岩画到卷轴画
作为世界上最早记录岩画的国家，我国的岩画遗存十分丰富，分布广泛，为研究中国绘画的起源提供了生动形象的实物证据。自1915年黄仲琴对福建华安仙字潭岩画的调查始，经过近百年的科考，现在已经在我国黑龙江、内蒙古、宁夏、甘肃、青海、新疆、四川、重庆、贵州、云南、西藏、广西、广东、福建、台湾、江苏、山西、湖南、河南等省(区)和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发现了岩画。岩画向我们无声地诉说着先民对生活的热烈追逐，对生命的尽情释放，对宇宙的初步思索，呈现出先民们早已消逝的丰富多彩的物质和精神生活，堪称一部没有文字的形象的远古史诗。
岩画揭开了中国绘画史的第一页。
对中国岩画进行准确的断代，排比出完整的年代序列，目前来说，还是十分艰难的。因为迄今为止，世界上还没有一种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确切地断定岩画的具体年代。正如1978年美国出版的岩画专著《犹他州的崖雕和图画文学》所说:“崖壁艺术的断代，充满了困难和不确定性。考古学家在断定一个含有木片的房屋遗址年代时，有树轮法作为手段;在断定任何有机物时，有碳十四这一极有价值的助手;但两者都不能使用于崖壁上画出的或雕刻出来的线条。”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站在先民创造的岩画前束手无策，我们依然可以利用考古学、历史学、宗教学和比较学的传统方法确定岩画的大致年代。1981年出版的《北欧崖壁艺术编年研究》的分期断代即采用传统方法，“即选出船、车、武器、服饰、人物形象等十项主题，分别看其风格变化来决定相对年代;再以人们对这些事物已有的年代学的知识，来断定其绝对年代”。我国岩画分为北方岩画和南方岩画两大系统。我国著名岩画学专家盖山林先生将北方岩画分为三个时期:一是石器时代，距今约30000年至4000年;二是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距今3000年至公元初几个世纪，大约相当于中原地区的夏商至两汉;三是历史时期，公元初几个世纪至19世纪，大致从魏晋到清代(《中国岩画》)。南方岩画的年代晚于北方岩画，为新石器时代及以后的作品，最早距今5000年左右。下面我们主要了解石器时代的岩画内容和风格，领略中国史前绘画的风采。
早期岩画大多是动物形象。阴山岩画中的鸵鸟、大角鹿、野牛、麋鹿等动物岩画，乌兰察布岩画中的披毛犀、大角鹿等岩画，均属于旧石器时代，年代久远。据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尤玉柱先生研究，阴山格尔敖包沟一幅岩画为七只直立的鸵鸟，而鸵鸟生活在我国北方的旧石器时代，至旧石器时代末期或新石器时代便绝灭了，正如他的《阴山岩画的动物考古研究》所说，“在我国北方，几乎所有的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中都有鸵鸟化石。这充分说明，在旧石器时代，鸵鸟曾经是古代人类十分重要的狩猎对象之一”。“鸵鸟在中国境内的消失虽然是在冰期后，但是也不可能太晚。鸵鸟蛋片是极易存在于地层中的，并成为容易发现和易于鉴定的化石，在晚期旧石器遗址中屡见不鲜，但在新石器遗址里却未曾见过，这只能从鸵鸟的消失较早来解释”(盖山林《阴山岩画》)。据此，阴山岩画的时代上限最早可推至旧石器时代末期。乌兰察布的大角鹿岩画，鹿角极大，上部呈扁平片状，伸作掌形，具有大角鹿的典型特征。大角鹿的出现，距今约100多万年，大约在距今1万多年前就已绝灭，因此岩画也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此外，野牛和麋鹿也与鸵鸟、大角鹿的生存年代大致同时，旧石器晚期曾广泛分布在我国北部，因此，阴山野牛、麋鹿岩画亦为早期作品，距今约8000—5000年。随着原始畜牧业的出现，羊、牛、驴、驼、马等被驯化为家畜，许多岩画表现猎人与动物亲近、嬉戏的场面，就反映了人类的这一过程和情况，动物形象也是具体、写实的。这些动物画堪称我国最早的花鸟画，开启了我国后来花鸟画创作的先河。
