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道热肠

一

父亲1901年1月24日生，兄弟四人，他最小。父亲生在北京，自幼随祖父去了四川，祖父去世后，祖母带着父亲兄弟4人回了原籍秦安。16岁时离开家乡出外求学谋生，自此就再也没有回到过家乡。屈指算算，他待在家乡的时间并不算长，但他却是秦安旅兰同乡会的会长，这足以说明家乡人民对他的殷切期望和爱戴，也足以证明他对家乡的那份深厚的赤子之情。

父亲从小在家读私塾，生性善良、敦厚、谦和，学习很用功。16岁赴兰州求学，在甘肃省电信局工作一段时间后，又考取了交通部直属上海高等电信专科学校，是伏氏家族中第一位进入大学的人。大学毕业后，先后任银川市电信领班、永登县电信局局长、甘肃省电信局业务长、甘肃省电信专科学校教务长。抗日战争爆发，调任甘肃省防空司令部上校处长。44岁当选为国大代表。

生于十九世纪初的父亲，曾在天子脚下，眼见着祖父身着朝服，在朝中忙碌，在衙内执政。但随着祖父的英年辞世，父亲由一个养尊处优的四少爷沦落为乡间少年，所幸家风淳厚，无论世事如何变化，也没有动摇父亲秉承诗书传家之风，立志求学攻读的传承之志。结婚后他义无反顾地赴兰求学，并远赴上海学习的经历都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京城成长的经历，特别是上海大都市的熏陶，使父亲身上总有一种挥之不去的风流倜傥。求学不仅为父亲打开了一扇接触现代科技的窗户，提升了他专业的水平，也推进了根深蒂固的私塾教育与现代科学的融合，传统文化与现代科学的兼容和吸纳赋予了父亲更加大气的作风。

多重文化的滋养，最终赋予了父亲更多的自由精神和适应能力，造就了父亲不看重钱财、随遇而安、达观的性格。

青年时期工作的频繁调动，催生了父亲更多的协调和沟通能力，再加上父亲特有的热情、达观和大气，使父亲很快就在兰州建立起了自己的关系网、朋友圈。这不仅活跃了父亲的思想，增长了他的见识，丰富了他的生活，更为他打开了一扇资助亲朋故里的门。

那时，父亲很少在家吃饭，多是与这些朋友在一起玩麻将、听戏。如时任甘肃教育厅厅长的水梓、甘肃学院（兰大前身）院长王自治、西北医院院长张查理、青海省驻兰办事处主任谢慈舟、著名艺术家范振绪、裴建华，甘肃省电信局局长寿天章，以及军长王凤山和第八战区、兰州空军的高级军官等等。这张关系网，成为父亲帮助家乡父老亲朋的有力支柱。

防空司令部工作的那段经历，使父亲认识了许多训练有素的军人，他们身上特有的淳朴、义气、豪爽、扶弱济贫的品质更加影响了父亲的豪气和乐善好施。父亲待人热情，特别是对来兰的秦安乡亲，更是不分贫富，均以上宾礼遇，家中的客房几乎没有空过。对经济上有困难的人，慷慨解囊，给予资助；遇到谋求职业的人，总是想法疏通关系，予以帮助，妥为安置。种种善举深受秦安籍在兰工作、求学、经商、打工等各界乡亲的崇敬，一致推举父亲为秦安旅兰同乡会会长。

二

我的大伯父伏景毅，是清末优贡，满腹纶论，书法苍劲。时任甘肃省政府秘书主任，省主席朱绍良极为器重。遗憾的是染上了鸦片烟瘾，朱绍良力主他戒断烟瘾，为了戒烟，他住进了当时兰州最好的外国教会医院。不幸发生医疗事故，四十余岁便与世长辞。面对突然袭来的灾难，父亲强压悲痛，拿出自己的积蓄，在当时城中心（现在的张掖路与武都路之间的静宁路）的观音堂，举办了隆重、肃穆的葬礼。面对兄长，父亲如丧考妣，悲痛欲绝，此情此景，我虽年幼，却仍历历在目。

