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都》杂说

一、创记录的风行

从七月二十四日至今（十月二十四），整整三个月时间，《废都》究竟发行了多少册，谁也说不清。《文汇读书周报》的阿昌，是图书出版方面的消息灵通人士，竟也在十月二十三的报上发表了《看不懂的印数》，对此发出慨叹。下列材料是见诸报刊的：

1．仅新华书店渠道就征订了三十七万册。

2．七月二十四日，北京王府井新华书店首发，预定下午二时售书。上午九时书店一开门，门口就排起了队。排在第一个的是来自内蒙古师大的白丽小姐，第二位是中国计量研究所的一位小姐。售书时，柜台前早已拦了绳子，十几位身强力壮的工作人员在维持秩序。

3．九月二十五日，上海新华书店提供的“半月热门书排行榜”，《废都》高踞首位。约一个月之后，即十月二十三日公布的“排行榜”，该书仍占第二位，仅次于《我的父亲邓小平》。

4．九月，扬州邮局门前一书摊及其他书摊，开始出售大量的“盗版本”。“盗版本”究竟多少？无从估计。仅江苏省有关部门明令禁止出售的就有两种。国庆前后，扬州书市出售正式版本，仍是头号畅销书。

综合北京出版社的正式版本，各地租用纸型分别印售的加印本，以及全国各地数不清的“盗版本”，三个月内至少销售了两百万册以上。文学类书，如此的风靡势头及销售量，都是创记录的。

二、冷淡沉默的评论

《废都》在发行前，曾经被报刊“炒”得沸沸扬扬，包括贾平凹得稿费一百万元的谣传。

但到它正式上市以后，一部如此轰动的作品，报刊的反应却极其冷淡。按照官方的一贯做法，像这样的书应该组织力量“群起而攻之”，但至少现在还没有这么做。书问世已三月，至今不见一篇有分量的评论文字。偶有一些小型详述，几乎全部持批评态度，如《工人日报》的“读者来信”说：“《废都》让人看了不舒服”；《深圳特区报》说：“《废都》的性描写是作者的自恋情结作怪”；《今晚报》甚至报道了一个小男孩看了《废都》扼死小表妹的“凶杀案”，全都扶里摸外，不得要领。

与此同时，尽管看过此书的人到处都是，但也很少听到口头的议论。无论是谴责性的、分析性的或者赞扬性的，都很少。偶有所谈，也都是三言两语，轻描淡写，如“的确是黄书”、“描写太露骨”、“方框框玩噱头”等，几乎难于捉摸其倾向性。

问题的关键在于性描写。这是个不言而喻的“禁区”，不好说。

三、性爱与人生

《废都》的取材，有一个最重要的特点，便是通过性爱来写人生。写人生的不幸处境、挣扎、追求以至最终沦为悲剧的痛苦历程。它的主体是性爱，与此无关的情节，作者做了尽可能简化或淡化的处理。文学反映人生。一部作品大都只着重写人生的一个侧面。如写战斗（林海雪原），写革命（青春之歌），写情爱（围城），写政治运动（洗澡），写坎坷（男人的一半），写官场（金陵春梦），写家庭矛盾（家、雷雨），写商界竞争（子夜）……迄今为止，还未见一部现代中国作品是主要通过性爱来写人生的。这是很不容易写的一个领域，很容易堕入下流，遭人讨伐。而《废都》却是一部较为成功的作品。在它以前，中国还没有一部较为成熟的文学作品是这么写的。《金瓶梅》有些类似，但它写社会众生相比《废都》更多些。

性爱不是人生的主要方面。尤其是一个男子，他的工作成就、事业追求、经济收入等等，无疑都是很重要的。但如果夫妻间的性爱成为他生活中的一个缺陷时，则性爱可能变成他人生幸福与否的一个主要因素了。即“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的一种“不幸”。

性爱，是人类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但关系到种族的繁衍，更直接关系到人们生活的悲欢哀乐，家庭的亲疏顺逆，社会的和谐繁荣。人生“衣食住行私”，为什么独独这个“私”，却被视为虎狼蛇蝎，不能讨论，不能描写，甚至不能言说，不能阅读呢？这是长期封建礼教造成的。所谓“存天理，灭人欲”，人欲真的能灭么？高喊“灭人欲”的人，本身的真面目恰恰是人欲横流的，宋以后的第一号人物朱熹，便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说庄之蝶是好色之徒是不过分的。其实凡人皆好色，好色是人的本能。但是社会中男女之间的关系却大体上维持着相对的稳定，不是搞得一团糟，这是有种种制约的因素的：属于自然的如天生的男女等量，妍媸有别；属于社会的包括经济的，道德的，法律的，感情的，文化的，人际关系的，年龄的，容貌的，生活环境的，社会地位的，健康状况的，等等。这诸多因素，有时是阻碍因素，有时却成了助长因素。

