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2、愧轩记A

明·顾宪成

昔柳子厚落职永州B，其所为文辞，往往有无聊C之色。至于苏子瞻D又何超然自得也，其为诗至欲“长作岭南人”，可谓知所处矣。

予窃谓顺逆时也，穷通命也。记曰:“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E臣事君犹子事亲也，臣不得于君，子不得于亲，宜日夜警省，引愆F补过，兢惕以将G之，诚恳以格H之，“动心忍性，曾益不能”I以俟之。盖忧近歉，乐近盈。柳既失矣，苏亦未为得也。虽然，是二子者固自有说焉。子厚倜傥负奇气，有经世才，一旦遭摈弃；子瞻高旷拔俗，不能下人，人以故争疾而中J之。若是者，曾不啻K浮云之过太虚，而何足以介意？然则子厚之忧，子瞻之乐，品地然耳。且子厚诚不胜无聊，卒能发愤淬砺L，与韩昌黎并驱，则亦可以洗涤夙垢，消其穷愁。子瞻岂不诚超然哉，而忠君爱国出自天性，故坐戆直，数谴呵，俾谗邪得气，重贻主德之累，则恳恻殆有甚焉。此又以知子厚之忧，未尝无乐；子瞻之乐，未尝无忧。非恒情可得而测也。

予何敢谬附于忧与乐之间？惟自履任以来，自监司以下，率皆优容之，其州之耆老子弟，顾以为父母我也，一切供事惟谨，而予靡M毫发报。寒者诸士有所扬榷N，大都不离于训诰O，非能益之也。归而求之六尺之躯，犹然故吾，又靡毫发表树。怠其职而丰其享，据其名而隳其实，惟深自愧而已。考州乘庄公定山亦尝谪于此P，甚有功德，至今人能道之。若焦泌阳Q位虽贵，莫之问也。得失之监昭然，予将奚居哉？嗟乎！柳氏文而已也，苏氏未离乎文也，庄氏离乎文矣，晚年一出尚不免于忌嫉，况其下焉者哉，甚矣出处之难也！

予至桂城R无所居，假馆于藩大夫之公署。晨起无事，坐中轩，摊书而阅之。辄复内念，仰而无以对于先哲也，俯而无以对于州之耆老子弟也，因而额之曰“愧轩”。为之记，欲使天下后世共知予过云尔。

【注释】

A这篇记曾载清同治《桂阳直隶州志》卷九。桂阳，今郴州。愧轩，在州署布政分司右西门仓基，顾宪成假此居住，题曰“愧轩”。顾宪成（1550－1612），字叔时，号泾阳，世称东林先生，江苏无锡人。明代进步思想家，东林党领袖。万历进士，吏部文选司郎中。因上疏，语侵执政，被谪桂阳州判官，作《愧轩记》。后迁处州推官。44岁时被革职还乡，在东林书院讲学，和赵南星、邹元标号为“三君”。有《顾端文遗书》等。B[“昔”句]柳宗元（773-819），字子厚，唐文学家、思想家。永贞革新失败，被贬为永州司马。C[无聊]精神无所寄托，郁闷。D[苏子瞻]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北宋著名文学家、书画家，唐宋八大家之一，宋豪放派词人代表。元祐八年被远贬惠州。曾作《惠州一绝》:“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黄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E[“记”句]记，指《礼记》。引文出自《礼记·中庸》，意思是君子只求就现在所处的地位来做他该做的事，不希望去做本分以外的事。F[引愆]检举（自己的）罪行。G[将]顺行，尊奉。H[格]正，纠正。I[动心忍性，曾益不能]语出《孟子·告子下》，指不顾外界阻力，坚持下去，使内心警觉，使性格坚定，增加不具备的才能。J[疾而中（zhòng）]嫉妒并中伤。K[不啻]好像。L[发愤淬砺]发愤，因愤激而决心努力；淬砺，淬火磨砺，比喻刻苦进修锻炼。这里指散文创作。M[靡]没有。N[扬榷（què）]举其大略。O[训诰]训诫、教导之类的文章。P[“考”句]考，考证。州乘，指有关本州的史料，即州志。庄昶（1437-1499），字孔旸，号木斋、活水翁，称定山先生，江浦孝义（属今南京）人。自幼豪迈不群，博嗜古学，文采过人。有“百炼不如庄定山”之说。Q[焦泌阳]焦芳（1434-1517），字孟阳，明代泌阳（今河南驻马店泌阳）人，官至少师兼太子太师华盖殿大学士（相当于宰相）。终年83岁，是明代一位权倾朝野的高官。R[桂城]即桂阳郡，今郴州市。

