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记：怀念陈天白老师

戴凤举

柯敬兄在本书的序言里，批评本人“有时也犯点惰性”。对此，我想解释几句。

我确有“犯懒”的毛病，但是，在与老师有关的事情上，是从来不敢偷懒的。我不敢为本书作序的真实原因是：我认为，中国的文人自古以来“耻言经商”、“耻言赚钱”，因此，学者、文人的著作，应当由学者、文人作序；商人作序，未免有伤大雅。正因为如此，我才苦苦求他。

然而，在本书即将付梓之际，又有几位同学劝我：“在甘泉高中的学生中，您与先生交往最多，时间最久，总该为先生写点什么吧！”写什么呢？我考虑了很久。要写，只能拾遗补阙：记下我与先生的交往。

事情要从五十年前说起。

1959年，中共江苏省委鉴于全省党政机关缺少文字干部，指示江苏省干部文化学校兼办一所“扬州甘泉高级中学”，学制三年，教学以语文为主，毕业后输送到全省党政机关当“红色秀才”。是年夏天，省委组织部通知各县保送3至5名政治条件好、学业优秀的初中毕业生入学，全省计300人。我是其中的幸运儿之一。

入学后，我们上的第一节语文课是《为学》。这是一篇出色的说理文，其文字在古文里不算艰深。但我当时根本不懂“之乎者也”，课前看讲义，头就有点发麻。上课铃响了，教室里走进一位中等身材的老师，大约三十五六岁，样子很儒雅。自我介绍之后，就给我们剖析文章，逐字、逐句、逐段地讲解。他讲课极其投入，绘声绘色，声音抑扬顿挫，我们不知不觉地被他带入了课文的意境之中。

他就是甘泉高中语文教研组组长陈天白老师，不仅讲课生动，而且学识渊博，善于引经据典，并能深入浅出，听他的课完全是一种享受。后来，我们在江苏的文艺月刊《雨花》上看到过他的散文，在《江苏教育》上看到过他关于语文教学的论文，于是对他仰慕而又折服。

他对学生爱之深而责之严。上完第一课，就要求我们像“小和尚念经”似的，在两天内把《为学》背得滚瓜烂熟。他说：“提高文字表达能力，最有效的方法是多读多写，特别要熟读和背诵古文名篇；懂了再背，固然很好；少数地方不懂，可以问，但不要等，在背诵的过程中能逐步嚼出味道。”

接着，又要求我们写一篇读了《为学》以后的感想。几天以后，我打开发还的作文本，看到有很多地方用红笔改过，不但纠正了错别字和语法上的错误，连不规范的简化字也不放过，比如：我把“伟大”写成“大”，他在“”上打了“×”，在旁边写了“（偉）伟”。

这样一天天过去，几个月之后，我发现：我的错别字在减少，语法也趋于通顺。再以后，有的作文居然在比赛中获奖，甚至在校刊《青春》上发表。毫无疑问，所发表的都是经过陈老师精心修改的。我提供的是泥巴，他把泥巴捏成了人。

我至今仍记得：他曾用郑板桥的“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来说明文章不在长短，关键要有新意，不人云亦云。他说：用“花”来比喻美女的，第一个人是天才，第二个人是庸才，第三个人是蠢才。他还说：写文章，切忌“虎头蛇尾”，要“虎头、龙腰、豹尾”。

我后来总结：我身上并没有多少文学细胞，因为我一生中并未写出过很好的文章。然而，常人的细胞总是多种多样的，所不同的是，有的能被激活，有的始终沉睡。当时，陈老师把我身上的文学细胞全部激活了，使我对“写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毕业前夕，我居然不自惭形秽，把当新闻记者作为自己的职业梦想。

我们的高中三年，正是国家“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困难时期，这不可能不影响我们的人生轨迹。当时，校园内书声朗朗，我们沐浴着党的雨露和阳光。而社会上，由于“大跃进”、“反右倾”所引起的破坏性后果，1959年至1961年，全国有两千多万人死于饥饿；由营养不良而滋生的浮肿病大面积蔓延；毛主席亲眼看到自己的孩子也在挨饿，宣布自己“从1961年1月1日起，不吃猪肉和一切荤菜”。在这样的背景下，1962年6月4日，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江苏省教育厅发出“关于停办扬州甘泉高级中学的通知”，其中规定：采取考大学、服兵役、参加集体所有制工作、顶替少数来自农村的小学教师等办法，解决300名毕业生的出路问题。这个决定，无疑使陈老师非常伤心。他三年苦心经营，却未能达到预期的目的。但在当时，人们讲的是“政治觉悟”，对上面的决定，行动上要自觉紧跟，在思想深处也不容有任何怀疑。