庄之蝶的爱情生活是不幸的。他与初恋的情人景雪荫没有能进入婚姻，后来甚至涉及诉讼，弄得焦头烂额。但爱情的种子并没有在庄的灵魂中消灭，而是作为潜意识，埋藏得很深很深。直至小说的最后，庄还做了一个梦，梦中与景结了婚，发生了性关系。

庄之蝶的家庭表面看来说不上“不幸”。他与牛月清的关系还比较正常。印象中作者没有写他们怎样好，怎样志同道合，意气相投，情深意挚；但也没有写他们怎样不好，争争吵吵，闹得不可开交。不过，一深入到性爱领域，这个夫妇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问题便很不一样了。在性生活上，可以说，庄牛婚姻是一种不幸的婚姻。书中写到两人的性生活，好象总是以失败告终。造成庄的阳萎或早泄的原因，主要是心理上的，而不是生理上的。后来庄唐之间的性爱状况便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这种情形，够不上闹离婚，却缺乏夫妻生活的许多乐趣。说得好听一点，是“一半温存一半心冷”；说得不好听，是一种“不死不活”的生活。

长期的性压抑，造成庄的某些性变态。如大庭广众之间就着牛的乳头吮奶，这一异乎导常的、很突出的细节，实际上便是一种性宣泄的表现。后来由于种种机遇和客观上的某些条件，先后遇上了几个年轻漂亮的女性，并与她们先后发生了性关系。特别庄唐之间的性爱关系，使庄在精神上似乎找到了着落，他一度沉湎于欢乐之中。但好景不长，二人之间的关系以唐被抓走而结束。庄的这种“不幸——追求——破灭”的人生之梦，同《金瓶梅》中西门庆的生活迥然不同。他们是两个时代两种类型的人物，不能以两部书中都有大量性描写而混为一谈。

四、不能绕过的性描写

作者从性爱的角度，背叛并冲击了千余年来封建礼教和道德传统。作者企图写出真实的人性（题词），这就首先要冲击虚伪的道学。作品中写庄之蝶与几个女人的性爱，是赤裸裸的，撕破一切假面具的。而且它不是把性爱作为一种丑恶现象，而是作为一种美的行为来写的。这一点至关重要。林语堂在分析《查》时，曾将它与《金》比较，指出：《金瓶梅》以淫为淫，劳伦斯不以淫为淫（《文选》“上第391页）。在中国的传统观念中，淫总是与丑恶捆在一起的，性即淫，淫即丑，丑即恶，而且是“万恶淫为首”，真是不得了。它比一切罪恶包括杀人越货、贪赃枉法、横行霸道等等，都是更重要的罪恶。《金瓶梅》就是以这种观点来写性行为的。甚至西门庆称潘金莲，迳呼之为“淫妇”，潘也常以“淫妇”自称。《金》遭禁数百年；读《金》，也要“雪夜闭门读禁书”。谈性色变，远比“谈虎色变”更为普通，更为严重。

可是在劳伦斯那里，这观念恰恰被倒转过来。劳氏在他的散文《性与美》中，曾经明确地指出：“性和美是一回事，就象火焰和火。如果你仇视性，你就是仇视美；如果你爱活生生的美，你就得崇敬性。”（《性与美》）因此，在劳氏书中，尽管有些性描写也很细致具体，但与《金》比较，两者给人的感觉便迥然不同。

不能说贾平凹的写法就源于劳伦斯的观点，但贾书与《金》的不同则是明显的。也可套用林语堂的话，“《金瓶梅》以淫为淫，贾平凹不以淫为淫。”

