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9 乌 托 邦

乌 托 邦

最近,被一位好友约去小住,深感友谊之可贵。尤其是每天晚上,灯下长谈,娓娓忘倦,自是人生一大乐事。

有一次,我说到,我喜欢营造乌托邦,常有许多浪漫的幻想。这个话题当时没有充分展开,事后追想,觉得很有些可以玩味的东西,就写下了这篇短文。

人生是不能没有幻想的。它是生活的一个重要侧面,是现实生活的补充和调剂。易卜先在《野鸭》里深刻地写道:“夺走了普通人生活的幻想,也就等于夺去了他的幸福。”马克·吐温说过类似的意思:“不要离开幻想。一旦幻想消失,你也许可以继续安在,但生活将从此和你无缘。”生活中最美的部分往往不是现实的而是幻想的,因为现实总有缺陷,总有负面(包括发财)。箪食瓢饮固然难免烦恼,养尊处优,未必即是幸福。何况欲壑难填,苦海无边,恼人的事正多着呢。幻想与此不同,它不受时空的限制,不受礼教的束缚,没有世俗的伪饰,不受条件的制约,可以随意经营,无所不至,化实为虚,由虚入实。或在墙上,或在床上,或在书本里,或在台板下,或在诗文中,或在书信里,召之即来,恣情戏谑,而又神不知鬼不觉,根本无需顾虑社会的规范,道德的化装。“春窗一觉风流梦,却是同衾不得知。”(李商隐)一个纪念日的构建,能使往日的欢情灿然再现。好玩吗?是的;可笑吗?也许吧;管它呢,姑且享受这浓浓的温馨就是了。

并不是所有的胡思乱想都是美丽的。至美之境存在于才智通达之士的自觉营造中。我们且不说希腊神话的宝库,柏拉图、莫尔等人的杰作,单说国产的,鼎鼎大名的当然要数《礼记》的《礼运》、康有为的《大同书》;林林总总的诸如宋玉的《高唐赋》、李白的《梦游天姥吟》、张文成的《游仙窟》、曹唐的《游仙诗》、汤显祖的“临川四梦”、曹雪芹的“太虚幻境”等,都称得上是营造大师很有创造性的精品;近代的刘鹗的“泰山一尼”,曾使林语堂为之神往,刘半农的四句头的“山歌”,曾使沈从文赞赏;等等,都是美不胜收的。但是,要说最真、最美、最重实践、最执着、因而也最可爱的却要首推陶渊明了。他是一个在社会观、名利观、情爱观、生死观各方面都能正视人生,具有执着的追求和拒绝的,乌托邦的营造大师。这篇短文不能全面地论述他的人生观的各个方面,只准备就《闲情赋》这篇文章来略窥一斑。他生活在一个长期受礼教统治、男尊女卑的社会中,写过一篇《闲情赋》的文章。“闲情”,就是约束感情,不使它放纵的意思。这分明是个说教的题目,他起先也是顺着题旨写的,可是说着说着,却真的动了感情了,一连写了十个“愿”,写自己想做情人上衣的领子,可以感受她头上的香气;做她系裙的带子,床上的席子,脚上的鞋子,可以怎样怎样;甚至做她的影子,情人往西就跟着往西,往东就跟着往东。大胆坦率,直陈隐私,所以难怪要被萧统惋惜“白壁微瑕,唯有闲情一赋”了。钱钟书在《管锥编》里谈到此文,一方面也认为它“旨欲‘讽’”而效反‘劝’”,“流宕之辞,穷态极妍,淡泊之宗,形绌气短,诤谏不敌摇撼”,“悬羊头而卖马脯”;一方面又认为它是“悖论可成好词”,后来很多续写的,都“不足为陶潜继响”。这自然都是不错的。问题是,像陶渊明这样的人,怎么会写出这样主客观不一致的文章来?我以为,从理性上说,陶渊明当然知道,纵情不加约束,是应当防止的;但他又是一个感情极真挚的人,“愿在衣而为领”云云,正是这位天才的大师真情的流露,幻想的折光。一个不做作的人,自然写不出做作的文章,这正是他的可贵之处。文如其人,它是浪漫的,理想的,梦幻式的,灵机妙悟的,更重要的,它是创造性的,自然率真的。是不是可以说“白壁辉光,更有闲情一赋”呢?这是营造乌托邦的一个范例。

