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氏家族全传
1．宋家兄妹在抗战之初
当年，“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终于停止了内战。并且国共双方发现，他们实际上有许多一致的地方，尤其是对待侵略者的问题上。当时双方还默认，其他问题可以留等日本侵略问题解决后，再行解决。
如果现在回想一下“西安事变”后的几个月中，南京国民党政府在态度上发生的巨大变化，不能不令人感到惊讶。尽管当时南京政府表面上似乎还在大肆攻击红军，但背地里却答应了共产党的许多重要条件；而共产党也同意改变红军的名称，于是抗日的“统一战线”宣告成立，红军同意接受中央政府的领导。当时，汪精卫曾说，中国的未来纲领就是收复失地。而著名的共产党领导人周恩来亦被派常驻南京，且国民党的一位领导人也奉命常驻西安。就这样，当年发生在陕西的“未遂兵变”消弥了10年的内战。而此前已向中国开了第一枪的日本侵略者，彼时也看到了这一点，而且在密切地注视着形势的发展。
当时全世界都知道，东京从情感上顽固地反对一切形式的共产主义；而当日本人看到邻国--中国越来越靠近那些危险思想发展地的俄国时，不由得感到恐惧：一旦最后的内战一经消除，中国将会变得更加强大无比。关于这一点，当时的日本报界虽没有直言，但从报纸不断呼吁政府反共的叫嚣中，却可略见一斑。中日之间的战争不会久远了，这一点当时日本人明白；蒋介石明白；中国共产党人也明白。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已宣告中共和国民党之间新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成立。然而，当此中国的“两双铁拳”紧紧握在一起、枪口一致对外的关头，日本军国主义者却仍未停止其侵略扩张的步伐。
当时世界上一切热爱和平的人们，都把目光投向了中国和日本。他们密切关注着战争的动向。
可以说，日本觊觎中国的领土由来已久。
“九?一八”事变日本占领了东三省后，它就像一个战争狂人，继续又向中国华北及其沿海一线不停地侵扰蚕食着。等到1937年7至8月间，日本帝国主义先在北京西郊发动了“七?七”卢沟桥事变；继而又把战火烧到东面沿海，向上海发动了大规模的入侵，并疯狂地叫嚣3个月内要灭亡中国！
于是，在日本这个战争疯子面前，不愿做亡国奴的中国人终于觉醒并且奋起了。由此，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的战幕随之也拉开了。
1937年8月13日，黎明时分，日军突然开始了对大上海的狂轰滥炸。
几十架日本飞机突然从黄浦江畔窜人上海市区，当时就见这些飞机鬼怪般抖抖翅膀，扔下一颗颗重磅炸弹；与此同时，停泊在黄浦江中的日本海军巡洋舰也一齐开炮。顷刻之间，繁华的上海市井化为一片火海。
大上海的天空，顿成一片燃烧的天空。
上海是南京政府的屏障，一但失守将意味着什么？当时人们心里十分清楚。于是，一群群市民在中国军队的掩护下，奋不顾身，顺着街区往前奔跑，奔向枪声最剧烈的地方去支援前线。
人们勇敢的呼喊声压倒了机枪的射击声，压倒了坦克的履带声和迫击炮弹尖利的爆炸声。几艘冒险驶人苏州河的日本汽艇，还未抛锚，便连人带船被平射炮弹掀翻在河里。那些落水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士兵，刚从水里冒出头来，眨眼间便被岸边扔过来的石块砸成肉泥，喂了河里的鱼虾。
但日本侵略军更加疯狂了。
一时，从日军巡洋舰“出云”和“川内”号上起飞的九二式水上攻击机，犹如大雷雨前的扑灯蛾，不顾死活地窜进上海市区。它们几乎擦着美丰洋行的屋顶，见人就往下撂炸弹，见工事就往下扫机枪。顿时，苏州河岸上蹿起更多的火苗，并四下蔓延着；烧得枯焦的洋槐树上挂满了断臂残肢，暗红色的血液在马路上流淌着……
当时，偌大的中国竟没有空军，因而也没有制空权，致使众多的上海军民无处藏身一般，惨遭日军飞机的狂轰滥炸。
上海抗战呼唤着中国空军的到来。
航空委员会的办公厅设在古木参天的孝陵卫的一幢别墅里。此刻，古色古香的别墅里，圆形的会议桌上，放着一叠从上海发来的加急电报。桌子周围坐着主抓空军工作的要员，他们的眼睑因熬夜而显得浮肿。房间里充满了烟味，连主持会议的空军总指挥周至柔都有些受不了了。他站起身来，拉开黑色的防空窗帘，推开了一扇窗户。他发现，东方已现微微曙光。
由于国防落后，中国空军在30年代初期方才筹建，从黄埔军校六期学员中挑选了一小批人在南京成立航空班，并在军政部下面设置了航空署。直到抗战爆发前一年，才成立了航空委员会。
当时，若不是第一夫人宋美龄自愿献身于航空事业，并四处奔走，呼吁各国援助飞机和航空设备，中国的航空事业还不知要落后多少年。这些事情，都是到会者有目共睹的。眼下，大家心里都很清楚，虽说在航空委员会注册的各种杂牌飞机有500架，但由于作战频繁，其实真正可供作战的当时尚不足百架，许多飞机早已毁坏却未注销。因此，每次航空委员会例会，大家都一筹莫展，拿不出一个切实的方案来。在目前，空军只能零星地派一些飞机去上海作战，勉强能解前方的燃眉之急。
如今又是这样，讨论了大半夜，在座者却一筹莫展。主持会议的周至柔一想到天亮后宋美龄就要听汇报，便如坐针毡一般。他不得不点名叫下属发言了。
“邦初，”周至柔招呼说：“你是航空界的元老，对空军的状况了如指掌。我猜想你对目前这种局面会有些新的想法的。”
“你要我直说出来吗？”当时任空军副总指挥兼侦察机司令的毛邦初疲惫不堪，用干涩的嗓音问道。
周至柔默不作声地点点头。
“那好！”毛邦初挺起腰板，用手指弹去桌面上的烟灰：“其实我不说你也知道，这个仗不好打，今天损失3架飞机，明天损失5架，总有一天咱们那点飞机都得报销。倘若近期内再得不到及时的补充，我看这个空军总指挥部就得关门大吉。”
“还要糟些哩，”参谋长张有谷插话说：“你们不妨设想一下，等抗战结束，民众知道飞机都在我们手里玩光了，航空委员会的大门前还不闹翻天？我看咱们还是预先准备证词吧，到时好上法庭开脱罪责。”
周至柔沉下脸：“诸位，你我都是军人，军人的职责是绝对服从。上峰叫咱们做什么，咱们就做什么。我会把问题向宋秘书长汇报的，但今天还是研讨一下援沪的作战方案吧。”
“得啦，饶了我们吧。”毛邦初从桌旁站起来，替自己换了一杯热茶，不无烦躁地抱怨说：“别冲我们发脾气，总指挥。我只是希望你睁开眼睛，注意一下我们已经没有多少飞机可派的困境。”
周至柔坐在那里默然无语。
毛邦初却兴犹未尽，一个劲儿接着往下讲：“空军缺少经费，零配件供应不足，航校招收学员太少，飞机的机种格外陈旧过时……。”他一口气说出了空军当前存在的十几个棘手的问题。
这时，值班参谋走进来，又呈上一份十万火急的电文：上海守军要求空军火速增援。
周至柔无力地放下电文，用手揉着两侧的太阳穴。
窗外传来凄厉的警报声，南京城也开始遭到日军轰炸机的空袭；连孝陵卫的松林，日军轰炸机也丢下了几颗炸弹，瞬间腾起摇曳不定的火光。隔窗望去，那颤动的火光显得缄默而愤怒。航空委员会的官员们不再讲话了，茫然若失地注视着窗外燃烧的天空。
“宋秘书长到！”随着卫士的通报，时任南京政府航空委员会秘书长宋美龄走进了会议室。在她的身后，簇拥着好几位新近聘来的美国空军顾问。他们分别是陈纳德中校、艾利逊中校、希尔中校和阿康纳少校等。
今天，宋美龄穿了一件月白色的单旗袍，领口处那该别领花的地方，端正地别了一枚孔雀蓝色的空军徽章。就见她笑容满面，袅袅婷婷地走到会议桌旁，放下系在腕上的小黑皮包。连日的愁云竟从她脸上一扫而光。
宋美龄作为秘书长，她是深知空军的实情的。今天虽然她没有到会，但那些老生常谈的问题早听腻了。说来她也是个务实派，当时她有这样的信条：光说不做，等于白说；说的漂亮不如做的漂亮。为此，在走马上任那一天起，她已把空军的首当其冲并需要着手解决的13个问题，按照轻重缓急的原则列出，分别记到她那小本子上了，并且全是英文写的。不过，解决问题不能操之过急，得有一个过程，但这过程又不能太长。为此，她从“西安事变”后，曾有一段时间里起早忙夜，废寝忘食；尤其是近一个时期，战争迫在眉睫，她一再叮嘱自己加快办事效率。当时，宋美龄把对丈夫蒋介石的忠贞和对事业的忠诚联系起来，并表现在胜任自己的本职工作上。她想，难道当今世上，还有什么比这更可贵的么？笔者在翻阅资料查找这段史实时，曾深深被宋美龄的那种忠诚和勤勉所打动。
“这是杭州发来的电报，杭州也遭日军空袭。”宋美龄把电文工工整整放在圆桌上，等大家就位后，抬腕看表又道：“会议是夜间2点开始的，到现在已是7点，整整5个小时了，方案拿出来没有？我的总指挥！”
“这…这……”周至柔有些难言之苦。但眼下，他只得逢场作戏，便又说道：“大家提了很多方案，意见不统一。赶好秘书长来了，不然我们还要请您哩。空军详情您最了解，大家想听听您的见议。”
“嗅！弄了半天你们连方案也没拿出来。基于现实，没有好的方案，怕也有差的方案吧。大敌当前，十万火急。不拿出个方案，会让人家说我们航空委员会这帮人只会吃干饭。你们说是不是？”宋美龄显然有些不满意了。
“宋秘书长已经说了，把你们的方案和意见都说出来，好不好？”周至柔顿时有些尴尬。
又是一阵沉默。
“刚才，你们还一个个慷慨激昂。现在让你们发言，你们却鸦雀无声了。”周至柔又引导道。弦外之音，亦表示对他的属下们刚才的发言不甚满意。
仍是一阵沉默。
“夫人，我不说，您心里也最清楚。咱们航空委员会有多少架能用的飞机，您不会忘记吧！”终于，毛邦初呷一口茶，润了一下喉咙，以空军元老身份自居，率先向宋美龄提出了质问。他本想用“秘书长”一词敬称，不料话到嘴边却成了“夫人”。
“邦初，我一向尊敬您这位元老。不过，今天您首先质问我，我并不怪您。因为这里确有我的责任。不过，难道没有诸位在坐的责任吗？我知道现在我们空军正处于起步阶段，百废待兴，困难不少。难道我们就被这些困难吓倒吗？对待困难的态度，应有两种，正确态度是要正视现实，空谈当不了饭吃，所以要勇于克服困难。然而，我看我们飞机装备的陈旧，却远远领先于我们思想的陈旧。”宋美龄尽量克制着自己，把语气变得平缓一些。
“有些问题夫人您作为秘书长，不是不知道。关于书面报告，我们哪一年没有向上峰报告。可是又有什么用？在那些大人物的眼里，空军只不过是检阅时的仪仗队。这么长时间过去了，一点准备都没有。”毛邦初仍据理不让。
“邦初，你目前要我怎么办？请您把气话全说出来，好不好？”宋美龄心平气和。
“说出来就说出来。”毛邦初倒是痛快人：“别的问题不谈，现今当务之急是缺能用的飞机。我们也知道政府的困难，不要多，按咱们航空委员会年初报告的数字落实，100架好不好？有了这些飞机，我愿请命带机作战。”
当时在座的各位无不佩服毛邦初的这种胆魄。因为他将了夫人一军。大家憋了一夜的闷气，这会儿感到痛快了。
“在座的各位不包括邦初，你们也说说。”宋美龄用她那敏锐的目光扫了一周说。
“邦初的意见也是我们的意见。”张有谷道。
“有了100架飞机，日军轰炸我们，我们也可以去轰炸他们。”程烈也应声附和。
“大家没有要说的了吧？如果想说还可以再说。如果没有了，我可说话啦。不过，我希望我讲的时候，你们不要打断我。”宋美龄强调了一句。
“大家没什么再说的啦，请宋秘书长指示吧。”主持会议的周至柔征求一下意见后，把脸转向宋美龄道。
“今天的会开得不错，要说没有方案也不是真的。你们的意见很一致，怎么说不一致呢？”宋美龄把水杯放下，欠了欠身子道：“大家不是要补充100架能作战的飞机吗？这个工作我已经替诸位在座的想到了，并且也做好了。现在我可以正式告诉大家，这100架飞机和2000万美元的巨款，我已经筹来了。而且，已经和美国政府签订了合同，在座的陈纳德将军和他的诸位战友可以作证。”
会场顿时鸦雀无声，大家一时愕然。
说起这批飞机和筹款，首先还应该归功于宋美龄的胞兄--宋子文在美国周旋的功劳。
众人皆知，宋子文是一个抗日派。