还可以拿《废都》与托翁的《安娜·卡列尼娜》作比较。托翁的书，现在成为经典的世界名著，没有人怀疑了。贾平凹的书，在艺术上远没有达到托翁的水平，这也是无疑的。但作为两部书的基本情节却是有不少共同点的：都是写女主人公外遇的，都是与传统观念格格不入的，都是抛下自己的丈夫与孩子投入别人怀抱的，又都是悲剧性的结局。能不能说，安娜是追求个性解放，而唐宛儿则是个十足的“荡妇”；安娜的悲剧是社会性的，而唐宛儿则完全是个人品德堕落的结果呢？那就未免太武断了。是否丑恶是行为的本身，而不在于对它如何描写。两者的区别主要在于题材及其表现艺术。托翁编了一个曲折动人的故事来展开人物的性格，而贾平凹则主要是写男女主人公的性关系来表现人性的一个侧面。艺术水平上有高低之分，但不能认为取材上该有什么禁忌。

五、道德问题

没有什么其他事情的道德问题比男女之间的道德观念更加模糊不清的了。

就本书的地方背景来说，借用一句现成的话：“西安的传统文化最著名的是，两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故事。”两个男人，是秦始皇和唐明皇；一个女人，是杨贵妃。到西安，最吸引人的地方，一是兵马俑；一是华清池。要说道德，“有不得见者三十六年”，道德么？“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于一身”，道德么？而这些故事都是作为风流韵事来传诵的。或许说：这是非常特殊的帝王生涯，没有代表性。那么，指导中国妇女生活的准则——所谓贞操观，女子要从一而终，“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竖立在中华大地上的数不清的贞节牌坊，道德么？男子的三妻四妾，秦楼楚馆，道德么？所以，所谓道德的本身，常常是不道德的。而宣扬这种道德的卫道者，又常常是很不道德的。例子不胜枚举。

或许说，这已经是历史上的事了，现在早就一夫一妻制了，天经地义的。这是把婚姻制度与道德实践混为一谈了，一夫一妻制能保证道德么？那么多的怨偶外遇是怎么一回事呢？唐宛儿被丈夫剥光了衣服，打得体无完肤，又捆了手脚强奸，性虐待，丈夫还说：“她是我老婆，我怎么教训她，旁人管不着。”难道这也算道德吗？更不要说那许多地方屡禁不绝的形形色色的“性服务”了。

胡风含着天大的奇冤，被关在大牢里二十年。出来之前，写了一本《红楼梦交响曲》及《读〈红楼梦〉随想》。其中，胡风也谈到了《红楼梦》里几个人物的性行为。他说了一段话：

“性行为，如果是出自双方的人格爱慕的自然结果，第一，在双方之间没有任何爱情以外的动机，不是玩弄，不是利用金钱收买或权势压服；第二，双方都没有因此损伤亲属的感情和荣誉；第三，对这种行为的后果，双方共同负责（如怀孕）。那么，无论当时的国法和道德风尚如何，也都不能说是败德甚至犯罪行为。”

这是一段十分冷静而深刻的话，比虚伪的道德观具体实际得多。《全编》P．563，这里引用的，文字上有简化。

这里不是说庄之蝶与几个女人之间的道德问题。因为《废都》不是道德教科书，庄之蝶不是道学先生。作为一部张扬人性、冲击传统的小说，主人公的行为免不了是离经叛道的，否则就不成其为《废都》了。

六、“废都”

贾平凹生活在传统文化气氛很浓的西安一带，他作品中（无论是小说或散文），都受较深的传统文化的影响。但现代人的生活、时代的潮流冲击着他，使他不安于这个传统，并日益感到它的陈旧、古老和没落，“废都”之“废”，便是这种感觉的体现，它直接反映了贾平凹对封建文化禁锢人心的厌恶和反感。这就是作者为什么要这样正大光明地描写性爱的原因。想以人性的和谐反对与之对立的礼教，却又无法冲破礼教的藩篱，最终还是导致一场悲剧的结局。小说里人物的命运是悲凉的，而小说作者的冲刺精神却是悲壮的——反正豁出去了，任人们笑骂评说吧。

七、贾平凹与庄之蝶

贾平凹与庄之蝶，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人。一个是真实的人，名作家；一个是作家创造的作品中的主人公，是虚构的。如同曹雪芹与贾宝玉是两个人一样。

