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氏家族全传
1．“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
1945年9月2日，丽日高照。
日本东京湾，风平浪静，蔚蓝色的大海显得格外温柔和祥和，海鸥在大海的上空追逐嬉翔。
蓝色的海面上，此时停泊着一艘美国的密苏里号战舰。此刻，就在这艘战舰上，日本正式签署了投降书。就世界而言，一场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终以胜利告终；就中国而言，一场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亦告结束。
日本垮台之快，当时令蒋介石及其政府毫无准备。
埃里克?周在他的《回忆录》中写得明白：
1945年8月的时候，他是萧振瀛的秘书。15日这一天，萧振瀛正在他的乡下别墅里与当时国民党的参谋总长陈诚将军及另外两个人打麻将。此时，电话铃响了。电话是总统官邸打来的，要找参谋总长。陈诚从麻将桌旁站起身来，嘴里嘟嘟嚷嚷地抱怨电话打得不是时候，搅乱了他们的牌局。当时，其他人在一旁听着，试图从陈诚的反应中猜出电话的内容。但是陈诚只反复地说：“是！是！”放下听筒之后，就见他转过身来，突然大声说道：“就是。为什么日本人非得今天投降？现在我要去参加胜利游行了。吠！偏赶在我玩得正带劲的时候。”其他人也都说：“就是，胜利来得太快了，我们还没有来得及做什么准备呢！”萧振瀛则显得比其他人更为兴奋，他说：“不信等着瞧吧，接管东北将是我们最头痛的事。”
果然，在随后的几天中，萧的乡村别墅门庭若市，东北来的政客络绎不绝。当时，除了萧振瀛之外，大家都一致认为应该释放少帅，并请他出任东北的最高长官。他们的主要理由是，在东北没有人能像张学良那样受人拥戴。
转年1月6日，时任天津市市长的萧振瀛又突然接到一个电话，说行政院长宋子文要由北平赴天津“视察”。萧振瀛放下电话，便去吩咐秘书准备，恰在此时收音机里传来当日短讯的播音：
“宋院长在北平已经完成其大部分的工作，明天就要到天津去。那里的大沽新港和几个大工厂，将是他视察的主要目标。宋院长落平一周，办了两件大事即：邮电加价暂缓实行。如果按照全国一律的价格，华北人民将由2元钱送一封信，变成20元送一封信，新闻记者拍急电到上海去将从每字8角跳到2元。一旦实行，将对物价的影响不问可知。此外他成立了代表最高权力的行政院办事处，以解决接收中不合理的现象，一个大门只准贴一个封条，而且还要迅速地把这一封条撕掉，让里面的马达转动起来。”
当日本宣布投降时，宋子文还在苏联。宋子文是1945年8月下旬回国的。回国后，他便秉承蒋介石的旨意，主持了接收敌伪物资事宜，同时也乘机膨胀了包括私家在内的国家资本和官僚资本。抗战胜利后，宋子文配合南京国民政府在政治上坚持独裁内战，在军事上抢占战略要地，在经济上则派遣大批官员接收敌伪物资，并趁机掠夺人民财产。
还是在日本投降签字的第3天，重庆国民政府决定，在陆军总部之下成立党政接收委员会，由何应钦任主任委员，谷正纲、萧毅肃为副主任委员；并且各战区及各省市亦相应设立党政接收委员会。
在宋子文的请示下，蒋介石于1945年10月批准，成立行政院收复区全国性事业接收委员会，由行政院副院长翁文灏负责。以此相袭，各省市亦相应设立了敌伪物资产业处理局。
接收敌伪物产，实际上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个人都有好处，所以当时都争着去做。而宋子文此举，实际上将原来由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主持的敌伪产业处理大权收到了行政院，所以气得那个何总司令顿脚骂娘。而宋子文则不管他那一套，依然我行我素。而事实上，何应钦当时也并没有放弃这块“肥肉”。
就这样，形形色色的接收大员马上涌人收复区执行任务，犹如蚂蚁行雨一般接收南京、上海、北平和天津。这些前来作威作福的“解放者”，一时就像贪婪的饿狼一样，突然骑到人们的头上。他们毫无同情心，脑子里根本没有一点儿恢复重建的概念。于是所有的东西都要没收：房子、车子、条子（黄金）、女子、票子等。当时被人们讥讽为“五子登科”。尽管宋子文没有也不可能改变国民党接收大员们“五子登科”的贪污舞弊现象，但他毕竟为蒋介石聚敛了一大批可供其大打内战的财富。
当时，在国民党的接收过程中，曾为日本人工作过的人均要逮捕入狱。但是，只要他们肯拿出财物和金银贿赂，往往就可以被保释，或免遭逮捕。于是那些为汪精卫政权卖过命的人，以及他们的亲戚朋友也都受到了牵连。而这些人的贿赂往往容易奏效，可以使其免受铁窗之苦。
不光是重庆的官员从接收工作中发了大财。当时，有一位英国外交官也坐飞机每周于重庆和上海之间往返一次，把成箱的中国钞票带到上海，以官方汇率兑换成外币。经过几个来回，他就赚了10000美元，随后便辞去了官方职务。此人在担任“盟国”官员期间，在上海市原来的法租界中还占了两幢漂亮的洋房。据说当他离职去香港享清福时，卖掉房子，又得到了一大笔钱。
此外，还有一个当时在美国新闻处工作的人。据说，此人借美国新闻处的名义，收买“接收”机构的房子，当时一共搞了12幢空房子。这些房子都在虹口区迪斯威尔路边的一条小街上，原来住的都是上海的日本人。一般来说，这种带花园和阳台的英式三层洋楼，每幢都应收200盎司黄金，作为有关的费用。但此人却分文不花，就搞到了那些房子。他挑选了一幢最好的留给自己住，其余的便让他的朋友们分享了。当时在上海人的眼中，那些英国人与在美国新闻处工作的人员，都属于“重庆来的官员”。
当时，有几句民谣曾一度广为流传，连孩子们都会唱：
想中央，盼中央，
中央来了更遭殃。
过了一段时间，就轮到东北了。在东北，接收人员拿走了车间里的工具和医院里的设备，而这些东西不久便出现在街头小贩的货摊上。住宅和办公楼的房顶、门窗和水管也被洗劫一空。
台湾的情况也和东北一样。在这个日本帝国最富饶的殖民地上，成群的国民党人为了私利而大肆掠夺，分赃不公时竟动手在大街上打起架来。
光复后在所有这些地方，国民党官员的所做所为均震惊了当地的人民，使他们对国民党更加疏远了。“中央政府”这个词开始在普通老百姓的口中带着轻蔑的含义。过了不久，那些为政府工作的人也不愿提及自己的身份了，可想当时的混乱之及。
而蒋介石对这些丑行置若罔闻。
当蒋介石策划于密室--因为美国人以罗斯福为代表当初曾专门要求他去拥抱不共戴天的中共对手，于是他亦谋划以某种方式来满足美国的要求。而宋子文此时则似乎不问政治，只乘机一味地为蒋介石敛财。
1945年10月11日深夜2点。宋子文一行乘坐火车到达上海，迎接他的上海市要员们，迎着凉风早已在站台等候。宋子文以“遵照总裁谕令”的口吻，限各国民党机关及军队3日内将所有接收封存的物资，开列清单向他报告。同时，设立敌伪产业管理处，接收各机关所封存的物资。
此行宋子文在上海住了3天。上海可以说是宋子文的根据地，这里的官员们多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很让他放心。当时他最不放心的便是上海以外的地区。如北平、天津、青岛、广州等重点地区。于是3天后宋子文便从上海起身前往北平等地。
北平的居仁堂，一座豪华的清代皇宫。
12月31日，这里聚集着平津地区国民党30余位军政要员。一个紧急动员会议正在这里召开。会议中心议题是“调整接收处理事项”。主持会议的正是西装革履、神采奕奕的宋子文。他目扫会场一周，开口先讲了国内局势，并布置了接收任务和措施，然后讲了几点要求。要员们一个个全神贯注，不少人还掏出笔记本记了起来。宋子文的话还没讲完，外面的轿车已经发动，等待他去参加另一个会议……
