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子文办外交
1．老蒋无法容忍史迪威
1941年底爆发的珍珠港事件，结束了中国独立支撑远东地区的抗日局面，并使得当时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中国政府脐身于英美两大盟国之间。
1941年12月7日凌晨，日本以183架飞机从海上的6艘航空母舰上起飞，突然偷袭了美国在夏威夷的军港--珍珠港。于是，8日太平洋战争正式爆发。
珍珠港本是一个美丽的港湾，位于美国夏威夷群岛中部的瓦胡岛南岸，东距火努鲁鲁9．6公里，是一个水深港大的陆抱良岛，亦是当时美国在太平洋地区最大的海空军基地。当年珍珠港的美国太平洋舰队共有18艘舰船，并装备有260架舰载作战飞机。
日本空军偷袭那一天，正是一个星期天，美国人一点也没有防备。日军183架飞机悄悄飞临，一通狂轰滥炸，眨眼之间珍珠港一片火海冲腾。美军的18艘战列舰没待反应过来均已成了废品，260余架飞机也全部化为灰烬；当时驻守珍珠港的大批美军官兵亦都成了日军轰炸的牺牲品。
当时这一消息通过大功率电台立刻传到美国，身在异国的宋子文是先于蒋介石听到此一消息的。宋子文感到震惊不已，同时凭着独有的政治敏感，他似乎嗅到了什么，立即给国内的蒋介石发报，通报这一消息及中国的应急对策。
待蒋介石接到这个信息时，已是在日军偷袭珍珠港的第二天了。他马上向罗斯福总统、丘吉尔首相以及斯大林做出了相同的表示，建议马上召开一次盟国之间对日作战的紧急联合军事会议。
结果反映不一：斯大林答复说苏联尚未准备好参加太平洋战争，而大个子罗斯福和矮个子丘吉尔却表示十分赞同。
会议在宋子文等人的积极周旋下，于当年12月23日在重庆召开。会议决议在重庆成立一个联合军事委员会，以协调东亚的战略。当时英国的阿基鲍尔德?韦弗尔将军指出，就英国而言，头等大事就是要挽救缅甸，因为当时日军对缅甸的进攻已迫在眉捷。最后会议同意，从中国采取行动，于1941年底重新开放缅甸公路。此条中缅公路当时确系东方战场生死攸关的一条供给线，蒋介石也急于使这条道路保持畅通。除了缅甸和经过俄国的陆路之外，中国当时通向外部世界的桥梁就仅剩香港了。
但是，此时的香港也处于日本人日益加大的压力之下。1941年12月，蒋介石提出派遣大批中国军队帮助英国保护他们的直辖殖民地--香港。尽管这个建议后来没被英国人接受，但蒋还是出动了相当多的兵力从中国大陆这边侧面攻击日本侵略军。
当时无疑这是一种被人戏称唐吉河德式的行动，因为英国人当年12月18日就离开了九龙，香港也于圣诞节那天沦陷。于是由蔡廷锴领导的中国军队，旋即落入了日本人的夹击之中，并被来自九龙和广东两个方面的日军所击溃。
后来，蒋介石又提出派兵帮助缅甸的英国人，他的建议再次遭到拒绝。但是随着日本施加的压力越来越大，英国人终于改变了初衷。就这样，蒋介石把他的第五军和第六军派到了缅甸前线与日军交战。
大约也就在彼时，蒋介石作了一次密而不宣的印度之行。
当时，蒋介石印度之行的动机是多方面的。一方面，他的确希望能利用自己的影响，为盟国的事业扭转世界的公众舆论，因为当时大英帝国的威望已降到最低水平。而另外一个不那么无私但亦十分体面的动机是，他要争取在战后的世界上，做一位解放亚洲的伟大领袖。
当时，美国罗斯福总统由于宋子文做工作，认为蒋的这次访问是个好主意；而英国首相丘吉尔却相反，他认为中国是在未经英国允许的情况下进行干涉。
于是那次印度之行安排得十分秘密，蒋介石和夫人宋美龄到达印度5天之后，才宣布消息。
只是他们很快就遇到礼仪上的麻烦。
按照中国的礼节，蒋介石应该先到孟买附近圣雄甘地的住处去登门拜访。但是依照印度的习俗，则要求甘地前往客人的住处去会面，而且当时的英国总督也要求按印度习俗去做。当时的印度总督是林利恩戈勋爵。于是英国驻中国大使阿基鲍尔德?克拉克一克尔先生将英国总督的一封信交给了蒋夫人宋美龄。英国总督在信上说如果蒋氏夫妇执意要到沃尔塔甘地的住处去，那么总督将处于政治上十分尴尬的境地，他真诚地希望不要这样做。丘吉尔此时也打电报给蒋介石，进行劝说。当时丘吉尔声称，否则“就可能使我们联合全印度参加抗日的共同愿望受到损害”；而且“还可能会在这个最需要团结的时刻，无意之中造成突出社会差异的效果”。
于是蒋介石终于屈服了来自多方面的压力，加尔各答便被选为双方妥协后的会谈地点。那天，印度当时的人民领袖圣雄甘地是乘坐三等车厢而来的，他与穷苦人一起经受了旅途的辛劳。蒋介石得知此事后倍受感动。随后二人大谈团结，以及共同对付帝国主义的侵略等。
1942年2月21日，即蒋介石访问印度的最后一天，蒋夫人宋美龄全文广播了蒋委员长对印度人民讲话的英译稿。这篇讲话不顾英国人的不快，蒋介石表示希望印度尽快得到自治权，并同时号召印度人民全心全意地支持世界范围内的反法西斯斗争。
可是，就在蒋介石结束访问离印不久，甘地和其他印度领导人即被捕入狱。据说这种事在当时印度人民与英国殖民统治者的斗争中，时常发生。
蒋介石为了不再得罪英国，遂请宋子文在美国活动罗斯福总统，由罗斯福总统出面调解。
也就是蒋介石回到重庆后没几天，约瑟夫?史迪威将军于1942年3月6日，抵达中国战时首都--重庆。
关于史迪威来中国的一事，最初是蒋介石提出来，并交待宋子文具体推荐的。此有“宋史交换函件”为据。然而，后来美国陆军部宣布史迪威来华身兼6职，则出乎蒋介石的意料。当时都有哪6职呢？即美军驻华军事代表，在缅甸的中。英、美军队司令官，对华租借物资管理统制人，滇缅公路监督人，在华美国空军指挥官和中国战区参谋长。
其实这些职务，只有蒋介石认可的最后一项，即中国战区参谋长，其余职务全是美国附加的。这等于束缚了蒋介石大权独揽的手脚，蒋介石怎么能不生气呢。于是他便埋怨宋子文作事不同他商量，可宋子文当时也是一肚子委屈。而根子还在美国陆军部的官员身上。
就这样，史迪威没来就已成了“畸型儿”。于是他到了中国后，蒋介石和史迪威之间很快产生矛盾并迅速激化，而宋子文则更成了蒋介石的埋怨对象。
关于当年史、蒋争论，美国方面已有许多详细的记载，特别是史迪威那些用语尖刻的观点，让人一听就会猜想到当时的激烈冲突。实际上，摩擦的确始于史迪威从华盛顿带来的多种交叉重叠的任务。
第一次见面史迪威就通知蒋介石，声言他将指挥在中国。缅甸和印度战场上的所有美国军队，在中国所有的国际战争委员会中代表美国政府，并负责对中国根据租借法案获得的物资以及其它美国的国际援助计划进行管理和监督，同时又是中国最高司令官--蒋委员长的参谋长。除了这些之外，他还声言负责蒋介石与韦弗尔将军的之间联络，韦弗尔当时指挥着缅甸和印度的英国军队。本来，作为最高司令官的参谋长，史迪威似乎应该接受蒋委员长的命令。但是，当时在史迪威看来，罗斯福总统的命令是高于蒋介石的。
