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道 ——记汤用彤、沈从文、朱光潜三位师长

大学并不是贩卖毕业证书的机关，也不是灌输固定知识的机关，而是研究学理的机关。所以大学的学生并不是熬资格，也不是硬记教员讲义，是在教员指导之下自动的研究学问的。

——蔡元培

韩愈在《师说》一文中，对为人师者的职责归为三条，即传道、授业，解惑。其中后两项易为人理解，也较易实现。最难的是第一项传道。对“道”的诠释，众说纷纭，对“道”的实践，步履维艰。这里，不准备对“道”作哲学层面上的探讨，只是直观地从三位留给我深刻印记的老师体现出的师道，让我们感受一下实在的而不是空泛的，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师道的熏陶，沐浴师道的阳光。

一

我第一次接触到的北大教授，是在上海招生办事处。我到了上海的当天，就赶往北大招生办事处。他们的回答是，招生已经截止，报名已不可能。这不啻是当头棒喝。做了多年北大之梦，专程坐飞机赶来参加考试，半道却出了差错，眼看将化为泡影。心急如焚的我再三向办事人员陈述自己是从数千里之外的西北高原赶来，实属不易，延误了报名时间，实属无奈，望能破例，准予补报。办事人员终于被我的真情打动，提出让我给招生办事处的负责人北大文学院院长汤用彤教授面陈，由汤先生决定。

汤用彤先生我早有耳闻，知道他是全国大名鼎鼎的学者，是哲学界的泰斗。我这么一个连大学门还没迈入的小学生，竟然要面对一位德高望重的学者，真是诚惶诚恐。但又一想，除了向汤教授面陈实情，别无选择。于是，胆怯地、小心翼翼地跟着办事人员走进了汤先生的办公室。抬眼一望，眼前是一位身着布衫，脚蹬布履，慈眉善目的师长。这一来，我的胆怯就去了一大半。定了定神，向汤先生陈述了我延误报名期限的原委。汤先生听说我是从兰州来到上海的，眼神中透出惊喜与同情，并毫不犹豫地做出决定，同意我破例报名。喜悦、感动一起涌出，却说不出一句感激的话，只有本能地向汤先生深深地鞠了一躬。汤先生语重心长地说：“来到上海报考不容易啊，不要坐失机会，好好准备考试。”

这就是名扬中外的学者汤用彤，他曾与多少名人交往，曾在多少学府的讲坛上演讲，今天对这我这么一个微不足道的陌生青年学子，以慈父般的爱心理解我、关照我、勉励我，给予我的不仅是准予报名的惊喜，更多的是亲身感触到了一位师长的赤子之心，一颗对莘莘学子的博爱之心。“博爱”的口号喊了很久，听了许多，今天我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博爱之心的抚慰。师道者，博爱也。这是从汤用彤先生身上彻悟到的铭刻于心的师道。

二

以师道滋润了我的第二位老师是沈从文先生。沈先生是我大一国文的教师，给人最初的印象是衣着朴实，语言朴实，神韵朴实，朴实得如乡下人。从外表、神情上看不出他是当代文坛有名的作家。当时在文学理论上与他观点不同者不少，他在讲课中只是阐述自己的观点，从来不以过激言辞批驳对方，显出淡泊与宽厚的风度，平和的心态，也树立了不同学派以平等地位自由争鸣的风范。

