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井驿奶奶

“沙井驿奶奶”，这是孩子们对岳母的特有称谓。

如果说妈妈用传统文化启迪了我的思想，将儒学的印记深深地嵌入我的身体，并用她的大智大勇和审时度势左右着我人生的坐标，那么我的另一位母亲则用她无私的奉献、气定神闲的沉静向我诠释着人性中最最宝贵的淳厚、善良和忍耐。她就是我的岳母。

岳母娘家姓史，取名国华，属于旧式女子，不识字，一双小脚。岳父岳母两家离得不远，岳父家算是当地乡绅，半农半贾，人称“俞高爷”。岳父弟兄四人，他是长子，叫俞尚仁。岳母是岳父死了妻子之后的续弦。岳母嫁进俞家，年方二十，虽然年轻，天性却极和善，待人又很礼貌，虽是“后母”，对待继女却如同己出。长女生性淳厚，母女之间相处非常融洽，街坊四邻看在眼里，自是称赞有余。岳母婚后，相继又生了两男两女四个孩子，五个孩子加起来自是让她非常忙碌劳神，但即使孩子们再吵再闹，她也从来没有打过任何一个，总是好言相劝，温语抚慰。岳母虽不识字，却力主几个孩子上学，尤其是女儿，她更是强调要断文识字，以后好“进城后能认得路”“找到茅房”“能有出息”。这是目不识丁的岳母告诉孩子们最朴实的道理——“人不学，不知道”。

1958年，我去沙井驿搞社教，认识了尚在上学的妻子，那时他们一家住在临街的一个大四合院里。岳母瘦瘦高高，盘着发髻，一双缠过的小脚撑着一副笔直的身板，话不多，深而发亮的眼中透着慈爱平和。这位传统而又善良的老人用她二十多年的无私奉献，帮我们度过了一个又一个清苦的日子，默默地为我承担了太多太多的重担，直到1986年辞世。

每每忆起岳母，我的感动和忧伤都会并存。“沙井驿奶奶太善良了！”这是我由衷的赞叹！岳母不识字、不懂四书五经、不知道电视为何物……但这一切都难掩其一世荣名。

1958年，我与妻结婚时，父亲已没有工资，母亲在家操持家务，弟弟远在东北，大妹肺结核严重，已经休学在家，二妹卫校毕业后去了引洮工地，小妹正在上师大附中。当时我是中层干部，每月工资130元，家里的医药费、学费、生活费都要承担，所以自己没有一分钱的积蓄。迎亲那天，我竟然两手空空，只背着一个空空的黄色挎包，独自一人到岳父家娶亲。如此寒酸的迎亲，使尊为新娘的妻子流下了委屈的泪水，岳母眼里也闪着泪花，却什么也没有说，只是催我们快点走。就这样，我领着新娘子坐着公共汽车返回了省党校的“新房”。这事现在想起来都汗颜。省党校的同事为此还取笑我是“瓜（傻）女婿”。三天回门那天，当我盘腿坐到炕上吃饭时，岳母发现我穿着的一双皮鞋底子都磨通了。当时她没有吭气，只是事后告诉了妻子，并为我做了一双新布鞋。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农村的粮食供应标准很低，70%是杂粮，细粮只有30%，一个月供应三两油。1961年，妻子怀孕。本来岳母家粮食就不够吃，为了妻子能坐好月子，岳母每天从面袋里抓一把白面单独放在一个坛里，十个月下来，竟然积攒了一小坛。待妻子生下大女儿，岳母将这些面全部带到我家，并照顾妻子到孩子满月。女儿满月后，妻子带着大女儿“挪窝”住到了娘家。那时岳父家有一只羊，每天岳父割草、放羊、挤奶，平时自己和正在长身体的小儿子舍不得喝一口奶，全部留给了尚在襁褓中的孙女。不久，羊却被人偷走了，女儿吃不到奶了，还在上初中的小舅子就每天从十里外的齿轮厂和钟家河取牛奶。后来，岳父攒钱又买了一只羊。为了孙女，丢了羊，又买羊，我们都没有给过一分钱，岳父母的恩德我们没齿难忘。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我被下放到徽县伏镇的省“五七”干校。干校是以连为建制，我所在的连就在伏镇的一条小河边，劳动之余我时常会坐在这条蜿蜒清澈的河边休息。一天，我收到了妻子的来信，说她生下了第四个女儿。我坐在小河边捧着这份喜悦，望着眼前的白云野鹤，“鹤云”两字闯进了我的脑海，对，给这个新出生的婴儿就起名叫“鹤云”。我兴冲冲地立刻给妻子写了回信，并安慰妻子生男生女都是我们的血脉，我们的骨肉，我一样会心疼。接到信的妻子很感动，给服侍她坐月子的岳母也念了这封信，岳母当时就流下了泪，说孩子的爸爸是个明事理的人，是个善良的人。