为辅导我们考大学，陈老师费尽心血。精神上鼓励，学业上辅导，忙得不可开交。

我在扬州参加完高考，即回兴化老家等待消息。离校前，陈老师送给我一本精致的笔记本，大概是希望我坚持写作。他在首页用毛笔写了“愿你以辛勤的劳动，在这里培植出灿烂的思想之花”。他还送我一本当时流行的小说《勇往直前》，写的是暨南大学的校园生活，书里有生动的爱情故事。我读后对大学生活充满了向往。

陈天白先生手迹

等待高考消息的焦急程度是可想而知的。对我而言，不录取只能当农民，或者当民办教师。这两种生活，比起《勇往直前》里写的，都不可相提并论。

我不时收到陈老师的回信。8月下旬，他在信中说：“和你的心情一样，我们这儿等得也很心焦。重点院校的录取通知，本月15～20日发出，我校仅录取4人。一般院校的通知，大约在月底前陆续发出，看情况，也不会取得很多。现在要作不录取的思想准备了。这也不必自怨自艾，自己是作了最大努力的，委实是文科取的人太少。准备明年再考，也很好；即使不走升学的路，一边工作一边学习，一样可以有所成就。”

我知道他是在尽力安慰我。

9月初，我到离家八里路的竹泓镇，看望初中的同班同学强万年，他是在兴化参加高考的，也未收到通知。午饭后，他把我带到一家测字摊前，测字先生要我们各捡一字。我捡了一个，打开是个“最”字；他捡了一个，打开是个“宫”字。测字先生说：“最”的上面是“日”，下面是“取”，指日可取；“宫”是宝盖头，宝被盖在宫里，今年恐怕出不去。事有凑巧，几天后，我收到中央财政金融学院的录取通知，强万年在第二年考取了南京林学院。本来，我们只是开个玩笑，没想到被他猜中了。

考到北京了，我仍然离不开陈老师的指导。其中最让他操心的，是关于我的“专业思想”问题。

上世纪的五六十年代，整个社会重政治，轻经济；重精神，轻物质。在文科里，文学、哲学、新闻等专业是受人称羡的“阳春白雪”；而财政、金融、商业之类，是高材生不屑一顾的“下里巴人”。我进校不久，一位文友曾在信中责问我：“你怎么会读财经呢？你怎么能读财经呢？！”我无言以对，只是自叹时运不济。

转折关头，陈老师的见解与众不同。他希望我热爱自己的专业：“培养兴趣，强迫自己喜欢原来所不喜欢的东西。”

1962年10月4日，他来信说：“得知你已初步定下心来读现在的专业，这很好。我知道，这要经历艰苦的思想斗争。我自己最近便有类似的体验。”

接着，他给我现身说法：“我以前给工农干部补习文化，教的书过于浅近，因此兴趣不高。后来教高中部同学，兴趣便浓厚得多。甘泉高中停办后，我转回原处，自然又碰到老问题。好在这几年觉悟有了提高，比较容易发觉思想上的错误：我没有摆对党的需要和个人兴趣的位置，较多地从个人利益出发了。思想斗争是激烈的，但斗争胜利了，不用说是很愉快的。”

1963年2月17日，陈老师来信，希望我摆脱“既来之，则安之”的被动状态，努力做到“既来之，则乐之”，他说：“只有感到乐在其中，甚至乐此不疲，才能有所成就”；他还说：“爱之深而望之切，希望我们互相鼓舞，共同前进，自然更希望你青出于蓝，后来居上！”

我至今引以为憾的是：我终其一生，除了在地位、权力、待遇方面曾经相对“居上”以外，在人品学问上，从来没有“青出于蓝”。

我更为遗憾的是：老师对我的专业思想问题，虽曾谆谆教诲，甚至言传身教、现身说法，我经过努力，也曾从表面上解决过，然而在灵魂深处，并未真正解决——虽然我当时并不自觉。

1986年以前，在我们的书信往来中，我不断向他报喜。我告诉他，我大学毕业分配到江西，只在银行当了一年多会计，就被县委宣传部看中，后又调到团省委宣传部任副部长；再以后，我主持筹办了《江西青年报》，兼任主编。我实现了高中毕业时的职业梦想，如鱼得水，感谢陈老师给我打下的文学基础！

1986年以后，我们议论的中心，又回到二十多年前的“专业思想”上来。其时，我在国家审计署任金融审计司司长，这是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之后，我自愿作出的一项选择。我当时以为：党的工作重点转移了，自己也应当跟着转移。然而在新的岗位上，我总是找不到感觉，经常怀念原来岗位而“怅然若失”，就像瞿秋白在《多余的话》里说的：“一只羸弱的马，拖着几千斤重的辎重车，走上了险峻的山坡，一步步地往上爬，要往后退是不可能，要再往前走是实在不能胜任了。”我告诉陈老师：我当审计司司长却不会查账，有人背后议论：“他是搞政治的，不懂业务。”我深受刺激，经常陷入自卑。于是我请教老师：我放弃得心应手的岗位，走上现在的路，这是不是“历史的误会”？