阴山大角鹿岩画
写实岩画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出现了装饰主义的风格作品。动物形象和人不再是简单的照搬，而是把自然形态简化、程式化和图案化，岩画形象虽然有的仍是写实的，但已大大变形，这就是岩画中的装饰风格。正如盖山林所说:“这种装饰主义风格，是将对象单纯化、规范化了，使形象更加鲜明，特别强烈，也更容易表现出作品那种神秘而庄严的主题。”如阴山岩画、左江岩画等。总之，岩画的题材从动物到天体、人面像、村落，愈来愈广泛;岩画的风格从具象性很强的写实，逐渐向程式化、抽象化、符号化的装饰和写意演变。
阴山岩画
我们的祖先至少在一万年前就发明了制陶工艺，进入新石器时代，距今约8000年，又烧制出绘有彩色花纹、图案的彩陶。除了以岩石为画布，人类又开始在陶器上作画，表现自己的生活和思想感情。随着彩陶的不断出土，我国的绘画史愈益充盈、厚实。现已发现的彩陶造型丰富多样，纹饰图案绚丽，成为新石器时代人类审美观念和意识的艺术代表。彩陶文化主要分布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长城内外等，距今7000—5000年的仰韶文化，是我国彩陶文化的典型代表。
中国彩陶的纹饰分自然纹饰和几何纹饰。自然纹饰包括植物、动物、太阳、月亮和人面(形)等具象图案。如河姆渡遗址出土的一只夹砂黑陶方钵的外壁上刻饰有水稻穗，另一只黑陶方钵的外壁上刻饰有一头长耳大眼、身长体肥、垂尾站立的猪纹，从形态上看介于野猪与家猪之间，反映了当时人们已经驯养了猪等家畜的社会生活状况。彩陶中最多的动物纹饰是鸟、鱼、蛙、鹿等。如陕西宝鸡出土的半坡文化类型的彩陶瓶，外壁为长嘴水鸟用力衔住鱼尾的图案;河南临汝出土的庙底沟文化类型的彩陶瓮，外壁四周为鹳鱼石斧图案，形象生动。这些图案反映了与人们密切相关的渔猎生活和农业生产，具有较强的写实性，鱼、鸟、蛙图案还反映出先民的生殖崇拜，寄寓了对繁衍后代的强烈渴望。几何纹在彩陶中使用最为广泛，早期的几何纹主要是较为简单的线纹、席纹、篮纹、划纹、网格纹、勾边纹、菱纹等，后期的几何纹则是由这些纹饰进行重合、交叉、连续、颠倒等形成的几何图案，如花叶纹、旋纹、同心圆纹等。试看马厂文化类型的彩陶瓮，花纹是由一圈圈的黑色漩涡和红色的网纹组成的，有人认为这是表现水，“水波、漩涡以至水中的渔网都是当时彩绘艺术家的常用题材”，反映了人与水的密切关系。
彩陶艺术以线条刻画和颜色填充为基本造型手段，纹饰总体上从形象的图画发展到抽象的符号，由写实到变形，从简单到复杂，由实用到审美，体现出人们相当高的绘画水平。如果说原始图画的内容主要是“铭刻字形、产业标记、部落徽章等，并没有纯粹的审美意义”(格罗塞《艺术的起源》)，那么这些彩陶纹饰则表达了质朴的审美思想，成就十分突出，揭开了我国绘画史的新篇章。试看青海大通县孙家寨出土的舞蹈彩陶盆，这是马家窑文化的杰作，外壁是三条圈带纹，内壁腹下部画有四条平行圈带纹，上部口沿处画有一道圈带纹，中间画了三幅相同的五人手拉手的舞蹈画。舞蹈者排列整齐，身形一致，跳着同样的舞蹈，头上和身体下侧都佩戴有装饰物，每组外边两人的外侧胳臂画作两道，反映出两臂舞动的速度快、幅度大和动作的连续性，使画面具有强烈的节奏感和律动感。或认为这反映了先民们劳动之余的放松、娱乐，或认为这是表现当时一种严肃、神秘的巫术礼仪，不管真实的内容是什么，我们都必须承认画面生动活泼，洋溢着人类童年时期的纯朴天真、奔放灵动和生气勃勃，让人感受到天地间生命之美!