而且第一次见面，史迪威便向蒋介石摆出了不可一世的面孔。尤其让蒋介石无奈的是，史迪威还担任租借官员的工作。这样一来，如果史迪威认为发放给中国军队的某批援助不符合美国的利益，他就予以扣压。起初，蒋介石还能竭力压着自己的火气。实际在他接到中国驻美使馆拍来的有关美国陆军部发表史迪威将军来华任职消息的电报时，蒋介石就把电报狠狠地摔在桌上，对陈布雷说：“这都是宋子文办的好事！”
本来，史迪威在受命之前，宋子文对史迪威的出身经历进行过调查，且对他十分满意，认为“挑选担任此项任务的人是美国陆军中最优秀的人物”。同时，宋子文在调查的基础上，还与史迪威作过较长时间的面谈，结果也证实了他当初的那种看法。
当时蒋介石政府在享受租借法时，尚没有别国政府那么“平等”。英国和苏联及其他受援国可以在自己国家内把美国的援助用于自己认为合适的地方，只有蒋介石必须把他的要求一项一项地呈报给史迪威将军。
显然，这种规定是华盛顿特意设置的，因为不能让蒋介石享有阻止向中共提供物资的权利。
这样一来，即使史迪威是个讲究策略、精于外交的完人，遇到这种事情也够棘手的；何况他并不是这么一个完人，尤其在个性方面，于是双方矛盾愈来愈激化。当时在他寄往华盛顿的快件中，这个“刺头儿”把蒋委员长称作是“花生米”（无聊的小人物）、“小响尾蛇”（爱吵架的人）。可是后来人们从他的日记中又发现，史迪威曾把罗斯福也叫做“老软蛋”，并给当时许多著名人士都起了他个人爱用的侮骂性的绰号。
此外，史迪威当初或许也是带着某种野心来到中国的，对此他起初还藏而不露，但后来却不加掩饰了。当时他一度想取代蒋介石担任中国军队最高司令。这当然要遭到蒋介石的坚决抵制。不过这种根本不符中国当时实际的愿望，只不过是一种梦想而已。可惜此一点史迪威当时并没有十分清楚地认识到，甚至连罗斯福总统也未认识到。史迪威最初只看到了蒋介石的弱点，却对自己的军事天才过于自信，以致于有些目空一切。
当时史迪威的这种个性，标明了与史发生冲突的并非只有蒋介石一个人。当时与史发生矛盾的还有另外一个人，他便是飞虎队长陈纳德将军。
珍珠港事件之后，陈纳德被并入美国军队，级别是空军少将。当时，陈纳德和他那些志愿兵的到来，已经大大鼓舞了中国人的士气。当年那支“飞虎队”很快便成了传奇式的人物。在此以前，面对日本的空袭，中国毫无防御。而陈纳德的志愿兵便成了美国的中国空军特遣部队，后来又编为第十四航空队。当时按照史迪威和蒋介石制定的战略计划，陈纳德统管湖南、广西和云南的一系列空军基地，这些基地将使用美国的援助修建，并用飞机从印度翻过喜玛拉雅山空运给养。
当时，关于这些空运过来的物资应优先用于何处？史迪威与陈纳德发生了矛盾。陈纳德希望用于他的空军基地，但史迪威却想用于训练在印度拉姆加尔以及云南昆明的中国新兵，史迪威指望用这批军队赶走侵占缅甸的日军。
与史迪威不同的是，陈纳德将军当时则与蒋介石相处得很好。
1947年在南京与埃里克?周的一次谈话中，蒋介石当年的秘书长吴铁城曾谈到蒋介石与陈纳德这种少见的和睦关系，并分析了其中一些原因。
他说，陈纳德对中国国内的政治没有表现出任何兴趣，而且一贯尊重蒋介石。他只谈论他最了解的话题，即空军问题。这一点极少有例外。另外一个促进蒋陈二人关系的因素是，陈纳德对他手下训练的中国飞行员十分信任，因而极少提出批评。于是作为职业军人，陈纳德很得蒋介石的赏识，因为蒋介石也是职业军人。就这个层次而言，蒋介石同样欣赏史迪威的气质；只不过他是单方面的欣赏，没有得到史迪威相应的回报。
史迪威当时指挥的第一次缅甸战役不幸失利。当意识到撤退已不可避免时，他竟连蒋介石这个战区最高统帅也懒得打招呼，就下达了撤退的命令。而原来大约10万人的中国远征军，此时仅剩下4万人左右了。不过，史迪威倒是给他在重庆的助手马格鲁德将军拍了两封电报，说他的部队已分散成小部队，无法再集中起来；他拟将部队撤出缅甸，开往印度。但事前蒋介石就下过命令，万一失败，中国军队撤到缅甸北部的密支那，再从那里回国。这样，在没有与蒋介石商量之下，史迪威就撤消了这道命令，并下令中国军队撤入印度。待听说史迪威的这道命令后，蒋介石马上给缅甸的中国第五军军长杜聿明拍了电报。结果，尽管史迪威对集中部队表示悲观，但杜聿明还是想方设法集结了三个师的的兵力，成功地杀出了一条回国的生路。对此史迪威大为光火，一回到重庆他就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指责蒋介石不该直接与他手下的将军发生联系。
其实，此时的蒋介石心中也正不痛快呢。
2．费力没讨好
当时，中国远东军的失败，应该说史迪威的指挥失误是有一定责任的。当初宋子文推举史迪威言过其实，现在史迪威失利的消息传到宋子文的耳朵里，他生怕再次引起蒋介石的指责，便于5月15日在华盛顿致电蒋介石，小心冀翼地询问蒋对史迪威的看法，并乘机出谋献策。
宋子文在电文中除直陈“缅战不利之主要原因，无疑为英国不能与我彻底合作”外，还说考虑到“此后我尚须利用印度为运输军械飞机之航空站”；“英美战后或背道而驰，在战时则因生死存亡关系，不能不密切合作，故我如公然向英责难，反失美国同情”。建议蒋介石不若趁此时机，密致总统（罗斯福）及丘吉尔一电，直陈缅战过去之错误，措施严正而委婉。并告以中国为此原因，危难更为迫切，不得不要求：
甲、英美即派大批飞机来华助战；
乙、英、美、中速策划雨季后反攻缅甸，夺回仰光，恢复中国之国际路线。
蒋介石当时对中国军队的失利极为懊丧，并且迁怒于史迪威。这从1942年6月18日，蒋介石以感想形式给熊式辉、宋子文的电文中，可以看出。当时蒋介石的电文是：
前得删电，询我对史迪威之感想，业已另复。中国战区至今并未有何组织，亦未筹备进行，甚至于维持中国最少限度与其可能方案，亦未曾着手。至于空军之建立与补充、心脏空运按月总量、陆空军作战与反攻时期之整个方案，亦皆视为无足轻重。一若中国战区之成败存亡，与彼无关痛痒。此人（史迪威）不重视组织与具体方案，及整个实施计划，此或因平日未习幕僚长业务之故，缅战失败之原因，其咎全在战略之失败，而彼乃完全归罪于我高级将领，且谎报罗卓英逃回保山，其实彼自缅甸退却之先……竟自赴印度，并擅令我军入印，事前对我并未有一请示，或直接报告，于情于理，皆出意外。
蒋介石在电文中，虽对史迪威的组织能力、责任观念、指挥经验多有责备，但考虑中、英、美三国之间关系，便仍叮嘱宋子文一人：“我为保全友邦荣誉处计，不愿多言。此时对马歇尔参谋长不必急于答复，将来彼或亦能了解吾人之苦心也。”
此时，史、蒋的矛盾亦反映到美国人的耳中。尽管在罗斯福总统送给蒋介石的礼物中，史迪威是最不受欢迎的，但是毕竟还有其他值得感谢的东西，其中最受欢迎的一件就是1942年初的那笔尾数不小的贷款--5000万美元。