【翻译】

昔日柳宗元被贬职到永州，他所写的文章辞赋，常常有郁闷的意味。而同样的被贬为文，到了苏东坡那里却又表现出多么的超然自得，他在诗中甚至表达出“长作岭南人”的想法，可以说是懂得处世道理的。

我私下认为，一个人处于顺境或逆境是时势造成的，得志或不得志是命中

注定的。《礼记·中庸》说:“君子只求就现在所处的地位来做他应该做的事，不希望去做本分以外的事。”做臣子的侍奉君王犹如儿子侍奉双亲，做臣子的得不到君王的重视，做儿女的得不到双亲的疼爱，就应该时时刻刻反省自己，检举自己的罪行补救自己的过失，心存戒惧地尊奉他们，诚恳地纠正自己的行为，以“动心忍性，曾益不能”的心态来等待时机。大概是忧郁的人总觉得少点什么，乐观的人总是容易满足。柳宗元是很失意了，可苏东坡也没有得意呀。虽然如此，这两个人各自有着不同的说法。柳宗元风流潇洒，负有奇才，有治世之能，却一朝失宠；苏东坡高超脱俗，不甘屈居人下，世人因此而争相嫉妒并中伤他。像这些东西，简直就像浮云飘过天空，有什么值得介意的呢？既然这样，那么，柳宗元忧郁，苏东坡乐观，不过性格使然罢了。况且柳宗元确实不堪郁闷，最终却能发愤努力，潜心磨砺自己的文章，直至与韩愈并驾齐驱，那么也可以凭此洗涤往昔的耻辱，消去那些失意的悲愁。苏东坡难道就不是真的超然脱俗吗？忠君爱国出自天性，故而因为戆实直爽而获罪，多次遭到排挤与刁难，使谗邪小人气焰更盛，更招致主上之德受牵连，那么对君国的诚恳大概还有更深切的想法在他心里。我又因此懂得柳宗元之忧愁里，未尝没有快乐；苏东坡之快乐里，未尝没有忧愁。这不是用常情可以揣度得了的啊。

我怎么敢随随便便地附着在他们的忧与乐之间呢？想想自己从上任以来，监司以下的人都宽容我，本州那些年老德高的人和年轻后辈，不过认为我是父母官，做一切事都小心谨慎，可我却没有丝毫的回报。寒门学子们举其大略地写点称颂政绩的文章，也大都不外乎训诫之类的文告，对我的政务并没有什么益处。回来后又反省自己，我还是原来的我，又没有半点可以表现和标榜的东西。我懈怠于自己的职务却享受着丰厚的俸禄，占据名位却在实际上懒惰，只有深深地自感惭愧罢了。考证本州史料，庄定山公也曾贬谪到此，对本地百姓颇有功德，到现在人们还能说出他的事迹。可像焦泌阳地位虽高贵，却没有人说起他。为政的得与失一比就十分明显了，我应当怎样处世呢？唉！柳氏可能是因为文章而遭到嫉妒罢了，苏氏也不外乎文章的因素，庄氏完全没有文章的因素了，晚年出山还是免不了被世人嫉妒，又何况那些比不上他们的人呢，为人处世是多么的困难啊！

我到桂阳郡没有居住的地方，借用藩大夫的公署作馆舍。早晨起来无所事事，独坐在轩中，摊开书来阅读。于是心中就反复地想，对上我没有对得起先哲的地方，对下我没有对得起本地那些年老德高的人和年轻后辈的地方，于是在门额上题字，命名叫“愧轩”。写下这篇记，想让天下的后辈都知到我的过失，如此而已。

【赏析】

要真正读懂《愧轩记》，就要先粗略了解顾宪成的“慎独”与“戒惧”思想。

顾宪成因创办东林书院而被人尊称为东林先生。因言获罪，政治理想被重创，便致力于讲学。他以卓越的思想气度，成为东林党的精神领袖，他的处世标准是“慎独”与“戒惧”。这两个词是对同一种道德境界的不同表述，它为我们深入剖析古代士人的精神世界提供了范例。“慎独”是儒家文化的传统观念，在儒学经典《大学》《中庸》中有明确的论述。它是一种道德修习的境界，既是个人独处时的内心体验，自身感受，又是可以融会在各种境遇中的精神境界。“戒惧”则指称达成这种精神境界的心态特征。可惜的是，“慎独”与“戒惧”没有给东林党人带来精神的升华，却导致了主体精神的滑落，成了东林党人悲剧壮烈哀凉的政治心态之源。

