的。例如由金入元的耶律楚材（1190—1244），以前述第一条标准来衡量，其词仅存《鹧鸪天·题七真洞》（花草倾颓事已迁）一阕，未能确定其作年。如以第二条标准来衡量，贞祐三年（1215），蒙古军队攻破燕京，耶律楚材被召用，此时年二十六，而他卒于太宗后称制三年，即在新朝生活了二十九年，从时间上来看，后一时期也不占其生平历程的绝对多数。在这种情况下，政治经历便可发挥作用了。虽然耶律楚材本为契丹世族之后，其父耶律履曾任金尚书右丞，他本人于贞祐二年（1214）亦被辟为左右司员外郎。但他于元太宗窝阔台汗时拜中书令，“以命世之才，值兴王之运，本之以廊庙之器，辅之以天人之学，缠绵二纪，开济两朝，赞经纶于草昧之初，一制度于安宁之后。自任以天下之重，屹然如砥柱之在中流”，“奋袂直前，力行而不顾”，“天下之人，固已钧受其赐矣”^[22]。作为元代开国的重要人物，耶律楚材对有元一代的立国规模和治国轨范都有极大的影响，从这个角度来说，将其归为元人是比较合理的。同样，由南宋入元的张伯淳、程钜夫、赵孟頫等人也是类似的情况，虽然他们在前朝已有一定的名声和地位，但毕竟他们作为新朝文人的意义更大，对于这些词人便不适于归入宋代，而应从客观出发归入元朝更为妥当。反过来，像文天祥、谢枋得、郑思肖这样誓死不作元臣，或壮烈殉国，或佯狂避世的全节之士，尽管他们在生活年代上是已入新朝，有的甚至可以说“入元已久”，但将其归为宋代词人或许更符合历史的真实。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政治态度只应成为一种辅助依据，而不能绝对化，必须在同时考虑其他标准的情况下根据具体情况谨慎采用。例如元末明初的刘基（1311—1375），辅佐朱元璋翦灭群雄，北伐中原，成就一代帝业，厥功甚伟，且明代初年的重要典章制度多由刘基与宋濂等计定。从他的这种经历来看，与耶律楚材的情形颇为类似，似也应归入新朝，事实上各类总集及四库等，也的确是将刘基作为明代文人对待的。然而，如果从词史的角度来看，似乎还值得进一步考虑，刘基在元代生活的时间长达五十八年，远远长于入明之后的八年，即使从至正二十年（1360）他受聘至金陵时就算是入明了，也不过是五十年和十六年的比例。当然单纯的时间比较并不构成决定性的因素，创作情况才是更为重要且必须首要考虑的。据明代叶蕃于洪武十三年为刘基的《写情集》所作序文云：

先生生于元季，蚤蕴伊吕之志，遭时变更，命世之才，沉于下僚，浩然之气，阨于不用。因著书立言，以俟知者。其经济之大才，则垂诸《郁离子》，其诗文之盛，则播为《覆瓿集》。风流文彩英馀，阳春白雪雅调，则发泄于长短句也。或愤其言之不听，或郁乎志之弗舒。感四时景物，托风月情怀，皆所以写其忧世拯民之心，故名之曰《写情集》。^[23]

可见刘基词中更多地还是未遇之前郁塞心情的曲折流露，虽然《写情集》中的二百馀首词作无法全部予以确切编年，但可以较有把握地推测，其中至少一大部分是作于入明之前的。因此，就不能仅从其政治地位考虑而将其完全归为明词，而应根据实际情况，以元归元，在考察元末词坛时，必须将刘基词纳入研究的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