1946年1月1日，虽一元复始，却未见万象更新。
宋子文在北平发表演说，宣称要“对内力谋恢复交通，稳定物价，对外确定汇率，发展国际贸易”。第2天也就是1月2日，宋子文又设午宴款待在北平的参议员，听取各方意见，谋求各方支持。
按当时人说，接收是一块肥肉，令不少人垂涎三尺。实际上，接收也是国民党内各派权力和物质的再分配。可想，宋子文在北平的那段时间内，多少人来找他。用当时他秘书的话说：出门有人拦，吃饭有人找，夜里有电话。所以宋子文根本无暇出门，几乎终日呆在居仁堂里，最后连重要会议也搬了过来。
就这样，当宋子文在北平完成了他该进行的工作后，于1946年1月7日驱车赶到了天津。当即萧振瀛市长陪他召开会议，陪他视察大沽新港，还陪他参观了几家大的工厂，陪他在天津卫逛了几条小街并品尝了风味小吃。当时宋子文一再强调，一定要使工厂的烟筒尽快冒烟，转入生产。政治问题最终是个经济问题，经济问题解决不了就要出乱子。此时，作为美国哈佛大学毕业的经济学博士宋子文，已经在视察的过程中，看到了人民的实际生活水准、通货膨胀和潜藏着的经济危机。
当时经过宋子文一番紧张活动，平津地区共有163个工厂改由国民党政府经济部重新接收。据在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上行政院公布的数字，当时共接收敌伪物资价值6200亿元之巨。其实这个数已被大大缩小了，因为大量的敌伪物资在接收过程中，已被接收大员鲸吞、隐匿和变卖了。然而，虽然这些隐形的东西是无法看到了，而国民党的腐败则是在此时公开化的。据统计，在对敌伪产业的接收过程中，尽管贪污舞弊现象十分恶劣，以致于人们讥讽为“劫收”，但是宋子文仍为蒋介石政权聚敛了黄金72．3492万两、白银763．9323万两、银元37．1783万枚、美元1570万元、英镑2．6544万镑。另外，各城市还陆续上缴处理敌伪产业所得收入，仅平津地区便上缴所得收人1000亿元。大约与此同时，“四大家族”官僚资本集团在“接收”的名义下，也攫取到了日伪榨取中国人民血汗聚敛的巨额财富。
抗战胜利后，宋子文还利用划归行政院的资源委员会，控制了全国的钢铁、煤炭、石油、有色金属、电力、机电、化工等行业，并扩展到水泥、米、盐和造纸工业。他还成立了中纺公司，接管了日本在华全部纺织设备。他还在资金、原材料。燃料动力等方面大力扶植上述为国民党政府直接控制的企业。这样一来，国家资本和官僚资本更以空前的速度膨胀，而众多的民族工商业则日益陷入困境。
当时宋子文指令财政部以大大压低币值的伪币收购办法，对各阶层人民进行残酷的掠夺。1945年9月27日，国民政府财政部公布《伪中央储备银行钞票收换办法》。规定流通于华中和华南收复区的伪币中储券200元兑换法币1元；还规定流通于华中和华南收复区的伪币联银券5元兑换法币1元，并规定限期及限量兑换等。按照当时这些地区与国民党统治区批发物价总额比较，这两种伪币与法币的实际比值分别约为35：1和0．5：1。据当时有人估计，仅通过这种掠夺式的货币兑换手段，国民政府就从“收复区”人民手中攫取了2亿美元之巨。
在战后国民党流通货币调整贬值的日子里，一度贬得物价不但早晚不同、甚至一小时之内都有不同。当时市面商店本来挂上牌子，上写“目下一言为定，早晚市价不同”；后来因变动太快太大，价目表要随时更换改贴。人们在饭馆吃碗面，进门时的价钱出门时就不一样。前一次价目表上的墨汁还没干，新的价目表又贴上去了。此种目睹之怪现状真二千年所没有也！
然而国民党在摆不平经济财政的关口，忽然念头转到老百姓头上。当时它又公布了《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宣告改行金圆券制。紧急处分令包括下列四种办法：
一、“金圆券发行办法”17条；
二、“人民所有金银外币处理办法”15条；
三、“中华民国人民存放国外外汇资产登记管理办法”15条；
四、“整理财政及加强管制经济办法”13条。
这些办法内容包罗一切，举凡财政收支、军士待遇、税制税率、工资物价、金银外币、贸易外汇、工商生产、金融税率及人民资产，全部在内。
从货币学观点看，当时金圆券的发行，是根本违背金融基本原理的。国民党在根本没有现金银准备金的情况下，大肆发行，是典型的卖空；而收兑黄金美钞，又是典型的买空。
金圆券存兑限制办法实施后，存兑人数及申请存兑人数越来越多。每日上海外滩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门前，自清晨到傍晚鹊立群众拥挤不堪，以至终于发生挤毙人命的现象。政府遂不得不又暂停存兑数日。
后来，上海实行宵禁。挤兑黄金时老百姓只好在头天晚上，藏身在黄浦滩四周，等待清晨5点的宵禁解除。待清晨5点一过，黑压压的人山人海就从四面八方蜂拥中央银行门前，争取优先兑换。以至万头攒动，水泄不通。一度上海警察局派出精锐部队--飞行太保，骑在马上挥动皮鞭打人，可是仍无济于事；每天被挤死、踩死或挤伤踩伤的人随处可见。
如此金圆券的命运就是注定的了，其贬值速度之快，不下于法币崩溃前两个月的情形。物价有时一天之内，可暴涨到二至三成。当时，一般人民即便凭着常识就能算出金圆券的币值惨跌在200％左右。
于是人民开始明显不满于国民党政府，而蒋介石却仍一意孤行，继续坚持独裁统治并发动内战。
1946年3月1日，国民党在坚持内战的同时，在重庆召开了六届二中全会，此次会议历时17天，可谓一塌糊涂。
3月8日，宋子文强打精神作政治报告，名曰政治报告，实则是经济检讨报告。宋子文当时企图通过这一报告，平息国民党内对他的攻击。可事与愿违，这一报告反而激起了许多人的当场不满，甚至喝起倒彩来。
宋子文报告完毕，便有参政员提出书面和口头质问案65件，令宋子文根本无法解释，这同时也暴露了“四大家族”及其亲信的其他罪恶行为。事实上，不论国民党中央怎样责难宋子文对“财政经济多有贻误”，也不论参政员们如何讥讽斥责宋子文，此时的行政院长宋子文纵然有天大的本事，也无法改变国民党政权财政危机的势头了。
1946年3月20日，宋子文在南京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曾再一次流露出对财政经济“没有办法”的悲观心态。
关于国共双方对峙态势，当时宋子文回答说：“本人一向乐观，且对国运前途具有信念。但如能双方让步，定可获得结果。”
有的记者问：“停战期满，和平仍无望时，又将如何？”
宋子文答道：“望爱国心高于一切，在无希望中寻找希望。”
在此次招待会上，宋子文一再说：“没有和平，则财政、经济整个都没有办法。”
这种说法，当时引起许多记者的不满意。有的记者一再追问：“如和平不能实现，就绝对无办法吗？”
在记者们的追逼询问之下，宋子文最后只好说：“尽量想办法而已。”
然而从此，国民党政权的经济则处于四面楚歌、风雨飘摇之中。而黄金风潮的爆发，再度导致了宋子文的下台。
1947年3月1日，宋子文不得不辞去行政院长一职，之后他又相继被免去了行政院绥靖区政务委员会主任和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行联合办事处理事会副主席的职务，并且在国民党中执会常委改选中落选。
说实在的，当时宋子文也有一肚子意见：倘若老蒋不打内战，经济财政能有今天的不治之症吗？
2．子文做了替罪羊
1947年春天，宋子文因财政经济获咎再度下台，当时接任行政院院长职务的是国民党元老张群。
张群和宋子文比较，如果说宋子文是个强硬派，那么张群显然是个温和派。他温和稳健，在外国人中也有点名气，是个半路出家的基督教徒；除了有点能力外，张群待人十分谦虚且藏而不露。
张群不像宋子文那样平时我行我素。他十分清楚蒋介石需要什么，首先他应该做的就是遵从蒋的意志。在组阁期间，为了表明自己真心要结束国民党的“训政”时期，张群特意分给青年党4个“内阁”职位、民主社会党2个职位、独立派2个职位、国民党14个职位。当时可谓皆大欢喜。