下面我们来分析文本。

全文分为四段。首段论古，借文风论处世，以自己仰慕的两大先贤柳宗元、苏轼的文章特色对比开篇，为自己下文关于“愧”的议论，遥作伏笔。两人都是文坛翘楚，壮志凌云，却不被当世所容，仕途多舛，一再被贬。但柳宗元最后却郁郁而终，宪宗元和十四年客死柳州。一代文豪、思想家，享年不到50岁。其文《愚溪诗序》便是其郁闷情怀最为生动的写照。苏轼不同，他堪称中国历史上个性最为鲜明的文人士大夫之一。从政40载，虽仕途多坎坷而颇有政声，在“熙宁变法”风波中，他有过颓废与伤感，但最终能有所超脱。其词《定风波》便是其旷达与乐观内心最真实的反映。起笔即呈现两人不同的生活态度，而稍稍赞扬苏轼，却并不使读者感到突兀，因为下文有“仰而无以对于先哲”呼应。

次段深入阐发，既论先贤，亦谈自己，折射出作者思想的光辉。作者认为“顺逆时也，穷通命也”，为臣者，尽本分而已。面对命运的不公，视为“浮云之过太虚”；面对人世的无常，不必记怀，更不必怨天尤人，而应“发愤淬砺”某事业，从而有所建树。他不仅仅是这么评价古人的，也是这样身体力行的。顾宪成是带着强烈的政治热情踏上仕途的，他孜孜于国事，反而获罪罢官。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九月，顾宪成从北京回到家乡泾里。在朝中因公务繁忙，积劳成疾，再加遽遭削职，冤屈难伸，因此在长途跋涉回到家中后体质极弱，病痛频发，好几次生命垂危。然而他绝不放弃自己为国为民的抱负，尽管已不能在朝中实现自己的志向，也要在故乡做些有益的事。他认为讲学可以传授知识，规范人物，扶持正论，为国家培养人才，这和自己重人才、重舆论的政治思想是一致的。于是便把精力集中到讲学上来。顾宪成一生最辉煌的事业就此展开。他对儒家倡导的政治与道德理想极为执著，堪称表率，又在道德修养方面几臻圣贤，垂范后世。同时，作者又以辩证的眼光看到，柳宗元之忧是品性使然，又忧中有乐，乐在文学成就；苏东坡之乐亦是品性使然，又乐中有忧，忧在恳恻。这一点确实是很多柳、苏之后的人包括诸多挺柳、挺苏的人所没有看到的，难怪作者说:“非恒情可得而测也。”

第三段论己之愧。《中庸》曰:“知耻近乎勇。”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地，历来是怀揣儒家政治理想的封建士大夫的自律准则。本文作者也是如此，被贬到桂阳州以后，自认为“怠其职而丰其享，据其名而隳其实，惟深自愧而已”，作者就是这样勇于解剖自己。同时又以古人自比，“嗟乎！柳氏文而已也，苏氏未离乎文也，庄氏离乎文矣，晚年一出尚不免于忌嫉，况其下焉者哉，甚矣出处之难也！”感慨万千。这样一位伟大的思想家，虽有无奈，但突出表现的却是自己由衷的屈己和罪错感。这便是“慎独”与“戒惧”思想的集中体现。

第四段记述题额“愧轩”之由。作者认为“仰而无以对于先哲也，俯而无以对于州之耆老子弟也”。于是“额之曰愧轩。为之记，欲使天下后世共知予过”。绾结全篇，点明题旨。

愧轩古迹虽已不存，但是，郴人却没忘记《愧轩记》。一代大儒，谪居僻壤，反躬自省，觉得愧对先哲和州中耆老子弟。这是谦辞？是自责供状？因为其政绩史载不详，已不可考，但是，他的自省自愧源出“慎独”、“戒惧”而又超出“慎独”“戒惧”，至今仍回荡着振聋发聩的余响。

历史是一面镜子。镜子的意义在于让你有所借鉴，自正其形。屈子沉吟泽畔，九死犹未悔；张骞追逐驼铃，单骑越天山；卫青旌旗翻卷，大雪满弓刀；鉴湖女侠秋瑾，为民国喋血。他们又有哪一个是一帆风顺的呢？没有挫折的人生够不上绝伦和壮美；而沉沦于挫折后的痛苦不能自拔的人生，才是悲剧的人生。顾宪成告诉我们：人并不仅是为自己活着，还应该有更多的担当，即对他人，对民族，对国家的神圣使命，对历史、对先贤、对自己的无愧之心。

有的哲人说，这个时代是没有思想的时代，车水马龙中，人们忘却了存在，迷失了生命。那么，就让我们将历史这面明镜供奉在心中，学会“慎独”与“戒惧”，时时规劝自己如何度过一个无悔、无怨、无愧的人生。

（李　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