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依政治态度而定

清人顾嗣立于康熙年间所编的《元诗选》是一部具有断代总集性质的诗歌选本，“网罗浩博，一一采自本书，具见崖略，非他家选本饾饤缀合者可比。有元一代之诗，要以此本为巨观矣”^[3]。其书《凡例》云：

是集也，前承金、宋，后际明兴，故有先朝逸士而抗节西山，如谢皋羽、林霁山之于宋。亦有当代名卿而祼将周室，如危太朴、张志道之于明。向来选本编作元人，今俱不敢援入。其或遗民故老，浮沈晦迹，如熊勿轩之入元已久，戴叔能之乃心元室，并皆编入集中。读者论其世而谅其情可也。^[4]

在此顾嗣立解释了他对于跨朝代文人之归属的基本看法，即以其在行为上是否出仕新朝、在心理上是否抱持遗民逸士之志作为划分的根据，也就是以对待新旧两朝的政治态度为主要标准。如谢翱、林景熙此类于宋亡之后抱节终身、高蹈不仕者，便不录其作，以全其志。相反在入元之后曾出仕者，则予以入选，如方回、白珽、仇远等。

应该说《元诗选》所采用的这种划定方法是历来比较通行的标准。《历代诗馀》以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对作家的朝代归属也基本以这种先原其迹再论其心的原则为主，而且由于四库馆臣们强烈的正统意识的影响^[5]，在具体的归属上，对此标准的把握比《元诗选》更为严格。凡在新朝曾沾一命之恩者，不论官品高低，不论年代早晚，一概题作元人。于是一大批在入元之后由于各种原因出为书院山长、路学教授等学官者，如赵文、王奕等，都被当作元人看待。反之，对于未仕新朝者一般皆入前代，如熊禾的《勿轩集》，在《四库》中即题作宋熊禾撰，牟、方夔等作家也都被视为宋人；李俊民、元好问等因入元未仕，故皆题作金人。这是论其行迹的界定方法，在此基础上，还要进而论其心迹。如杨公远《野趣有声画》之提要云：

集中有至元乙酉生朝诗，称“六十平头悭两岁”，则是年五十八，以长历推之，当生于理宗绍定元年，宋亡时年四十九。入元未仕，当从周密之例，称南渡遗民。然集中《春雪》诗题下注“己卯正月初三作”，是时正张世杰、陆秀夫等蹈海捐生之岁，而其诗有“向晓披衣更拥衾”，“更无一事恼胸襟”，则是以宋之存亡付诸度外，与前朝故老惓惓旧国者迥殊。且入元以后，干谒当路、颂扬德政之诗，不一而足。其未出仕，当由梯进无媒，固不能与密之终身隐遁者同日语矣。今系之元人，从其志也。^[6]

以诗人一时兴至的悠闲之语，来反证其无忧劳王室之心，这种诛心之论似乎显得有点过于苛求。

不可否认，这种断限方法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以出仕与否作为判断的主要依据，也完全符合正统观念。但其不合理处也很明显，首先，这些遗民虽是前朝之遗民、新朝之逸士，在心理上可以说他们是前朝旧人，但他们虽未必皆食周禄，却也大多没有饿死首阳，其中有不少人长期生活于新朝，而且其交游、创作也都以在新朝时期为主，这些作于新朝的作品，从时间上说，就不能归入旧朝。其次，在具体界定时也难免出现体例不纯而自破其例的情况。《元诗选》中就不得不兼顾诗人的活动年代，作为前一标准的辅助。如由金入元的元好问虽未出仕，但他在元代生活了二十三年；同样，由宋入元的熊禾卒于元仁宗皇庆元年（1312），在元代统治下生活了三十六年之久，虽然他们不论在行为还是心理上都是抗节不仕的遗民，但毕竟“入元已久”，遂亦被收入该书。又如黄庚的《月屋漫稿》一卷，《四库提要》云：“元黄庚撰。庚字星甫，天台人。厉鹗以其生于宋末，入元未仕，遂收入宋诗。然宋亡时庚尚幼。观其集首自序，乃泰定丁卯所作。时元统一海内已五十七年，不得仍系之宋。今仍题作元人。”^[7]而与黄庚情况类似的白朴，金亡时年仅八岁，其《天籁集》在《四库》中却被题为“金白朴撰”，这就与历史事实相距甚远了。再拿杨公远的例子来说，入元之后，“干谒当路、颂扬德政”的绝不止是杨公远一人，这对宋金遗民来说是很平常的事情，并不值得大惊小怪，试观元好问、白朴等人的诗词集中，谀时颂扬之语时时可见，他们与新朝的达官显贵也是来往频繁，关系密切。四库馆臣既据此将杨公远归为元人，元、白却不妨为金人，这就见出体例上的矛盾了。

相比之下，同样是以文人出仕与否为主要标准的陈衍《元诗纪事》，对此问题的处理就显得通脱而有独见。其书《凡例》云：

有元诗人，上多宋金遗老，下多祼将有明。今于宋、金遗老涉元者，如于宋、金未登仕版，则概入之元；其已登宋、金仕者，入元未仕，原不必援之入元，顾选（按指顾嗣立《元诗选》）于元遗山、罗磵谷诸人径属之元，似欠断限。今仿《全金诗》列耆旧、遗献之意，另编遗老一门附焉。其元末诸人亦于元已登仕版者，虽入明尚存，仍列之元也。^[8]

《元诗纪事》中卷三十为“金遗老”，卷三一为“宋遗老”。这种类似于存目的方式不失为一可行的折中之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