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依作家年齿而定

这主要是指根据作家年龄划一断限，超过者属前朝，未满者属新朝。唐圭璋《全宋词》和《全金元词》作为网罗一代的巨著，所采用的即是这种方法。《全宋词·凡例》云：

是编断限，上继《全唐诗》中之五代词，下及一二七六年南宋之亡。凡唐五代词人入宋者，俱以为唐五代人。凡宋亡时年满二十者，俱以为宋人。仅入元仕为高官如赵孟頫等者除外。无确切年代可考，如《乐府补题》中作者，元凤林书院辑本《草堂诗馀》中多数作者，亦姑仍旧说，以为宋人。^[9]

而《全金元词·凡例》中对于金元词人的划分标准则未加说明。由于《全金元词》是继《全宋词》之后所编，两书体例大致相同，故凡《全宋词》中已收入的词人词作，俱不阑入《全金元词》。

首先就金元之际的词人而言，《全金元词》元代卷的第一位词人即杨弘道，按杨弘道生于金世宗大定二十九年（1189），金亡时年四十六，入元不仕，闲居以终。另外，李治^[10]生于金章宗明昌三年（1192），金亡时年四十三，入元后虽曾受元世祖徵辟，但旋即恳请还山终老。但是与他们两人经历大略相似的元好问、段克己、段成己等人却被收入金词卷内，而且杨弘道比元好问年长二岁，比段克己年长八岁，比段成己年长十一岁。据元好问《杨叔能小亨集引》所述，金贞祐南渡后，学诗者惟“溪南辛敬之、淄川杨叔能以唐人为指归”，兴定末，得赵秉文、李之纯等名士揄扬，遂“名重天下”^[11]，可见杨弘道于金末即已成名，刘祁《归潜志》中即以杨弘道与元好问、李汾、杜仁杰等并称。又李治生年长于大段五岁，长于小段八岁，卒年（1279）则与段成己相同。何以杨弘道、李治均归入元词而年辈稍晚的元、段诸人却归入金词，亦不甚可解。

其次就宋元之际的词人而言，问题似乎也不少。上述标准，把宋元之际的绝大部分词人纳入了宋代，仅留下赵孟頫等数人算是元代词人，但何以如此划分，如何看待主要生活于元代的遗民词人，则缺乏必要的说明。而更重要的是，二书也均有自乱其例之处。如《全金元词》所收词人中，下列数人在宋亡时均已年满二十，却未被收入《全宋词》中。

陆文圭（1248？—1332？），1276年宋亡时，年二十九。

吴澄（1249—1333），宋亡时年二十八。

胡炳文（1250—1333），宋亡时年二十七。

欧阳龙生（1252—1308），宋亡时年二十五。

陈栎（1252—1334），宋亡时年二十五。

这些词人，就年龄上来说，如果依据《全宋词》所订凡例，便不应归入《全金元词》中。如果援赵孟頫之例来比较，也于例不符。如陆文圭于宋亡后隐居不仕，有司强之赴举，以老疾不应征召，卒于家；吴澄入元之后，屡仕屡辞；胡炳文入元后不过任书院山长；欧阳龙生入元后也只做到文靖书院山长、道州路学教授；陈栎入元后家居讲授以终老。都并非“仕为高官”者。他们在新朝的生活经历与收入《全宋词》中的张炎、仇远等人相差不大，不知何以不入宋而入元。

相反，有些词人在入元之后的确是“仕为高官”的，却又被收入了《全宋词》中。如詹玉，其生卒年虽不详，但他曾于至元间除翰林应奉、集贤学士，并依附于权相桑哥，为崔彧所劾罢；又如叶李（1242—1292），在南宋时不过为太学生，因上书诋贾似道而窜岭外。入元后，起为浙西儒学提举，至元二十三年（1286）应征入大都，明年，授尚书左丞，进尚书右丞。在南宋入元的文人当中，算得上是地位最为显赫的一人了。此二人与赵孟頫情况类似，却不归于元而归于宋。

另外，如陈恕可（1258—1339），宋亡时仅十九岁，未满二十却被收入《全宋词》中，而陈恕可卒年在元顺帝至元五年，年八十二。又陈深（1260—1344），宋亡时年十七，亦被收入《全宋词》，他的卒年更晚，在顺帝至正四年，年八十五。这两人在元代的生活时间分别为六十三年和六十八年。陈恕可为《乐府补题》词人，现存的四首词皆出自《乐府补题》，都在宋亡之后所作；陈深词中有几首是与白朴的酬唱之作，亦在入元以后。因此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衡量，他们两人的作品归到《全宋词》中是明显不合理的。同时对于元明之际词人的归属问题，在《全金元词》凡例中也缺乏明确的解释，很大程度上只能迁就旧说，正如唐先生所云，“论定为难”。可见设定一个权宜的标准是容易的，但在实际操作中总会发生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