但这个“如同”，却也道出了另一方面的情况：贾宝玉身上，有曹雪芹的某些影子。我不赞成“自叙传说”，但影子确实存在。这里不需评说。

贾平凹在卷首的题词中早就声明：“情节全然虚构，请勿对号入座。”但不知贾平凹是有意还是无意，贾庄之间却有那么多相似：

贾今年虚年四十二岁，属龙。庄好像是四十一岁（记不清了，待查）。

庄是潼关人，与周敏同乡。贾为丹凤人，丹凤在潼关之南不远。

两人都是西安大作家，大名人。这一点十分奇怪。

贾在《后记》中较为详细地写到自己这些年的生活遭遇：在己病，母病，父死，妹夫死以后，“再是一场官司没完没了地纠缠我；再是为了他人而卷入单位的是是非非中受尽屈辱，直至又陷入到另一种可怕的困境里，流言蜚语铺天盖地而来……现在，该走的未走，不该走的都走了，几十年奋斗所营造的一切稀里哗啦都打碎了，只剩下了肉体上精神上都有着毒病的我和我的三个字的姓名，而名字又常常被别人叫着写着用着骂着”。对照《废都》的内容，这不是一个活脱脱的庄之蝶么？假使不是贾平凹自述，我们很难设想他是这样的痛苦。

卷首题词中最重要的一句话是“唯有心灵真实”。我是相信这句话的。问题是：你贾平凹凭什么判断你虚构的人物的心灵是真实的？答案只有一个：“我有切身体验”。那么，贾庄之间的关系还不是很明白了么？贾平凹为什么要这样处理呢？这不是不打自招，自己糟蹋自己么？是勇敢者的自白，还是伤心者的忏悔？或者是兼而有之，真真假假，假语村言。知道这一点有点意思，追究这一点完全是蛇足。

郑振锋在他编的《世界文库》“发刊缘起”上说：“伟大的文人们，对于人群的贡献，是不能以言语形容之的。他们是以热切的同情，悲怜的心怀，将他们自己的遭遇，将他们自己所见的社会和人生，乃至将他们自己的叹息、微笑、悲哀、愤怒、欢悦，一点也不隐匿，一点也不做作，他们并不在说教，在教训，他们只是在倾吐他们的情怀。但其深邃的思想，婉曲动人的情绪，弘丽隽妙的谈吐，却鼓励了、慰藉了、激发了一切时代，一切地域的读者们。”单就叙写封建礼教所禁锢的男女私情说，曹植之赋《洛神》、陶潜之写《闲情》、元稹之传《莺莺》以及李商隐、姜白石、陆游、汤显祖、冯梦龙、李渔、曹雪芹、苏曼殊……他们为了倾吐自己的情怀，身上背负了多么沉重的压力啊。

八、试析一位读者来信

《工人日报》8月15日刊登读者章亚久的来信，说，《废都》让人看了不舒服。（我据《报刊文摘》转载）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有好恶，本毋庸辩论。但是有一位好友也与这位读者持基本相同的观点，忝为知己，引起了一点分析的兴趣。

引起这位读者不舒服的有三点。第一点，“这古城四大名人都像是一群小镇上的八流文人，个个无聊乏味，鸡零狗碎。”其实，名人地位之高低，是一流还是八流，是京城还是在小镇，主要决定于他们的艺术造诣与社会影响，与他们的品德与作风并不都是一致的。大名人也很可能有点“鸡零狗碎”的行为，古今中外有的是；小镇上的八流文人也很可能是温良恭俭让的，只是才能不足或者机遇蹭蹬，不能一概贬斥的。说一流名人都是守身如玉，八流文人都是品行低下，未免太以权势取人了。

接着第二点，就是作者写性行为时所用的□□，并注明删去若干字，这位读者认为：“最让人不能忍受，如果是一种招揽读者的广告手段，好像又太拙劣太低级了。”其实，如果说是太俗，俗在性描写的那些文字本身，并不在那些□□。这些方框，如果真的表示删去一些太粗俗的描写，这删除无疑是好的；如果本来并不存在，只是作者的噱头，则不妨看作是一种幽默，甚至是一种创造，至少是无伤大雅，未可厚非的。至于某些读者要据此去想入非非，那是读者自己的事，没有这些方框，那些文字照样可以使他们想入非非的。

第三点，这位读者认为，“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应该给人一种美，一种高尚，一种向上的精神和力量。”这也是不一定的。单说中国现代的《阿Q正传》、《沉沦》、《围城》、《金锁记》、《雷雨》等等这些名著，都给予人们许多深刻的启示，却都对不上这位读者所说的这些概念。外国的就更多了，许多批判现实主义的杰作，常常写到美的毁灭，照样给人以教训。倒是那些虚假的“高大全”的形象，才是最没有力量的。文革中这类东西多的是。总之，文艺作品千姿百态，品评鉴赏首先不能被某一种框框套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