抗战爆发后，宋子文即呼吁国际同情中国抗战，并亲自担任了国际反侵略大会中国分会会长；宋氏三姐妹也都参加了此项工作。当时宋子文四处奔走，大声呼号，加强与世界各爱好和平、反对法西斯的组织和人士联系，并在争取国际社会同情和援助等方面，做了大量牵线搭桥的工作。1936年9月，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成立了“国际反侵略运动总会”，为了争取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反对侵略势力的人们的同情和支持，动员国内广大的民众参加保卫世界和平、反对日寇侵略的运动，中国各界群众和人民团体也于1938年1月23日在汉口开会成立了国际反侵略大会中国分会。大会通过了分会章程、宣言和《告世界人民书》，并选出宋庆龄、毛泽东、宋子文等72人为名誉主席团成员，朱家骅、周恩来、董必武等129人为分会理事，并决定派宋庆龄、胡适、吴玉章等19人出席当年2月11日在伦敦召开的国际反侵略大会。在伦敦会议上，宋庆龄发表了精彩动人的演说，并受到国际人士的关注。当时她在会上引用了全面抗战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利用空中优势，对中国实行疯狂轰炸的事实--据上海文化界国际宣传委员会1938年6月30日发表的统计资料，自1937年7月至1938年6月，日军对中国江苏、浙江等16个省257个城市以及18条交通线总计共275处，出动飞机16710架次，进行了2472次轰炸，共计投弹33192枚，炸死中国军民16532人，炸伤21752人；此外还炸死当时在华的外国人77人，伤25人。1938年6月以后，日军飞机又连续轰炸了广州等中国的空中不设防城市。这些事实，当即引起了全世界对日本侵略者的一致谴责。
当年政治把宋氏姐弟分开，而此时政治又使宋氏姐弟团聚。国际反侵略大会中国分会成立后，为了共同的一个目标，宋氏姐弟积极开展抗日救亡工作。首先，他们在武汉组织开展了国际宣传周。计有宗教、妇女、青年、农工、商人、文化、儿童等各界数十万群众，走上街头，散发传单，发表演讲。其次是向世界人民揭露日寇罪行。为了揭露日寇的罪行，1938年7月22日，蒋介石也致电世界反轰炸不设防城市大会，谴责日军飞机轰炸广州及其他城市。当时他呼吁大会采取措施，“保卫老弱与非武装平民之安全，并促进国际间之和平与秩序”。同日，宋子文、邵力子也以国际反侵略大会中国分会正、副会长名义致电世界反轰炸大会，要求各国采取集体行动，制止日军暴行。当时，宋氏三姐妹也利用大功率电台向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发出呼吁。
当时，宋子文、邵力子的组织工作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同情和支持，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1938年7月24日，国际反轰炸不设防城市大会通过了反对轰炸不设防城市之决议，强烈呼吁各国对日军轰炸加以制止；并主张按国际公约援助中国，抵制日货及停止以军火供应日本；同时亦反对与中国独立、主权及领土完整相抵触的任何解决中日战事的办法。
与此同时，宋子文等人还创办了《反侵略》周刊，集中载文介绍和论述世界侵略与反侵略斗争的情况，特别是中国战场上的最新态势。该周刊第一卷第二期刊载了冯玉祥将军的《为国际反侵略运动打先锋》一文，文中热情歌颂中国人民一年多来英勇斗争做出巨大牺牲的事迹。这些在当时对动员中国民众坚定胜利信念均起了积极影响，并推动了抗日工作的顺利进行。
1938年6月，宋庆龄、宋蔼龄和尼赫鲁、罗伯逊、冯玉祥等中外著名人士联合在香港发起组织保卫中国同盟。该同盟旨在鼓励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士进一步以医药、救济物资支援中国抗战。宋庆龄亲自担任主席，廖承志为秘书长、廖梦醒为办公所主任、柳亚子的女儿柳无垢为秘书、邓文钊为财务主任，办公地点设在香港西摩道英国爵士府邸旁边一座楼房里，并出版了《保卫中国同盟》通讯。当时宋子文因中国银行由上海迁往香港，亦住在德辅道广东银行楼上。在宋庆龄的影响下，他也参加了保卫中国同盟并担任会长职务。姐弟俩自1927年分道扬镳后，此时又重新携手并肩走到一起来了。直到1941年初国民党制造皖南事变，宋庆龄和何香凝等联合通电谴责蒋介石时，宋子文为维护国民党集团利益，便在美国发表了《关于退出“保卫中国同盟”的声明》。宋子文在声明中说：“当我接受保卫中国同盟会会长一职时，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即同盟将致力于向国内外朋友募捐物资，以援助中国的抵抗力量和帮助受日本蹂躏的平民。而宋子文退出同盟的借口是：“同盟不应该变为国内政党的工具……”于是，宋子文在当时的关键时刻，又一次背弃了他的二姐宋庆龄。此是后话了。
1940年6月14日，蒋介石委派宋子文赴美并在致美国罗斯福总统函中说：
因世界局势之剧变，余党有与阁下交换意见并请予援助之迫切需要。因余不能亲来承教，特派宋子文先生为代表，前往华府晋谒，彼因为阁下素所熟悉者。余已授予宋先生代表中国政府在美商洽一切之全权；彼受余之完全信任，且其对国内之情形与对外之关系完全明了。敬请阁下惠子亲切之洽淡，一如与余私人接触者然，不胜企盼。
当时宋子文夫妇抵美后，即发动了他的外交攻势且进展顺利，并且当年就收到效益：美国政府宣布可以钨砂为抵押，借款2500万美元予中国，供中国政府外汇之需要。同年10月22日，宋子文代表国民政府签字，李干代表中央银行签字，在华盛顿与美国进出口银行签订了《中美钨砂借款合同》。该合约规定：美国于本年内贷予中方2500万美元，年息4厘，分5年偿付还清。美方购买价值3000万美元的中国钨砂，以其“净收入”为借款担保。
当时，美国密切关注中日战争的进展。1940年11月29日，也就是日本与汪精卫签订“日汪关于基本关系的条约”的前一天，罗斯福要求其财政部长摩根索再安排一项5000万美元的贷款帮助中国稳定币值。当时宋子文在与摩根索会谈中指出：蒋委员长需要二亿至3亿美元，但目前可先予1亿美元，并要求美方立即宣布。摩根索在请示罗斯福后，美国为了自身利益，旋同意了宋子文的要求--给予中国1亿美元的贷款，其条件是中国必须答应把这1亿美元用在对日作战的主战场上，以牵制100多万侵华日军；从而让日本的庞大海军继续封锁中国海岸，以使侵略者向邻近的美国势力范围的进攻放慢速度。当时此项贷款分为各5000万美元两个部分：一部分由皮尔逊的进出口银行提供，用于支付中国从通用汽车公司和其他公司购买的粮食、汽油、坦克和卡车；另一部分由摩根索的财政部提供平准基金，用来帮助中国稳定币值。开始美国财政部只准备实际支付3000万美元借款，其余2000万美元由孔样熙1937年7月所订立黄金作抵押的借款补足。宋子文在与美财政部官员谈话时得到这个消息后，当即声明：如果这次平准借款不能实借中国5000万美元，就是政府公开接受，我个人也不愿接受。因此，当晚双方不欢而散。后来，美财政部经慎重考虑，决定采取宋子文的主张，实借5000万美元，并打电话邀请他开始洽商条件。为了管理这笔巨款及处理由此而来的复杂交易，宋子文着手在纽纽设环球公司，以便出面购买军用物资，然后将这些物资经国际补给线运抵中国。
在美国宣布贷款1亿美元的同时，英国政府也宣布对华贷款1000万英镑。
接着1941年的2月4日，中美签订《金属借款合约》。美方由进出口银行借款5000万美元，其中2500万美元交现款，不限用途；2500万美元贷款随用随支，条件是年息4厘，7年偿清。同年4月1日，宋子文代表国民政府、李干代表中央银行，又与美国和英国分别签订了“平准基金协定”；英美两国分别贷予中国5000万美元和500万英镑以支持法币并稳定法币对美元、英镑兑换价格。这是自抗战以来，中国获得的最大一次英美贷款。
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蒋介石在要求美国扩大对华经济援助的同时，一再电令宋子文呼吁美国政府增加军事援助，尤以空军为重。抗战初期，日寇有作战飞机2000多架，中国则不到500架，且缺乏弹药。当时中国在空军方面远远落后于日本。因此抗战之初日军完全掌握了中国战场的制空权；肆意对中国大后方狂轰滥炸，就连陪都重庆也难幸免。中国空军虽几经整补，又由苏联提供了近千架飞机，仍不敷使用，空军作战人员亦十分缺乏。1940年7月10日，蒋介石叮嘱宋子文向罗斯福提出从美国出售法国的各种飞机中，转让最新型驱逐机300架、远距离重轰炸机50－100架给中国。9月27日，宋子文要求重庆国民政府速告所需飞机种类及数目、发动机式样。机关枪和小炮等数目，并饬请美国退役上尉军官、当时已担任中国空军战术指导的陈纳德拟定一个训练中国飞行员的大纲，由美国协助训练中国飞行人员2000名。其生源一部分由华侨中挑选，另一部分由国内初级飞行毕业学员中选送。同年10月，蒋介石派陈纳德到华盛顿协助宋子文一道工作，具体洽商购买飞机事宜。于是，陈纳德花了许多时间与宋子文及宋的朋友们一起，拟定一个采购清单，并设法从各个渠道购买战斗飞机。
1940年12月9日，宋子文对摩根索财长说：中国需要500架飞机。但摩根索回答说，这等于要500颗星星，因为当时美国已经许诺向英国提供大批战斗机和轰炸机。英国一次就向美国订购14000架，不久又请求美国政府添购12000架。而彼时美国飞机生产产量有限，各厂订货均超过1941年年底。
当时宋子文为说服摩根索，便将空军的调查报告送给摩根索阅示，力陈中国若能得到500架飞机就能牵制日军1500架飞机，遏制日本陆、海军南向攻击太平洋群岛的利害关系。终于，他打动了摩根索。摩氏建议宋子文转告蒋介石，如中国空军即行轰炸东京和大皈的话，他可向罗斯福请示从英国所订的且已制成最大最新式的72吨轰炸机--俗称飞行堡垒，拨给中国若干架，并可搭配若干架驱逐机保卫空军基地。宋子文随即向蒋介石报告：“自文东日（即1940年12月1日）为维护法币借款实数事与摩财长力争后，摩态度反加亲善，真所谓西洋人脾气。”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对中国的借款大大增加，合计为5．5亿美元。整个抗日战争中，中国获得美国借款8次，共7．5亿美元及大量物资援助。而在向美国借款方面，可以说宋子文当年是出了大力的。
2．孙夫人香港活动片断
自从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上海莫里哀路宋庆龄的寓所就成了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另一条战线上的一个指挥部。
卢沟桥事变发生的第2天，中国共产党就向全国发出抗战宣言，红军随即集结开赴抗日前线。
1937年8月13日，日本侵略军再次重兵进攻华东门户上海。对此蒋介石调集70多万军队进行抵抗。
宋庆龄看到随着国共合作实现，全国新近出现的共同抗日局面，非常高兴。她一直盼望的全民抗战局面已经开始，而且她早已着手进行的抗日准备工作，也将收到成效。
在宋庆龄的积极推动下，妇女抗敌后援会在何香凝的住宅召开了成立大会，会上何香凝被公推为主席，宋庆龄和宋蔼龄担任了常务理事，一些国民党军政官员的太太们也出任了理事。在宋庆龄和何香凝领导下，妇女抗敌后援会立即展开工作：进行抗日宣传，训练妇女担任战地护士，号召大家捐钱捐物支援抗日。一时间，活动开展得轰轰烈烈。
后来，该团体改名为“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敌将士总会上海分会”，从属于宋美龄领导的妇慰会。宋美龄听说后激动万分，除给二姐打电话外，她又亲笔写了一信，派专人把信送到上海宋庆龄处，以表示她对二姐胸怀坦荡和磊落无私的无比钦敬。
1937年8月13日上海抗战爆发后，宋庆龄以比上次“-?二八”淞沪抗战更高的热情，发动妇女捐款捐物，训练妇女担任照料伤员的战地护士，并组织抗日宣传。一时间，她比以往更忙了。当时她亲自撰写了大量文章，分析抗日形势，鼓舞人民树立抗日必胜的信心。她还到处进行演讲，号召人们为抗日出力出钱；并向外国朋友介绍中国抗战的实际情况，争取国际力量对日本侵略者的谴责。
一次，宋庆龄到南洋女子中学演讲，几天后仅该女中附近居住的居民就赶做出1000多件丝棉背心，经宋庆龄转送给了前线将士。在妇慰分会的动员下，上海妇女还赶做了20万双手套送往前线。当国民党政府准备发行5亿元的救国公债时，10年来宋庆龄第一次对政府的决定没有给予批评，而是从支持政府抗战的角度给予了充分的合作。她亲自布置了上海妇女“献金”日，号召大家踊跃购买公债。仅9月5日那一天，上海妇慰分会的常务理事们就购买了23000多元救国公债。
当时宋蔼龄在妇慰分会中也积极工作。一次，宋庆龄筹备了一次中外妇女联席会议，以便向各国在上海的妇女代表报告中国抗日情况；并期望通过她们向全世界揭露日本侵华真相，以使各国同声谴责和孤立日本帝国主义。会议召开那天，宋庆龄偏偏病了，不能亲自出席。紧急关头，宋蔼龄当仁不让地登台主持了会议，并且亲自用英语向各国妇女代表进行演讲。她报告了上海妇女救亡运动的开展情况，要求各国妇女主持公道，敦促她们本国政府同中国联合起来，共同制裁日本。当即宋蔼龄流利的英语和表达的与宋庆龄一致的思想，受到与会代表的一致好评。