新内阁于1947年4月18日成立，但亦是个过渡内阁，等到在所谓的宪法下选举出新总统后便停止行使其权力。
花开花落，世态炎凉。
宋子文似乎又成了被遗忘的人了。但宋子文又不是被人们遗忘的人。人们一想到“黄金风潮”，一看到市场物价的飞涨且想想自家的钱袋，便要开口骂娘。当时似乎在人们印象里，通货膨胀与宋子文是个同义词。
宋子文离职那天的情绪极为不好。他不想见人，也不想说一句话。只有心疼他的太太张乐驿陪在旁边，偷偷地抹眼泪。
小妹宋美龄来了，但她又能说什么呢？她对兄长的下台心里十分清楚。但说句公道话，若不是宋美龄在蒋介石跟前庇护，纵是有10个宋子文也早下台了。老蒋一向是不喜欢宋子文的，只是出于对夫人的尊重抑或因为宋子文难得的才华，才每每启用他的。
那天宋美龄走出宋子文府邸时，正碰上美国大使司徒雷登上门造访，便禁不住说道：“把我哥哥当作替罪羊了！”
然而宋子文究竟是谁的替罪羊呢？宋美龄却没有说出来。当时她只又寒暄了一句：‘’您能来这里看望我哥哥，说明您还是我哥的真正朋友。”
司徒雷登微微地笑了：“我们本来就是好朋友嘛。”
宋子文心里确实十分窝火。
不错，通货膨胀是事实，人们骂他也应该。可是他为了谁呢？“蒋介石每天要军饷要票子打内战。我只能挺而走险啊！”
黄金风潮使他再度浮沉，然而他心底并不后悔这些。真正的责任在谁？是政治所致还是经济所致？宋子文心里比谁都清楚。以前他确实是为蒋介石的政治卖命，甚而一心钻进钱眼里去了，但没想到结果是处处有陷阱。想到这里，宋子文就想哭，仿佛哭一哭才能痛快。不过在太太的面前，他又不敢把眼泪掉下来，现在虽不是国家的顶梁柱了，但毕竟还是家中的顶梁柱啊。如果说女人的痛苦是眼泪，而男人的痛苦则只能把泪咽进去。
不久，果如陈行先生预言的那样，宋子文辞职不到一个月便又被政府授予“大同勋章”，实际上也是安民告示，宋子文无问题可查。
继而在1947年4月，宋子文又被蒋介石任命为国民政府委员。这实际是给宋子文一点安慰，抑或心里平衡。但不料，冤家路窄，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当年的7月11日，美国政府亦是当年蒋介石政权的太上皇，鉴于国民党政权内外交困的形势，特派魏德迈率团来中国进行视察。魏德迈经过十余大的视察，所到之处，映人他眼帘的到处是工厂倒闭、商铺关门。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前线军心不安、纪律松弛；后方社会混乱、民怨鼎沸。当时看在眼里，气在心头，渐渐地魏德迈有些按捺不住了。
8月22日国民政府委员会与全体部长召开联席会议，魏德迈出席并发表演讲。他破口责难，且其用词之难听，使在场的蒋介石夫妇和驻华大使司徒雷登都感到脸红。
当时，魏德迈先是就十余天视察的所见所闻作了综合性的概述，对几个事情表示了不满；然后话锋一转，开门见山地点名批评了国民党官员们的贪赃枉法和腐败透顶。他说：“仅在1947年的头几个月里，中国商人已经获得的美元中就有87％（计3．3亿多美元）却转属了孔宋两家大公司--福建公司和扬子公司的手中。”
魏德迈的这番话与其说是指斥宋、孔二人，不如说是指斥给蒋介石听的。鞭子虽然打在奴才的身上，却痛在主子的心上。
事后，蒋、宋、孔几大家族免不了又要互相埋怨一通。然而到底又怪谁呢？说不出口的矛盾在他们心里郁积着，而矛盾的总爆发便是蒋介石政权的垮台。当时他们唯一的上策，就是互相竭力维持和沉默，并且赶快在风雨飘摇中寻找出路。
宋子文自从“弹劾案”后，自认为是老蒋庇护了他、帮了他大忙，因此对蒋介石的怨恨也不像先前了。蒋介石旋又在1947年9月的国民党六届四中全会上为宋子文作了辩解，称前段舆论界对宋子文的种种指责不符事实，“均系诬蔑”。由于蒋介石出面，此次会议上宋子文再度当选为国民党中执会常委。”
于是宋子文为报关照之恩，也为恢复被新闻界毁掉的名声，遂于同年9月18日在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上，当场宣布将他在中国建设银行的全部股权1800亿元全部捐献政府，聊以解决当时所面临的困难之一二。
此事宣布后，倒是引来众人的一阵掌声。
于是人们把孔祥熙抬出来与宋子文比较。有人说：“宋子文不贪，好于孔祥熙。”还有人说：“孔祥熙有钱就是不掏。”当时孔祥熙听了哈哈一笑完事。后来又有人逼宋蔼龄，宋蔼龄说“大弟有钱，他就掏呗！”
也许那1800亿元成了宋子文的政治资本，有了这个资本蒋介石也好说话了，且恰好宋子文捐款不到一周，喜事自天而降，国民政府通过了“宋子文为广东省政府委员兼主席”的任命。
当时，宋子文的任命是在投票的基础上，以9票对8票的一票之差险而通过。可见人们对宋子文是有争议的，并不都因为他捐了几个钱而原谅他。可也就是那“几个臭钱”，恰恰又帮助宋子文比别人多了一票。
其实，宋子文该感谢新闻界的宣传。是新闻界的前呼后应使他成功。最早宣传宋子文的是《周末观察》，在宋氏捐款当天，该报就抢先一步发出新闻：“宋氏之捐款，为豪门开放第一声，为‘抛砖引玉’，对今后大小豪门继续步尘续捐巨款抱着极大的希望。”而当宋子文的任命令在社会广为公布后，《周末观察》经过冷静的思考，方意识到是为他人做了“嫁衣裳”，然此时已无补于事了。
于是，随着宋子文任命案的通过，第2天“宋子文主粤政”的新闻便成了各地报纸的头条。虽然反对派曾再次抬头对宋子文继续发难，可惜本已成舟了。
有些滑稽的是，当时南京《中央日报》还大肆吹捧，说宋氏以前曾任等于首相的行政院长，如今愿出任一个地方官，这种不计地位的风度，堪与宋朝寇准以宰相位出任陕州府一事相媲美云云。
1947年10月1日，宋子文赴粤走马上任。
也就在此前，蒋介石已下定决心与共产党一争天下。
当时，中国共产党刚把14万军队渗透到中原地区，摆开架式接受挑战。这显然对国民党的政治中心造成直接威胁，迫使蒋介石不得不把他的大部分后备力量保留在长江以南地区。而且，中共战略反攻的情报，很快又一个个摆到蒋介石面前，令蒋介石不寒而栗。于是在宋子文前往广东主政时，蒋介石再三嘱咐宋子文：“广东就是我的财源了。”
如此一来，宋子文在赴广东之前，就已经有了任务，那就是积极拍卖广东资源，换取美元以应蒋介石进行内战的急需。
宋子文到任的第2天，便积极投人了这项工作。请看当时他的日程安排：
10月2日，即同美国石油大王的孙子洛克菲勒商谈广东开矿的电力设备问题，尽早落实；
13日，同潘宜公司的代表接洽原定生意和黄埔港的建筑，尽早动工；
15日，设宴欢迎美国驻华大使馆参赞，交换“对华南电力意见”，表示通力合作；
16日，宋子文果断决定将原海南所存铁矿石的一半启运日本，以换取日元。
1948年1月宋子文同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主任翁文灏商谈华南工矿问题。他们发表声明，决定动用美国资金、美国器材和美国技师，由美国人监督在广东建立电厂、煤矿和铁矿等。
然而，正当宋子文为蒋介石积极寻觅财源大打内战的时候，中国人民解放军全面反攻的号角已吹响了；并向全国人民发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遂以摧枯拉朽之势，向国民党统治区展开全面反攻。
伴随着人民解放军的隆隆炮声，方一年多时间，人民解放军兵临广州城下。而被时的宋子文则惶惶不可终日，急忙与太太张乐。冶商量如何逃离大陆……
3．逃离大陆
转眼到了1949年的早春。这是一禾傍晚，夜黑如墨，满布阴沉的天穹下着冷雨。沙沙的雨声，衬托在雨天的气氛中，如泣如诉一般。位于广州东山的宋子文别墅，此时亦笼罩在一种肃杀的氛围中。