当时蒋介石正在印度新德里访问，罗斯福总统给他拍了一封报告好消息的电报，电文中并说：“中国军队对于凶恶的侵略者的英勇抵抗，赢得了美国人民及一切爱好和平的人们的最高赞扬。”
当时正处于囊中羞涩、焦头烂额之中的蒋介石，接到这份喜报的确是个不小的安慰。他立刻向罗斯福总统回电说：“您在世界的这场最大的危机中所表现出来的远见卓识，值得让一切真正的政治家羡慕。”
同年3月8日，由宋子文出面达成的中美贷款协议中的第二条，把最后的偿还期推迟到战后，条件是要“符合美中两国的共同利益，并有利于建立世界永久的和平与安全”。
接着，在宋子文的活动下，英国也马上送来了500万英镑的贷款，同时有美国和英国人参加的一个联合稳定委员会宣告成立。
然而这些在蒋介石眼里一码是一码，并不能阻止蒋、史发生矛盾，相反这种矛盾却逐步升级以至于闹僵，最后美国政府不得不召史迪威归国。这中间宋子文做了大量工作，如其说史迪威身兼6职神气一时，是宋子文一时的工作忽疏；而美国政府召回史迪威，也同样是宋子文的点子。殊不知宋子文得知史迪威、蒋介石的矛盾后，始终站在蒋的一边。当史、蒋矛盾升级时，宋子文曾三次策划撤换史迪威。
第一次是1942年7月20日，一次史迪威不同意蒋介石要从中国租借物资中拨出两架运输机交航空委员会使用，作为航空委员会秘书长的宋美龄立即对史责问，并要求他向蒋介石的有关处理中国租借物资之权作出解释。于是史迪威当日送蒋一份备忘录，陈述其个人权限与地位，为自己申辩。当时蒋介石看到史的这份备忘录后十分气愤，立即给宋子文拍去电报称：平时我对史迪威不用中国战区参谋长名义签署文件，并时时以罗斯福总统代表自居一事“皆不以为过，毫不与之计较”，但这次“再不能不与其政府坦白商讨”其参谋长的地位与权限了。
宋子文知其原委后，亦大骂“史迪威态度殊属离奇，阅其原函，强词夺理，谬解职权，非神经错乱，不能狂妄至此”。他决定尽快与美国政府交涉；并请示蒋介石是继续留史在华供职，还是乘机更换人选？当时蒋介石复电宋子文：“暂不表示为宜”，暗示“最好能由其自动召回”。
第二次发生在1943年秋冬之交，史、蒋意见再度分歧。史迪威建议蒋介石“转移西北的兵力来阻止日本”，要把蒋介石封锁陕甘宁边区的50万大军和共产党军队调出来打日本。但此时蒋介石反共立场已定，岂肯调出？于是史、蒋二人激烈冲突，蒋介石于是公开要求美国政府撤换史迪威。
那一次蒋介石有令，宋子文便极为卖力。他拟了一份“改进中国战区方案”，目的是想通过改组来撤换史迪威。当时这个方案是：一、在中国战区增设副统帅一人，由美军军官担任，参谋长一人改由中国军官担任，增设副参谋长一人，由美军军官担任，其下处长副处长，则由中美军官混合编成。二、中国代表必须参加C．C．S与军火分配委员会。如蒋委员长以国家领袖之尊不宜使受C．C．S之统驭，则中国战区统帅可由蒋介石推荐中国军官担任。
接着，宋子文开始活动罗斯福总统。同年8月ZI日上午，在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罗斯福接见了宋子文，宋子文当即提交了改组中国战区的意见书。当时双方的交谈是愉快的，宋说：“如史迪威不予变动，中美军事合作甚为可虑。”罗斯福即答：“此事美国政府已经考虑，近期已有召回史迪威、改派斯特莱曼和韦洛接任的拟议，请转告蒋委员长。”
当宋子文走出罗斯福办公室后，心情是十分高兴的，他立即向重庆的蒋介石致电报告此消息。9月29日，宋子文在返国前夕向罗斯福辞行时，再次重申史迪威必须撤换，否则中国战区必将乱套。罗斯福回答：“原则上基本同意，有些工作还待落实。我准备派蒙巴顿将军、萨姆维尔将军偕同你一同赴渝。”
“那太好了！”宋子文答道。
然而，就在宋子文一行10月1日飞抵重庆时，事情又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撤换史迪威之事再度搁浅，宋子文的努力又成泡影。谜底在哪里？宋子文做梦也没想到，此次拆台的竟不是美国方面，而是自己的大姐宋蔼龄和小妹宋美龄。
当时事情的缘由是这样的：
9月13日下午3时许，史迪威办公室的电话铃突然响起，话筒里传来了蒋夫人宋美龄的声音：“我和大姐蔼龄邀请参谋长到私邸一晤。”
“那好，”史迪威此时正为美国政府要撤换他而焦急万分。因正式命令还没下达，他现下还不十分摸底。于是他心想，到蒋家里了解一下情况也好，便应允下来了。
当即史迪威不敢怠慢，准时来到蒋的私邸，只见宋蔼龄和蒋夫人正等着他，于是一阵寒暄后人坐。
宋蔼龄首先说道：“我们姐妹让你来，主要想对目前中国战区的情况交换一下意见。中国战区战备情况之糟令人震惊，怎样改变目前这种无所作为的情况，美国政府极为关注，蒋委员长更是头痛。”宋蔼龄说到这里，故意停顿下来给对方留个思索的空间。旋又说道：“照我们看，恐怕不出成绩就要换人了！”
宋蔼龄的一番话说得史迪威一时心里十五个吊桶七上八下，他开口便问：“听到什么消息吗？”
史迪威当时所问的消息主要是指他自己要调动的传言。
宋美龄莞尔一笑道：“消息倒是听到些。但我们听说的消息倒是何应钦在中国战区作梗，致使中国战区困难重重。不知史参谋长清楚吗？”
“你们是说要撤他？”
“对。”宋蔼龄与宋美龄唱着双簧，悄悄给史施加威力。
“这…这……”史迪威面有难色。
“我们姐妹俩知道史将军目前的处境，只要您有了态度，我们可以在委员长面前为您的问题说话。”宋美龄又道。
当时思前想后，史迪威终于下定了决心：“那就这么办吧。”此刻的他，再也没有以前的那种神气了。
事后的一天晚上，宋蔼龄又拨通史迪威的电话，正式告诉他：“有人正在幕后奔走，极力策划撤换你。”同时也转告了人们抱怨史迪威的那些话如何如何等。
同一天晚上，宋美龄也拨通史迪威的电话，告诉他：“委员长现在受到各方面的压力。希望将军来委员长这里屈尊走一趟，说几句道歉的话，我看事情就过去了。”
接到这个电话后，以“醋性子乔”绰号著称的史迪威，有点害怕，甚至睡不了安稳觉。为了避免不体面的免职，他强压心中怒火，后来真的跑到蒋介石面前道了歉。
那天史迪威一走进蒋介石的办公室就说：“委员长，请您不要介意！如果我有什么错误，请相信我唯一的目的还是为中国好，并非出于对委员长的不尊。”
蒋介石当即也笑了：“何必这样。我也是个脾气不好的人。都是为了共同的抗日事业。今后我们一起继续战斗。”
就这样，宋子文几经周折撤换史迪威的事再次搁浅了。
只是，当时史迪威向蒋介石道歉，并非本愿。当天晚上他从蒋介石那里回到住处，心里仍很不是滋味儿，于是提笔记下了这一天的日记：
这是一次该诅咒的经历，男子大丈大做事从来无悔，想想真是可笑之及。一条响尾蛇没有发出响声就咬人了
写完日记后，史迪威毫无睡意。他在想究竟谁在捣鬼，在幕后下策划撤换他？于是他脑袋中浮现了多个面孔。最后停在“宋子文”头上，接着他又在同年10月18日的日记中写道：