我的几个孩子都出生在困难时期，那时，孩子们穿的鞋和衣服大都由岳母做，岳母家窗下经常挂着长长的麻皮，只要有空，她就会坐在那儿，将这些麻皮捻成细麻绳，再拿出用旧布粘好的鞋样，影子单单的、悄悄的或在太阳底下，或借着灯光衲鞋底。

兰州人把儿子的孩子称为“家孙子”，女儿的孩子则为“外孙子”，以示和自家的远近。照理我的几个孩子都应是“外孙子”，但岳母却没有理会或计较过这些，对所有的孙子都一样亲，一样疼。要说有什么区别，那就是对我们帮助更多一些，我和妻子到今天都忘不了这份沉甸甸的情。

岳母家院中有三棵花椒树、一棵疤梨树，每年岳母都会将院中的疤梨摘下后，放在篮子里，用厚厚的毛巾捂得黄黄的，自己舍不得吃，分送给大家。只要回到那个熟悉的四合院，孩子们就撒着欢的四处乱钻，这时岳母总是笑吟吟急慌慌地从缸里、篮子里、柜子里像变戏法似的变出许多好东西，拽着孩子们的手，一人一份。如果有哪一个孩子表现的更听话一些，她会再悄悄给一份额外的奖励。

岳母家做饭用的是风箱，只要我们去，她定会将积攒了好久的白面拿出来，两个小脚捣蒜似的一会儿擀面，一会儿又忙不迭的去拉风箱，然后就笑吟吟地看着大家吃饭，一副满足的模样。

上世纪七十年代，岳母患上了哮喘病，走路干活都非常吃力，特别是到了冬天，严重时就离不开炕。那时我们还在省党校住，冬天就会接岳母来家中。早饭一般是打个荷包蛋再加份牛奶，或将酥油和炒好的熟面做成的油茶烧开后泡点馒头。通常早上我会给岳母也做一份送到床前，这时岳母都会急急地从床上爬起来，满脸的惶恐，双手捧住碗，忙不迭的连声道谢，那份不安总是让她一次次地告诫女儿，也就是我的妻子“以后你来给我做，不要再麻烦他爸”。岳母为儿女们默默地操劳了一辈子，今天无法下地干活了，女婿侍奉老人是天经地义的，可她却诚惶诚恐地用了“麻烦”两个字，这种奉献之后所表现出的无所求，让我们更加的敬重她老人家。

岳母用她一生的忍耐、奉献传递着一种福音，无声地影响着她的后代子孙，使妻子兄妹五人到现在都相互关爱，联系紧密。她的无声的奉献，在今天看来是那样的凄美，这凄美源自于她的忍耐，她的沉静，她近乎享受的神态；这凄美随着时间的推移，越发焕发出神奇的力量。每当大家感念她的恩德时，都会发自内心的为她的善良，特别是沉静中的善良感动。这种于无声处的震撼都会一次次泡软也泡酸大家的心——她太善良了，善良到从不叫一声苦，不争一点利；善良到周围的人都疏忽了她的利益，无视了她几十年就靠牙床吃饭的动作。当时我们为什么就没有想到为她老人家配副假牙呢？！她十几年都是靠牙床“磨”食物，这成了我们大家永远的疼。唯一可以聊以自慰的是，那时台湾歌手张帝即兴说唱的诙谐歌曲，带给了她老人家许多的乐趣。想想那时在党校家中，孩子们围坐在奶奶身旁，桌上放着录音机，孩子们一遍又一遍放着《张帝问答》，妙趣横生的问答引得奶奶笑得合不拢嘴，我真希望这种忘情的笑脸在岳母生活中更多一点，更持久一些。现在我都会想起，岳母参与“妈妈和妻子同时落水，先生应该先去救谁？”讨论时忘情的表情。

反观内心，只有达到无我境界的人，才会如岳母般将手伸向面袋，每天存一把面来应对愁人的苦日子。只有达到忘我境界的人，才会如岳母般穿了一辈子用旧棉絮做的衣服，而给丈夫和儿孙们添置新棉衣。难能可贵的是，这一切都是那么的含蓄，那么的不动声色。她从来没有对任何人倾诉过自己的困境，袒露过自己的脆弱，相信她也有委屈，也有脆弱的时候，但她却用自己没有一颗牙的嘴紧紧地守住了这一切，而留给我们一个永远的平静！岳母这种自然的本性和一颗清静的心，向我演绎着最深澳的哲学，给了我一种求本清源的启示。

正是岳母用她的善良和奉献联结了兄妹之情、夫妻之情、骨肉亲情，感召着她的子孙，使大家都不能也不敢忘记这无声的教诲，进而竞相效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