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榻伴侣

回到兰州，我开始了卧床、休息、治疗。从1948年夏到1949年秋兰州解放，整整一年的时间我都以卧床静养为主。长期静养中，幸有我从北大带来的书籍以及同学们经常寄来的邮件做伴，使我还能了解时局的变化，少了许多的彷徨和不安，使顽疾缠身的我对当时敏感的时局尚能随时掌握，使深陷病榻中的我仍燃烧着民主广场时的激情。我视其为“病榻伴侣”。

第一位伴侣是我从北京带回来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美国记者斯诺采写的《毛泽东传》以及英文版的《资本论》，还有我在兰州通过邮汇订阅的《观察》和《时代》周刊。我平时就将这些书刊放在床边，随时翻阅。它们使我的思想朝着一个既定的方向不断向前延伸。

《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仿佛一轮新社会的红日正冲出黑云，蓬勃而升。读着《资本论》，耳边仿佛响起旧社会受压迫奴隶奋起反抗，砸碎镣铐的呐喊。《观察》是上海出版的在全国最具影响的时事周刊。其中多有著名的理论家、政治家、军事家对当时政治形势、国共内战发展、社会问题的精辟分析。最吸引我的是时局分析，从对一周国共双方兵力对比、武器对比、士气对比、指挥对比，以及地理条件做的全面、生动的剖析，随着战局发展，我对国家的未来充满了信心。

我在北大同宿舍的同学徐洪泽、金裕岑还经常寄来北大学生运动的内部资料。看着这些资料，民主墙边的讨论、北京街头的游行队伍，以及全国人民雷霆万钧的呐喊，也引发了我无限的抱憾。

病榻旁的第二位伴侣是我中学时的同学。他们有的是地下党员，有的是进步青年。每逢星期日，他们总会抽空来我家，谈读书心得、讨论问题、分析时局。这时，我的房间就会被洋溢着的友情、关怀紧紧包围，每个角落都充满着炽热的声浪，和一张张因期盼伟大时代到来而兴奋的涨红着的脸。我们无拘无束，畅谈各自的见解，有时也会争得面红耳赤，但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愿，就是追求进步，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心声，就是期盼新社会的早日诞生。

这其中有两件事更加坚定了我的革命理念。一件是经常来我家的一位地下党员被国民党特务拘捕，送到了黄河北岸的大沙坪监狱，严刑拷打，最后遭到杀害。莘莘学子为了追求理想，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为了大众的幸福和民主权力，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他的英勇就义激起了我们更大的爱国热忱。

另一件深深触动我心灵的事是，当时有位好友决定赴延安，但旅费不足。我把这件事告诉了母亲，本来没有请求母亲帮助，只是说说而已，不曾想，母亲听完之后，拿出了她积蓄的二十块大洋，要我转交给这位好友。母亲的义举又一次让我肃然起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