陈老师宽慰我：“历史，可能有‘误会’，但没有‘如果’，不必为走过的路懊悔。你的年龄、地位、责任，决定了你不可能再回到原来的路上，而一个人又不能同时在几条路上前进，因此必须努力适应。”

接着他又给我打气：“懂与不懂是相对的，你一到审计署就当司长，没有从审计员干起，查账的技能技巧当然不如别人。然而，政治和政策水平，组织和领导能力，哲学基础和文字功底等等，这是干哪一行都用得上的，别人未必都比你强。马克思的《资本论》，从衣服、鞋子、小麦写起，难道他当过裁缝、鞋匠和农夫吗？辛亥革命时，毛泽东当过半年兵，应当会开枪。但在所有的传记和文艺作品中，只知他指挥过重大战役，从没见他开过枪。我们不能与伟人相比，然而，尺有所短、寸有所长，这是千古不移的道理。”

他还说：“当然，作为一个在金融领域要努力有所作为的干部，也不必把自己的兴趣和发展的空间限得太小。人的造诣可以是多方面的，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所以，你在努力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不妨保持广泛的兴趣，努力在其他方面，譬如哲学、文学和历史方面有所作为。”——这一次，他“与时俱进”，不再叫我“乐此不疲”了。

此后的几年，我是努力按陈老师指出的“一业为主，多种经营”的路子去走的，活得比较洒脱，只是谈不上“作为”而已。

1997年仲秋，陈老师应我的邀请，到北京小住了几天。其时，他74岁，我55岁，已是知名的保险商人。师生相见，其乐融融，天南海北，无话不谈。偶尔谈到当年闹腾过的“专业思想”问题，已无沉重之感，只是一笑了之，因为我早知“天命”，不再做“文学家”的美梦了。陈老师有时不太放心，曾悄悄问我：“你干保险，还有人说你不懂业务吗？”我说：“不懂业务，是虚敲旁击之文，全怪我少不更事。当年，有人在我办公桌上发现过哲学和历史书，感到惊奇，故有此议。1990年，我调到浙江省保险公司当总经理，不懂业务，我自己倒是常说，但是没有任何人相信，对此，我也感到惊奇。”答完，我跟老师开了个玩笑：“这几年，我的工作既顺手，也顺心，只是您当年要我背诵的《琵琶行》，里面有一句‘商人重利轻别离’，对我有点刺激。”陈老师忙说：“诗词里的话，不必认真，‘重利’的，未必都‘轻别离’；‘重利轻别离’的，未必都是商人……”

陈老师此行，兴致极高，曾于霜降前一日游香山，观红叶；也曾到北京的西直门、东直门、阜成门等地访古寻踪，抒发了“不见城墙更没门，徒留名号付儿孙；欣余北大门楼在，差慰胸中一缕魂”的感慨。离京前，我送他一方洮砚；我爱人周崇瑷怕他路上着凉，送了一件羊毛衫。这件事本来不值一提，未曾想到，他对这点心意极为珍惜。回到扬州后，写了一首“洮砚曲”给我，内有“出入手搀扶，来去亲迎送；下榻专家楼，瓜果多清供；早忧寒气来，伉俪轻裘奉”等句。更加没有想到的是，在陈老师仙逝后，他的爱女陈卫东写信告我：“耳濡目染，感到您和我慈父的师生情谊十分深厚，以至于他在弥留之际多次念叨您的名字。遗憾的是当您来到他病榻前时，他已不能再看您一眼。这里不妨顺便将一件事告诉您：我慈父在病重前不久，似乎有不祥的预感，要我将您送给他的羊毛衫从箱中找出，却没有穿。我问他：‘既然不准备穿，为何要我找了出来？’他却什么也没有说。正因为如此，在他仙逝后，我便将这件羊毛衫连同其他衣物一并烧给了他，让您爱他的一颗心伴他而去，一起进入永恒。”

读至此，我忍不住掉下泪来……

光阴似箭，恩师仙逝四周年了。四年来，我经常想起在我人生的各个阶段，他给予我的帮助。为表示悼念，我和柯敬兄以及他的爱女陈卫东等，把他的诗文整理出版，使他的亲人、学生和诸多的生前好友，见其文，如见其人。

最后，感谢书法家肖丽女士在百忙中为本书题写书名。

2009年9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