不久就是1937年的11月，大上海沦陷于日军之手后一个严寒过早降临的冬季。
中国军民艰苦卓绝的上海保卫战进行了将近3个月，使日本帝国主义速战速决、迅速灭亡中国的计划成为泡影。但是这次战役也暴露出国民党在抗战中的许多弱点。如蒋介石虽然派出了重兵，但他自以为是、越级随意指挥军队的毛病并没有改正。结果，往往使官员不知所措，自乱阵脚。虽然当时国民党允许人民救亡组织存在，但对人民并不真正信任，对各救国团体的活动又给予了太多的限制。加上战争初期中日两国军事实力确实存在差距。于是，日本侵略军在付出了五六万人伤亡的代价后，最后还是攻占了上海这座被称为东方明珠的美丽城市。
上海失陷，使国民党的首都南京也暴露在日军炮口之下。蒋介石先是把政府机关迁往武汉，后来又迁到了战时陪都重庆。1937年岁末，南京军民虽对日军进行了殊死抵抗，但最后南京还是失守了。于是，灭绝人性的日本侵略军在南京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一次就屠杀中国放下武器的军人和平民30万人，致使天地变色，人神共愤。“南京大屠杀”彻底暴露了日本政府宣传的“东亚共荣”的虚伪和欺骗，暴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武力征服和亡国灭种的侵略野心，同时也更加激起了中国军民的抗战决心。
当时，国民党政府西撤，作为国民党中央执委的宋庆龄此时要在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下的上海坚持抗战，显然已不太可能，而且也随时面临着生命危险。当时中共中央非常关心宋庆龄的安全，拍来电报要求她离开上海，最好是到香港开展抗日工作。国民党政府也非常希望利用宋庆龄的声望，所以动员她随国民党政府西撒。此时，虽然尚不是中共党员的宋庆龄，却明确表示要尊重中共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的意见，转移到香港开展新的抗日工作。
当时，中共中央建议宋庆龄转移香港和宋庆龄决定尊重党中央的意见离沪去港，都是有着明确的战略考虑的。彼时日本帝国主义还没有宣布同英国交战，香港名义上还是中立地区，香港毗邻广州，便于直接同国内来往而支持抗日；同时因香港还在英国人手里，蒋介石对那里不能直接控制，可以少受国民党特务的干涉和监视，在香港可以更加方便地同各国支持中国抗战的外国人和华侨联系，并且宋庆龄在广大华侨中有着崇高的威望，她可以很方便地把华侨捐助的抗日物资收集起来，运送给中国抗日军民。所以，当宋庆龄的联络员李云把中共中央建议她到香港开展工作的电报交给她时，宋庆龄立即表示，按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意见办，并开始着手进行准备。
离开上海前，宋庆龄发表了致国际友人的声明。她用铁一般的事实控诉了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屠杀中国人民的血腥罪行，呼吁世界各国都来拥护和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她还建议各国政府采取抵制、封锁、制裁的办法去惩罚日本帝国主义，以支持中国的抗日和维护世界和平。当时宋庆龄就高瞻远瞩地指出，及早对侵略者进行惩罚，也是为了世界各国自己的利益。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制止侵略，使其他国家免遭法西斯的进一步入侵。
在当时西方一些大国沉湎于拿中国作牺牲品去满足日本法西斯的胃口、从而保存他们自己时，宋庆龄的识见已经洞穿了时局发展的趋势；可惜他们听不进去，以致后来发生的情形早被不幸言中--日本帝国主义偷袭珍珠港，给美国造成极大损失；随即日本进攻香港、新加坡和缅甸等地，又使英国损兵折将，一度处于十分被动的境地……
1937年12月23日，一个寒冷而灰暗的早晨。
国民党密探和日本特务都缩起了脖子，紧盯着上海莫里哀路29号寓所。但是，特务们没有发现今天与往日有任何不同之处。
上午有两位外国妇女被邀请进入了孙夫人宋庆龄家中，窗帘半遮着，可以看到宋庆龄与这两位外国女士谈笑风生。她们边谈边饮咖啡，壁炉里炉火熊熊，驱赶着严寒，一明一暗的炉火辉映着她们的笑脸。
今天一切正常--国民党密探发出了报告说。
没有发现异常情况--日本特务亦向其特高课报告说。
然而，一条事先商定好的秘密指令却在此时发出。新西兰友人路易?艾黎接到宋庆龄的电话，立即雇了一辆出租车悄俏地驶近这所房子，平稳地停在了后门的墙下。车子刚刚停住，孙夫人宋庆龄和女佣李姐就出现了。当即没有任何交谈，车门无声地打开了，孙夫人和女佣李姐迅速从两侧车门进入车内。“沙--”旋即汽车箭一般地向码头疾驰而去。
而此时两位外国女士依然在室内大声谈笑，似乎主人仍在盛情招待她们。
其实，这两位女士今后很长时间里，将成为这里的主人--她们是宋庆龄请来在她外出时负责照看这所房子的，同时她们今天也负有一个特别的任务，即掩护宋庆龄平安离开。
国民党密探和日本特务都没有想到这一招，他们还站在寒风里，为这两位不知名的外国妇女放哨巡逻呢。
上海外滩码头。
当时，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大上海，但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名义上还是独立的，还在由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管辖。其他外国侨民当时也正在撤退，几艘渡船正把岸上的乘客一批批送往江心的大轮船上。码头上熙熙攘攘，一派大逃亡时的混乱景象。而且本宪兵和特务也夹杂其中，查访他们认为重要的人物。一时间，寒冷、恐怖、混乱和灰暗构成了这里的主调。
此时那辆出租车开到了外滩码头，下车后就用头巾掩住半个脸的宋庆龄，挽住艾黎的胳膊，两人用英语大声地说笑着，旁若无人地向挂着外国旗的渡船走去，俨然一对外国夫妇。他们身后，紧跟着提一个小包袱的李姐。那些特务和密探瞪起凶狠的眼睛，但是没人朝他们望一眼，他们也无法看出任何破绽。就当一个恶棍注意到宋庆龄的半边脸庞有些像中国人，刚刚伸手准备拦截盘问时，宋庆龄和艾黎早已跃身一跳，上了渡船的甲板。
宋庆龄与中共地下党的联络员李云小姐，此时也在这艘船上。
渡船开出很长一段时间，确信没有人跟踪后，宋庆龄才与李云接上了头。
李云在船上向宋庆龄汇报了中共中央关于宋庆龄到香港后的安排，宋庆龄当时表示完全同意党组织的意见。
她们到达香港那天，正值圣诞之夜。到处灯火通明，一派欢乐景象。宋庆龄刚刚来到住处，一位白发长鼻子的圣诞老人就向她献上一份可爱的礼物。在这里她终于摆脱了国民党特务长期对她的骚扰，可以全身心地投入支援抗战、保卫中国的斗争之中。宋庆龄来香港后的心情，顿时就像明净的天空一样，愉快起来。
1938年3月，在香港的宋庆龄接到了一个通知，邀她到武昌出席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同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的何香凝也接到了通知。当时去还是不去，两人商议后决定，不亲往参加，但要密切注视会议的动向。
国民党的此次会议是在当时国民党的临时首都武汉召开的，会上通过了一个宣言和一个重要文件--《抗战建国纲领》。会后宋庆龄仔细审读了这些文件，她感到国民党在抗战问题上已经有了一些进步，这是值得高兴的事情；但同时在很多问题上，又显得极不彻底。为了促进国民党继续向进步的方面转变，阻止其向反动的方面倒退，宋庆龄与何香凝对这两个文件进行认真研究后，决定联名发表一个声明。
于是在香港一所普通的房子里，这两位现代中国社会的伟大女性坐在一起，你一句我一句，开始起草她们的重要声明。
“国民党既然自己提出了一个包含进步因素的纲领，那么就等于给了人民一个合法斗争的武器，我们要充分利用这个武器，推动它前进……”宋庆龄说。
“是的，这个纲领还可以按进步的立场去解释，用这个纲领去对国民党进行监督……”何香凝也表示了差不多相同的意见。
“好！这个声明的题目我已经有了！”宋庆龄立刻笑着说。
“哈哈，肯定要有‘拥护抗战建国纲领’这一句！”何香凝也说。
“‘不错。我想的正是《拥护‘抗战建国纲领’，实行抗战到底》这个题目，你看怎么样？”
“好！我们的文章就做在这个‘拥护’上。”何香凝击掌叫好。
“我们要首先肯定临时代表大会制定的这个纲领。嗯，写上
一、重振党纪，严厉制裁一切偷生怕死、贪污舞弊。欺民枉法之负责党员……。
二、尊重民意，实现民权，彻底取消一切有形或无形压制民意、妨碍民权之法令。
三、……停止任何方式之党派斗争，务使全国人民一致精诚团结。
四、时刻不忘民族国家之耻辱，胜困不骄，败亦不馁，贯彻抗战建国之目的，切勿中途易辙。凡稍得胜利，即妄冀和平，实为屈辱之主张，犹应坚决反对，勿使我民族国家，重陷万劫不复之地。
五、严防敌寇阴谋，勿中其一切挑拨利诱之伎俩，务使其不战亦能灭亡中国之毒计无从实现。
六、严厉执行剥夺从事傀儡汉奸者之公民权，没收其全部财产，如身为党政负责人员，犹应加以严峻之刑律。
七、勿忘全国同胞在被占区域或作战区域……种种惨痛，……党政当局，贵能牺牲少数人之安荣利禄，而以解除全国人民生活苦痛为前提……救济难民，抚慰流亡，优恤阵亡将士家属及死难同胞，取消与禁止一切苛捐杂税及高利贷，斟酌情形豁免赋税或减低租税……等等，当努力实行，务使全国同胞乐于追随吾党，抗战到底。……
当时，宋庆龄一口气竟说出了7条建议。
何香凝听完，故意喊起来：“好啊，你这哪里是什么宋何的七条建议，分明是中共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翻版！”
“翻版怎么样？就是照着抄过来也无不可，关键是看说得对不对，中共的主张有利于国家民族，我们当然可以汲取其精华部分，广为宣传！”宋庆龄雍容地笑着。
“这回老蒋看了我们的声明，肯定又要心里叫苦，口里骂娘啦。”何香凝说。
“我们拥护他的纲领，他要敢骂娘，就等于在全国人民面前表明他的纲领是虚伪的。我看他没有这个胆量！”宋庆龄倒胸有成竹的样子。
“他当然不敢在公开场合骂，要骂也只能关在自己的斗室里骂。”何香凝又笑着说。
“如果他关在自己屋子里骂，那是自骂自听，等于骂他自己。但在全中国全世界面前，我们这个声明一定会产生强烈反响的！”宋庆龄说。
“就这样定稿了，发出去！”何香凝拍板了。
1938年4月15日，宋庆龄、何香凝的联合声明公开发表了。声明向全世界表明了两位真正执行孙中山遗志的正直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坚定抗战的心声。她们在国民党中央虽然没有实权，却有着崇高的威望。这个声明果然引起强烈反响，又一次为她们赢得了人民的尊敬。
又是一个浓雾迷漫的早晨。
宋庆龄来到香港岛的一个码头，准备取道海上前往广州。快要开船时，一位朋友匆匆赶来，一把抓住宋庆龄的手，焦急地说：“孙夫人，现在广州每天遭到几十架日本飞机的轰炸，实在是太危险了！眼下广州是一座没有空防的城市，日本飞机在那里简直是为所欲为，为夫人的安全计，还是不要去了吧！”
“不！正因为那里现在是抗战前线，我才要亲自去。你不必为我担心。”宋庆龄感谢朋友的关心，却不能接受她的建议。
“夫人，如果那里真有非处理不可的事情，能否改在离城市重要设施远一点的地方，或者就在香港处理最好。日本侵略军的炸弹可是不管你身份如何，落在身边就会粉身碎骨的呀！”当时那位朋友对宋庆龄前往广州的危险看得十分清楚。
“广州同我感情上的联系太紧密了，当她遭受战火劫难的时候，我不能漠视不管。我要同那里的人民一起，共同保卫这座美丽的城市。至于危险，你不必太担心。十几年前，叛军陈炯明部炮轰广州总统府，我就经历了极大危险，但是我平安地渡过了难关。这次日本帝国主义的飞机也不能奈何我的……”说到广州，宋庆龄柔情似水；而说到侵略者，她的眼睛里，却几乎喷出火来。
当即宋庆龄挥挥手，毅然踏上了轮船的跳板。国难当头，已经没有什么危险能把她吓倒了。
当时的形势是，日军攻占徐州以后，紧接着兵分两路，一路直扑国民党临时首都武汉，一路从海上进逼广州，企图把他们所占领的地区连接起来。
广州是国民革命的策源地，早年孙中山先生在这里建立大元帅府，宋庆龄在这里经历了许多不平凡的日子。现在她住在香港，与广州咫尺之遥，眼看这座美丽的南方城市遭受战争的威胁和破坏，使她不能不加倍地关注着广州。
当时日军进攻广州，为的是切断中国从海上的对外联系。这些疯狂的军国主义分子，每天出动大批飞机对广州狂轰滥炸，城市设施和平民的生命财产遭受到极大损失。但是英勇的广州人民没有屈服，他们同仇敌忾，全力保卫着自己的家园。