沈从文先生鼓励学生勤于写作，从写作实践中把握写作的门径，砥砺写作的能力。他经常给我们出写作题目，而且要求当堂写就。他出题既有具体的富有启发性的题，如“我最爱的人”；也有让学生的思想奔放、想象力充分发挥的不设具体题的，如“诗一首”、“散文一篇”。作为学生，我们更喜爱后一类，在方格子上可以自由驰骋。一次，先生出了“诗一首”，请大家自由抒发，我眼前立刻出现了第一次看到大海的情与景，情难自禁地写下了《当我第一次看见了海》。令我深感意外的是，过了数日，在天津《大公报》的文学副刊上发现了这篇作文，还署了我的名。这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在报刊上登出了自己的文章，而且是全国性的大报，还是在副刊的首栏显著地位，心中的惊喜是无法言表的。沈从文先生当时除了在北大执教外，还担任着京津四家大报文学副刊的编者，有天津的《大公报》《益世报》，北京的《经世报》《平明日报》。我心里明白，这是沈先生将我的作文在他编的《大公报》上发表的。他带给我的是巨大的鼓舞和推动，激励着我在文学写作的园地上辛勤地耕耘。又一次，在“散文一篇”的题目下，我将自己假期从北京经包头、银川抵达兰州的途中，曾乘筏过黄河渡口的景与情，写成散文《渡口》，文中描述了黄河渡口的荒凉、“筏客子”（船夫）的粗犷与豪放。北京《经世报》的文学副刊上刊登出了我的这篇散文，而且有过润色之处。这又是先生之举。后来，我读了一些曾经做过沈先生的学生后成为作家的文章，得知沈先生从三十年代起就一直这样默默地为喜爱文学、勤于写作的青年们开拓创作耕耘的园地，为中国文坛培养一批生力军。正如沈先生自己说过的：“这小刊物的明日理想，一定将依然是活泼青春的心和手。”

这就是名垂中国文坛的作家沈从文先生作为一位大学教授焕发出的师道。师道者，默默为莘莘学子开拓成才园地，为民族铸造精神之基石。这是我从沈从文先生身上领悟到的师道。

三

以师道哺育了我的第三位老师是朱光潜先生。当时，朱先生是我们西方语言文学系的主任，是“英诗”这门课的导师。

朱光潜先生是中国美学界的先驱，外国语言学界的巨擘。在我上中学的时候，就读过他写的《给青年的十二封信》，以行云流水般的文字，以通俗的语言，以平易近人的风范，与青年促膝谈心，谈论文学、美学。想不到，我竟能成为朱先生的门生，能面对面聆听他的教诲。朱先生幼年是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安徽桐城学派的熏陶下成长的，后来留学英、法、德诸国，学术功底深厚，学识甚为渊博，特别在美学领域有很高的造诣。能成为他的门生，我感到无比的荣幸。

朱先生给我们教英诗这门课，用的是英国和美国联合出版的一本英诗精选本。他教每一首诗，极为认真，剖析诗的用词、造句、节奏、旋律，哪怕是一个音素也不容读错，读错一个音素，就会失去原诗的韵味。记得有一次先生让我朗诵一首诗，诗中有一行最后的一个词的最末一个音节，按诗的意境要求，应该读得绵绵悠长，而我读时却戛然而止。先生要我重读，仍读不出应有的韵味。此时，我主动提出：“Iwilltryagain.”（我愿再试一遍）。先生听了连连说：“Verygood,verygood！”先生不仅严格要求学生，同时鼓励和赞赏学生严谨求学的精神。此情景，仍历历在目。先生的这种严谨治学的精神，是一以贯之的。他在撰写《文艺心理学》这部著作时说过：“要看几十部书，才敢下笔写一章。”

朱光潜先生在严谨治学、严格要求学生的同时，又充分发挥学习者主体的意象和情感。先生说过：“读者的想象和情感是生生不息的，一首诗的生命力就是生生不息的”“凡是创造和欣赏都是艺术的活动”。朱先生在严谨解析每首诗的基础上，又作为一位读者、欣赏者和美学家，探寻诗的意境、美感和对人生的感悟，并引导学生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去挖掘美，要求学生在欣赏之中寓有创造。朱先生在教学中将认真严谨与超脱、独立思考天衣无缝地结合了起来。

这就是一代学者朱光潜先生以自己的治学、教学、对待人生所昭示出的师道。师道者，既要求严谨、认真治学、做人，又要求独立思考、有所创造。这就是我从朱光潜先生身上深悟到的师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