有一种预感。是宋子文？他是制造麻烦者？！如果罗斯福得到情况说我破坏关系，他从哪里获得吗？答案--只有从宋子文那里。因此，宋子文想免我的职。为什么？因为我和蒋夫人合作，而她是为了委员长……”
那段时间里史迪威疑虑重重，10月21日他又在日记中记道：
啊，是宋子文。他在新德里告诉萨姆维尔‘这件事就要实现了’。
原来，宋子文和萨姆维尔在飞渝途中，透露了罗斯福总统要撤换史迪威并由萨接任的消息。抵达重庆后，萨姆维尔恐怕由自己顶替史迪威而招致史的怪罪，便将宋子文的原话全盘托出来。这样才使史迪威明白，原来宋子文是他的最大敌人。于是史迪威在后来的日记中又写道：
当宋氏姐妹保证其地位将大为改善，将来不致再遭攻击时，我推测宋子文着实受到了打击。
再说宋子文听到蒋、史和解的消息后，打击倒说不上什么打击，但他心里着实一肚子火无处发泄。据说，宋子文从美国回来，宋美龄和宋蔼龄邀他吃饭并为他洗尘，他竟连个回话都不给。后来，宋美龄登门问其缘故时，宋子文答：
“你和大姐做的好事，还让我说什么？史迪威不走，这件事就没算完。”
当时宋美龄只是陪笑，不再说什么。
然而事情确如宋子文所预言的那样--后来蒋、史矛盾再度激化，宋子文亦再度出山活动美国总统罗斯福，并终于“赶走”了那位倔强而不请中国国情的史迪威将军。
时间为1944年10月20日下午。
3．外交家的风采
当年在国民党内，人们经常谈论的一个派系，叫做政学系。这个派系中的许多人在美国或在日本留过学，且绝大多数能言善辩，会说英语、日语等，并立志要使自己的国家成为一个技术发达的高效率的工业国家。
在这个派系中当时有两个人颇突出：这就是孙科和宋子文。
身为孙中山先生的儿子--孙科当年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而作为一位学者和主张国民党改革的人，当时孙科只有勇气站出来说话，却没有勇气与国民党一刀两断。虽然他较长时间内担任国民党政府的立法院院长，却无法与陈果夫、陈立夫操纵的国民党党的机器抗衡。当年，蒋介石因为害怕听到开明的议论，常常一连几个月拒绝见孙科。
宋子文则差不多也有孙科同样的遭遇。人称“宋公子”，当时亦是位高高在上的人物。他虽然敢于大胆直言自己的想法，但是蒋介石更喜欢唯唯诺诺的人。可以说，宋子文也很少讨蒋的喜欢。在此一点上，宋子文尚比不上他的姐夫孔祥熙。
当年有人说，宋子文是靠本事吃饭的人。蒋介石虽讨厌他，却又离不开他，原因就是看中了他的才华。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中，宋子文再度复职并出任外交部长，可见他是多才多艺的。在当时的国民党要员中，几乎无人可比。
1945年4月12日，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
宋子文在蒋介石的授意下，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旧金山会议。此次会议的主旨是讨论联合国宪章，并为筹建联合国作准备。
飞机在万米高空翩翩飞行，宋子文和他的随员们亦兴致勃勃。
联合国最初的雏形，就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1942年1月1日，26个国家的代表聚集在华盛顿，签署《联合国家宣言》并表示共同参加世界反法西斯阵营。
当时在《宣言》中，中国与美、英、苏同为发起国并列为各国之首。1943年10月30日，中国又与美、英、苏3国在莫斯科共同签署了《关于普遍安全之宣言》。这个宣言中提出了建立战后国际和平组织的主张，中国由此不仅成为联合国的发起国之一，而且确定了在联合国中的大国地位。紧接着，蒋介石在战时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又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峰。
1943年11月，蒋介石作为“三巨头”之一，与罗斯福总统和丘吉尔首相一起出席了开罗的三国首脑会议。同年12月1日发表的《开罗宣言》对蒋介石来说更是一大胜利。《开罗宣言》宣布了三大盟国决定剥夺日本从中国人那里窃取的诸如“满洲、台湾和澎湖列岛”等所有领土，并将这些地方全部归还中华民国。
而且，罗斯福还保证支持1944年春天对缅甸日军的海陆空联合进攻，以打破对中国的包围，并为国民党的90个师提供装备和武器。他还表示，在战后将继续支持反对“外国入侵”中国，且中美将联合占领大连海军综合基地。当时罗斯福的这些保证显然是为了防止苏联争夺东北。同时，罗斯福总统也让蒋介石作出了解决其与共产党分歧的承诺。
于是得意洋洋的蒋介石，当时带着前所未有的声望回到了中国。
但他不知道，罗斯福当时在德黑兰还与丘吉尔和斯大林进行了会晤。在那次会晤中，罗斯福向斯大林作出了与给蒋介石的承诺完全相反的保证。
的确，后来美国人没有履行罗斯福在开罗向蒋介石作出的许诺。然而有一件事罗斯福坚持了，即决心让蒋介石兑现他的承诺--解决他与中国共产党人的分歧。
此刻，宋子文不时望着飞机弦窗外飞掠的白云。而坐在他身后的代表有：驻英大使顾维钧、驻美大使魏道明、国民党代表王宠惠和胡适、共产党代表董必武、妇女代表吴贻芳、青年党代表李磺、民社党代表张君、无党派代表胡霖，一共10个人。
飞机于1945年4月13日晨降落在华盛顿机场，然后宋子文一行又换机转赴旧金山。
1945年4月25日下午3时30分，丽日高照。
这是个历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日子。这一天，联合国成立大会召开了。
位于旧金山市中心的歌舞剧院门前彩旗招展；肩披红绸缎的礼仪小姐分列大门两旁，亭亭玉立，手持鲜花欢迎着46个国家的计856名代表和来宾徐徐人场。当即胸戴红花和代表证的代表们，一个个西装革履，手提公文包，健步拾级而上进入了能容纳万人的剧院大厅。大厅内舞池的军乐队正在演奏着雄壮的人场式音乐；会场庄严肃穆，天蓝色的背景、杏黄色的台柱，映衬着46国的旗帜；每一位要员到场，都有本国的国歌和音乐奏起。当时，整个入场式搞得隆重热烈，持续了近1个小时。
4时30分，音乐倏然停止，就见一队美国男女，身着天蓝色和平服装，从讲坛两侧以稳健和自信的步伐，进入主席坛后面站如松塔，以象征联合国的前途似锦与和平卫士的朝气。待一切就绪后，时任美国国务卿的斯退了纽斯偕同加州州长华伦与旧金山市市长拉凡步上讲坛，向在座的各国要员招手致意。顿时，全场掌声雷动。
大会主持人斯退了纽斯紧紧握着桌上的木槌，郑重地敲了3下，宣布：