为了鼓舞人民的抗战意志和加强统一战线工作，当时宋庆龄不顾广州上空每天盘旋不绝的日军轰炸机，冒着生命危险，数访广州，写下了她直接投身抗战的又一光辉篇章。
这一次，宋庆龄得到消息，中共重要领导人邓颖超将亲往广州，帮助组织妇女参加抗日运动。宋庆龄与邓颖超在大革命时期就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她们在工作和事业上互相支持帮助，并有很好的私人感情。但是1927年以来，她们已有10多年没有见面了。邓颖超此次前来广州，使宋庆龄有了与她当面晤谈局势与重叙友情的绝好机会。宋庆龄得知消息后十分高兴。她决定为邓颖超的工作提供方便。
宋庆龄在广州战事最紧的日子里亲临广州，时任广州市长的吴铁城为她举行了官方的盛大欢迎会，人民群众则在街道两侧自发欢迎她们心目中的国母和民族英雄。
在广州宋庆龄加紧工作，为迎接邓颖超的到来做好各种准备；同时全面了解广州的抗战局势，并向有关当局提出保卫这座城市的作战意见。
邓颖超此次受中共中央特派来广州会见宋庆龄和何香凝等知名人士，并鼓舞广州人民的抗敌意志；以进一步巩固国共合作，加强抗日统一战线。
邓颖超得知宋庆龄已先一步来到广州欢迎自己，十分感动。那天她们像久别重逢的姐妹，亲切拥抱，互相问候。接着，邓颖超专门向宋庆龄介绍了中共中央关于时局的分析和斗争策略。当即宋庆龄坚定地表示，要为巩固和发展国共合作。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多做工作。然后宋庆龄陪同邓颖超一起在广州视察并会见有关人士，为邓颖超在广州的工作提供了极大方便。
邓颖超当时在广州活动时间很短，但宋庆龄的风度和热情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
送走邓颖超，宋庆龄开始对广州进一步视察。当时在广州这个几十万人口的城市，日本侵略军已经投下了10万枚炸弹。到处是残垣断壁，记载着日寇的累累罪行。而各医院的受伤难民，则更是日军侵略罪行的铁证。
当时宋庆龄来到中山大学附属医院，这里刚好有一个从炸死的妇女腹中取出的婴儿。母亲死了，婴儿还完好无损，嗷嗷待哺。宋庆龄非常怜惜，抱起来在他那可爱的小脸蛋上印上一记亲吻，她嘱咐医生护士要加倍关心这个小生命。于是，宋庆龄抱着这个小婴儿的照片和小婴儿的遭遇旋即见诸报端，从而对揭露日军暴行和呼唤国外支援中国抗战，起到了非常有力的作用。
宋庆龄还去了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向先烈们敬献了花圈，并参观了黄埔港等军事设施。她勉励抗战官兵和人民群众发扬广州人民反帝爱国的光荣传统，狠狠打击日本侵略者。
同年9月，日本侵略者对广州的进犯加紧，为了声讨日寇罪行并争取国际援助，广州人民决定举行几万人参加的夜间火炬游行。宋庆龄在香港听到这个消息，遂决定亲往参加。当时，许多朋友再一次劝她：“广州没有足够的高射火炮，弱小的中国空军也没有足够的飞机可以升空同日机作战；而且当时广州的防空预警系统非常落后，只有等日本飞机飞过海岸线以后才能发现，而那时距广州的飞行时间不过几分钟了，人群根本无法疏散。十万人的火炬就是敌机轰炸的最好目标。这样的活动太危险了，精神虽然可嘉，冒此风险却大可不必。”但当时宋庆龄则坚定地说：“抗战必有牺牲，过去没有举行火炬游行，每天照样有官兵和平民死于日机轰炸之中。而今天的游行，实是一种力量和决心的显示。纵有牺牲，亦对国际社会必有震动，对全国抗战必有鼓励！”
于是宋庆龄又一次来到广州。游行的当晚，她手持一只火炬，站在成千上万群众的前排，率领大家浩浩荡荡地穿街过巷，呼喊抗日口号。面对随时可能出现的危险，她毫无惧色。这个游行示威活动，通过外国记者的笔端传向全世界，为争取世界各国人民和海外华侨支援中国抗战，再一次发挥了重要作用。
宋庆龄还在集会上专门对妇女同胞讲话，号召她们辛勤工作，缝制棉被和军服，并且眼光要放得长远，不限于仅仅支援在广州作战的部队，还要把这些军需品送给远在北方作战的中国军人。她要求每个妇女都要制作一条棉被或者一件军服，而且当场自己捐出了够做几十件军服的钱款。
当时宋庆龄为保卫广州呕心沥血，国民党政府的某些人却以为广州靠近香港，日军不敢攻占，因而不作认真的抗击准备。结果日军一来，他们只好率先逃窜，从而使广州轻易落入敌手。沦陷后广州居民大多疏散外地，以表示他们不向敌人屈服，不同侵略者合作。宋庆龄在广州沦陷前夕，也悲愤地离开这里，返回香港并全身心地投入了新的抗日救亡工作。
3．“中国的朋友遍天下”
一天清晨，孙夫人宋庆龄正在九龙岛家中用早餐，联络员李云匆匆赶来，向她报告了一个重要消息：一支由加拿大医生诺尔曼?白求恩率领的医疗队来到香港，准备到中国抗日前线参加抗日医疗工作，请宋庆龄出面给予接待。说完李云又小声地说：白求恩大夫是加拿大共产党员，他这次来是受美国和加拿大共产党的派遣，因此中共中央希望宋庆龄能出面通过正当途径，安排白求恩和他的医疗队到中共游击区工作，不要让国民党安排到他们控制的地区。宋庆龄听后郑重地点点头，随后与李云一起前往白求恩大夫下榻的旅馆去看望客人。
当时，国民党在香港搞了一整套官办的“抗敌后援会”机构，垄断了一切海外的捐赠和援助，且一切都由他们说了算。但是当时国民党中存在大量腐败分子，因此他们工作效率极低，使许多海外捐助的款项和物资不能及时发放到需要的人手中；而且还常常违反捐助人的意志，将他们指名要捐助某地的钱物挪作他用，因而引起捐赠人的不满。再就是他们企图把一切捐赠和援助都由国民党支配，而不想分配给共同合作抗日的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对这种状况，海外捐助人很有意见，共产党也深感国民党的做法不通情、不合理。当时，中国共产党曾试图改变这种情况，由中共驻港办事处出面活动，但是国民党通过其政府外交部和特务机构双管齐下，进行关、卡、压和干扰破坏，中共驻港办事处此一方面的工作很难开展。此次白求恩大夫率领的医疗队，本是受美国和加拿大共产党的派遣，来中国帮助中国共产党抗日的。但如果不进行力争，国民党决不会轻易让他们离开国民党控制区，到共产党根据地去。因而唯有宋庆龄这样一位在国民党中有着崇高威望且又正直的人出面，才可能把事情办成。
那天，宋庆龄自己出钱宴请了白求恩和他的医疗队。
“尊敬的孙夫人，我们从加拿大到中国，为的是帮助正在前线同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的将士，我希望夫人出面，安排我们到艰苦的抗日最前线去，最好是华北方面。”席间白求恩大夫提出了要求。
“非常感谢你们前来帮助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我尊重你们的意愿，一定尽力帮助安排！”宋庆龄也动情地说。
“OK！”医疗队员一齐举杯，向孙夫人致谢。
后经宋庆龄同国民党驻香港“抗敌后援会”极力争取，终于，白求恩率医疗队到达武汉八路军办事处；然后又去延安，再碾转到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通过办理白求恩医疗队事宜，宋庆龄痛感在香港需要成立一个正式的团体，处理国外援助事宜，再不能让国民党政府的官办机构来垄断国外的对华援助了。
宋庆龄在认真地思考着。
当时，日军攻占广州，封锁了中国的东部海岸线，但是因为它暂时还不敢向英美等国发难，因此香港这个英国殖民者统治下的自由港，一时成了中国与海外联系的唯一通道，也成为那些热心抗战且对蒋介石独裁统治不满的党团和爱国民主人士进行抗日活动的据点。出于英国与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港英当局当时对在这里进行的抗日活动并不干涉，甚至还给予同情和支持。这些条件，使香港成为宋庆龄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和特殊才能，为抗战服务的用武之地。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宋庆龄决定成立一个不从属于国内政党的团体，专门从事向国外进行抗日真实情形的宣传及在海外进行摹捐；并根据捐助人的意愿和国内战场最紧急的需要，来分发这些物资。经过与一些著名人士的磋商和广泛征求意见，宋庆龄把这个团体的名称确定为“保卫中国同盟”，简称“保盟”，以与早年成立的“民保盟”相区别。
1938年6月14日，一批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先后来到九龙岛宋庆龄寓所。“保卫中国同盟”成立会议，今天要在这里举行。
香港医务总监司徒永觉的夫人克拉克女士最早来到，她仔细察看了宋庆龄的住处。她发现这位中华民国开国总统夫人的住处竟是那么简陋--住房不大，客厅更小；正面墙上挂着孙中山生前手书的一副对联，上联是：“大道之行”，下联是：“天下为公”。中间是一幅二尺多宽的中山先生故居的油画。随即克拉克女士又来到宋庆龄的餐厅观看，当时正值酷暑季节，宋庆龄的餐厅里却连个电风扇也没有。在厨房里，克拉克女士又看到一坛腌萝卜，询问之下才知道是宋庆龄自己亲手腌的，说是准备过更艰苦的日子。
顿时克拉克女士感动了，她那双大大的蓝眼睛里闪出了少见的泪花。中华民国前总统的夫人眼下过的这种生活，不要说与外国政要夫人相比，就是与当时在香港的国民党一般官员的生活比起来，也是十分清贫的；甚至一些内地逃到香港的“高级难民”，也比她的生活要好许多。当时，克拉克女士激动地说：“从孙夫人的日常生活，就可以推知孙夫人廉洁勤政的品格。国外捐助中国的款项物资，交到这样的人手里管理，人们是绝对可以放心的。”
会议开始后，宋庆龄简要介绍了保盟的任务，即在“需要者（即中国人民）”与“资金、物资捐赠者（即国外有关机构与保盟支部）”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一方面让国际朋友知道中国战区和敌人占领区人民的真正需要，一方面把捐款和物资送到真正和迫切需要的人们手中。
当时，宋庆龄以宏大的政治家气魄团结了一大批中外著名人士，直接参加或者支持保盟。他们中的一些人由于担任要职，当天未能出席这个成立会议。但是他们都发来了电报或信函，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并准备担负保盟分配的任何任务。会议经过认真磋商和选举，决定了保卫中国同盟的领导人。他们分别是主席宋庆龄，会长宋子文（当时亦是国民党政府要员），保盟中央委员会委员有孙科（时任国民党政府立法院长）、冯玉祥（时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印度国民大会党领导人尼赫鲁、美国议员罗伯逊、德国知名人士托马斯曼、美国报业巨子卢斯、中国出席国联大会首席代表颜惠庆。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及美国著名作家赛珍珠等。克拉克女士自告奋勇，担任了保盟的名誉秘书，香港大学教授法郎士任名誉司库，中共驻香港办事处人员邓文钊任司库。原美国合众社记者爱泼斯坦和新西兰作家贝兰任保盟中央宣传委员，廖梦醒、王安娜、邹韬奋、金仲华、陈君葆、许乃波等人也都参加了保盟中央的工作。而宋庆龄的亲密战友、著名的国民党左派领袖何香凝则亦是保盟的积极支持者。
保盟成立后，宋庆龄始终注意坚持保盟的宗旨和原则立场，她把中国人民的斗争和世界人民的斗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反复强调中国抗日战争的国际意义。当时她讲过：“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侵略和黑暗统治的伟大斗争中，中国是一个公开的战场。”她对欧美听众发表谈话说，“中国人民在斗争中已经在帮助着你们”，因此在需要者和捐赠者之间，是互相帮助的国际主义关系，而绝不是“乞求”和“施舍”的关系。当年，她创立了一种全新的理论，开创了一种既让外国朋友帮助中国人民抗日，又不许外国势力借机在中国土地上施加政治影响的良好局面。
