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苑漫步

人生就是一首诗，一段是光风霁月，一段是惨雾愁云，一段是荒烟衰草，一段是美景良辰……什么风韵，什么意境，就像那春色三分，二分要看诗人笔下怎样挥洒、沉吟。

诗的生活的几个主要特征：1．情感的，真诚的；2．美的；3．幻想的，梦境的，非现实的，超脱的；4．新鲜的，创造的；5．精神的（与物质互补），娱乐的；6．实现自我的。

诗是现实情思的反映与补偿，释放与升华。

人生三个阶段的侧重点：青年，谈情说爱；中年，抒情励志；老年，怡情悦性。

诗是最抒情，最自由随意，最重创造，最需要灵气，最少规范性（包括道德规范、艺术规范）的一种艺术。

天意君须会，人间要好诗。（白居易诗句）

诗意是人们生活的一个侧面，丰富的人生不可或缺的。在精神家园里多几棵翠竹和芭蕉，在幻想世界中有一些杨柳和樱桃，平淡的生活便可多一点色彩，多一点情调。

诗是宣泄和沟通的特殊形式。它最便于交流，而又最便于隐藏的艺术，可以随意曲解，或以自己的想象补充。

诗是诗人灵魂的音乐，是自然界音响的回声，是天籁和人籁的结合体，天人合一。

诗与人生（人生的诗与诗的人生）的“四寻”：1．寻梦：有理想的，浪漫的；2．寻美：审美的，创造的；3．寻趣：娱乐的，敢于爱恶歌哭的；4．寻人：超脱世俗的，自我实现的。

孔子很重视诗的作用：“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可以振奋精神，认识社会，增进友谊，怨刺上政）。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其核心思想是注重经世致用，较为急功近利。这是儒家的传统诗教，有过很大影响，也有一些偏颇。

写诗与名利无关。希望写诗像唐代人那样光华夺目是不现实的，因为那是一个要想当官就要会写诗的时代，其中间媒介是“科举”制度。希望写诗能像徐志摩那样名满天下也是不现实的，那是一个刚从礼教桎梏中挣脱出来，还没有电视，没有卡拉OK的时代，现在你的语言艺术敌不过这些五花八门的新玩意。写诗另有别的目的，而与名利无关。

毛泽东的旧体诗词是二十世纪唯一能够风行的诗作。虽然他的一部分诗的确不错，但流行的主要原因是人的政治地位。现在其追随者已经远非昔比，便是明证。

赵翼论诗，诗以“李杜诗篇万口传”一首流传最广，其观点自然很有价值。一般很少提及他如下的一首：“少时学语苦难圆，只道功夫半未全。到老始知非力取，三分人事七分天。”这观点其实也很重要，虽然不免令诗人气短。须知好诗确不易得，其中天才的因素很重要，文艺大家，少不了天赋奇才。

当代新诗，我最欣赏的有三：北岛“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舒婷“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不如在爱人肩头痛哭一晚”（《神女峰》）；顾城“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一代人》），三者恰成鼎足。现代主义的批判精神与创新精神，在这里表现得十分强烈而深沉。诗的容量都很大，但一点也不抽象。真是杰作。

冯至诗句：“心力此生多浪费，何曾一语创新声。”句意凝重。作为老诗人对自己的严格要求，良可钦佩。但“创新声”云云，所指似较含混，是指诗作的思想内容不能体现时代精神呢？还是指诗的体制形式没有创新的尝试呢？全盘否定，大可不必。

旧体诗词的弱点是明显的。这里不是说那大量的陈词滥调的应景之作，它们根本不值得说。这里是说它的体制，从词汇到格律，形成了一套僵化的模式，束缚太大，不求解放，最后必死于形式。

然而新诗的弱点也是明显的，形式上似是来自西方，但扬弃了西诗的韵律，一味解放而形同散文，割断了诗歌的文化传统，失掉了音乐依榜，从创新到晦涩，也就失掉了流行于大众的土壤。