接下来更为迫切的是三个侄子的学习和工作安排。当时省政府虽给了一笔抚恤金，但父亲考虑不到万不得已不能轻易动用，所以很快通过关系将大侄子安排到兰州市电话局，将二侄子安排在兰州空军电台。小侄与我同龄，还在上小学，所以随伯母回了秦安老家。过了几年，小侄子升了中学，父亲便将他接到兰州，打算送兰州中学（现在的兰州一中）就读。记得我的这位堂弟来我家的第一天晚上，吃过晚饭，靠在躺椅上沉沉的睡去，疲倦的小脸上满是稚气。母亲轻轻地给他盖了件大衣，心疼地说：你们大伯母把这么心疼的娃娃交给我们，我们就要叫他吃好、穿好、上好的学校。

当时兰州中学校长是我们的表舅苟秉元，父亲通过他将三侄伏智信送进兰州中学商业会计班。在快毕业的那学期，智信弟染上了黄水疮，每天晚饭后父母都要给他擦洗全身的脓疤、上膏药，为此，父母脸上也染上了黄水疮。经过父母的精心护理，小侄子终于痊愈，也顺利从商业会计班毕业。随后，父亲介绍他到天水大同银行去上班。

三

多重文化的滋养，造就了父亲宽宏的胸怀，他在帮人时不分政治信仰，不论身份高低。解放前，有位同乡是中共地下党，但他却没有在身为国民党的父亲面前有意掩饰，还经常来我家谈论时政，他母亲也经常来我家串门。

为了工作需要和个人安全，他恳请父亲帮助到外县去工作。身为国民党军官的父亲欣然应允，先后两次介绍他去两个县的县政府担任财政科长。

在严峻的政治背景下，在激烈的政治斗争中，父亲始终站在人性的角度，从不纠结于信仰的迥异，不参与政党的争斗，尽显了诗书传家的纯粹之风。

四

在离我家不远的山脚下，住着一户人家，男主人在丧妻后又续了弦。先妻留有一女，继母对这个十岁左右的小女孩十分苛刻，百般虐待，平时将蒸好的馒头装在篮子里，吊在房梁上，生怕孩子偷吃。孩子的父亲眼见孩子遭此折磨，心如刀绞，背着妻子，央求一位旧识为他的孩子找一户可靠的人家，把孩子托付出去，有口饭吃，逃个活命。

这位旧识恰好和我们是邻居，与母亲早就相识。有一天，她来到我家，向母亲诉说了小女孩的惨景，转达了其父的恳切托付。濒临绝境的孩子，催人泪下的诉说使母亲的怜悯之心再起。母亲答应晚上父亲回来后商量一下，定会妥善解决。

经过商议，父母做出了决定：将这个可怜的小女孩收为义女，原姓保留，名改为瑞华。第二天，那位邻居领着穿着破旧衣服的小女孩来到了我家，母亲替她换上了准备好的新衣，安排了住处。从此，我家又增加了一口人，因她比我的弟妹年龄小，所以大家都叫她瑞华妹妹。现在她已尊为祖母，仍和我们以兄妹相称，如兄妹往来。因家在庆阳环县，孩子们都叫她“环县姑姑”，她的孩子也称我为舅舅。

这又是父亲古道热肠的真实写照。

五

解放前，我家有两个佣人，都是因贫困潦倒从秦安农村来兰找父亲谋生计的。一位姓张，曾在老家做过厨师，父亲根据特长安排他在家中做饭，我们都称他为“张师”。一位姓陈，身体健壮，成为了我们家的人力车夫，平时接送父亲上下班，我们叫他“尕陈”。

虽是下人，父亲却从不申斥他们，而且平时很是体谅。记得当时张师找了对象，准备结婚，父母便资助他，帮他筹办了婚礼。尕陈送父亲去上班，防空司令部机关设在五泉山，沿途坡度大，拉车很吃力，父亲总是让他停下来，自己走。朴素的人文关爱使父亲内心深处充满了扶弱济贫的美好愿望，这种愿望完全打破了社会规则、政治立场等的束缚，这些言行也深深地影响着我们，使我们和佣人都感到亲如一家。闲下来，我们常和张师和尕陈坐在一起拉家常。

解放后，我们家再没有用佣人，张师在兰州另找了份工作，尕陈回了秦安老家。当时，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常有雇员状告或举报雇主，但张师和尕陈却仍然如亲戚般和我们来往。父亲的丧宴和弟弟的婚宴都由张师主厨，而他的女儿也一直与我们来往。

反右中，父亲又是以他的缄默保持了为人的自尊和体面。1963年，父亲因病逝世，葬于我曾经搞过社教的沙井驿，也是妻子娘家住的地方，后迁至牡丹园公墓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