谎言的肆虐与真理的悲哀

客观规律是铁面无情的，如果你不去认识它，不去尊重它，违反了客观规律，它就会毫不留情地站出来教育我们。

1956年我奉调甘肃省委党校搞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工作。

对新闻工作刚刚入了点门，又突然转行搞理论教学。有生以来，我还从未站过讲台，面对的又是成年人，而且是大大小小的领导干部，真是如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于是，一切从头学起。好在自己多少读过一些理论著作，自学起来还有点信心。就此，我开始了在理论研究和教学方面的摸索。

党校的理论教学强调理论联系实际，我是持赞成态度，并积极贯彻于教学之中的。理论就是指导人生、推动社会的精神动力，就是为了研究现实生活中的情况，解决现实生活中的问题，这就是理论的生命力。

1958年至1959年，我下乡参加农村整风整社，亲眼目睹公社社员排着队在公共食堂分一碗野菜掺着杂粮的稀汤饭，看见大练钢铁时挨门挨户拿走农民的铁锅，在火炉上炼出不能用的烧结铁，多少老人浮肿，多少孩子没有裤子穿，光着屁股晒太阳。谁人无父母，谁人无儿女，这怎能使人无动于衷。我本着做人的良知，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本着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经过调查、深思，针对城乡经济和人民生活陷入严重困难的现象，从经济工作指导思想的角度，从经济规律的深层，剖析原因、追根究底，写了一篇题为《认识和运用经济规律，做好经济工作》的讲稿。

从1958年以来，全国上下被卷进了一股“大跃进”的狂潮之中。“以钢为纲，万马奔腾”“全民动员，大炼钢铁，赶英超美”“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以及不断放出的高产“卫星”等等超理性的豪言壮语和反科学的现象，完全控制了人们的头脑。

透过这些社会现象，我探寻到了经济工作必须遵循客观规律，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探寻人的主观意志在超越客观条件和客观规律方面有哪些重大表现。于是，在一篇《认识和运用经济规律，做好经济工作》的讲稿中，我着重指出了我国国民经济两大部类（即生产资料的生产和消费资料的生产）之间出现了比例失调，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之间出现了严重的不平衡，根源是我们在经济工作的指导中对经济规律认识不足，不尊重客观规律的要求。我在讲稿中写道：客观规律是铁面无情的，如果你不去认识它，不去尊重它，违反了客观规律，它就会毫不留情地站出来教育我们。我们遭遇到的经济问题，人民生活遭受到的困难，正是客观规律给予我们的教训和惩罚。

这篇从社会实际情况出发，本着实事求是的方针，论述了国家经济陷于失衡、人民生活陷于困难的讲稿，在随之而来的“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中，被省上点名为“反党、反三面红旗”的“右倾机会主义纲领”。转眼之间，批判的大字报如狂风骤雨铺天盖地而来。说什么“丑化了社会主义社会现实”“给三面红旗抹黑”“拿起归、削、让三把大刀，妄图把三面红旗砍倒”。顺便提及所谓“归、削、让”三把大刀，是指我在讲稿中提出要解决当时的经济困难，一是要归还对农业、对轻工业欠下的帐，二是削减超越客观实际的高指标，三是重工业要为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让路，即归、削、让。于是，“形势大好”“市场繁荣”，种种维护“三面红旗”的说法纷至沓来。一时之间，谎言成了“真理”，真理被颠倒为“谬论”。在一个以实事求是作为党的“三大作风”，以人民利益为最高宗旨的社会主义国家，违背客观事实的谎言肆虐于报刊之上，横流于社会之中，真伪倒置，黑白错位。

对我的批判，是在我新婚不久，当时新房与批斗会的门正好相对。多少个夜晚，我在对面的会议室内被批斗，训斥声、辱骂声一浪高过一浪，新婚不久的妻子随着声浪的起伏，心惊胆颤。散会后，俩人往往无法入眠。就这样，过着白天劳动，夜晚挨斗的生活。眼看连副总理彭德怀都被打成了“反党分子”，我还会有什么好下场，等待着我的将是终生的劳动改造。我不忍看着新婚不久的妻子跟着我受苦,劝她离开。妻子的回答是坚定的：“你劳动也好，下农村当农民也好，我会一直陪着你，有苦一起吃，再苦也能活下去。”艰难时刻，这番话如一股暖流浸透了我的心，给了我面对这场人生磨难的勇气。

对我的批判，在整个“反右倾”的狂涛恶浪中只能算是一波小浪，风暴的中心是在中央领导层，那里在刮着十二级台风，在进行着更为激烈的谎言与真理的搏斗，在上演着对实事求是的肆意诋毁，对违背真理的百般喝彩。

当时任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的彭德怀，于1958年至1959年，在西北和湖南下基层考察。在他去曾发动起义的平江时，一位退休的老红军递给他的一张纸条上写着：“谷撒地，薯叶枯，青壮炼铁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请为人民‘鼓咙胡’（呼吁）。”再加上沿途见闻，他便在1959年7月的庐山会议上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着重谈到：“现在我们在建设工作中所面临的突出矛盾，是由于比例失调而引起的各方面的紧张”“在我们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方面，也暴露出不少问题”，主要是“浮夸风……吹遍各地区各部门，一些不可置信的奇迹也见之于报刊”、“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面对这样一封如实反映情况、切中时弊、为民呼吁的情真意切的进言，作为最高领导人的毛泽东却发动了一场席卷全国的“反右倾”运动。他本人于7月23日在庐山会议上亲自发难，批判了信中所陈述的“比例失调”“市场紧张”“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等等。于同年8月1日亲手给彭德怀戴上了“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言人”的帽子，宣称“这次向党进攻是有计划、有准备、有组织、有目的的”。最后株连到会上发言同意彭德怀意见的主要人士黄克诚、张闻天等，定为“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正是毛泽东精辟阐述了“实事求是”的真理观，为什么却对事实昭然的“比例失调”“市场紧张”视为大敌，而让“形势大好”“市场繁荣”的谎言肆虐横流？正是毛泽东亲自提倡“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开拓言路、倾听民意的作风，为什么却对情真意切、代民呼吁的意见书加上了“反党”的罪名，欲使其永世不得翻身？正是毛泽东亲笔题写了“为人民服务”的五个闪耀着真理光芒的大字，为什么却对“谷撒地，薯叶枯”的粮食减产、人民饥荒无动于衷？这是历史的提问，人民的提问，真理的提问。

“反右倾”运动已被彻底否定，彭德怀与被迫害者都已平反昭雪，但是，这场运动中演出的谎言的肆虐与真理的悲哀却深深地印在了我的心灵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