宋子文此刻正与太太张乐信一起，围着一架美国老式落地收音机，收听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前方战场报道……
据前方新闻综述，我人民解放军在辽沈战役结束、淮海战役正在胜利发展之际，东北野战军和华北军区第二。第三兵团共100万人，又联合发动了平津战役。平津战役历时64天，共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队52万余人，基本上解放了华北全境。在绥远，则有意地保存下一部分国民党军队，拟经过相当时间后接受改编。这样，对今后如何解决国民党军队，便有了天津、北平、绥远三种方式……
当时的辽沈、淮海和平津三大战役，无论是战争的规模抑或取得的成果，在中国战争史上都是空前的，在世界战争史上也是罕见的。这三大战役从1948年9月12日开始，至1949年1月引日结束。历时4个月零19天，共歼灭国民党军队154万人，使国民党赖以维持其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上被摧毁了，从而也为中国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三大战役的胜利，是人民战争的伟大胜利。在战役进行中，人民解放军广大指战员发扬高度的革命积极性和主动精神，英勇机智地同国民党军队作战。各解放区人民更以无比巨大的热情，以源源不绝的人力、物力给予前线以空前规模的支援；国民党统治区的中共地下组织和革命群众也为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当时，解放军的装备虽已改善，但运输条件还极差；供应前方庞大部队的需要，全靠肩挑背负和小车推送。据统计，当年仅为支援淮海战役，动员起来的民工累计即达543万人，向前线运送弹药1460余万发，以及9．6亿斤粮食等军需物资。当年陈毅元帅曾深情地说过，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说解放战争得到广大人民的热烈支持，这便是一个有力的证明。
由于当时形势所致，宋子文常有收听中共电台广播的习惯。作为国民党政府的广东省主席，他亦时刻关心着全国的局势。待新华社的新闻一结束，太太张乐怡起身把旋纽关上。夫妇二人坐在床上，又是一阵沉默。
宋子文神色沮丧，许久也懒得开口讲话。
“子文，我看我们得提前离开大陆了？”太太张乐怡道。
“去哪儿呢？”宋子文拾起头，表示接受这个观点。
“到美国，到台湾，或者到就近的香港。”张乐怡竟点出一连串地名。
“……”宋子文没有说话，显然也在思索。
“老蒋那里我约模也会有打算。你没有问过他吗？”张乐怡接着又道。
“你还不知道老蒋的脾气，我去问他，那不是找钉子碰吗？”
“他不能没有打算。不然我们怎么定方向。”
宋子文叹了口气道：“这个年代还是爹死娘出门，各人顾各人吧。况且他去的地方咱们也不能去！”
“为什么？”
“昨天那份材料也许你看到了，老蒋手下的人还在散布舆论整我，要求我把盗用的巨款至少一半充公。我何必再回到他身边受那份气！”
“这倒也是。”张乐怡赞同道。
两人又是一阵沉默。
“我们到美国吧？”张乐。冶又道：“前几天，蔼龄大姐来电话说，台湾地方不错。是不是老蒋的意思？如果是老蒋的意思，我看我们就去美国好了。”
“只怕眼下还去不了！”
“为什么？”张乐怡瞪大了眼睛。
“一步到位容易招人误会。先到香港观察一下，下一步再说。现在仗还没打完，局势或许还会好转？”
两人又是一阵沉默。
“局势我看也好不到哪里去？”张乐怡再次说道：“晚准备不如早准备好。老蒋只会说大话，哪一次也没兑现。这次我是看清了，老蒋必败无疑。”
“想是这样想，但不能这样做。”宋子文叹口气道。
“既然是这样，早辞职为妙。再干下去还不是活受罪？我看就先退到香港吧。”
“容我想想再说吧。”宋子文仍是无可奈何的样子。
不久，在绝望之中的宋子文终于辞去了广东省主席一职，旋同家人一道乘机逃往香港。
启德机场没有人欢迎，只有满天的凉风，和凉风中有气无力的衰草斜阳。
当时的宋子文穿着双排扣西服，戴了一顶翘边帽，手里拿着文明手杖。太太张乐怡则披着一件风衣，戴一副墨镜，墨镜的后面藏着她那哭肿了的双眼，双手搀着丈夫缓缓走下舷梯
此时大陆，已作为梦幻一般的往事留在他们的记忆里。
宋子文登上飞机逃往香港的当天，国内就有电台报道说：“作为中国共产党通缉的战犯宋子文，举家逃往香港。”
初到香港的宋子文，虽然身在香港仍心系大陆。大陆的胜败当时还没有最后定论，于是他逢人声称：“香港只是暂住。”同时在蒋介石的宣传影响下，他仍对国民党报有一丝幻想。
初到香港的头几天，也许地理位置的改变，宋子文是睡不实觉的。夫人张乐怡说他常说梦话，但他矢口否认。
一周后，他仍睡不安，躺在床上思来想去，原来影响他睡眠的还是对大陆的看来已成泡影的幻想。
宋子文提出让太太和他重返大陆一趟。
张乐怡不同意宋子文的意见并说：“要去--你自己去，反正我是不去了。”
“怎么，你不陪我啦？”
“不是不陪你，这不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事嘛。老蒋别看他嘴硬，早晚也得撤出来。这一次我相信自己的感觉。”
“你要真不去，我也是要去看看的。”宋子文终于拿定主意。
1949年3月25日晨。
香港启德机场，阳光灿烂，宋子文乘机飞往广州。
宋子文在广州下了飞机，立即秘密住进了其弟宋子良的私邸。不料仍被记者发现，于是在穗报界免不了对其重回广东作出种种猜测性的报道。
宋子文飞穗的第2天，孙科恰由上海飞穗。得知宋子文返穗，孙科便径去宋子文住处，拜见宋子文。那天二人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从国际到国内，从前方到后方，包括国民党内部各人的心态，都交换了意见。
“老蒋现在怎么想？”宋子文问。
孙科叹了口气道：“老蒋现在也不如从前了，外强中干。”
“他有打算吗？”宋子文又用试探的口气问。
“我看他是有打算的。当然他现在不会告诉我们。不过，前些日子我从夫人口里听出些门道来。”孙科说完呷口水。
“她说什么来着？”
“她让秘书寻一张台湾的地形图看。”
“啊，原来如此。”宋子文答道：“先前也听说过，看来此事是真的啦！”
“有何打算哇？”孙科问。
“我嘛？说破了我不是他的人。这也包括你。”宋子文说到这里，孙科也笑了。
“我当然不随他去了。我想到美国。”
“树倒猢狲散。看来我也不能与他同路。”孙科赞同道。
宋子文在穗住了3夜4天，分别会见了在穗的国民党中央要员并晤谈了对时局的看法。第4天，他便乘飞机到了宁波，再转溪口与蒋介石会晤。
1949年1月1日，走投无路的蒋介石在党内党外的压力下，别无选择，不得不在元旦当天发表“求和”声明。但他在声明中提出要保留国民党制造的从来不为人民承认的“宪法”，保留他所谓的“法统”，保留反动军队等，否则就要同共产党“周旋到底”。显然，这不是和平的条件，而是继续战争的条件。此时，有些资产阶级右翼分子竟竭力劝说共产党把人民解放战争“立即停下来”，接受蒋介石的“和平条件”，切不可“除恶务尽”。
当时，是将革命进行到底，还是让革命半途而废，从而使反动势力得到喘息机会，卷土重来？100多年来，中国人民在这个问题上留下的痛苦教训实在太多了。在人民革命事业已经胜利在望的历史时刻，这个问题自然有着格外重要的意义。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在1948年12月30日为新华社所写的新年献词中发出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伟大号召。他强调，必须“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不动摇地坚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打倒官僚资本主义，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并由此向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而决不允许使革命半途而废，让反动派养好创伤，卷土重来，使中国重新回到黑暗世界。在这个问题上，一切愿意参加当前革命事业的人们要一致，要合作，而不是建立什么“反对派”，也不是走什么“中间路线”。