这一天，迎着初升的朝阳，爱泼斯坦迈着潇洒的步子，穿过熙熙攘攘的人流，向宋庆龄的香港寓所赶去。作为保盟的宣传委员，今天他就要正式开始工作了。保盟目前没有办公室，宋庆龄就把所有办公地点安排在自己家中，这也是为了节省经费。爱泼斯坦倒乐意这样的安排，因为这样可以在孙夫人身边工作，直接聆听她的教诲。今天上午，他必须赶出保盟的机关刊物《新闻通讯》的第一期。稿件他倒是不愁，感到为难的是这个机关刊物还只能油印。那么，他今天不仅要当编辑，还要兼任刻写蜡纸和推油印机的工人。他这个全世界最大的通迅社--美国合众社的大记者，今天操起这种原始的工具，似乎有点与身份不符。不过，他心里还是很高兴的。他边走边吹起了口哨，最初遇见孙夫人的那一幕，不禁又浮现脑际……
那还是广州沦陷以前。那次盛大的广州火炬游行队伍在大街小巷蜿蜒行进，当队伍行进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前时，利用门前的一大片空地，群众渐渐聚拢起来。当时，宋庆龄被拥到一块高地上，向游行者发表了讲话。而宋庆龄看到聚拢来的人群中，有一些是外国人，便就一些国际问题激昂地讲了起来：
日本对中国的战争完全是一场侵略战争，而中国人民正在进行的则是一场反侵略、反奴役的正义战争。世界各国应该站在公正的立场上，支持中国人民抵抗侵略，制裁日本军国主义。但是，我们遗憾地看到，有些国家却提出了在这场战争中保持‘中立’。比如，英国政府率先提出在上海建立‘中立区’，美国政府宣布禁止它的船只向中日两国运送武器。这看起来好像很公平，但实际上呢，这样做只是损害了中国人民的抵抗力量，对侵略者却起不到限制作用。有人可能以为，这样可以换取日本对他们利益的不侵犯，但事实上这是一厢情愿的。比如说，在过去的几个月中，日本帝国主义者就已经使英国在中国的利益受到极大的损害和破坏。日本军舰拦截英国的商船，扣留和破坏香港领海的海关巡逻艇；仅在上海，英国已有数百万英镑的财产被日本的军舰和轰炸机所破坏。
至于说到美国所谓禁止向中日两国运送武器，这也是虚伪的。近日日本飞机对广州的轰炸，身在这里的美国侨民你们不感到最难受吗？因为落在你们四周的炸弹，就是美国制造的，敌机就是美国汽油发动的。而美国政府从中得到了什么呢？日本轰炸机追击美国大使，险些使他送命。美国政府应该明白，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也包含着对于美国本身的威胁……
这时，听众中呼起了口号：“世界各国团结一致，共同制止日本侵略！”
当时周围正有一些岭南大学的美国教授和留学生，他们听了宋庆龄的演讲，有的摇头叹气，有的耸肩摊手；也有的人皱着眉头表示怀疑：“真是这样的吗？”
这时一位英俊的白人小伙子站了出来，大声说道：“孙夫人讲得太对了！我就清楚地知道，日本用来屠杀中国人民的战略物资，有80％是购自美国的。”
“真的？那我们应该向政府写一份报告，要求他们立即改变目前的方针，再不能姑息和纵容侵略者了！”周围的美国人情绪激动起来。
宋庆龄借着火把的亮光，仔细注视了一眼刚才讲话的小伙子，然后悄声问身边的格兰尼奇：“这个白人小伙子是谁？”
格兰尼奇诡秘地一笑：“他呀？夫人是同他打过交道的，应该知道他的大名，他就是美国合众社记者爱泼斯坦。不过您同他还没有见过面呢。可是他对夫人并不陌生，早就是夫人的崇拜者了。”
“嗅，爱泼斯坦！那是一个正直的、有头脑的年轻人。游行结束后，请你设法找找他，我想同他谈谈。可以吗？”
“那太好了！他曾给我主办的《中国呼声》写过稿子。一次谈话中，他得知我同夫人熟识后，曾要求我安排一次同您的会面，我还没来得及同您讲呢，现在夫人主动约他，也算是帮我还了欠帐啊。”
第二天，爱泼斯坦早早就来到了宋庆龄住处。
“小伙子，能给我先谈谈你的情况吗？”宋庆龄满面含笑地问。
爱泼斯坦当时虽说采访过不少名人，但像眼前这样面对一位世界知名人物，用这样的方式开始谈话，还是不多的。他多少带出点腼腆来：
“孙夫人，我……我是个很普通的人……”
“啊，小伙子，我们随便聊聊。我们过去打过交道，但是一直无缘见面。昨天晚上你的几句话，给了我很好的印象。我已经感到，你在中国是可以干一番大事业的。”
“感谢夫人夸奖。我还是说说我的简要情况吧。我1915年出生于波兰，自幼随父母定居美国，但童年是在中国的天津度过的。1931年起在《京津泰晤士报》从事新闻工作。1937年起任美国合众社记者……哦，就是这么多。”
“没了--就这么简单？”宋庆龄笑着问。
“对！还有，我在十几岁时就读了美国文森特?希恩写的《个人的经历》那本书。文森特在这本书中对孙夫人在中国革命中所起的作用，深表钦佩和赞赏。自从读过那本书后，我就对孙夫人充满了敬意；并且一直想见到夫人，想能够在夫人领导下为中国的革命贡献一份力量。后来当我在天津英语日报工作的时候，就开始常常收到有夫人签名的声明和呼吁书。比如，有谴责国民党暗杀杨杏佛罪行的、有1933年在远东反战大会上的演说、有营救‘七君子’的声明……”说到这些情况时，爱泼斯坦已经丢掉了最初的那种羞涩表情。他思路明晰，口齿伶俐，脸上洋溢着对孙夫人的虔诚敬重之情。
“哟！你还记得真清楚。”宋庆龄说。
“是的。因为像这样的文章是不很多见的。夫人的文章中总是充满着一种无私无畏的斗争精神，一种具有远见卓识的深刻思想。尽管那些文字常常是一些字迹比较模糊的复写本，但每次我都要不惜费时逐字辨认，然后誊写清楚，再把它发表出来。当时我曾多次想给夫人复信，以表达我的感想。但是很遗憾，夫人的文章往往是装在没有复信地址的信封里寄来的。”
“谢谢，谢谢你帮我发表那些文章，也谢谢你帮我辨认那些模糊不清的文字。那时不写明地址，是不得已而为之，想你能够理解吧？”宋庆龄还是第一次听到这些情况，也不由得激动起来。
“不必谢什么，夫人。倒是我应该谢您。是您的那些文章，使我对中国的真实情况有了了解。”爱泼斯坦说。
“好啦，现在情况不同了。那一段黑暗的年代已经过去，现在日本帝国主义正在对中国进行疯狂侵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的时候。但是，值得庆幸的是，国共两党已经捐弃前嫌，携手抗日。我们是一定能够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但现在世界上许多国家对中国抗日还缺乏了解，我们要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必须加强对外宣传，争取世界各国在道义上和物质上的援助。眼下我非常需要一位精通外语的朋友来帮助我进行这项工作，不知你是否愿意在这方面帮我？”宋庆龄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啊--如果夫人以为我能够胜任的话，我是非常乐于接受这个任务的。我在中国出生，也算半个中国人吧。在夫人领导下为中国革命出力，是我向往已久的事情。如果必要，我甚至愿意辞掉合众社记者的职务，专职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当即爱泼斯坦站了起来，庄严地像宣誓一样举起了右手。
“欢迎你参加我们的工作，小伙子。呵--不，爱泼斯坦同志！”宋庆龄紧紧握住了爱泼斯坦的手……
此后，爱泼斯坦果然辞去了合众社记者的职务，一心一意编印《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当年这个刊物在他的主持下，除了发表宋庆龄一系列致国际友人和华侨的函电文章外，主要刊登外国朋友在中国采写的反映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国民党军队抗日的战地报告和评论文章。由于它坚持用事实说话，客观、真实、可信，加上爱泼斯坦的加工润色，文笔朴实，文章短小精悍、生动活泼且新鲜及时，很快赢得了海内外读者的广泛欢迎。于是宋庆龄十分庆幸，找到了一位对外宣传的好助手。
后来，经过宋庆龄的努力，《新闻通讯》得到了香港《南华早报》的支持，不久就改为铅印的刊物。此后，《新闻通讯》和保盟编印的其他刊物广泛发行到欧美和东南亚各国，一时几乎遍及五大洲；其时对于外国朋友和海外华侨及时了解中国抗战的真实情况，动员他们以捐款或捐赠实物的方式支援中国抗战，起到了重大作用。
一次在挪威首都奥斯陆，发生了一件令人感动的事情。
那天，大船主克里斯蒂聚精会神地读着挪威援华会成员安桑带来的保盟编印的《新闻通讯》。他一会儿轻轻点头，一会儿攥紧拳头在桌上咚咚敲着。过了一会儿，他把小册子往桌上一放，站了起来。
“先生，您认为中国军人同侵略者战斗的精神怎样？”安桑抓住时机问。
“这些军人作战的确是非常勇敢的。不过，敌人打进家里了，叫我也会拿起武器同敌人决战的。”克里斯蒂眼睛并不朝这边望。
“但中国军人是非常了不起的！他们只有落后的老套筒，原始的炸弹，却敢于同装备先进的敌人作战，而且打得敌人心惊胆战，这样的军人令人钦敬！”
“我们西方有一句名言：‘剑短，就向前一步！’武器落后，当然只能靠勇敢了。”克里斯蒂还是这种口吻。
安桑并不灰心：“武器落后可以靠勇敢弥补，可是他们在寒冷的冬天连棉衣也没有，负伤以后没有药品治疗。我想您在材料上看到了，八路军根据地一位伤员截肢时甚至只能用锯木头的锯子，你不感到他们确实需要援助吗？”
“这种情形是让人同情的，不过我当初创业的时候也吃过不少苦。不经苦中苦，哪得甜上甜呀？”
“克里斯蒂先生--”
安桑涨红着脸：“这么说，您是不准备为那些抵抗日本侵略的战士们提供帮助了？”
“我那样说了吗？”
安桑脸上露出笑容：“富有正义感和同情心的克里斯蒂先生，那么您准备捐助多少呢？”
“我说过要捐助了吗？”
“什么？您到底还是不愿帮助中国呀？你这个一毛不拔的吝啬鬼！你白白耽误了我半天时间！不同情别人的人，上帝是不会保佑他的！你的船队在海上将遇到风暴，撞上冰山！你将变成一个穷光蛋！到那时，看谁肯施舍你一餐饭吃！你会饿死的！’）安桑气呼呼地抓起帽子，转身准备离开。
这时，克里斯蒂又开口了：“安桑先生，好大的脾气呀！你不要忙
走，我们再谈谈嘛！”
“还谈什么？还要再白白耽误我的时间吗？告诉您，全世界有正义感的人都向中国人伸出了他们的援助之手。即使您一分钱不出，他们也将会得到他们需要的东西，他们的正义战争也会取得胜利！”安桑的愤怒之情仍旧溢于言表。
克里斯蒂倒不愠不火：“安桑先生，你不惜牺牲自己的时间为中国人募捐，你的确是挪威人中的俊杰。可是你说话的艺术还欠火候！我早已拿定主意要捐一笔钱。但老实说，并不是因为你的游说，而是因为我刚才读了宋庆龄女士的文章，她的那种为了国家和人民的炽热情感打动了我。但是你要知道，我的钱并不是白来的，要我出钱，我是有条件的。”
“要什么条件，您说说看？”
“全世界都知道宋庆龄女士是一位年轻美丽的圣洁女神，我也对她无限景仰！如果她能答应……”
“说……答应什么？”安桑参加的挪威援华会是保卫中国同盟直接促进建立的，与保盟联系密切，因此宋庆龄不仅是保盟的主席，也是这些援华会的精神领袖，安桑对宋庆龄十分敬重。他决不允许任何人对宋庆龄有一点儿不敬言行。此刻他早把拳头握得紧紧的，准备对面这个老家伙一旦说出无礼的话，就给他来个满脸开花。
克里斯蒂对安桑的动作却毫无察觉，他依旧沉浸在自己的思路里说道：“如果她能答应在我的捐款收据上亲笔签名，我立即把钱汇往香港。”
安桑此时才松了一口气，原来是这样。但他立即又想到，这恐怕也是不可能的，全世界每天捐往中国的款项和物资该有多少，如果都要孙夫人-一签名，怎么可能呢？于是他狠狠地盯住克里斯蒂看了一会儿说：“我看不出您还有什么诚意！”说完转身就往外走去。
克里斯蒂追了出来：“我要捐500万盾，这笔钱足够装备一个炮兵营的！”
安桑头也不回：“您还是把它留给自己吧！”
克里斯蒂急了，他两步追上抓住安桑的胳膊说：“安桑！你无权替中国人拒绝捐款！”
安桑望了望对方，嘴巴微翘，露出一种嘲讽的笑意，什么也没说便走了。
当时克里斯蒂像一只斗败的公鸡，垂头落手。他望着安桑远去的背影，又使劲喊了一声：“安桑，我等着你再来。”
香港，西摩道21号。保卫中国同盟新建会址。
克拉克女士拿着电报悄悄进来，看见宋庆龄正全神贯注地起草一篇文稿，便在宋庆龄身后站住了。
“你好，克拉克！有什么事？”宋庆龄问。
“啊孙夫人！您并没有回头，怎么知道身后有人？又怎么知道是我呢？”克拉克惊奇地问。
宋庆龄回头莞尔一笑：“大概是第六感官吧。”
“怪不得那些特务都不能暗害您，您有中国神功吧？”
“什么事情，请讲吧。”宋庆龄转移了话题。
“是这样，挪威援华会电报说，一位挪威船主有意捐款，但他坚持要夫人的亲笔签名。挪威援华会询问是否答应那个船主？”
“哦--有这种事？”宋庆龄不无疑惑地说。
“孙夫人，我看不必答应。这些实业主算盘拨得很精，说不定他们会拿了夫人的亲笔签名去为他们的企业作广告。他们的捐款从来都是不赔本的买卖呀！”
“嗯，不能排除有这种情况。”宋庆龄未动声色。
停了一会儿，克拉克女士又开口了：“当然，孙夫人声名远播，也许有人出于对夫人的敬意，只不过想借此得个纪念，要是那样的话……则又当别论了。”