青海大通出土的舞蹈彩陶盆
新石器时代的另外一种有代表性的绘画艺术，便是壁画。随着距今5000多年前辽宁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庙遗址的发现，我国的壁画艺术起源时间被大大提前。在出土的女神庙墙壁残块表面上，有用赭红黄白绘制的三角纹、勾连纹等几何形图案，这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的最早的壁画。此外，在宁夏固原麻黄剪子齐家文化遗址中也出土过红彩绘制的几何纹壁画残片。由于古代建筑多为土木结构，易于腐朽、坍塌，上面的壁画也随之湮灭。不过，有史料证明，壁画后来成为一种重要的绘画形式。如《孔子家语》有孔子观看周室明堂(明堂是天子宣明政教的地方)四周壁画的记载;屈原的《天问》则反映了楚国宗庙墙壁上绘制的壁画内容极为丰富，有山川神灵、远古传说等。这些壁画不仅具有装饰功能，更具有重要的教化功用。秦汉时期，壁画则被广泛地运用到宫殿和墓室。汉墓壁画深埋地下，随着考古的发现和发掘，终又重见天日，现于世人面前。汉墓壁画内容丰富，既有描绘《鸿门宴》的历史故事，又有表现墓主人生前的生活场景，如墓主人出行的威仪、居家宴乐的盛况。人物神态生动，风格粗犷，具有较强的写实性。如内蒙古和林格尔县新店子乡发现的东汉墓壁画，表现了死者一生的仕途升迁、历任各地的车马出行图和城郭、衙署、庄园画面，及日常饮宴、百戏和农耕、放牧等生活场面，人物众多，内容丰富，是全面展现东汉边塞地区社会生活的巨大历史画卷。汉墓壁画大多构图完整，人物、车马错落有致，比例匀称，色彩较为丰富，具有强烈的明暗凹凸感，线条极为流畅，风格粗犷率意，洒脱自然，能够准确地传达出对象的形态、风貌和精神，堪称汉代绘画成就的典型代表。
内蒙古和林格尔墓室壁画
漆画是先秦时一种重要的绘画类别。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漆器的国家，很早便在漆器上作画，特别是战国、秦汉时代的漆画成就极高，色彩绚丽，纹饰多样，线条流畅，在中国绘画史上光彩夺目。如湖北荆门包山二号墓出土的彩绘车马出行图漆奁，堪称战国漆画的珍宝。此奁是妇女盛放梳妆、首饰的圆盒，由盖、盒身组成，呈圆筒状，平底，夹苎胎。奁外围黑漆作底，上面以红、黄、青、棕等彩色绘制花纹。盖顶绘凤鸟纹、卷云纹等图案，盖外壁绘车马出行图，由二十六人、四辆车、十匹马、五棵柳树、一头猪、两条犬、九只大雁组合而成。整幅画构图和谐，布局合理，色彩丰富，人物、场景栩栩如生，场面壮观，充满浓郁的生活气息，具有很强的装饰意味。
湖北荆门出土的彩绘车马出行图漆奁
帛画指在丝织物上绘的画，目前在湖北江陵和湖南长沙战国楚墓出土的四幅帛画，代表了当时绘画的最高水平，是先秦绘画中的瑰宝，为我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的帛画，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丝织物绘画。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养蚕和纺织丝绸的国家，绢帛很早就成为绘画的材料。江陵出土的帛画破损严重，面目全非。另外三幅，分别命名为《帛书图像》、《人物龙凤图》和《人物御龙图》。后两幅帛画都是随葬的铭旌，意在引领墓主人飞升仙界以求永生，反映了楚文化中朴素的原始升仙思想。在造型、布局、用笔、设色等方面，显示出中国绘画艺术的独特风格。
湖南长沙陈家大山1号楚墓出土的《人物龙凤图》帛画
《帛书图像》1942年出土于湖南长沙子弹库1号楚墓，现藏美国纽约大都会美术馆。画面绘有十二个神怪，四角为四种植物。《人物龙凤图》帛画，1949年在湖南长沙陈家大山1号楚墓出土，画的主要位置是一位侧身、左向而立的细腰女子，面容清秀恬美，头挽垂髻，着宽袖长裙，身体略微前倾，双手合掌作祈祷状，神态十分虔诚。她的前上方画一龙一凤，凤昂头扬尾，展翅奋爪，作振飞状;龙身姿劲健，势若扶摇直上。向天空飞升的龙凤，似乎在引领着墓主人的灵魂缓缓升入仙境。全图以黑线勾描，用笔流畅，线条曲折有力，富有动感，造型简洁生动，黑白对比突出，嘴唇和衣袖上略加朱色，点、线、面配合协调，构图主次分明，形象刻画生动，充满生机和韵律感，富有装饰性。