1949年1月14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主席的名义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严正指出：虽然中国人民解放军具有充足的力量和充足的理由，确有把握在不要很久的时间之内，全部地消灭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残余军事力量。但是，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实现真正的和平，减少人民的痛苦，中国共产党愿意在惩办战争罪犯、废除伪宪法和伪法统、改编一切反动军队等8项条件的基础上，同南京国民党政府及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进行和平谈判。毛泽东的声明立即得到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和各阶层群众的热烈拥护。此时已经到达解放区的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和谭平山等55人于1月22日联名发表《我们对时局的意见》，坚决支持毛泽东的声明，表示“愿在中共领导下”，为推进革命、建设新中国而尽力。
毛泽东发表的声明使当时的国民党政权感到绝望，尤其中共电台播送的关于和谈的8项条件，指控蒋介石为“中国头号战犯”、“国民党匪帮头子”和把中国人民的利益全部卖给了美国政府的民国伪总统。随即在中国共产党公布的43名“一级战犯”名单中，蒋介石当然被列为榜首。而宋子文梦想亦名列其中。
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正式宣告“引退”，其“总统”职务由“副总统”李宗仁代理。次日，李宗仁表示，愿以中共所提8项条件为基础进行和平谈判。
此时的蒋介石已拿定了主意，暂时以退为进。如果李宗仁认为他与共产党和谈能成功，那就让他去谈好了。事实上蒋介石很清楚，在当时的“宪法”条款中，没有总统辞职的规定。蒋介石只不过是根据“宪法”第49条的规定，把权力暂时移交给了副总统李宗仁。而且，为了表明他并没有完全从政治舞台上消失，当时他仍保留着国民党总裁的职务。这样一来，在此次和谈中无论李宗仁成功与否，一切都将咎由自取。
1月21日蒋介石在宣布引退时仍虚伪而顽固地坚持道：
如果从此以后中共能认识到中国面临的严峻形势而下令停战，同意与国民政府进行和谈的话，那我的愿望也就实现了。这样，人民就会免受极大的痛苦，国家的物质和精神财富便能得以保护，国家领土完整和政治主权也能得以维护。并且，国家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秩序将会永远地继续下去，人民的生活和自由亦将得到保障……
蒋介石下野后，即前往浙江奉化的溪口镇，退居幕后指挥。
宋子文是某日晚间抵达溪口的。当此之际，在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悲凉气氛中，蒋介石与宋子文两人作了彻夜的长谈，谈的主要是家族后事的安排。此时，亲情代替了政治，一切仇视、矛盾和不快已然都化为乌有。按宋子文后来的话说，这次会晤是十分亲切的，是他和蒋介石在大陆上最后一次握手。
次日，宋子文离开溪口转飞香港，随后又飞法国疗养。宋子文走后，当时的各种报刊作出种种猜测，综合起来大致有以下三种：
一说宋子文赴法是为国民政府购买军火，并商量太平洋公约；
二说他赴法是代表国民政府洽商将马歇尔计划中的援欧物资之一部分转借中国；
三说宋子文赴法是为了他个人的债务处理。
此外，还有传媒说宋子文在法国和西班牙的边境，替蒋介石政权的诸多政要购置了别墅和私宅，以备不时之需等。
然而中国大地上，此时已发生了天翻地覆般的变化。几乎是一夜之间，国民党的所谓“和平”攻势便告破产。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解放军乘胜进军，一路凯歌一路胜利。1949年4月21日凌晨，中国人民解放军吹响了“渡江战役”的号角，于是从东到西国民党军队的千里江防几乎在倾刻之间土崩瓦解。4月23日，国民党老巢南京宣告解放，至此蒋家王朝在大陆的统治彻底崩溃了。
终于，宋子文的梦幻也成了泡影。同年6月9日，他携太太由巴黎飞赴美国纽约，并决定在纽约定居下来。
4．恶梦醒来己黄昏
国民党在中国大陆的彻底败亡，使宋子文亦顷刻幻灭。当即他便决定在美国--这个富人的天堂定居下来。
宋子文不缺钱。早在大陆期间，他就利用手中权利，把钱袋塞得满满的。
当然，宋子文夫妇也不缺房子，因为早在半年前，宋子文就已经在纽约购置了别墅。
那天，宋子文夫妇的飞机一着陆，早已在美国的大女儿宋琼颐、二女儿宋曼颐、三女儿宋瑞颐均赴机场迎接，并把鲜花献给了宋氏夫妇。
宋子文夫妇及子女在美国朋友的陪同下，步出机场出口处时，突然一帮记者蜂拥而至，问这问那。尴尬之下，宋子文不得不搪塞两句。
当时有记者问宋子文，赴美为什么用普通护照？
宋子文直率地回答：“当然是为了自己的私事了。”
“眼下大陆情况如何？”
“每天都有报纸，我就不必重复了。”
“蒋介石授予你什么任务没有？”
“本人现在不问政治，无可奉告！”
实际上，宋子文早在法国巴黎时，就已经与蒋介石就赴美一事交换了意见。因为他作为蒋介石的私人代表，访问美国无须更多人知道。再说，他也早有来美后一住就不走了的想法。说来这样也算宋子文聪明。因为他早意识到，台湾并不是理想之地。回头说不上哪年，那些陈谷子烂芝麻的事再翻出来，难免又让他寒心。
当时在外人看来，宋子文赴美纯粹是私事。可是他作为蒋介石的私人代表，却一刻也没停止其政治活动。
宋子文一安顿下来，就电话约请当时国民党政府驻美国大使顾维钧见面谈一下。
宋子文先向顾大使通报了当时国内的局势：
“大陆的局势眼下十分危急。中共已经渡过长江天堑。战局恐怕一时难以挽救……”
“蒋总统如何？”顾维钧插话问。
“总裁眼下也自身难保。他本不想让我离开国内，是我说服了他。我们虽然痛失大陆，但我可以以一个公民的身份来美国，为国家作点有益的事情，克尽自己的义务吧。”
“局势变化也太快了。”顾维钧不免感叹道。
“我认为我们军队缺乏斗志、指挥官之堕落是军事溃败的主要原因。”宋子文道。
“我虽然没在国内，但有些情况也略知一二。再者，我们的将军们思想落后，赶不上时代的要求。而可悲的是，他们并没意识到这一点。所以失败也在情理之中了。”
宋子文忍不住掰着手指说：“一是军事上的庞大开支；二是指挥分散，面面俱到；三是纪律松弛，有令不行。总之，造成今天这个无可挽回的局面，实在令人痛心！”
最后，顾维钧用一句形象的话比喻说：“国民党已是一艘四处漏水的航船，在大海中的航行，没有不沉没的道理。”
“玩笑归玩笑。只是漏船也得想法补啊！”宋子文把话锋一转道。“我这次又是作为总裁的私人代表而来，想请陈纳德将军再帮助组织一支空军志愿队，并请求美国政府派一个正规的军事顾问团，以期挽救国内危局。”
