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人述怀

1949年8月26日兰州解放，我还躺在病榻之上，1951年底基本康复。怀着报效国家、贡献社会、侍养家人的热情，我急于参加工作。踏进社会的第一脚，我便踩进了新闻界。原委有二，一是高中同学、好友田世英当时在甘肃日报总编室负责，力主我进甘报社；二是我喜欢写作，新闻工作与写作是一对孪生子。

在新闻界工作了五年半，时间不长，感怀良多。

一

踏进报社，分在编辑部的文化组，既做编辑，又做记者。作为编辑，每天面对的是成叠的读者来稿。

我首先被社会上众多热情的撰稿人所触动。我是过来人，深知写稿其中之苦，要接触生活，要有感于怀，要构思，要选题，要谋篇布局，要字斟句酌，不绞尽脑汁，不吃苦，是写不出东西来的。每天都有很多的读者给报社投稿，社会上居然有这么众多的人愿干这苦差事，爬在方格子上辛勤耕耘，是我始料未及的。在每一份来稿的背后，都是一个默默耕耘者，每份来稿都是汗水与心血的产儿。面对成叠的来稿，我的心是沉甸甸的，又是激动的。

作为编辑，大量工作是筛选、加工来稿。对每篇来稿，我如接待贵宾，不敢稍有懈怠。从标题到结尾，逐字逐句细读精研，力求从中探寻出作者的才思，感触到作品的精髓，唯恐佳作从眼皮底下滑过，最怕埋没拔萃之人。对于需请作者自己加工的稿件，视之为与学长对话，提出一些问题，共同探讨，只是磋商、建言，决不强加于人，并愿聆听作者的高见。至于只需润色加工的稿件，首先尊重原作者的辛勤劳动，尽量保持原稿的风貌，只是在确需润色或改动之处，以十分严谨的态度，搜刮枯肠，反复推敲，改到恰到好处。

有人说，做编辑，是给别人做嫁衣裳，此话言之有据。北大时，沈从文先生为我这个新人一次次的做嫁衣，今天我能为他人送上一份祝福何乐而不为呢。我做了五年半报人，天天在为他人做嫁衣，天天都有这种为新人锦上添花的喜事与乐趣。

二

世界上所有的母亲最幸福的时刻，莫过于怀胎十月，听到呱呱坠地的婴儿哭出第一声的时刻，看到由自己身体繁衍出的新的生命，孕期的煎熬，临产的剧痛，都消失殆尽，心中装满的唯有喜悦和幸福。报人生涯亦是如此。

这感受就来自当你煞费心血润色修改过的作者来稿，终于见诸报端；当你作为记者，自己采写的稿件被报纸采用。这一切就仿佛母亲听到婴儿呱呱坠地的喜悦和慰藉。

不论是润色他人作品，还是自己撰写稿件，都是一种艺术创造，是美的塑造。往往为了准确、深刻地表达一个思想，为了生动、优雅地体现一种意境，凝思神至、呼而不闻。往往为了推敲一个句子、一个词，躺在床上难以入眠。我家离报社有二十分钟的路程，这路程就成了我构思之路程，打腹稿之路程。写作的艰苦，艺术创作的煎熬，是沉重的，却又是趣味盎然的。一位母亲在怀胎十月备受煎熬之时，若感到腹中生命的跳动，一种期待新的生命的喜悦会扫尽一切曾有的沉重与不适。作为一个报人，我同样时时感受到期待一个新的艺术生命诞生的喜悦。

三

解放初期，报纸周日、周一照常出全版，没有假日。这在当时也是特例，其他单位大都星期天休息。报社的同仁都习以为常，毫无怨言，成为报人的一种天职和风格。

我刚到报社上班时病未痊愈，我被报人的这种忘我的工作风格深深感染，带病坚持星期日照常上班工作。报人的无私奉献、忘我精神在我刚迈入社会之时，就在心中播下了一粒宝贵的种子。

时下有偿新闻、隐性收人在报业圈已不是什么新鲜事。这对五十年代的报人简直是做梦也不会想到的。当时一开始是供给制，也就是生活费，后来改为工资制，也是低薪制。大家都安贫守清，从不计报酬的多寡，只知为办好一张报，为撰好一篇稿，殚精竭虑，忘我耕耘。时至今日，我仍然恪守着报人留给我的这一习惯。

报社工作仅仅只有短短的五年，却赐给了我一位至亲至近的兄弟，他就是薛东。薛东与我同年生，只是比我小了几个月，陕西人，1949年随解放军进的兰州，与阮迪民同时进驻甘肃日报社，担任理论组组长，是老革命。

自1954年薛东介绍我入党至今，五十多年了，我们之间绝对没有办法用简单的“友谊”来形容。“光祖”“媛媛”“宝宝”……薛东叫起弟弟妹妹们的那个亲热劲，连我这个当大哥的都会吃醋，而弟妹们也都非常尊敬和亲切的唤他为“薛大哥”。

薛东性格比我开朗，平时更多的是他融入我的生活、我的家庭。家里的事有时我不知道，他却很清楚。这几年，他更是与妹妹们联系频繁，尤其是大妹媛媛住在老年公寓，薛东更是不顾交通不便和年迈体弱，只要有空就去探望，书籍、资料、生活用品，从未间断。都是八十多岁的人了，还在为我家的事操劳。人生得一知己足矣，仁爱的上帝却在赐予我知己的同时，也赐给了弟弟妹妹们一位可敬可爱的“薛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