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依事迹而推定

有些词人除少数词作以外，其他大部分不仅不能考出确切的作年，而且究竟是作于前朝还是新朝也无法确定，在这种情况下，上述第一条标准便有所局限，而知人论世向来是中国文学的传统，因此词人生活的主要时空及事迹就凸显成为断限的主要推定依据了。这其中大略有两种不同的情况：

一是词人的生卒年虽无法确切考知，但可以大致推定。如果进入新朝之后的时间明显长于之前的时间，则可以谨慎地将其创作主要归入新朝，反之，则归入旧朝。例如仇远，生于淳祐七年（1247），宋亡时年三十，卒年不详。但据其门人张翥《最高楼·为山村仇先生寿》词中“方寸地，七十四年春”之语，可知仇远至少于元仁宗延祐七年（1320）尚在世，则他在元代生活的时间长达四十四年以上。就其生平事迹而言，仇远于南宋咸淳年间与白珽同以诗名，但宋亡之后，参与《乐府补题》唱和、月泉吟社唱和；张雨、张翥、莫维贤等元代的重要文人皆出自仇远门下；大德九年（1305）出为溧阳州学教授；晚年归老西湖，与林昉、白珽、吴大有、胡仲弓等人悠游湖山，以诗酒送年，这些重要事迹皆在入元之后。更重要的是就其词而言，尽管仇远自谓“幼有此癖”^[19]，但是在南宋时并“未尝以词称，迨为诗所掩耳”^[20]，而且就仇远在词学史上的价值来说，他对元词的意义远大于其对宋词的意义。综合以上诸因素考虑，将仇远及《无弦琴谱》归属元代词坛，似应更为妥当。

二是词人的生卒年根本就无从考定，连大致的推测都很困难或分歧重重，此时则可根据现存的生平事迹来推定其朝代断限。如王沂孙，生卒年迄无定论^[21]，其词除《乐府补题》诸作年代可考外，其馀的几乎都无法断定作年。但从目前已知的王沂孙的事迹来看，其信实可靠者仅如下数事：1．南宋咸淳十年（1274）与周密别于孤山，次年两人再会。2．元世祖至元十三年（1276）冬，周密自剡还会稽，复又聚别。3．至元十五年（1278）或次年，在越中参与《乐府补题》唱和。4．至元二十三年（1286），在杭与徐天祐、戴表元、周密等十四人宴于杨氏池堂。5．至元二十四年，周密得《保母帖》，王沂孙题诗，在赵孟頫丁亥（1287）八月跋之后，鲜于枢戊子（1288）再观之前。其中除第一事在宋亡之前，其馀事迹皆在入元以后，且至少到至元二十四年（1287）尚有事迹可考。因此，在新的、可信服的材料被发现之前，可以据此推定，王沂孙主要活动于元代，其《花外集》中的大部分作品与其说是宋词，不如说是元词的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