“给我点时间，让我先试试吧。然后再给你汇报。”顾维钧信心不是很足的样子。
“也好。不过一定要抓紧，迟一步话就另说了。”宋子文叮嘱道。
“我明白。”
一周后，顾维钧找到宋子文，把情况告诉他说：
“陈纳德将军很够朋友，他拟了组织一支空军志愿队的计划。此事虽然遭到一些人的反对，但却给美国众议员和参议员们留下很好的印象。我看，此事有希望。”
“好！我这就电请总裁批准将陈纳德的方案纳人统一援助计划。此事由我来落实。”宋子文当场拍板：“不过，你可以与陈纳德再作深谈，把计划搞得细一些。长江防线守不住了，但我看在湖南衡阳地区重新布置防御，眼下还是可以做得到的。”
顾维钧表示赞同。
宋子文又问：“现在情况很危急，轰炸上海发电厂是否可作第一个目标？”
顾维钧犹豫一下道：“如果轰炸上海发电厂，恐怕会使上海的工业生产一夜瘫痪。这个主意还得你来拿。”
“那……那就这样，先做计划再说。我们分头行动。”宋子文亦犹豫了一下，旋又下命令似的说。
此后的日子里，宋子文四处奔走，多方找朋友托关系；并且求见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代表团成员杜勒斯，向其请求由美国派出一个军事代表团援助蒋介石。1949年8月初，杜勒斯终于给宋子文回了话。他表示赞同宋子文的意见，并告知：“我们准备提供2亿美元的借款，同时向中国派出一个军事代表团。可以吧？”
“绝对够朋友。”宋子文异常激动地说。
“下一步具体怎么办？你要拿个方案，我们来商讨一下。”
“好好好。”宋子文连声叫好。果然工夫不负有心人，宋子文毕竟看到了希望。于是他又彻夜忙碌起来，还打电话把顾维钧召来一起进行策划。
但是时间已来不及了。无论是“陈纳德计划”，还是“军事代表团计划”乃至“借款计划”，此时已然远水不解近渴了。
当时中国政局发展之快，已经不以蒋介石的个人意志为转移了。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过江后，旋即占领南京，继而挥师南下摧枯拉朽，5月中旬拿下武汉，5月下旬占领上海，8月初又进军长沙，从而湖南获得新生。9月13日至10月13日解放军发动衡宝战役。衡宝战役胜利之后，人民解放军更如秋风扫落叶一般，迅速夺得了衡阳、宝庆和广州在内的64座大中城市。尤其令世人瞩目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49年10月1日正式宣告成立，五星红旗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高高飘扬--中国人民终于取得了历史性的伟大胜利。
于是，蒋介石及宋子文的企图再次落空了。
此后的岁月映在宋子文眼里的是，仓皇中老蒋败逃台湾；并且为了牢牢控制台湾这块弹丸之地，蒋介石又向过去多年倚靠的“重臣”和“元老”们开刀了：
--“四大家族”彻底分裂；“二陈”失势，且往日的威风扫尽；
--何应钦亦丢军权，成了名义上的“战略委员会主任委员”；后来又成了“道德重整会”的“专家”，实际上被“冷冻”了；
--大陆上最后一任的“行政院长”阎锡山，到台湾后即被夺权，并被打发到台北附近的一座山上去当“理论家”，专门炮制什么反共文章之类；
--而白崇禧和薛岳更惨，因被蒋介石怀疑搞阴谋，当时还被蒋经国带人抄了家。
宋子文则免去了一切烦恼。他暗忖幸亏及早撤出，激流勇退，眼下既不用看蒋介石的脸色行事，更不用受蒋经国的窝囊气；躲在美国自成一统，豪华日子照过，真是不幸之中万幸啊！
宋子文流亡美国之初，“四大家族”的不少重要成员宋美龄、孔祥熙、宋蔼龄、陈立夫等人，也都先后飞赴美国，或观光，或定居，或赴美继续斡旋。其中最不受美国人欢迎的是孔氏夫妇，孔祥熙在位时大肆贪污中饱私囊而名声极臭。因而孔氏夫妇借口身体不好，抵美后也很少参加社交活动，并且表示出对政治漠不关心的样子。
宋美龄赴美时，虽然没像孔氏夫妇那样处处碰壁，但是在美国政界的接待层次和规模上，也较以前大为逊色。此前罗斯福在世的时候，她曾被破例安排在白宫居住，并受邀到国会演讲。
当时有美国记者故意问宋美龄说：“杜鲁门总统这次没有给您安排到白宫居住吗？”
宋美龄十分尴尬，不予回答。
后来，宋美龄向宋子文说：“我想回台湾了。”
宋子文问：“那美援不争取啦？”
宋美龄叹口气道：“时局变了，怕是不可能了。”
“杜鲁门怎么说的？”
“他说美国自抗战以来，已经向我们提供了太多的援助，而我们在这些援助的使用上太令美国失望了。”宋美龄异常沮丧地说。
那天，宋子文把宋美龄送到机场。临上飞机时，她对哥哥说：“望你和嫂子保重。既然我们的人移居美国的已经不少了，何不成立一个组织，以显示我们的力量。”
“我也在考虑此事。”宋子文点头答道。
宋美龄走后的当天，宋子文便约见了顾维钧大使，与之商讨在美建立一个组织的事。
当时两人商量这个组织的宗旨应该是：团结在美的国民党成员，争取美援，以挽救国民党目前的败局并扭转逆境。其成员组成应为知名、廉洁、自由主义的留美文官人员。
当时两个人就谁出任这个拟议中的新组织的首脑发生意见分歧。宋子文首先提议由胡适担任较为合适，顾维钧却摇头说：“胡先生目前未必会答应，必须另找人选。吴国桢怎么样？”
宋子文却认为“至少在目前情况下，吴国桢的威望不足以担当此任”。
二人想来思去，还真没有一个“合适人选”。最后只好挫子里拔将军--如果胡适坚持不就，就请吴国桢出山。
次一日，宋子文就去找司徒雷登大使，并且勉强争得了司徒雷登的支持。于是宋、顾二人又忙一个通宵，草拟了一份新组织的成员名单，共有50人。起初，名单中有宋子文，后来他又让顾维钧圈掉了。
待名单呈送到司徒雷登那里后，司徒雷登紧皱眉头，告诉宋子文道：“美国国务院不信任蒋介石的军事才能，同时又认为李宗仁软弱无能，因为蒋介石的专横个性使他黯然失色。最好是请蒋介石交出政权，出洋考察。我看这个名单还是重拟为好。”
宋子文踌躇半晌终于道：“重拟也好，可您一定不能变卦啊？”
“那您也应该通知蒋介石本人，一定要让他知道我们美国政府的本意。”
“好好好。”宋子文答应。
可是就在宋子文重新拟好名单的时候，大洋彼岸通过电波传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和苏联等国承认新中国的消息。于是宋子文等人的梦想再次破灭。
那天，宋子文痛心疾首地哭了。
宋子文移居美国之后，最初一段日子里虽然并没有什么职衔，但他仍在为风雨飘摇中的国民党政权奔走呼号，竭尽全力。
1949年5月8日，逃离南京的李宗仁以国民政府代总统的身份，从桂林赴穗任职。然而他既无军权亦无财权，有的只是困难重重。而蒋介石彼时则以国民党总裁的身份，躲在幕后操纵广州政府。
当时宋子文基于国民党的根本利益，从大局出发进行调节，力图使蒋、李团结合作以共撑危局。
当时为了调节矛盾，宋子文先后会晤了蒋、李在美的代表，拉他们吃饭并苦口婆心地讲道理。尤其是李宗仁的代表甘介侯初到美国时，宋子文使出浑身解数，告诉甘说：“我以私人朋友的身份说句公道话，在国难当头之际，我们不能只忠于哪个人，亲蒋派和亲李派都应该齐心协力，以大局为重。”
“你是老蒋的人，当然要这样讲话了。”甘介侯的话戳痛了宋子文的要害。
当时甘介侯明确表示不听宋子文那一套，自己私下活动，以寻求美援。而蒋介石的代表当时在美亦我行我素，与李代总统分庭抗礼。他们都把美国奉为自己的上帝。可是，当时的美国政府却不愿再为分崩离析的国民党政权再施舍半点了。结果是两败俱伤，谁也没捞到美国的一根稻草。
因为此事，宋子文也伤透了心。
当时不仅在国外是这样，在国内更是这样。
1949年9月，香港的一些报纸专门报道了蒋介石和李宗仁之间矛盾的情况。当时有消息说，蒋介石任命汤恩伯为国民党军队“东南剿共司令部”的总司令，却被李宗仁当场否决。而李宗仁推荐的另外人选，亦被蒋介石否决云云。?