“好吧，不论哪种情况，只要人家拿出钱来帮助了我们抗日，我签个名又有何不可以。孙先生生前常讲，为了国家和人民，牺牲性命也在所不惜。签名比起牺牲性命来，总是微不足道吧！”宋庆龄说。
终于，克里斯蒂如愿以偿，非常高兴。他把宋庆龄亲笔签名的原件锁进保险柜，却把影印件挂在办公室里，还刊登在当地报纸上，引得许多人羡慕不已。很快，英国的纺织业主、美国的农场主、加拿大的林场主和新西兰的渔业主等等，纷纷向中国的抗战慷慨解囊。当时这些人一方面确实是支援了中国抗战，另一方面也有得到一个宋庆龄亲笔签名的小小私愿。于是，宋庆龄不论工作多忙，只要捐款人提出这方面的要求，她总是给予满足。那些日子里，由于宋庆龄和保盟成员的努力工作，世界各国成立的援华会多达100多个，各种捐款和物资源源而来，有力地支援了中国抗日各个战场。而宋庆龄因为要不停地给捐助人签名，她柔嫩的手指上竟磨出了茧子。
进入9月后，香港还是裤暑炎夏、热汗沾衣的季节。
一天，宋庆龄在保盟仓库整理各地捐赠的物资、药品，整整忙了一天，汗水把她的后背都浸透了。一向爱整洁的宋庆龄是从来不让自己出现这种情况的，她随时都注意把自己的衣裙整理得妥妥贴贴，保持一种雍容华贵的风范。可现在，为了把各地捐赠的物资尽快运送到抗日前线，她自己亲自下仓库，和工作人员一起查点过数，一起分类整理、造册登记，使所有在场的人都感动不已。
回到保盟总部，秘书立即劝她赶快洗澡、更衣。就在这时，通讯员通报说有一位自称是陈嘉庚代表的华侨来访。怎么办？是立即会见还是让他先等一会儿，待宋庆龄洗完澡再见？秘书告诉通讯员，你让他在传达室稍等一下，说孙夫人正洗澡呢，马上就来。通讯员刚要转身离去，宋庆龄忽然举起一只手道：
“慢！”她回头又对秘书说，“你现在下去亲自把人接上来，我先换个衣服马上就见。”
秘书为难地说：“夫人，你一身热汗，满面灰尘，这个样子怎么能会见客人呢？这不仅关系到夫人的形象，也关系到保盟的形象呀！”
“道理回头再讲，你快下去接人，无论如何不能怠慢了我们的华侨。”宋庆龄态度坚决。
随即宋庆龄简单抹了一把脸，换了一件上衣，就同这位华侨攀谈起来。原来他是受著名爱国华侨陈嘉庚先生的派遣，来找宋庆龄协商有关召开“华侨抗敌总会”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事宜的。那位华侨谈了很多重要的情况，其中既有海外华侨热心抗战而不惜毁家纤难的，也有先期归国参加抗日而受到国民党政府冷落的情况。当时他代表陈嘉庚先生提请宋庆龄注意这些情况；并争取通过此次华侨代表大会能够使华侨的热情得以保持，且问题获得一定程度的解决。当时，宋庆龄非常重视他反映的情况，亲自做了笔记，并对那位华侨能够及时提供这些情况表示衷心感谢。那位华侨临走时，对宋庆龄表示了歉意。他说：“我已经知道夫人您在保盟仓库里忙了大半天，一身热汗，澡还没顾上洗。我本该等您洗过澡休息一会儿再谈，但是我今天另有一件急事，如果再等就来不及了。我请您原谅我的冒昧，同时我从这件事上也看到了您同孙中山先生一样，对华侨有一颗火热的心。昔有‘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之说，孙夫人能这样至诚待我，必能同样对待其他任何人！看来，全世界各地华侨总动员，为抗日大业竭尽绵薄之力，期期可望矣！”
那位华侨一走，秘书对宋庆龄说：“夫人这样不顾劳累而立即接待一位华侨，实在是应该的。可惜我刚才没有理解夫人的心意。想孙中山先生进行反清大业时，得华侨资助最多，夫人对此定有深感，与他们感情上联系紧密……”
宋庆龄接口道：“你说得有一定道理，但不全面。我因中山先生得华侨资助最多之故，对他们有一种天然的感情不假。但还有一层意思，华侨是祖国的赤子，他们身在海外，思乡爱国之情尤深。祖国的兴衰荣辱，他们往往有切身体会。所以抗日事起，他们为了抗战救国，大都竭尽全力，真正是‘富商巨贾，不吝金钱，劳工平民，尽倾血汗’。这样的赤子之心和爱国之情，我们怎可不以赤心相待、尽力抚慰呢？可是抗战一年来，蒋介石政府中一些腐败的官员，对华侨的抗日热情却采取官僚主义的态度，对自愿捐款的人不能尊重人家的意愿，对不避生死愿上前线杀敌者不能及时给予妥善安排，结果冷了这些爱国华侨的心。此事已经产生了不好的影响。现在还不是向那些腐败官员算帐的时候，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尽量以自己的姿态，使人家的热情受到激励和鼓舞，以期进一步发扬光大之。保盟在这方面的形象，比我个人身上有无汗渍的形象更重要啊！”
“夫人说得极是。我看今天来人谈的一些情况非常重要，夫人在这次华侨代表会议上，是否有针对性的发表一个讲话……秘书及时地提出了建议。
“说得对，存些问题我一定要讲的。这几天我已经在打腹稿了，到时你再帮我推敲一下。你想，抗战一起，陈嘉庚先生立即发起组织了‘南洋华侨等赈祖国难民总会’，司徒美堂先生组织了‘纽约华侨抗日救国筹晌总会’，募集了那么多的捐款、衣服和药品，对抗日事业做出了多大的贡献！这种行为一定要鼓励。去年成立“华侨抗敌总会”，各地华侨一致推我出任名誉主席，还不是大家认为我与广大华侨感情深厚，与国共两党和抗日军队都有联系，希望我能从中做些协调的工作。这次华侨抗敌总会会员大会，我一定要讲出大家的心声，并把他们的愿望转达有关方面，把华侨参加抗日的工作组织协调得更完善、更周全。”
不久，在宋庆龄的积极参与和热心筹备下，华侨抗敌总会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在香港召开了。当时每有一批代表到达，宋庆龄都要亲往看望，同他们热情交谈，询问他们在海外的生活情况，他们对抗日大业的想法，他们在支持抗日活动中遇到的问题，并征求他们对保盟以及国内抗日作战的意见。当时代表们都十分感动。许多人说，单凭孙夫人的为人和工作作风，我们也要为抗日多出钱多出力。闭幕式上，宋庆龄归纳大家意见，作了《华侨总动员》的著名演说。她那清丽悦耳的声音，激动着每一位与会者的心扉：
“保证华侨能够动员，最重要最迫切的是加强华侨中的团结，充实与扩大华侨救国的组织，统一华侨运动的领导，以及发扬应有的民主精神。”她鼓励华侨无论在参加抗日工作上还是在其他活动中，都要做到爱国一家，不要分什么地域帮派，要使全体侨胞能够“不分地域，不分国界，亲诚合作”。
宋庆龄在讲演中还不留情面地批评了国民党政府在以往接待华侨工作上的缺点。她说：“一年以来，先后回国服务、请缨杀敌者，时有所闻。但惜我政府对回国服务侨胞，未能妥予招待，亲切接洽，予以指导。致使久离祖国之侨胞，深感人地生疏之苦，请缨无由，进退两难，访惶歧路，有挫华侨之壮志热忱。深望我政府今后对回国服务之侨胞，对国内华侨团体，予以亲切的扶植，给子工作的机会。对海外侨胞、救国团体，应加强联络，经常给以政治上精神上的帮助，尽量为华侨解除痛苦与困难，更多为华侨谋福利。”
宋庆龄的讲话，不但鼓舞了华侨的爱国热情，也为保盟接待华侨工作指明了方向。当时与会者深受鼓舞。会后，宋庆龄又代表保盟给陈其援、赵建生等著名爱国华侨写信，对这些旅美华侨屡次汇款援助祖国抗战将士表示感谢。
当年宋庆龄对华侨的一片苦心，旋即得到了理解。那次大会以后不久，欧美以及新加坡、菲律宾、越南、缅甸、印度。印度尼西亚等地都纷纷成立了支援抗战的爱国华侨团体。他们或筹款、或直接派人回国参战，做了大量工作。如一次在筹募前方将士的棉衣时，宋庆龄一纸电文发出，仅在南洋一地一个月就募捐了寒衣30万套。还有一次新四军急需预防虐疾的奎宁丸，这种药当时只产于爪哇，市场上十分紧俏，有时有钱也很难买到。而当宋庆龄把这个信息发出后，陈嘉庚先生领导的南洋华侨总会想方设法，竟买出了5000万丸寄回祖国。仅此一项就挽救了多少抗日将士的生命！所有这些，实属罕见之成绩。抗战进程不到一半，各地华侨捐款就达26亿元之多。在华侨中募捐，能取得这样的成绩，当时只有宋庆龄能够做到。
一次，宋庆龄参加香港知名人士的一个集会。散会后，那些人都坐进豪华漂亮的小汽车，一溜烟似的离去了。当时因为会议地点距离保盟总部不远，宋庆龄就连的士也没叫而步行回去。走到半路，香港总督罗国富从后面赶上来，他一见孙夫人在烈日下步行，十分奇怪，立即下车同宋庆龄打招呼：
“您好！孙夫人。我知道早晨散步，是一种有益健康的锻炼。难道孙夫人喜欢中午散步吗？”
“是啊，每个人的习惯有很大不同呢！”宋庆龄有些幽默地说。
“嘿--是不是您的车子今天出故障了？”总督并不太相信孙夫人有中午散步的习惯。
“中国有句老话叫：安步当车，如御清风。这份潇洒，并不是非等车子出了故障才能享受呀。”宋庆龄仍风趣地边走边说。
“这种潇洒真是不可思议！”当即那总督摇摇头，钻进了汽车。
总督一离开，与宋庆龄同行的保盟名誉司库法郎士教授再也忍不住了：“孙夫人，我必须说了，您一定要配一部汽车了。否则，连我这个司库也颜面无光。”
宋庆龄只是笑笑，没有说话。
一会儿，法郎土教授又开口道：“买车的事我下午就去办！”
这下宋庆龄严肃起来：“不，您没有权力这样做！”
第二天一早，一向只见人们紧张有序工作，却不大听得见高声说话的保盟总部，却传出了高声的争论。
“现在连逃难来香港的高级难民都有自己的私人汽车，而我们的孙夫人，堂堂保卫中国同盟的主席却没有车子，每天上班竟要在路上花费一二个小时，出去参加会议常要步行，这太不成样子了。这部车子我坚决主张买。这也是为了工作需要，为了提高我们的工作效率，而不是要什么个人享受嘛！”
“我也同意，买一部汽车是光明正大的事，任何人不会说什么的。比起某些政府要员来，保盟的人员已经最廉洁了。”
“是啊，我们都是志愿服务者，绝大多数人不从保盟领一分钱的工资。难道为了工作需要，买部车子还会有人说什么吗？”
“当然，买了车子也不是只为了宋主席。可以算作工作用车，谁有事谁用，这是天经地义的事。”
几乎是众口一辞了，那还争什么呢？然而就在这时，宋庆龄那清丽的声音响了起来，声音虽不高，却是斩钉截铁一般：
“不行！保盟的钱只能直接用于抗日大业，其他的项目一个铜板也不能动。”
“这……买了车子工作效率提高了，我们可以为抗日做更多的工作，这并不矛盾啊！”
“不行！”宋庆龄仍然没有一点松动的口气。
此时一直沉默的贝特兰慢悠悠地开口了：“我有一个主意，我们不必动用保盟的捐款，而在我们的刊物上或者其他报纸上发一篇记叙宋主席日常生活的文章，把她的生活情况透露一些。。这样一来，我想有人也许会直接捐一部汽车，这不是很好地解决了矛盾吗。”
“根本不用兜那个圈子，我可以在英国或美国动员汽车制造商捐一部车子来。”克拉克顺着这个思路想起了更好的办法。
“好了，这个话题不要再说了。其实真要买车，别看我生活不富裕，买车的钱我还是有的。所以不买，就是要造成一种抗战时期艰苦奋斗的风气，以此来激励人民，警戒政府官吏，也给捐款的外国朋友和华侨一种信心。为了这个重要的目的，每天多跑几步路算得了什么呢？”
于是，买车的问题就这样搁下了。
4．姐妹情愫依然浓
香港本是个见怪不怪的地方，可能一是各种怪事见多了，对什么事都难引起好奇，二是大家都忙着赚钱和享乐，没有闲空操别人的心。
可是偏偏这一天不一样，许多人为街上流传的一个消息所激动，非要亲自跑去看看真假不可。
这个流传的消息说，分开已久的宋氏三姐妹，现在一同坐在丽雅饭店里，三姐妹有说有笑，亲切异常。
很显然，在那个年代，宋氏三姐妹已经成为许多人家教育子女的一种典范：三姐妹不仅个个天生丽质，而且才华横溢。她们当中出现了两位第一夫人；一位行政院长的夫人，历史上从没有过这么显赫的同胞姐妹。这三姐妹中，一位爱国爱民，万众景仰；一位权倾朝野，说一不二，连蒋委员长也得让她三分；而另一位虽地位稍逊，却赚钱有术，手掌翻覆之间就是成千上万的财富，可谓是鼎鼎大名的中国第一富婆。当年，尽管追求有所不同，但她们在各自的道路上都是成功者。
平素里，能见到她们之中一位都十分不易，现在竟然有机会同时一睹三姐妹的芳容。况且还有一层意思，这三姐妹十几年前因政治而分道扬镳，虽未见她们之间互相攻击，但宋庆龄对妹夫蒋介石的揭露和怒斥却是司空见惯。当年她们也分属于不同的政治陈营，宋美龄直接代表当时中国的统治集团，而宋庆龄则更多地代表着在野的左派，有时甚至倡导着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某些主张。多少年来，宋家人的行动往往紧连着中国政治舞台上的每次大事件。现在三姐妹突然出现在一起，那么这肯定是一个征兆。但会是什么呢？当时没人猜得透。猜不透就更有诱惑力，就越想要探个究竟。
当时这个消息几乎使所有的人都有兴趣：想看三姐妹芳容的；想满足好奇心的；想以此作为资本日后向人炫耀的；想从她们在一起的事情上揣摩中国最新动向的；想从中抓新闻的；想从中搞情报的……不管什么目的，第一位的是要亲眼看到她们，证实她们确切都在香港，确切是坐到了一起。