诗歌用典，乃旧诗的痼疾，读书愈多，学问愈大，愈容易犯此病，虽大家不免。杜甫，李商隐，苏轼，辛弃疾，都是用典的能手，实际上他们的好诗都不是靠典故带来的。胸罗万卷之人，信手拈来，而又恰到好处，本是稀松平常之事，而大多数读者往往因此受苦。近人陈寅恪、钱钟书等人之诗也属此类。自设障碍，令读者望而却步。

读诗，背诗，可以储存诗境、诗意，再与想象结合，更可充实诗思。“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诗歌宝库中琳琅满目，俯拾即是。讽咏玩味，不但可以接受创造力的熏陶，吸取艺术的营养，而且可以丰富生活的情趣，使生活多些诗意。沙叶新有句云：“我见我妻多妩媚，料我妻见我应如是……”何等波俏幽默，抵得过多少平常话语？

柏拉图在两千多年前就说过：“在恋爱的时候，每个人都是诗人。”一语道破了诗歌与爱情的关系，如影之随形。几乎同时，中国的男女青年们似乎用行为印证了他的见解：他们一边唱着《溱洧》、《褰裳》等诗歌，一边谈情说爱。这真是东西辉映，异曲同工。后来由于礼教的统治，这种如诗如梦的爱情和自由奔放的诗歌却渐渐从文艺中消失了。试看空前繁荣的唐诗，写山水，写边塞，写离乱，写友谊，写民生疾苦，写风花雪月，唯独缺少像样的爱情诗。直到李商隐出来，才独呈异彩，却又影影绰绰，扑朔迷离，而唐诗也已接近尾声了，真是可惜。

诗歌与爱情关系密切，在民间创作中十分明显。远的如《子夜歌》、《读曲歌》以及后来的《山歌》、《挂枝儿》等，全是情歌的结集；近的如大量的流行歌曲，也几乎是情歌的一统天下。这类诗歌，数量颇多，难免雷同，千篇一律，格调不高，自然渐渐令人生厌。所好某些时候会有一些优秀的文人参与制作，于是出现了若干艺术品位较高的作品。这便是宋词、元曲能在文学史流传久远的一个重要原因。

西方也有许多的例子。戴·劳埃德在《致一位朋友的信》中说：“像手和手套那样，诗歌和爱情是紧密相连的。”爱默生在《四行诗集》里说：“是否懂得爱情是检验诗人的标准。”墨西哥诗人、诺贝尔奖金得主帕斯，不久前出了一本雅俗共赏的书《双重火焰，情爱与性爱》。他认为两者都具有诗的特质，是感性的，触发想象的。他说：“性爱是肉体之诗，诗是语言的性爱。”这虽然只是就爱情诗说的，但悬标甚高，毫不庸俗，很新颖可喜的。

中国古典诗歌中写女性之美，以杜甫的《佳人》为最好，可谓神清骨秀，然而太清高凄苦，未必是幸福的人生。求清纯温馨兼有的，唯东坡之《洞仙歌》最使人神往。

赞美自然风光，易入前人窠臼；谴责社会丑恶，又易干犯时忌；歌功颂德不屑为，揭露批判不敢为；一味躲进象牙之塔又不甘为。诗人之难，是诸多主客观因素综合形成的，似很难解脱。然而，一旦能抛却顾虑，直抒胸臆，便顿觉海阔天空。

钱钟书诗云：“匆匆得晤先忧别，汲汲为欢转赚愁。”善于从对立中出警策。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好不容易捞到一次相见，刚见面就先想着离别的难堪；千方百计追求欢乐，还是落得一片分离的惆怅——十四个字把委婉曲折的感情表达得细腻而深沉。但诗的内涵过于感伤抑郁，不免自寻烦恼。

我写诗，素喜自得其乐，全不在乎“欢娱之词难工，愁苦之音易好”。曾将钱氏此联改为“知将伤别先图聚，难免离愁且尽欢。”钱诗自好，我自乐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