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校园

1988年，也就是我60岁时组织上调我到甘肃政法学院，任院长。这是我自1948年夏离开北大后，第一次进入高等学府。

虽然二十几岁我就站在了党校的讲台上，但真正从事教育工作我还是头一回。当时政法学院只有一个学科，一个系，即法学学科、法律系。要想强化法制观念，必须多渠道培养法律人才，特别是要强化行政执法队伍建设。因此，我们决定第一步从培养公安干警入手，申报公安学科，建立公安系。实现这一目标，首先要得到教育主管部门的批准，得到相关专业部门的支持，人事编制部门的放行，以及财政方面的支持。经过班子成员的共同努力，1989年，甘肃政法学院公安系正式建立。

第二步就是从优化学科结构、专业结构、扩大培养人才入手，将法律系中的经济法专业从法律系剥离出来，单独成立经济法学系。1991年5月，经省教委批准，学校增设了经济法学专科。

一届期满后，省委组织部找我谈话，希望我再留任一届，经再三考虑，我还是决定离开领导岗位。这样，从1992年起，我就开始了教学研究工作，担任学术委员会主任，主要搞职称、论文的评估。1994年因病住院治疗，身体恢复后，重返学校，直到1998年70岁时我正式办理了退休手续。

我在政法学院只担任了一届院长，断断续续工作了十个年头，现在退休也已二十多年了，任职、生病、离职、退休后的许多事却令我感怀颇多。最突出的一点就是政法学院历届领导对我的关心，那绝不是形式上的敷衍，因为对于一个八十多岁无权无职的老人来讲，置身繁忙公务的领导，根本没有必要做出什么或做给什么人看。如果是走形式，就不会有新上任还不到一个月的院长，专程来家中探望我的事情存在；就不会有院领导从网上看到我写的《心之路》后，选了其中的章节发表在学刊上的事；更不会有院领导力主我公开出版，并强调由学院出资和联系出版事宜等事的发生，这其中的点点滴滴都让我受之有愧。

前一段时间从网上看到政法学院派代表去各地跟踪寻访学生的就业状况，去贫困地区搞帮扶活动，参加“阳光计划”等等消息，不由得使我想到了两件事。

一件事是我当院长时，与一位青年学生进行的一场谈话。1989年，我来政法学院的第二个年头，遇了一件比较棘手的事：热情而又单纯的学子们放下学业，走出教室，完全失控。作为院长，我该怎么办？

有一天，我在省委开会后，急急返回学校，并很快找来学生代表谈话——“真羡慕你啊，如果能用院长这个职位交换你的年龄，我一定会毫不迟疑。”为了打破僵局，我挑了个比较轻松的话题。年轻人抬起头，腼腆地笑笑没有吭气。“如果这个条件成立，你愿不愿意换？”我继续问。年轻人满是狐疑的脸上出现了一丝笑意，谈话就此展开。在我们近两个多小时的交谈中,我们的内心一直在抗衡，有时他会被我的观点压倒，陷入沉思，有时我也会被他的热情感动。他的纯真，他那任意驰骋的思想之马，毫无浮华，朴素质朴的让我惊叹！与他谈话，我几乎是在享受心灵的洗礼，我觉得有这样的学子，是政法学院的荣耀。

我也曾是学子，汤用彤先生在北大招生办为我这个乡巴仔破例之恩我没齿难忘。《大公报》上的意外发现凝聚着沈从文先生无私的关爱。朱光潜伸出大拇指一个劲的:Verygood!仍历历在目……

那天，年轻人如实相告，然后他神态安然的等待我的决定,我感觉他思想的天秤已彻底倾向了我,他的表情告诉我他已心悦诚服。他向我鞠躬行礼：“非常感谢您！您是我见过的最最慈祥的长辈！”他深深弯下去的腰分明是请我放心,他定会争气,不负所望……

我心释然。耽误的课程没有关系，只要学子们心灵没有受到伤害我就感恩不尽。

几年前的一天，女儿遇到一位领导，这位领导谈到政法学院时说：“没有伏院长，就没有我的今天……”这句话是对我最好的奖赏，也是最高的奖赏。我虽不知他叫什么，也记不起他的长相，但听说他已步入仕途，有机会施展自己的抱负，我感到很大的安慰与满足。

另一件对我触动比较大的事是几年前发生的：那天是政法学院新生报到时间，只见一位老者穿着破旧的衣服，身上背着一个破麻袋，他平静地走到办公桌旁，从肩上卸下麻袋，迎着老师们疑惑的目光，哗啦一下，满桌的钢蹦似乎说明了一切，又似乎让人无法相信眼前的一幕：这些是老者靠捡破烂，为儿子积攒的整整一年的学费！政法学院的领导被感动了，做出决定：免除这个学生的全部学杂费，并帮他将这些碎票拿到银行兑换。那天，政法学院的教师和银行的工作人员整整数了一下午的钞票，遇到缺损无法认定的，在场的人都争着补进新钱。这让我又一次感受到了政法学院的人文关怀！

作为曾经的耕耘者，退休后我一直关注着学校的改革和发展。经过历届领导班子和教职员工的不竭努力，学院现在已经由当时的1个学院增加到10个，由当时的1个专业增加到40个。目前，全校各类学生约一万多人，在校研究生近二百人。

我非常庆幸自己曾是政法学院的一员，非常庆幸在60岁时还能重返校园，因为他们让我享受的是心灵的盛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