闻听这些消息，宋子文不禁彻夜难眠。他不甘心于国民党这样的失败，于是又多次会同顾维钧、吴国桢和胡适等人，联名给蒋、李致电，力劝双方以国民党前途大计着想，通力合作。
然而这些电报当时能起多少作用，迄今不得而知。
后来不久，又传来李宗仁从桂林转赴香港，并宣布彻底与蒋介石决裂的消息，更使宋子文无法理解也无法接受。
再后来，宋子文的幻梦随着国民党的痛失大陆，彻底破灭了。而留给他自己的将是什么呢？宋子文恶梦醒来才明白：那就是自身难保。
宋子文很快发现，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宣告成立，美国当朝官员的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变。宋子文从他们言谈话语中，或从他们的眼神的某种暗示中，感到了空前的难堪。
那段时间宋子文下决心足不出户。
可是，如此亦并不能阻止外界的传闻，尤其是报纸上那些对宋子文丑闻的揭露，一天几大张，不看也得看，更令他心烦。
也许战后的美国，反思和回顾成了他们文化中的时髦；也许美国国体的高度新闻自由的缘故，反正他们净是哪壶不开提哪壶。不光宋子文，连同“四大家族”的丑闻，也一件件地往外“拎”，一时在美国成了热门话题。
当时，坐在白宫里的杜鲁门总统，也时常与他的要员们谈论国民党政府中的“贪官和坏蛋”。某日，当说到宋家与孔家在美国银行存款高达20亿美元时，杜鲁门突然严肃下来，并立即拨通了联邦调查局的电话，以命令的口气说：
“迅速查清来氏家族和孔氏家族在美的资产以及存储地点，向政府报告。”
接到命令，顿时忙坏了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大小官员和职员。尽管当时多数美国银行拒绝为联邦调查局提供线索，但是联邦调查局仍然发现了一些有价值的材料。他们发现，宋子文的流动资金有很大一部分是在他的旧金山广东银行里，宋氏家族的许多成员（指宋子文、宋蔼龄和宋美龄等），在东海岸到西海岸的美国城市里都拥有公寓大楼和办公大楼。一些公司被发现是宋家拥有或控制的，其中包括孚中国际公司、芝诺化学公司等。而据已经获得的材料分析，宋子文“开始担任公职时财产比较有限，到1943年1月积累了7000多万美元”。而宋蔼龄在美国一家银行里拥有8000万美元。宋美龄在美国的两家银行里，则存了1．5亿美元。
当时，联邦调查局的这些调查结果还没待上报杜鲁门总统，就已变成消息和文章充斥于美国国内的报端和出版物上，一时引起美国朝野上下的强烈不满。当时一大批公民愤怒谴责政府的无能，并跑到白宫的台阶前聚众请愿，示威游行，强烈要求政府首脑人物拿出解释，要求了解宋孔两家的家底里面究竟有多少是美援的成分？甚至要求给以冻结等。
当时杜鲁门总统并没有出面接见示威者，而英国的财政大臣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却出面为美国示威者说了话。
在一次自助餐宴会上，他对国民党政府驻美大使馆的官员们说，那些美国人指的是蒋委员长的家族，包括孔祥熙、宋子文及其弟弟们，这些人都发了大财。当时他还直截了当地说，宋子文现在到美国来，名义上是为了促进中国的利益，实际上仍是为了谋取他个人的利益。蒋委员长的亲信如宋子文在商业交易中的贪污行为，实在已经达到了罪恶昭彰的地步。
由于不断有关于前国民党的高级官员贪污腐败的消息见诸报端，不少文章又直接牵涉宋子文本人，致使宋子文在那段时间里，内心一直忐忑不安。
后来经过一番策划，宋子文提出公布中国银行纽约经理处和纽约的银行审计员之间的信件，表明中国银行没有任何不正常的转帐行为。但是，宋子文的一些亲信又反对这样做，他们怕欲盖弥彰。他们说，中国银行的信件并不足为证，因为从政府机构的帐户中，另有一些是通过其它银行转给私人帐户的。如果中国银行公布了信件之后，一些美国的消息来源或各家银行随之也将公款转给几个私人户头的内幕披露的话，只会使情况更趋严重。于是，宋子文幻想由国民党政府来发表声明，辟谣说美国报刊登载的此类消息是没有根据的。可惜的是，当时业已被中国人民彻底推翻的国民党政府，此际亦已经完全没可能来为宋子文发表声明了。
一时间，宋子文陷入美国朝野的攻击之中。
5．“回台主政”的梦呓
俗话说，人若倒霉，喝口凉水都塞牙。
就在宋子文受到美国朝野的攻击的同时，他也受到了来自台湾的指责--当然亦是经济问题。
本来，风波初始于孔氏夫妇的经济问题，发展到后来，宋子文也被卷了进去。
虽然宋子文掌权时并不像孔祥熙那样贪婪，但反对派却不这样认为。他们认为国民党痛失大陆，关键是官员腐败。贪官不治民心不平，何以“兴国”又何以“反攻大陆”！最后竟一直闹到蒋介石那里，旋被蒋压了下去，于是风波不平自息。
应该说，在国民党痛失大陆后的最初一二年内，其内部矛盾重重。后来被人们称作“美国的航空母舰”的台湾，当时也并不安定。它就像一艘漏水的破船，随时都有沉没的危险。
1950年2月，正值宋子文受到美国朝野攻击的时候。
一天清晨，宋子文刚刚起床洗漱，还没有来得及吃早点，秘书便把一封加急电报送到他手里。因为宋子文在那段风波迭起的日子里，神经高度紧张。他给秘书作出了一条不成文的规定，遇有什么情况，不管是吃饭还是睡觉，都要马上告诉他。
电报是台湾方面发来的，要他立即返回台湾。
事后宋子文才知道，国民党当时召开了中央委员会常委会议，会上通过一项决议，要求所有在外的国民党员返回台湾，否则就注销护照。
于是何去何从，着实令这位前行政院长紧张了一阵子。
太太张乐怡吵着说：“要回去，你自己走。反正我和孩子是不会走的。”
“我不是说我想回去，这是他们的意见。当然，我也是不愿意回去的。”宋子文道。
“你不回去就好。看老蒋能把你怎么样，还能把你吃了？”
“不回去也要有不回去的理由，我想把事情做到圆滑一些。怕--我倒是不怕！”
于是宋子文又找到顾维钧商量，提出他不想回台的三点看法：一是台湾“政府”已在他心目中丧失了信誉；二是他同蒋介石手下的许多元老都有矛盾；三是台湾小岛并不安全，随时都可能受到大陆的威胁。
顾维钧听后也表示，宋子文以不回去为好，但又提醒他说：
“老蒋为人你知道，什么事都会干出来的。你要提防。”
宋子文点点头：“我不怕。说心里话，老蒋也怕得罪我，他对美国寄予希望，但他的关系没我熟。这些你都知道的。他有几个事还要让我办……看起来，我就是能办也不办了。”
顾维钧此刻突然心血来潮，开玩笑地说：“子文兄，老蒋现在要是给你个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的职衔，你干不干？”
“我不会干，而且他也不会给。”
“要是真给呢？”
宋子文幽默地说：“我太太早说了，她不回台湾，也不让我回台湾。我得听她的。”
后来，顾维钧返台后真向蒋介石建议，让宋子文回来主政。当时蒋介石一听瞪大了眼睛；“你有什么高见？”
顾维钧一本正经地说：“高见倒没有。国民政府眼下最困难的是财政。宋子文兜里有钱，只要是为了国家利益，据我了解他还是愿出的。再者，他在美国政界有关系，由他出面做工作，10个顾维钧都比不了。”
蒋介石点点头：“有道理。只是他与下面的人矛盾不少。不管怎样，让他先回来再说。”
后来，蒋介石再次发电邀请宋子文回台就任政府的正式职务，但什么职务并没有说明。于是宋子文也就没理睬。待蒋介石再次邀请时，口气就生硬多了，意即否则就将未开除国民党的核心集团。但宋子文仍然拒绝了。
就当宋子文顶住蒋介石诱惑并准备与国民党一刀两断之时，台湾国民党那边，又召开了“七大”。在当时部分代表提出的“党内重大整肃案”中，所列被开除国民党党籍的名单上宋子文位居第二，仅次于孔祥熙。
就在那一天晚上，宋夫人张乐怡把三个女儿召来，做了一大桌菜，全家其乐融融地饱餐了一顿。当时宋子文也特别高兴，还破例喝了几盅酒。
席间宋子文说：“我跟蒋介石倒霉了一辈子。共产党通缉，国民党开除。这回该辞旧迎新了。”
不久，宋子文一家由曼哈顿公园大街1133号迁到了长岛的一幢豪华别墅里。
如此真可谓是新人新房，从新起步了。
长岛是美国纽约一个著名的风景区，当时宋子文尽量把屋内装饰得和风景区协调起来，以避开人群的喧嚣而走向平静，走向自然--这便是宋子文彼时的心态。