“联合国讨论世界机构之会议业已开始！”
首先，人们为联合国的重要发起人罗斯福总统的病逝默哀1分钟。然后美国新任总统杜鲁门在华盛顿通过电话向与会各国代表致欢迎词。接着由斯退了纽斯致开幕词，他指明“确立公正持久的和平”系于此会。最后加州州长华伦、旧金山市市长拉凡均尽地主之谊地讲了话。他们都强调，旧金山能成为此次盛会的地点，是他们的幸运也是他们的光荣。当时，旧金山至前线距离最近，同时也是最后阶段的太平洋战事的供应站抑或大通道。
26日大会选举决定，美国国务卿斯退了纽斯、中国行政院院长兼外交部长宋子文、苏联外长莫洛托夫、英国外相艾登为联合会议主席团主席，轮流负责大会的组织和召集。同时推定中、苏、美、英、法、澳、加、智利、捷克、墨西哥、荷兰、巴西及伊朗等14国组成重要而有权力之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会主席由斯退了纽斯担任，大家以掌声通过。
同时，按照美、中、苏、英4个邀请国的顺序，首席代表分别发表了演说。
宋子文的演说生动形象，不时激起阵阵掌声。
他首先代表中国，向已故罗斯福总统的病逝表示深切追念。接着他说：
在吾人心目中，罗斯福总统不仅为美国第一公民，抑且为世界有灵感之领袖，彼以热烈之情绪，为国际谋正义和平，其高瞻远瞩，与夫政治家风度及魄力，已使联合国之胜利在望。彼虽龙逝，但其事功将继续领导吾人。接着宋子文又话题一转道：
自1931年以来，经14年之野蛮的战争，中国已忍受极大劫掠……吾人曾极力寻求一切方法，以谋补救。吾人明了如无一实际有效之集体安全制度，则任何一国之最后安全即无望……为维持集体安全起见，应决不犹豫，以吾人主权之一部分，贡献于新的国际机构。吾人必须准备作若干牺牲，得完成各国共同目标。
宋子文的讲话半个小时，其中有八次掌声雷动。
4月28日，按轮流值班制由宋子文主持了第三次全体大会。当时给各国代表和记者印象是：中国外长宋子文属学者形，态度慎重，英文清晰，主持会议准确。因而他给各国代表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5月1日，联合国举行第6次大会，选举通过了4个大会组委会和12个小组委员会名单。宋子文当选指导委员会、执行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及程序委员会成员。会议各组委员开始工作后，对于宪章各项问题分别研究和补充修正。至6月15日，联合国宪章的起草工作大体完成。
宋子文在出席旧金山会议期间，既是十分繁忙的，同时他又是十分活跃的。5月26日下午在退伍军人纪念大厦，他又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当时，到会的中外记者达300余人。
这是一次令宋子文施展才华的记者招待会。宋子文首先面对记者介绍了中国的代表团成员，并特别说明中国代表团还有一位新闻界的代表胡霖，并引起同行的一阵掌声。为了说明中国代表并非一党代表所有，宋郑重声言，中国的10位代表代表了各方面的意见，其中有反对党代表，也有无党派代表；并说中国的各位代表将团结一致，共同努力，使旧金山会议获得成功；中国人民不论政治信仰为何，均衷心赞助国际机构。宋子文还表示感谢全球报界为中国之3项修正建议案广为宣扬，并感谢全球报界在中国抵抗日本侵略之14年中，给予中国的大力协助。
整个记者招待会上，各国记者提出的问题共41件，其中包括政治之敏感问题。当时宋子文均对答如流。当时有一个记者指着董必武问：“董先生是否是一个危险人物？”于是宋子文请董老起立，以示其无损于人。
另一个记者直接问董必武：“这个会对中国内部团结是否将有直接的影响？”
董必武答：“然，但不是直接的。”董必武的答复由翻译员译成英文后，宋子文再用英文高声复述一次，又博得了不少的掌声。
亚洲一些国家的记者则关心中国对大西洋宪章的态度，其中一个印度记者问：“中国是否认为大西洋宪章亦适用于印度及亚洲其它地方？”……其余的问题则涉及菲律宾与朝鲜。由此可见，全世界被压迫、被剥削的民族，尤其是东方的民族，都望得到中国的支持。当时对于这些问题，宋子文或顾维钧逐一作了解答。
另外一些记者关注中国对日本的态度。另一记者问：“中国是否要消灭日本？”
宋子文答称：“中国虽时常警觉关于未来的侵略，决不宽恕那些战争罪犯，但亦不主张去灭绝日本整个民族。”
朝鲜记者询问，中国何以不提出朝鲜出席旧金山会议之问题，一旦朝鲜解放后，中国是否主张朝鲜独立？印度记者询问，中国是否将建议设立联合国仲裁委员会，以打破印度之僵局，犹太记者则提问，中国对于巴勒斯坦问题持何种态度，黑人记者问，中国是否愿提出特别平等条款附人世界安全机构宪章之内。
宋子文在会上数度声明，此次联合国会议实际上不可能讨论危害世界和平的一切特殊问题。他还说：朝鲜问题已在开罗会议中解决；至于主体中国参加旧金山会议一事，已在中国未参加之雅尔塔会议决定；大西洋宪章并无种族或信仰之区别等等。当印度记者一定要询问大西洋宪章是否适用于印度及其他亚洲民族时，宋子文答称：“此一问题，最好去询问拟订大西洋宪章之国家！”
菲律宾记者问：中国对于菲律宾独立持何态度？
宋子文回答：“中国深以得与菲律宾为兄弟之邦为荣。”
记者询及日本对于中国之和平建议时，宋子文称每次日本提出议和时，中国均告日本：“请与联合国言之。吾国乃联合国之一分子，不能与汝等单独谈判。”
有记者问：“战后日本是否将获准加入国际机构？”
宋答：“吾人希望日本能补过，不再从事全国性之切腹。”
记者问：“战后中国对于日皇将如何处置？”
宋答：“吾人望在俘获日皇之前，此一问题已先解决。”
记者问：“中国对于惩处战争罪犯及构成战犯之条件，有何见解？
宋答：“此并非和平会议，战争罪犯并非本会议讨论范围。”
记者问：“击败日本需时几何？”
宋答：“余亦希望获知此一问题之答复。”
记者问：“日本是否有领袖可能领导战后日本走人联合国家之途径？”
宋再称，“余之不幸经验，并未使余获得任何指示”，并说他亦希望此种领袖能够有出现。
在招待会上，顾维钧、王宠惠等人还回答了中国对于国际托管制度、国际法院及其他有关问题。
随即又有记者问：“中国是否期望苏联参加对日作战！”
宋子文答：“余答复此一问题将冒犯余之好友莫洛托夫君。”
记者最后请宋子文评论希特勒之死？
宋简明扼要地说：“独裁政治有其容易死亡之道。墨索里尼之死、希特勒之死都证明了这一点。”
此次记者招待会是宋子文与中国代表团其他成员一起举行的。当时宋子文身着深蓝色便服，话里夹杂了时髦的美国语调，所以深受记者欢迎。与宋子文坐得最近的是顾维钧，宋氏向他征求的次数最多；而遇有属于法律方面的问题，则由王宠惠致答。王挺直身板，戴着一幅宽边眼镜，颇像一位法官。当时吴贻芳女士身穿朴素庄严的中国黑旗袍并围一条白色的颈巾。。胡适、胡霖则保持缄默坐在旁边一声不吭。中共代表董必武笑容满面，遇有直接有关问题，则从容作答。