乌托邦最容易受到非难的原因,恐怕因为它是“空”的。不知空和美并不是互相排斥的两个概念。谁都知道海市蜃楼是虚幻的,但谁会说它不美呢?不少优美的山水画,其最富神韵的地方,偏偏在那虚无飘渺烟云遮断之处。聊斋笔下狐鬼幻化的美女,分明都是虚构的,但具有很强的艺术魅力,甚至引得一些高龄学者也想入非非。三生缘分的故事尽管许多人并不相信,但却不得不承认是十分诱人的,使多少痴情男女心驰神往,多少诗人为之讴歌。再进一步说,世界上几大宗教所宣扬、所凭借的,上帝,天主,真主,菩萨,神仙,哪一个不是空幻的?而信仰它的人有若干亿,并且那么虔诚!祥林嫂捐门槛,温州人营造墓穴,人们向往天堂而怕进地狱,大腕大款们花若干万买个“8888”的车号,选择“5·18”结婚的人多得酒楼餐厅没法接待,春节相逢都要互祝“万事如意”,“心想事成”,如此等等所企求的,又有哪一项是实在的呢?可是在一些信奉者的心目中,它们又好像都是实在的,给人们带来希望,慰藉,甚至信心和力量。因此,也就不必加以指责和非议。只有两个东西要除外,一个是贪婪,一个是愚昧。

最理想最美妙的乌托邦是与朋友共同营造的。朋友相处,友谊要能持久,有一些不可缺少的条件,如真诚、信赖、尊重、关心等等,而情趣相投、语言相通也是重要的一条。两个志同道合的人,共同营造一个至美之境,自然更是浪漫之极致。彼此无拘无束,无挂无碍,两颗心灵交流砥砺,抚慰共鸣,共同进入一种自由自在的、超我融我之境,这才是人生最难得的境界。它不会给对方带来任何的精神负担和伤害,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这种境界可以共创共享,但却是可遇而不可求的,甚至它本身便是乌托邦。所谓“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是仙境,也是人境;所谓“梦魂惯得无拘检,又踏杨花过谢桥”,是诗境,也是梦境,全凭慧心去创造和领悟了。

此文写成后,偶然又想起美国狄金森的一首诗,觉得新奇有趣,便找来抄录于此:

创造草原

创造草原/只需一株苜蓿,一只蜜蜂/一株苜蓿,一只蜜蜂/再加一个梦/单有一个梦也行,/如果找不到蜜蜂。

(张如译)

从大洋彼岸的“阿默斯特的女尼”,联想到我国宋代一个女尼的一首诗:

尽日寻春不见春,芒鞋踏遍陇头云。归来笑拈梅花嗅,春在枝头已十分。

这是写的怀春呢,还是悟道呢?诗无达诂,还是不求甚解的好。

[补说]

在“人生是不能没有幻想的”这一段之后,似可增添一段如下:

美妙的幻想世界是建立在坚实的现实的地基上,而不是建立在沙滩上的。这可以概括为两句话:适我所适,爱我所爱。适所所适,前一个适是适应的适,“适者生存”的适;后一个适是说所适,即所处的环境。从大的方面说,自己所生活的时代,生活的社会,如狄更斯所说的:“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恶劣的时代”,不管最好和最劣,你个人都无法改变它,只能去适应,在适应中去作一些力所能及的努力。从小的方面说,自己出生在一个怎样的家庭里,智愚妍媸,乃至找到怎样的配偶,做了怎样的工作,其中也有许多不是凭主观愿望的事。这就需要去适应,做“适者”,所谓“君子素其位而行”,“到什么山唱什么歌”,其中免不了有许多烦恼痛苦,只能去化解、改善,而懊悔、怨恨,完全无济于事。这样的人生不是太不幸福了么?正因为如此,才要乌托邦来补充,来调节。至于爱我所爱,不必更多的解说,对人,对事,对物,都可以。

孔子说:“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一方面,是从心所欲,另一方面,又要不逾矩。这两者是有矛盾的,统一的办法又有两条:一是修养到了家,自己所言所行都很自然地符合社会道德规范;二是思想上有一柄“规矩”之剑悬在那里,时时有所警惕。孔子的原意大概是第一种,但凡人不是圣人,能做到第二种已经不错了。完全的随心所欲,爱我所爱,只有幻想世界才能实现,享乐主义,趣味主义,什么都成。不强求于人,当然更不损人利自己。

理想与幻想本有许多相通之处,但是,四大皆空的理想主义与你死我活的理想主义,却是与幻想格格不入的。民初的两个和尚,我近曼殊而远弘一,曼殊凡性未泯,弘一佛心太深。同一个毛泽东,“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何等瑰奇;“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又何等旖旎。而阶级斗争为纲,终于使他读《枯树赋》而悲怀凄恻,陷入极端的孤独悲凉,真是一大悲剧。这是因为,他本是个政治型的人物,热衷于现实政治的功利目的,与乌托邦的营造师们原非一路,走不到一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