于是乎男的、女的、穿长袍的、着西装的、黄皮肤黑头发的、高鼻子蓝眼睛的、拎兜子的、挎相机的，一时间都一个方向地往这家饭店跑。早来的，涌到了门口；晚来的，挤在了街上；有办法的，守住了窗户；随大溜的，伸长着脖子；脑袋灵的，亮出了“派司”要求进去；主意稳的，选好了地形就在外面死等，不信她们没有出来的时候。
其实不必再看到三姐妹了，只这个场面当时就是一件大新闻，足以说明三姐妹的影响力。人群占据了道路，阻塞了交通。没有人抱怨，后来者一问明原因，也立即加入了这个浪潮。人们越聚越多，场面越来越大。
宋庆龄自上海沦陷后来到香港，活动不少，人所共知；宋蔼龄在武汉失守后寓居香港，可她不担任公职，知者甚少；至于本该呆在国民党的陪都重庆、呆在那个蒋委员长身边的宋美龄，何时来的香港且来香港何为，人们就更不知晓了。
此时，三姐妹确实在这家饭店里面。不过她们相聚不是私人的宴会，也不是单纯来叙姐妹亲情，而是为着中国的抗战大业才来相聚的。聚会也并非只有三姐妹，还有香港各爱国团体的一批人士，不过即使在名流面前，人们注目的焦点也还是宋家的三姐妹。
她们仍是按着“大让小”的原则，由宋美龄首先讲话。就见宋美龄穿着黑绸绣花中式旗袍，旗袍两侧的开口一直到膝盖，她优雅敏捷地走上主席台，黑亮的眼珠先向会场扫视了一下，她不马上开口，为的是让与会者更好地把注意力集中到自己身上，同时她也用这一瞬间向人们传递一种信心。终于她开口了，她没有讲太多的道理，而是用一种十分赞赏的口吻高度评价了二姐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的工作，称赞保盟和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即工合）为宣传中国抗战形势、联络海内外朋友、募集抗战物资、救助战争难民所做的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这几句话引起了长时间的鼓掌，保盟自建立以来，这是第一次得到国民党权力圣殿的首肯。以往，国民党政府官员对保盟和工合都采取回避的态度。宋美龄赞扬保盟之后，又特别请求二姐宋庆龄，提出由保盟对她刚刚宣告成立的“伤兵之友社”香港分社的财务帐目进行审计，这也是证明保盟在处理捐赠款物时是公正、廉洁的。
宋庆龄依然是那么庄重、娴雅，她首先呼吁人们支持宋美龄领导的伤兵之友运动。接着她提出，刚刚成立的伤兵之友香港分社，应该由大姐宋蔼龄担任主席，她称赞大姐早在民国初年担任孙大总统秘书时，就显露了卓越的组织领导才能，近年虽没有担任公职，但她筹组实业，发展经济，运筹帷幄常操胜算，因此担任这个职务，没有比她更合适的人选了。
此时的宋蔼龄已不像两个妹妹那样年轻美丽光彩照人，但也有她的大家风度，她的手指上戴着钻戒，脑后的发髻上更有一颗硕大的珍珠，显得是那样的雍容华贵。她和两个妹妹一样，都穿中式旗袍，这大概是为了表明一种恪守中国传统的姿态，表明一种与异族侵略者势不两立的心境。她在抗战初期参加了宋庆龄筹组的妇慰会，而宋美龄是这个全国组织的领袖。她也为抗战捐出了不少钱财，并博得了很好的名声。她在讲话中没有提自己过去所做的工作，而是称赞两个妹妹对中国抗战的贡献，表示自己今后要多做工作。
共同抗日的大目标，弥合了她们之间的政治鸿沟。
这一天是1940年3月12日。
这一次，是抗日战争期间人们看到的三姐妹在公开场合的第一次集体出现。
在当年宋美龄还没有成为蒋夫人的时候，人们对她没有过多的关注，即使她与两位姐姐同时出现在什么地方，由于她不代表什么政治势力，人们所感到的也只是一位漂亮姑娘而已，不会有人注意。而在她成为蒋夫人之时，宋庆龄已经和蒋介石势不两立了。蒋介石和她虽一再想与宋庆龄公开地出现在一起，以此证明蒋介石是孙中山的合法接班人。就是说，取得孙夫人对蒋地位的承认，宋庆龄却一直小心提防，从不给蒋介石这种机会。而且，连与姐妹同时公开出现在一起的事情，也几乎没有过。所以，难怪这一次特别引人注目了。
三姐妹公开出现在一起，于宋蔼龄和宋美龄都是企盼已久的事情，但总是因为宋庆龄的拒绝而不能实现。这一次，在香港宋庆龄提议以这种方式的聚会，宋蔼龄和宋美龄当然都非常愿意合作。
宋庆龄选择这个时机，这个场合，与大姐和小妹公开出席一个集会，是颇费了一番考虑的。
抗战以来，国民党中有一个坚持对日投降的集团，它的首领就是当年曾行刺清摄政王并以此为资本，骗得很大名声的汪精卫。汪精卫曾是国民党中著名的左派，担任过武汉政府的最高领导，当年曾与蒋介石分庭抗礼。但在蒋介石叛变革命后不久，他也随之叛变。在那以后，他在国民党中地位总是次于蒋介石，但他因为早年的光荣历史和追随孙中山的资格比蒋介石老，而又非常自负。希特勒在欧洲挑起战争后，有段时间英美帝国主义为了保护他们自己的利益，避免两面作战，策划了“远东慕尼黑”阴谋，妄图让中国投降日本，让日本从而北攻苏联。当蒋介石还在犹豫的时候，汪精卫却悄悄从重庆逃出，经昆明到了河内，然后再转回上海，响应日本首相近卫的对华诱降声明，准备组织汉奸卖国政府。当时对汪精卫的卖国活动，宋庆龄一直十分关注，随时给予揭露。针对汪精卫为掩盖卖国活动，一再侈谈三民主义，甚至打出“爱护孙先生所手创之中华民国”的旗号，宋庆龄发表讲话，揭露汪精卫历史上就曾多次怀疑三民主义，当年就曾受到孙中山的斥责。她说：“中山先生离开南京时，曾对其党内同志数人，表示失望；现全国人士，均对汪精卫失望，此国家叛徒，竟敢盗窃中山先生之遗教，其恬不知耻，有如此者。”但是汪精卫的卖国活动，仍然变本加厉。也就是在这一天，汪精卫又宣布了一个中日“和平建议”，既是她准备正式卖国的声明，也是对重庆政府提出的带有奴役性的停战条件。当时，正是为了在上层团结蒋介石，使他信守抗日诺言；为了显示广泛抗日统一战线的力量，鼓舞全国人民的抗日信心，宋庆龄才特意安排了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三姐妹聚会，并有意使它带上某种神秘色彩，以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
汪精卫选择这一天也是颇费了一番脑筋的。因为这一天是孙中山逝世15周年忌日，他仍企图使自己的卖国行径能打上继承孙中山的幌子。
宋庆龄却比他棋高一着。孙夫人还在，只有她对孙中山思想的解释是权威的，其他人休想冒名贩卖私货。
看到门外引来那么多人观看，各报纸电台纷纷抢发新闻，宋庆龄会心地笑了。这就是说，她独具匠心安排的这一幕，成功了！三姐妹香港聚会的新闻，给了国内民众和国际观察家一个信号，中国国内各派抗日力量的团结更加坚强，统一战线更加巩固，汪精卫汉奸集团的卖国行径在中国掀不起什么大风浪，中国仍然是世界反法西斯的重要战场！
也是天缘凑巧，宋美龄这次到香港本是治病的，没想到倒成就了这么一件好事，演出了这么威武的一出活剧。在国家危难的关键时刻，能以自己姐妹的活动发挥如此重大的作用，宋家的三姐妹情不自禁都笑了。
这是雨季到来之前一个难得的好天气。
宋氏三姐妹不事张扬，这天一大早就来到香港启德机场。她们边走边谈笑，既有童年那些可笑的轶事，也有分离时各自遇到的一些奇怪的遭遇。
没有记者知道，没有围观的人群，她们完全在一种无拘无束的自在心清下，去作一趟重要的旅行。
飞机呼啸升空，从广西的崇山峻岭上空再进入云贵高原，然后折向四川。
飞机起飞不久，宋美龄就嚷着要打牌。她在两个姐姐面前还是小时候那种任性顽皮的样子。她有意这样，似乎这样才能够拉近她们这多年分别造成的感情上的距离。
牌刚发到手中，飞机一阵激烈颠簸，接着猛地一沉。
宋庆龄似乎毫无反应，啪地把牌出到台上。
宋蔼龄双眉一皱，立即握紧自己的牌，抬头去看窗外。
宋美龄的牌则早撒了一地，她显然有些夸张地大喊一声：“怎么回事？”
副官从驾驶舱跑过来报告：“这是一股受高原地面影响的强气流，很快会过去的。”
宋美龄没好气地说：“我还以为是飞机中了弹呢！”
副官赶紧说：“夫人放心，航线完全在我们控制的地区，不经过日军占领区。”
“那日军的飞机就不会起飞啦？”宋美龄不放心地又说。
“空军接应的飞机已在四周警戒，问题不大的。”
“那就好！我自己的安危事小，今天孙夫人在这架飞机上，必须保证绝对安全！”宋美龄又下了命令。
“是！我叫他们加倍小心。”
经这一折腾，宋美龄牌兴全无。她怕冷落了别人，赶紧转了话题：“二姐，重庆的火锅和成都的小吃都是最有名的。有句俗话说，不到成都，不知道天下好吃的东西有多少！你这次到了那里，我一定请你把四川的小吃尝遍。”
宋庆龄装出一副失望的样子：“都说大姐钱多，本来我准备到那里大吃一顿的，谁知你们只肯让我小吃。”
顿时，宋蔼龄把刚喝到嘴里的一口咖啡喷到小桌上，宋美龄也笑得前仰后合……
飞机在重庆机场还未降落，宋庆龄就瞧到下面布置了盛大的欢迎场面。服装鲜艳的军乐队列成了方阵，雄壮的军乐响遏行云。一队手捧鲜花的孩子们天真地把花举过头顶。中间肃然站立，以蓝黑衣服为主的则是一群大大小小的官员……
是啊，她此次访问重庆，又是一个不寻常的日子。
昨天，汪精卫汉奸政府在南京粉墨登场。
今天，孙夫人宋庆龄与姐妹联袂访渝，更象征着国内各派力量的团结御侮、共同抗敌。这是足以压倒汉奸小丑闹剧的大新闻和好新闻。它可以打击敌人，消除群众中的忧虑。宋庆龄同意重庆方面大肆宣扬这次活动，因为这也是她决定此时访问大后方的初衷。
机舱门打开了，几千双眼睛注视着。
“二姐，快！你第一个出去。”宋美龄催促说。
“应该是大姐走第一个，这也是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的顺序。”宋庆龄谦让着。
“要不，还是老规矩，大让小？！”宋蔼龄有意自己在最后。
“不！孙夫人走第一个。”宋美龄坚持。
“那就这样，不要让外面冷场。”宋蔼龄也催促宋庆龄。
于是宋庆龄出了舱门，并没有立即走下舷梯。她在舷梯顶部的平台上站定，等宋美龄和宋蔼龄出来后，三个人并排一起，向欢迎的人群挥手致意。
三姐妹站成一排，一同伸起了右手。
军乐轰然响了起来，孩子们又跳又喊。
摄影机在转，照相机的镁光灯闪成一片。
在重庆期间，三姐妹同出同归，走遍了战时陪都的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重庆第一儿童保育院、伤兵之友医院。当时，处处都留下了她们视察访问的足迹。
她们一同在群众集会上发表演讲，号召人们加强团结，坚持抗战，反对卖国贼。
她们一起设宴招待各友好国家的外交官，向全世界表明中国抗战的坚定立场。
当时，周恩来主持的《新华日报》特地发表了《欢迎孙夫人来渝》的短评，指出孙夫人来渝，定能在反汪除奸和推动宪政运动中，做出宝贵贡献。
一时间，各方面为欢迎宋庆龄举行了一个接一个的招待会。蒋介石总是乐于出席。他总是笑嘻嘻地站在孙夫人身边，听任中外记者们拼命拍照……
在渝期间，宋庆龄住在大姐来蔼龄家里。孔祥熙极尽姐夫之责，给宋庆龄辟出了单独的一所小院，除了她的秘书和随员外，孔家又拨出了专门的厨子和佣人，让宋庆龄能够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安静世界。慈眉善目的孔祥熙，还不时和宋蔼龄一起到宋庆龄的房间问候，询问她有什么需要。
外面的气氛是热烈的，回到家里的气氛是温馨的，但不知怎地，宋庆龄总感到还是有一些不舒服。
一天，宋庆龄外出刚刚回来，听见一向柔声细语的孔姐夫正在大发脾气：“什么浪子回头，什么承认委员长明智，这些话让她听到，还不把重庆翻了天？现在是团结抗日为重！
宋庆龄有些疑惑，这是说什么呢？她本想再听下去，宋蔼龄觉察出了苗头，赶紧对宋庆龄说：“晚上宋美龄在蒋介石官邸举行欢迎我们的招待会，你是有话讲的，可我说些什么呢？”
宋庆龄早已会意，知道大姐的用心，就回答说：“我们一起先议一下吧。”说着拉着宋蔼龄进了自己的房间。
却说孔祥熙为何发火，原来这天孔家二小姐令俊从街上买回几张小报，上面竟然说宋庆龄此次访渝是因为苏德条约和苏芬战争感到“幻想破灭”，因而到了自己亲属的怀抱。另一张上面说，重庆对宋庆龄的欢迎是因为“一个任性的姐妹”终于承认了蒋介石和他的政府明智，他们已经互相宽恕并表示既往不咎。孔祥熙知道这些中伤的谣言都是蒋手下的那些无耻帮闲炮制出来的，这些流言蜚语如果让宋庆龄看到，很可能导致她对蒋介石的愤怒和再一次的公开批评--她过去一直这样做，那样对当时正处在危难关头的重庆政府将极为不利。
孔祥熙把电话打给蒋介石，告诉他小报上出现的这些胡说八道。蒋介石听了比孔祥熙更光火，他大骂：“娘希匹！什么人坏我的事？现在是什么时候，把她请到重庆容易吗？”蒋介石撂下电话就差人去查办，可怜那些帮闲平时造谣受蒋的赏识，这次还依老例行事，却不知这次添乱帮了倒忙，老蒋要收拾他们了。