于是他的会客厅里，出现了这样的条幅，内容为《佛学警世语人生20最》：
一、人生最大的敌人是自己；
二、人生最大的失败是自大；
三、人生最大的罪过是杀生；
四、人生最大的愚蠢是欺骗；
五、人生最可恶的是淫乱；
六、人生最可怜的是嫉妒；
七、人生最痛苦的是痴迷；
八、人生最羞辱的是献媚；
九、人生最危险的境地是贪婪；
十、人生最烦恼的是争名利；
十一、人生最善良的行为是奉献；
十二、人生最大的幸福是放得下；
十三、人生最大的债务是受恩；
十四、人生最大的欣慰是布施；
十五、人生最大的破产是绝望；
十六、人生最大的财富是健康；
十七、人生最可佩服的是精进；
十八、人生最缺欠的是智慧；
十九、人生最高的享受是学佛；
二十、人生最快乐的是念佛。
当时胡适听说宋子文乔迁新居，特来拜访。进门后他一眼望见了墙上的《佛学警世语人生20最》，遂惊叹不已道：“老兄又对佛学产生了兴趣？”
宋子文当即答说：“当年你我是‘对头’，如今一笑泯恩仇。我虽是基督教徒，也兼收百家之精华啊。”
胡适一听也笑了：“人生如梦，当年我们之间所以冲突，就因为没学好这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人类最大的悲惨也就在这里。”
“现在学好了，恐怕一切又都迟了。”宋子文叹道。
“不迟不迟。关键在坚持。应该再加一条，即是人生最大的毅力是贵在坚持。”胡适建议道。
这回轮到宋子文笑了：“胡夫子怕我坚持不了？”
“世事如此纷繁，金钱如此耀眼，你能坚持得住？”
“绝对能！”宋子文下了保证似的。但实际上，他的确只是三分热血。就在那条幅上的墨汁尚未干之时，经他人狂热鼓动，他便又做起了石油股票、农矿产品期货和新技术交易等生意。
俗话讲，穷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亲朋。
当宋子文后来手中有了更多的钱后，包括当年曾开除宋子文党籍的台湾政界，一时也如蚂蚁行雨般地涌向宋子文的长岛住宅请求施舍；甚至连当初反对他的人，也厚着脸皮向宋子文乞求。彼时，宋子文真正地笑了：当年我在蒋介石手下当差，你们说我无本事靠关系，论才能充其量也就当个团后勤处长。可今天，没有了蒋介石，你们看我宋子文照样挣大钱吧。
而且，随着国民党政权的彻底崩溃，宋子文亦不时看到当年那些竭力攻击他的元老们，一个个结局都不怎么样，且都走向了历史的终点。
--先是戴笠，这个一生没做好事的混蛋，战后不久即乘飞机摔死在山上，葬无全尸。
--还有那个最大的政敌陈果夫，结果亦被蒋介石革职；1951年迁居台北不久，即病死在台湾，终年不到60岁。
--再有一个政敌陈立夫，虽跟着蒋介石去了台湾，却又很快被蒋介石骂出台湾，先去欧洲，后来美国，听说混得也挺惨。
不过，宋子文虽然有钱，精神却难免空虚。
尤其是晚年的宋子文，回忆往事是他的一大毛病。特别是想起当年的辉煌时，他眉飞色舞；想起痛失大陆的事情，他又扼腕叫痛；而当他想起骨肉亲情的分离时，更加心里不安。特别是每每当他想起家父家母临终的遗言--“我死后就葬在上海，希望日后孩子们也都回到我的身边。”可是如今，自己流浪异国无所归依；虽然美国再好，可毕竟不是自己的祖国啊。
家父的遗言还能实现吗？每念及此，作为宋家长子的宋子文心里便忐忑不安。此种不安，后来竟导致了他严重的“失眠症”。
1958年12月11日，据说这一天是宋子文的家父宋耀如老先生的诞辰之日。那天早上一起床，宋子文突然提出要到香港走走，换换空气。
太太张乐怡出来挡驾说：“你最近身体不好，等过了年我和女儿陪你一起去，好不好？”
宋子文埋怨道；“本来杜月笙故去时，该让我去的。可那时你偏让秘书代祭，我听了你的。这次我不能再听你的了。”
于是，宋子文当即决定出发赴香港。
这是宋子文在海外居住9年后，第一次香港之行。
陪他一同赴香港的，有其太太和三个女儿。
当下，一架被宋子文包下的国际航班专机，把宋子文全家从大洋那一边送到了大洋的这一边，抵港后全家住在了香港般含道余东璇的私邸。
来到香港的第2天，宋子文就驱车前往九龙等地，去眺望大海和大海那边的大陆。在海的那一方，有他父母大人的基地--上海万国公墓。已有多少年了，宋子文没有为长眠于地下的父母进香火了。父母太寂寞了！而他也太寂寞了！还有此时留在大陆的二姐宋庆龄，向来是他最敬重的。想起当初在美国留学时，其姐弟之间的手足情谊，宋子文更加想念二姐了--二姐眼下怎么样呢？宋子文无言地惦念着。
大海涨潮了。
大海起风了。
那天宋子文久久地站在海边，任凭海风吹拂着他满头花白的头发，一动也不动。
“爸爸，这里风挺凉的，咱们走吧？”最心爱的小女儿宋瑞颐过来劝他。
“不，让爸爸再呆一会。”宋子文凝望很久，后来竟掏出手绢揩眼睛。
太太张乐怡理解丈夫，此时也掏出手绢揩自己的眼睛。
同年12月18日，宋子文又作出一个令太太不解的决定--他要召开一次驻港记者的招待会，宣布自己已来到香港这块中国的土地，从而让世人承认他的存在。
这一次，太太张乐怡没有拦他。
于是20多名中外记者应邀到会。
招待会在能容纳200多人的大客厅里进行。
那天，宋子文精神焕发。他身穿西服，颜色是咖啡色的。在随身携带的十几件行装中，他认为只有咖啡色最能表达他当时的心情。当年，他在重庆出任行政院长时，主持记者招待会穿的都是咖啡色西服。
当宋子文在太太张乐。冶陪同下，步人客厅并出现在讲台上的时候，记者们鼓起一阵掌声。
宋子文打了个手势说：“我已离开香港9年，今天在这里会面，我很高兴，也感谢诸位的光临。”
有一记者首先问：“宋先生这次来港有何任务？”
宋子文道：“此次来港无目的，只是看望一下朋友。如果非要说任务的话，看朋友也可称之为任务。”
又有记者问：“先生对时局有何评论和见解？”
宋子文道：“我已是在野之人，对此很少考虑，因无考虑也就无所见解。”
有记者问：“您和蒋介石有无来往？”
宋子文道：“交往是有的，不过是一般的交往。”
有记者问：“这次香港之行后，还去台湾吗？”
宋子文道：“至少我现在还没有这个计划。”
有记者问：“台湾如果邀请宋先生去呢？”
宋子文道：“我可考虑，去不去还要和夫人商定。”
宋子文说到这里，全场都笑了，并把目光投向宋夫人张乐怡。张乐怡莞尔一笑道：“子文身体不好，我管得紧些。不过我声明，大事还是他定。”
有记者问：“在美国，您能经常与蒋夫人见面吗？”
宋子文点点头：“她是我的妹妹，亲情胜于政治嘛！怎么不可见面？”
有记者问：“她元旦前回不回台北？”
宋子文道：“我主张私事尽量少关心人家。不过据我了解，她很忙，想必短时间内是不会回去的。”
有记者又问：“北京的孙夫人与您家人有无联系？”
宋子文道：“至少两岸没有和解之前，这个问题我不会公开，请理解。我担心给别人找麻烦。”
当时港台普遍认为，宋子文突来香港是个谜，宋子文召开记者招待会也是个谜。据香港《华侨晚报》的一位记者透露：宋先生来港确是寻根看朋友的。而召开记者招待会，则是放风，让台湾当局知晓：如邀请他去，顺理成章；而不邀请他自去，作为被国民党除名的人，面子上过不去。
后来香港《自由日报》又作了详细的报道：
原来家氏此次离美东来，本有意复出为国家效力，最初之洽商是宋氏主持救济总会并由宋氏先垫出美金1亿元，辅导国家财经建设，并扩大海外救济工作。因年来救总由谷正纲氏主持，外间颇有烦言，若换一个宋子文，自能将工作圆滑推进。因家民有的是钱，而救济工作则非钱不行也。
内幕的报道并说，如果此事能顺利进行，则宋氏复出之第一步工作算是完成，而第二步则是宋氏由主持救济事业进而兼涉财经任务。所传宋子安氏赴台为其铺路，即是如此。宋子安赴台后，即分头和若干立法委员和国大代表接洽，同时并进谒某巨公（蒋介石），试探当局意见。
使宋子安氏感到犹如冷水浇背的是，某巨公谈当局对宋子文之复出，如果单是协力于救济总会工作，是无问题的。如果要进一步重登政治舞台，以宋氏过去遭到各方的不良反应来说，似乎目前尚非时机。当局之意如此，宋子文氏遂不得不知难而退。
宋子文此次香港之行，台湾官方始终没作任何反应。看来，宋子文夫妇只好在美国久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