《人物御龙图》帛画，1973年出土于长沙子弹库1号楚墓，画正中绘一有须男子，身材修长，峨冠博带，腰佩宝剑，器宇轩昂，富有神采，侧身执缰驾驭着一条巨龙。龙的造型比较夸张，头高昂，尾翘起，中间龙身略平，整条龙呈舟形，作凌空腾飞状，下有祥云，具有强烈的动感，大有冲出画面的态势。龙身前下方有一条大鱼游弋，龙尾立一单足傲立的仙鹤正在引颈仰天长鸣。画作表现了墓主人灵魂升天的主旨。帛画的最精彩之处是有意通过细节的描绘表现了物象难以摹写的动感，人物上方的华盖飘带随风飘动，并且与人物的衣袍冠带、龙颈上缰绳的飘带拂动方向一致，突显了风吹和疾速飞行的力度。画面以单线勾描，技法熟练，线条随表现对象的形体、运动而作粗细、刚柔的变化，洒脱流畅。设色上平涂、渲染并用，画中人物加彩，龙、华盖等基本上用白描手法。画中人物的风神韵致，极易让人想起楚国大夫屈原。郭沫若即曾为此画题过一首《西江月》，云:“仿佛三闾在世，企翅孤鹤相从，陆离长剑握拳中，切云之冠高耸。上罩天球华盖，下乘湖面苍龙。鲤鱼前导意从容，瞬上九重飞动。”
秦汉丝织业的发达，进一步推动了帛画艺术的发展，目前发现的湖南长沙马王堆1号汉墓、3号汉墓和山东临沂金雀山汉墓出土的“非衣”(旨在引死者灵魂升天)，是现存最能代表汉代绘画成就的作品。如长沙马王堆1号墓出土的T字形帛画，是!侯利仓之妻的盖棺随葬物品，描绘了墓主人灵魂升天的情景。这幅帛画最具特色的是它的构图，画面分天界、人间、地府三个层次。天界的最高主宰天神，人首蛇身，披发而坐，位于最上端。其右上角为一轮红日，中有一只金乌，下面有八个小太阳散布在扶桑树间。其左上角画一弯新月，上有蟾蜍、玉兔和乘龙奔月的嫦娥。其下中间是双鹤衔铎，仙人正在击铎以迎接死者灵魂的到来。再下方是一道天门，有门神守卫。这一切无不显示出天国的威严和神圣。中部是人间情景，上边是面向西的墓主人利仓之妻，前有婢女仆人，展示了生前的荣华富贵，下边是祭祀场面。最下端是地府，一巨人双手托举着可能象征大地的白色平台，脚下有怪兽。全图内容丰富，想象奇幻，构图富有层次感，线条流畅，技法娴熟，色彩绚丽，显示出西汉绘画所达到的艺术高度。
战国帛画，是我国最早的独幅绘画真迹，也是已知最早用毛笔、彩绘的帛画，标志着以线条为主要造型手段、色彩平涂与渲染兼用的中国画传统风格已初步形成。这些帛画除了没有后来卷轴画的装裱形式，既可以舒卷，又可以张挂，难怪有人称之为中国传统卷轴画的鼻祖。重见天日的战国帛画，震惊了全世界，大大地改写了中国美术史乃至世界美术史。
魏晋南北朝时期，我国的绘画艺术和绘画理论都得到高度的发展。特别是被尊为画祖的顾恺之，绘制了七十多件画作，堪称这一时期绘画的典型代表。顾恺之(约345—406)，字长康，小字虎头，江苏无锡人。曾为桓温、殷仲堪参军。现在传世的仅有《女史箴图》、《洛神赋图》和《列女传·仁智图》三幅卷轴画摹本，是迄今所知最早的卷轴画。此后，卷轴画逐渐成为我国最具民族特色的绘画形式。
《女史箴图》是顾恺之根据西晋著名文学家张华的《女史箴》创作的。女史是宫廷中的女官，箴乃规劝、告诫之意。尽管西晋惠帝司马衷是个弱智人，却因为有个皇帝父亲，依然登上至尊的皇位。“丑而短黑”的贾南风则凭借其父贾充是西晋开国元勋，权势显赫，被册立为皇后。她“妒忌多权诈”，性情暴戾，精于心计，大肆诛杀异己，任用亲信，树立党羽，干预朝政，使惠帝成为她任意玩弄的一个傀儡;她还荒淫放恣，挑选美男子进宫淫乐。有鉴于此，大臣张华收集历史上贤妃圣女的故事，写成《女史箴》一文，规劝宫中妇女要谨言慎行，忠君从夫，遵从妇德，同时讽喻控制朝政、放荡淫乱的贾后。顾恺之的《女史箴图》，原作共十二段，描绘了冯媛当熊、班姬辞辇、世事盛衰、修容饰性等内容。现在传世的《女史箴图》，共有两个绢本，一本艺术性稍差，是南宋摹本，藏故宫博物院;一本艺术性较好，是唐人摹本，更能体现原作的神韵和顾恺之的画风。唐人摹本，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被英军大尉基勇松从颐和园掠走，以两英镑的价格卖给了伦敦大英博物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政府为感谢中国军队在缅甸之战中作出的贡献，拿出顾恺之的《女史箴图》和一艘潜水艇供当时的中国政府从中选择一件作为谢礼，最终中国政府选择了潜水艇。唐代摹本《女史箴图》现在尚存九段。顾恺之用春蚕吐丝般圆润细密、连绵柔软的线条十分准确、传神地刻画出人物的容貌、神态和内心世界，尤为注重细节和面部表情的处理，笔意如春云浮空，流水行云，自然流畅。空间上，已注意到人物的前后远近和大小，尊者大而卑者小，主要人物大而次要人物小，显得稚拙，富有古意，体现了早期人物画的风貌。
晋·顾恺之《女史箴图》(唐代摹本局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