以宋子文为首的中国代表团举行的此次记者招待会，当时给各国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可以说，在当时情况下，一旦措词不当，就可能引起盟国的反感；如不答复又给人以态度暧昧的印象。而中国代表的回答，一般印象令人感觉中国既坚持公正的立场，也期望与各盟国合作。
此次记者招待会给各国的另一表面印象则是，中国内部正趋于团结。一位英国记者对《大公报》记者说：
“今日所见情形，达成一个团结的中国似非难事。”
然而，外国记者当时看到的只是表面现象。实际上，国民党当局虽然被迫派出了联合代表团，但对中共派出的代表却百般挑剔，故意刁难。当时只允许董必武一人为代表，随行秘书为章汉夫、陈家庚；并处处加以防范，制定所谓宣传对策，甚至对中共代表的经费来源是否有美方团体资助也要“密加详查”。董必武在出席旧金山会议期间，广泛地接触了美国友好人士和华侨；并在华侨主持的许多集会上讲话，向他们介绍中国解放区政治经济情况及其所取得的战绩；同时阐述中共的基本政策，给在美华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时，他也揭穿了国民党当局对中共的种种造谣和诬蔑。这些情况，彼时外国记者在宋子文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当然是看不出来的。
总之，那一次记者招待会是相当成功的。它成功地显示了宋子文的外交家风采。
4．赴苏使者--拒绝“外蒙独立”
1945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前夕，在国际事务的圈子内敌我阵营分明，战争使反法西斯同盟中国与国之间团结空前，友谊益增。可是过分的亲近，结果也容易惹出麻烦来。
应该说，苏联自沙俄时代起，对中国的领土主权特别是东北及其它地域的领土主权，即早有非分之心。
而当时，苏联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26个同盟国之一，在完成对德战争胜利之后，本该无条件地投入到中国的抗日战争中。可是苏联却偏不。在帮助中国抗日的问题上，那种并非出以公心、出于友谊、出于同盟之友的非分之心，再次融了进去，甚而以抗日作为交换条件提到桌面上来。当时，这令蒋介石和宋子文头痛万分。
落后就要挨打！此语的确颠扑不破。
早在1943年英、美、苏三国首脑德黑兰会晤期间，斯大林就当着美、英首脑面前叫苦不迭，说苏联要承担起远东国际事务的重任来，却没有一个不冻港口。实际上他早已看好了中国大连的不冻港。罗斯福深领其意，遂以国际领袖之身份，保证战后让大连成为世界自由港，且由他去与中国政府商量。当时，罗斯福以为中国国民党政府应该是会答应的。
待等到1944年6月下旬，美国副总统华莱士秉承罗斯福之意访华，并向蒋介石提到了苏联在远东需要不冻港的要求以及罗斯福提出的使大连成为自由港的建议。
当时蒋介石一听愣住了，许久没有说话。
华莱士又说：“我此次来华，就是要解决蒋主席与苏联的矛盾。苏方不好提出来，由我们第三方提出来。请您给予考虑。”
蒋介石笑了：“这样办吧，就由贵国充当我们与苏联之间的中介人吧。中国吃亏也吃到明处。”
华莱士连连摆手道：“不行，不行，这是你们双方的事。我虽乐意成全，但不能做中间人。”
“你不做中介人，这事不好办！”蒋介石最后向华莱士表明立场。
于是事情就这样拖了下来。
转眼时间又过了半年，苏联完成了对德作战的胜利。当时美国作为反法西斯同盟国首领之一，遂向苏联提出：苏方应就地由中国东北三省转入对日进攻。此时斯大林便向美国驻苏大使朗里曼先生解释说：“苏联加入对日作战的任务是有条件的。我想这一点贵国总统是不应该不知道的！”
“请阁下再重复一下，以便我向总统汇报。”朗里曼先生十分慎重地再问一句。
斯大林只好明说：一是库页岛和千岛群岛南部归还苏联；二是重新租借包括旅顺、大连在内的港口及周围地区；三是租借中东铁路；四是承认外蒙现状，保持外蒙作为一个独立的实体。
于是“球”就这样被苏联踢给了美国。
1945年2月4日，苏、美、英三国首脑在雅尔塔会晤。会晤中三国首脑秘密地对苏加入对日作战的政治条件进行了讨论，并达成了共识，进而签署了《苏美英三国关于日本的协定》，即人们常称的《雅尔塔协定》。
其中规定：苏联在德国投降后两三个月内参加对日作战。
其条件是：外蒙维持现状；库页岛南部及邻近一切岛屿归还苏联；大连商港国际化，但苏联的优越权益须予保证；苏联租用旅顺作为军港；中苏合营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以及千岛群岛交还苏联等。当时协定虽称有关外蒙古及旅大、中东和南满路等问题尚需征得中方同意，但又称美国将采取步骤促使该项内容得到中方同意，从而使苏联的要求在日本被击溃后毫无问题地予以实现。苏方则表示准备与当时的中国国民政府签订苏中友好同盟条约。
雅尔塔协定是一个在没有中国代表参加讨论、事先没有征得中国同意、事后也没有由中国参与，然而却事涉中国重大领土主权问题的三大国之间的协定。
显然这个决定应该是无效的。说得严重一些，它是几个大国借一己私利而出卖他国主权。可见中国当时虽然作为联合国四大发起国之一，实际上还是没有任何地位的。对此，蒋介石心中亦是十分清楚的。只是他当年内外矛盾重重，寻个靠山不容易，所以他不敢轻易与美英等大国“翻脸”，也没有实力“翻脸”。
雅尔塔会议后，蒋介石曾隐约知道美、英、苏背后干了什么勾当，但并不十分清楚内幕，便急于了解情况。于是，蒋介石把宋子文找来，给他面授机宜。
1945年3月6日，宋子文致电华盛顿转当时的驻华大使赫尔利，希望立即赴美会见罗斯福总统。但美国方面的答复是：罗斯福总统认为，“从现在到旧金山会议之间的时间太短，不能进行有效地商议；此外在旧金山会议之前一位外长的来访，会引起其他有关国家外长的误解，从而使事情复杂化”。就这样，美方拒绝了宋子文的赴美计划。
接着宋子文又于同年的3月10日急电罗斯福总统的特别顾问霍普金斯，希望他再次转告罗斯福：“委员长要求我现在即赴华盛顿，与总统讨论极为重要而机密的事项，这些事项关系到加速战争的进程和改善国际关系。对中国而言，现在从总统那里获得建议是至关重要的。我将作为行政院代院长而不是外交部长前来。在雅尔塔三大国会议上，总统已与其他两国的首脑和外长们会谈过。既然中国没有出席，我认为现在赴美有助于我们在中国战场上的努力，有助于旧金山会议4个发起国之间的关系。”但美国方面仍然拒绝宋子文赴美。
当时蒋介石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四处派人打探。
同年3月12日，罗斯福总统在中国驻美大使魏道明的追问下，勉强透露了斯大林在雅尔塔会议上对外蒙古、东北铁路和不冻港大连提出的要求。但是，当时罗斯福只字不提美英苏已就远东问题达成了协议。显然，他也觉得心中愧对中国。
不日，罗斯福总统撒手病逝。继罗斯福之后出任美国新总统的杜鲁门同样也恪守前任的口吻，不愿意把雅尔塔协定的内容告知中方。5月10日，美驻华大使赫尔利在国民政府迫逼下，从重庆电告杜鲁门：罗斯福总统曾委托他把雅尔塔协定告诉蒋介石，蒋已从魏道明处得知了除外蒙古之外的全部内容。他建议向苏联打招呼并向蒋介石通报雅尔塔协定的全部内容。但杜鲁门旋即电复赫尔利，指出：
“目前，由你来向中国政府提供任何消息，都是不合适的。”
杜鲁门总统在给赫尔利大使致电后，于5月26日急派霍普金斯赴苏与斯大林面谈。双方约定：一是通知宋子文于7月初到达莫斯科，由苏方直接向宋提起雅尔塔协定；二是宋到达莫斯科后，再由赫尔利大使将雅尔塔协定的内容正式通知蒋介石。
明人不做暗事。显然当时这样安排，是要迫使中方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接受雅尔塔协定的全部条款。
可是7月不到，蒋介石已从赫尔利大使那里私下了解到《雅尔塔协定》的全部内容。5月23日，蒋介石致电正在美国的宋子文，要他向杜鲁门面陈国民政府的基本意志。出乎无奈，这时杜鲁门才金口玉开，于6月9日在华盛顿会见了宋子文，并把雅尔塔协定的内容告诉了他；且还说“为防泄密，暂不要把内容转告蒋委员长。”
宋子文道：“看了协定，关于远东条款用词含糊，对某些问题未作出明确的规定，如不事先澄清，对中国甚为不利。”
杜鲁门支吾答道：“如有什么具体意见，可以书面提出，我们再作商讨。”
宋子文此时也只好答说可以了。
6月11日，宋子文向杜鲁门出示书面意见，共有6点：
一是外蒙古的“现状”可以有多种解释；
二是对有关库页岛的条文感到满意；
三是关于辟大连为自由港，中国的主权应得到承认，该港的行政管理权亦应属于中国；
四是关于租借旅顺港，不得援引日本的先例延长租借期；
五是关于南满铁路，苏联不得控制铁路沿线两侧地区并派驻军队，中国反对在南满驻有任何外国军队；
六是如何理解雅尔塔协定中所载的苏联在满洲的“优越权益”，须予考虑。
同年6月14日，宋子文又向杜鲁门总统指出：在1924年的中苏协定以及苏俄同张作霖达成的协定里，苏联政府已经自愿放弃了一切特权和租借地，以及包括“治外法权”在内的特权地位。他到莫斯科会见斯大林时，须澄清这些问题以及苏联在大连港的“优越利益”这一概念的含义；在经历了中日战争的一切苦难后，中国政府和民众将坚决反对在中国恢复租借港口的先例。宋子文的这些意见，实际上表露出对雅尔塔协定的不满以及对苏联的担心。
中苏会谈仍定于7月初举行。杜鲁门于6月15日致电斯大林：“宋子文今日动身经重庆赴莫斯科。他将于7月1日前到达莫斯科，就苏中协定进行具体讨论。”
明眼人一看便知，美国插手中苏协定，无疑是美国在远东与苏方达成一种妥协和默契。
试想，种子撒下了就遇风霜，长出的苗儿会是怎样呢？
宋子文作为当时中国政府的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抵达莫斯科的第二天，就与斯大林吵了起来。当时，也难怪宋子文不冷静。
双方会谈之初，斯大林要求中方同意外蒙古独立，宋子文即加以拒绝；雅尔塔协定中有外蒙古的现状应予“维持”的字眼儿，问题是如何解释“现状”一词，当时分歧尤大尤烈。
会后，宋子文立即致电蒋介石，拟就打开外蒙问题僵局提出3项方案：
一与苏联订约，在同盟期间，准其在外蒙驻兵；
二子外蒙以高度自治，并准苏联驻兵；
三授权外蒙军事、内政、外交自主，但与苏联各苏维埃共和国及英自治领土，性质不同。
蒋介石于7月6日复电宋子文，仍坚持拒绝承认外蒙独立，但保证给予外蒙高度自治权。
宋子文在得到蒋介石指示后，于7月7日与斯大林进行了第三轮会谈。在此一轮会谈中，宋子文将中国方面意见传达给苏联代表。
苏方代表问：“何谓高度自治权？”
宋子文解释说：“外蒙将来可享受内政、外交和军事上的自主，外蒙获得高度自治权后，可以运用外交自主的原则，与苏联订立协定，如运用军事自主的原则，可以让苏联驻军等。如此，同样可以达到苏联的目的。”
苏方在此次谈判中，继续以“出兵攻日”做它的王牌，而以外蒙独立、东北的特殊权益做它的交换条件。所谓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必须在上述问题获得满意的解决以后，才可以订立，且苏联才可以对日出兵。此时距杜鲁门、丘吉尔和斯大林会谈的日期已近，斯大林特别延迟赴德日期，以候中国方面的正式答复。
美、英出于本国的利益考虑，当时极力赞同苏联的条件。于是在各方面的强大压力下，蒋介石又向宋子文发电说：
中国政府愿以最大之牺牲与诚意，寻求中苏关系根本之解决，扫除今后一切可能之纠纷与不快，藉获两国彻底之合作，以完成孙总理在日与苏联合作之遗志。中国最大之需要为求领土主权行政之完整，与国内真正之统一，于此有三项问题切盼苏联政府予以充分之同情与援助，并给以具体而有决心之答复。问题如下：
一、东北领土主权及行政之完整……兹为中苏共同利益计，中国准备同意共同使用旅顺军港，大连辟为自由港，期限均为20年。至旅顺之行政管理权，则应属中国，以期中国在东北之主权行政真正完整。中东南路干线可与苏联共同经营，利润平均分配。至铁路所有权应属中国，铁路支线及铁路本身以外的事业，均不包括在共同经营范围之内，期限亦为20年。
二、……阿尔泰山脉，原属新疆，应仍为新疆之一部。
三、中国共产党有其单独之军事及行政组织。因之，军令政令未能全归统一，深盼苏联只以中央政府予以所有精神上与物质上之援助，苏联政府对中国之一切援助，应以中央政府为限。
四、外蒙问题为中苏两国关系症结之所在；为中苏共同利益与永久和平计，愿于击败日本及上述各项由苏联政府接受之后，准许外蒙独立。为避免将来纠纷起见，拟采取公民投票方式，投票以后中国政府当宜宣布外蒙之独立。关于外蒙区域之范围，应以原疆界中国之旧地图为准。中国政府深望苏联政府能明了中国政府极大之牺牲与诚意，切实谅解，藉以获得两国永久而根本之合作。
当时正当谈判僵持不下的时候，宋子文接到上述指示，并当场向苏方代表阐述了蒋介石的指令；同时再次向苏方表明中方立场说：“割弃领土之痛苦，中国牺牲之重大；倘无有补偿，无法向国人交待。”
苏方代表见中方立场有所缓和，当即答称：“关于东北，愿作任何中国所希望之声明，苏联承认中国在满洲之完全主权。关于中国共产党，苏方目前不予支持，将来亦无支持之意向。苏方援助应给中央政府，以往既系如此。”
然而此次会谈后，东北问题并未因领土主权完整的被承认而得到解决。在此前会谈中，苏联要求铁路经营与旅大特权的期限为40至50年，同盟期限为20年，而蒋介石只答应均为20年。苏联认为太短，要求改为30年，井要求国民党政府同意。其次双方争论的焦点是铁路管理、旅大管理与旅顺军港附属地之范围等。
关于大连问题，苏联当时提出享有港湾专用的特殊权利，两国共同管理，赢余均分。而国民党政府只承认第一点，指定若干码头仓库租予苏联，并给予免除租税之便利；对于第二点，则以苏方已承认领土完整的原则拒绝之。
关于旅顺问题，苏方要求军港由苏联管理，附属区之行政官吏，中国须征得苏联同意方能任命，并要求旅顺附近的缨岛、雷岛不设防。但国民党政府则只允许旅顺军用港共同使用。
关于铁路的经营，苏联要求设理事会，理事10人，中苏各半。理事长华人，铁路长苏人。但国民党政府只允许中东路之理事长为华人，铁路长可由苏人担任，而南满路之理事长应为苏人，铁路长应为华人。
当时的谈判犹如一场拉锯战，意见不尽统一，一直持续到7月12日的第6次会谈。后因斯大林及其外长急着赴德参加3国首脑会议，会谈不得不暂告一段落。双方共同发表了一个公告，随即宋子文便由莫斯科飞回了重庆。
当时中苏双方在公告中声明：
在过去数日中，苏联人民委员会委员长斯大林，外交人民委员会委员长莫洛托夫与中华民国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宋子文氏在莫斯科进行了会谈。以下人员参加了会谈：苏方为外交人民委员会副委员长洛索夫斯基，苏联驻华大使彼得罗夫；华方则为外交部次长胡世泽、中国驻苏联大使傅秉常与蒋经国氏。会谈目的在改进中苏关系。因此，有关双方的重要问题，均曾提出讨论。会谈在友好的空气下进行，并显示极大之相互谅解。会谈以斯大林及莫洛托夫须离苏参加三国会议，宋子文须返重庆数日而暂告中断。惟在最近将来，会谈将继续举行。
美、英、苏3国首脑在波茨坦历时17天的会议，于8月2日结束。于是宋子文一行重抵莫斯科，谈判继续进行。不过经过前6次的会谈，双方似乎更冷静了。此时，斯大林明确表态，不把大连港及相连的铁路划人苏方军事区；但也不同意宋子文的意见，把大连置于中国行政管理之下，要求应向苏方出租部分港区作商业用途。斯大林坚持建立一个双方有同样名额的委员会共同管理大连港和大连市。此外，苏方还提出，在苏占领区应将包括企业股份在内的一些日本资产视作苏军的战利品。这些问题，当时宋子文均严辞拒绝。
当时所以拒绝，其实也是宋子文难拿主意，要想再听听蒋介石的意见。于是会谈后宋又急电蒋介石：“苏方对于大连行政，拟将坚持苏方必须参加管理；关于此职等拟于必要时为权宜之拒纳。因苏已对日宣战，形势趋紧，不容过事迁延。”
很快蒋介石回电称：“大连问题名义上须为自由港，其与海军有关之事，准由兄等权宜决定。”关于外蒙古之事，蒋又指示道：“对于外蒙及其它未决事项，准授权兄等权宜处置。”
有了蒋介石这副“安心丸”，当时宋子文心里便有谱了。
然而恰在谈判的节骨眼上，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1945年8月6日和9日，美国分别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投下了两枚原子弹。这一新式武器具有2万吨TNT的威力，较英国的11吨“地震式”炸弹的爆炸力尚多200倍。当时，两颗蘑菇云的烟雾还没消散，斯大林似乎已看出了端倪，于是苏联急忙向日宣战出兵。
8月9日，百万苏军在东西2000英里的中苏边境上正面突破，与日本关东军发生激战。继而，苏军又越过300英里的西伯利亚地区，四路紧逼满洲里。一周之后，苏联军队已抢占了大连、旅顺，并牢牢地控制了中国东北。当时，苏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打乱了日本多年布防的东北防线，加速了日军投降的时间。
于是，日本方面在内外遭受双重打击的情况下，于8月10日便向苏联驻日使馆交上了投降书。
世界性的反法西斯战争的全面胜利，应是献给中苏会谈的厚礼。在此基础上，中苏双方在友好的气氛中顺利地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关于中国长春铁路之协定》、《关于大连之协定》、《关于旅顺之协定》、《关于中苏此次共同对日作战苏联军队进入中国东三省后苏军总司令与中国行政当局关系之协定》等，并向世人作了公布。
当时的《中苏友好伺盟条约》全文共分八个部分，兹简摘如下，以飨读者：
一、中苏友好伺盟条约之签订目的，在求中苏共同对日作战至完全胜利为止，并求防止日本再度侵略。条约中规定，如他日任何一方再被日本攻击，另一方即予军事援助。至于缔约国在联合国宪章下所有之权利义务，则不受本约之影响。本约有效期为30年。
二、苏联对华3项声明。第一，苏联声明，给予中国以道义的军需的及其他物质上的援助，此项援助完全给予中国中央政府，即国民政府。第二，苏联重申尊重国民政府在东三省之完全主权及领土行政之完整。第三，苏联声明，对于新疆问题，苏方无干涉中国内政之意。
三、外蒙问题。中国政府声明，日本战败后，外蒙如依公民投票证实其独立愿望，中国当承认外蒙独立。苏联声明，苏方将尊重外蒙之政治独立与领土完整。
四、关于中东路及南满路问题。中东及南满两路之干线（合称为中国长春铁路）由中苏共同经营，以30年为期，期满无偿归还中国。该路纯为商业性质之运输事业，其路务由中国政府组织，不由铁路自办。除中苏两国共同对日作战期外，该路不运苏联军队。
五、关于大连问题。中国政府宣布大连为自由港，对各国贸易航运一律开放。大连一切行政权利属于中国，惟港务长由苏籍人员担任，开放期定为30年。
六、关于旅顺问题。在中苏旅顺协定有效期30年内，以旅顺口为中苏共同使用之海军基地。该地区民政归中国管辖。在该区域内设中苏军事委员会，以处理有关共同使用等问题。
七、苏军进入东三省后之行政问题。国民政府派遣代表及助理人员在业经收复区内设立行政机构，并指挥之。国民政府并派军事代表团，常驻苏军总司令部，以资联系。八、苏联军队撤退问题。斯大林声明：在日本投降后3星期内开始撤兵，最多3个月内苏军全部自中国东三省撤出。
就在当时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之际，第二次世界大战亦宣告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