晚上，宋美龄的宴会比到重庆以来哪一次都盛大，因为是委员长官邸嘛，还有她自己的面子在里面。蒋介石更是显得格外殷勤，亲自给宋庆龄布莱，不时小声说两句关切的话，显示他们之间的亲密。宋庆龄在讲话中对重庆人民在敌机空袭下坚持工作表示钦佩。她特别提出了两点希望，一是希望国民大会尽早召开，二是希望宪政尽早实施。这两条都是当时共产党努力推动的大事，因为一旦实施宪政就可以制约蒋介石的独裁，实现人民民主。
但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在报道此次聚会时却大事渲染蒋介石的出席，并引用蒋介石致词中的好听话“孙夫人此次访渝不但为重庆人民所欢迎，全国也为之深感欣慰”，而对宋庆龄的讲话内容却只字不提。
当时宋庆龄对这些没有计较，她还是抱着巩固统一战线。促进全国抗战的愿望，多作鼓舞士气的工作。
《新华日报》请宋庆龄题词，她欣然题写了“抗战到底”4个大宇。
那段时间，三姐妹在重庆一起活动也引起外国人的兴趣。当苏联新任驻华大使潘友新听到三姐妹将一起出席欢迎他的宴会时，他感到非常高兴。而美国的NBC广播网则特意安排请三姐妹发表广播演说，由他们向全美国做现场转播。
她们还一起访问了成都，对她们共同热心的工合运动进行了视察和指导。
在重庆和成都访问7周后，宋庆龄决定返香港。宋美龄和蒋介石都来极力挽留，希望宋庆龄“长住重庆领导妇女工作，辅助国民政府”。孔祥熙和宋蔼龄也来挽留，说如果住在孔府感到不便，给她另辟住宅。宋庆龄说，重庆很好，但并不是我生活的地方，香港有更有益的工作等待着我。
宋庆龄又回到了香港，继续领导保盟的工作，从另一条战线给国内抗战以坚决有力的支持。
这又是一个圣诞之夜，信奉基督教的宋家人举行家庭聚餐会。所有这类聚会几乎都是在孔家举行的，因为只有在这里，宋庆龄才不避讳见到蒋介石。
宋子文、宋子良和宋子安带着家人都来了，加上孔祥熙。宋蔼龄和他们的4位子女，还有宋庆龄和宋美龄，已是几十口人了。大家凑到一起，海阔天空地聊着，喝咖啡，磕瓜子，煞是热闹。但渐渐地人们疲倦下来，有的打起了呵欠。都快到半夜了，晚宴还不能开始，因为有一个大主角--蒋介石一直没到，所有的人只好一等再等。别人心里有想法都不说，唯独孔家二小姐令俊憋不住地大声喊着：“开始吧！我们在这里傻等，谁知人家钻到哪儿……”宋蔼龄赶紧制止：“不许胡闹！”孔二小姐把脖子一梗：“胡闹？是我胡闹还是别人胡闹？叫这么多人等他一个，在我们家里还摆臭领袖架子！”宋蔼龄怕惹宋美龄不悦，刚想再说，孔令俊却将了宋美龄一军：“干妈！你说吧，他到底还来不来，我们还要等到何时？”
干出过不少阴阳颠倒荒唐事的孔家二小姐，平素最得宋美龄喜欢，她嫌姨妈不够亲，干脆让她改口叫干妈。可这个二小姐耍起脾气来，连宋美龄也没办法。眼下，二小姐这一军将得宋美龄就倒憋气，不过她不想破坏今天的气氛，就努努嘴说：“今天有你上海娘娘在，你遵她的令就是了。”
宋庆龄把眼睛只望着天花板，脸上是一副捉摸不定的微笑，孔二小姐望了半天也猜不透，但到底还是没再开口。
半夜时分，蒋介石终于来了，其他的人都急忙恭敬地站起来。不管怎么说，当时他毕竟是国家的领袖呀！宋庆龄则只从椅子上抬起半个身子，旋又坐下了。这是在政治上很有分寸的表示。
立时，宋美龄和蒋介石兴致勃勃，宋蔼龄和孔祥熙则有奉承之意。而宋庆龄和宋子文以及其他人，却已经没情绪了……
宋庆龄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攻占香港时，和宋蔼龄同乘最后一班飞往重庆的飞机撤离香港来到重庆的。当时，飞机起飞后不久，香港机场即遭到轰炸。
但这次宋庆龄来渝，已经没有了上次三姐妹访问重庆时热烈欢迎的场面。因为在她上次访渝回到香港后，发生了蒋介石袭击新四军的皖南事变。当时宋庆龄对皖南事变真相的揭露，使蒋介石的处境十分狼狈，这使他对宋庆龄特别恼怒。但是又不能发作，只好采取了一种故意冷淡的态度。连国民党元老们在国府礼堂召开的欢迎宋庆龄的茶话会，蒋介石也不肯出席。
宋庆龄住进了大姐家里，宋蔼龄和孔祥熙还是那样热情。宋美龄也不时来看望。但宋庆龄仍感到不便住在孔家。因为在孔家既要受到特务们的监视；并且她不好在人家家里会客，别人也不好来拜访，因为来了见不见孔祥熙和宋蔼龄？当时，宋庆龄的朋友并不见得也是孔祥熙和宋蔼龄的朋友。
“二姐，你如果感到住大姐家里不便，我找了一处房子，条件不是太好，周围的房屋都叫日本飞机炸塌了。但这所房子还算完整，它是早年四川富商黄云阶修建的花园，不知二姐是否愿意去住？”
面对宋子文伸出的关心之手，宋庆龄是感激的，她去看过以后认为好歹总是自己单独的一块地方，可以获得“一楼之中的自由”，于是不久就搬进去了。
虽然前段时间因为宋子文辞去保盟会长职务，姐弟俩发生了摩擦，但多年来宋家兄弟姐妹之间似乎已经形成了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即政治上的分歧不能影响手足亲情。
后来，宋子文又拨出一辆汽车给二姐，这样宋庆龄有了一定的条件，保卫中国同盟的工作又在重庆恢复起来了。
皖南事变发生后，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处境更加困难，宋庆龄就基本上将保盟募集到的现款和物资都支援了八路军和新四军。
由于蒋介石对共产党根据地的封锁，许多东西运不过去，她就把钱直接送往延安。宋庆龄发展了一些外国朋友作为保盟的委员，有他们的帮助许多事情就好办多了。
一个下着蒙蒙小雨的午后，宋庆龄把自己的秘书、保盟财务主任廖梦醒叫到“松籁阁”--宋子文给她安排的新住处，让她在自己家里给八路军重庆办事处打电话，约好以后廖梦醒就悄悄出门走了。她走到中国银行门前的时候，八路军办事处的汽车也开到了，她向冀朝鼎招招手，两人一起进去找到孔祥熙的秘书艾德勒先生。艾德勒是宋庆龄新发展的保盟委员，他见廖梦醒来，彼此都心照不宣。廖梦醒把保盟的存折递上去说：“取款。”艾德勒就亲自动手办理，一次就取出了三麻袋现金，然后搬上停在门外的八路军办事处的汽车。乘着黄昏的雨色，汽车顺利地把钱带回了办事处。
当时一些在延安地区买不到的东西，宋庆龄就想办法让办事处的同志带一些。当时周恩来主持的八路军办事处的人员，来往于重庆和延安之间，还能享受到类似外交官的待遇，即他们的行李物品不受检查。一些延安急需的小东西，正好就买了请他们带回去。一次周恩来同志回延安，宋庆龄买好了一批手术缝合针、牙钻钻头等送到办事处，这些东西体积很小，仅在公文包和手提袋里就带了一大批，解决了延安地区中共医院的燃眉之急。
还有一次，美国一家机构邀请宋庆龄到美国访问，宋庆龄很想利用这个机会为中国的抗日将士们呼吁援助，但是国民党政府不许宋庆龄外出，她只好另作打算；尽量多结交一些国外的朋友，利用他们在华的特殊身份多做一些工作。当时她的家里经常有一些各方面的朋友来访，她从不摆架子，热情接待他们，使他们产生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特别是美国的一些士兵，常常在宋庆龄家里举行舞会，他们玩得很开心。因为他们是士兵，宋庆龄对他们更放任一些，他们想来就可以来，不像其他人必须事先约定。通过这种方式，宋庆龄在重庆开辟了一块属于自己的天地。
当年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驻中缅印美军司令史迪威将军对中国的事情了解透彻，对共产党在抗战中的作用认识很明确，他不许蒋介石对共产党军队进攻和封锁，主张对华援助应该有中国共产党一份。他的这些观点与宋庆龄很接近，因此他们很快成了好朋友，在宋蔼龄家里，当宋蔼龄和宋美龄要求宋庆龄和她们一起打牌时，她多是宁愿和史将军一起做游戏和聊天。
没过多久，史迪威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与蒋介石意见相左，他希望同共产党合作，称赞八路军，指控蒋介石的军队对日作战不力，为此与蒋介石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宋蔼龄和宋美龄多次请史迪威的客，对他又打又拉，宋庆龄却从不参加这种活动。
一次，保盟从国外募捐到一台大型X光机，怎样运到延安去呢？宋庆龄想到了经常帮助保盟的史迪威将军。在当时中国对外通道只有一条滇缅公路的情况下，史将军欣然同意保盟利用这条公路运进大批物资，还用他掌握的美国军用飞机帮助保盟把募捐到的东西送给八路军和新四军，甚至有时还从他掌握的对华援助物资中直接拨出一些送到边区。这一次，宋庆龄又想到了史迪威掌握的美国军用飞机，她让廖梦醒去找史迪威的副官。副官报告后，史迪威将军一口答应帮忙。但这架机器体积太大，从机舱门进不去。史迪威下令马上改建一架飞机的舱门，把X光机装进去后马上就飞往延安。当时中共控制的边区9000万人口，这是得到的第一台和唯-一台X光机。通过这架机器，当年不知确诊了多少人的病情，抢救了多少人的生命。这架机器用了多年，它现在被陈列在北京什刹海北岸的宋庆龄故居里。
蒋介石在同史迪威的争执中要起了流氓手段，扬言美国如不撤换史迪威，他就要投降日本，并且让当时正在美争取美援的孔祥熙配合，立即停止了谈判。美国罗斯福总统怕反法西斯战线在东方崩开缺口，最后只好召史迪威回国。
史迪威回国前去见宋庆龄，宋庆龄当时第一次在旁人面前哭了。这不是为她自己，而是为了中共及其整个边区的军队和人民，因为接替史迪威的人选是魏德迈，魏德迈的政治倾向当时已很清楚。就是说史迪威一去，从此将很难再借用美军的条件对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进行帮助了。
宋庆龄给史迪威的妻子带了一些中国礼物，目送这位富有正义感和同情心的美国将军隐人重庆的苍茫夜色中。
山城重庆是中国有名的“三大火炉”之一，又闷又热雾又多。
宋庆龄感到憋闷，这不仅有气候上的因素，更有政治上的因素。她坚持不懈地帮助共产党和边区，使一些军民必需的医疗用品源源不断地运出去，因此招来决心封锁边区的蒋介石忌恨。尤其是她眼下在蒋介石的身边，也还是敢于发出自己的声音，经常对蒋介石的倒行逆施发出批评和谴责，更使蒋介石常常有如坐针毡的感觉。
“娘希匹！你们都是笨蛋！乘日本飞机轰炸的时候，你们搞点名堂，谁能说清是怎么回事？”在一次宋庆龄向外国人谈话又捅了他的软助以后，蒋介石把戴笠找来大吼大叫。
“是是，我去布置，我马上去布置！”戴笠连连哈腰。
松籁阁周围不明身份的人多了起来，到这里拜访宋庆龄的人常常受到跟踪和威胁。
一次，日本飞机刚飞临重庆上空，松籁阁附近就有一颗炸弹爆炸，结果飞机根本没有在这一带投弹。于是这一次人为爆炸的真相立即引起人们的注意，要求追查制造爆炸事件的呼声四起。
戴笠慌慌张张地跑到蒋介石面前：“校长，不好办哪，这次仅仅是试验，就露出了破绽。而且也很难知道日本飞机什么时候来，谁知道它在不在那一带投弹。这就是说，我们必须天天做好一切准备，可也不一定能等来时机……”
“那是具体技术问题，我不管。我只要你们采取行动！”蒋介石没好气地说。
就在他们谈话的时候，宋美龄抄起了话筒：“喂，接宋委员！”她说的宋委员就是宋庆龄，因为这时宋庆龄仍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她让人给宋庆龄架了一部经中央总机接转的专线电话，不时通过这部电话和二姐聊聊。她知道二姐最近的行动蒋介石很不满意，生怕二姐的安全受到威胁，所以她要不时询问一些情况。但宋庆龄并不愿把这些不愉快的事情告诉她。于是电话里宋美龄和二姐用地道的上海话聊了一会家常后，她特地嘱咐宋庆龄：“二姐，如果你有什么情况需要我帮助，立即直拨3142。3142，这个号码你记下了吗？”
“谢谢小妹，我记下了。你放心吧，不会有问题的。”宋庆龄安慰宋美龄道。
“不！你还是注意一些。我感觉他们最近有些事情背着我，我不放心。”
尽管宋庆龄不讲，那次爆炸的事还是传人宋美龄的耳朵，她朝蒋介石大发脾气，威胁说如果胆敢再对二姐有什么行动，不要忘记几年前那档子事，她会采取行动的。
“我发誓，我发誓！那事跟孙夫人绝没有关系，我已经查清楚了。我继承孙先生的事业，怎么会对孙夫人有所不敬呢？”蒋介石仍是信誓旦旦。
“你只管干！可别让我抓住把柄！”宋美龄狠狠地说。
但宋美龄还是不放心，蒋介石发誓的事太多了，没哪一样是靠得住的。
她又接通了宋子文的电话：“哥哥，你关照他们一下，不准在二姐那里胡来，如果我听到了什么，我是决不答应的！”她的声音很高，语气非常尖厉。
“好的，我马上通知他们。”宋子文知道这是指的戴笠。
宋子文当即找到孔祥熙，两人一起把戴笠叫了来。
“啊，二位院长，有什么事尽请吩咐！”戴笠毕恭毕敬。
“嗯--是不是你们最近在孙夫人那里干什么了？”孔祥熙先开了口。
“哦，为了保证孙夫人安全，有几个弟兄化装在附近守卫，以防日本特务暗中捣乱。怎么？又有人说什么了吗？”戴笠假装糊涂。
“那好那好！”一贯不肯得罪人的孔祥熙不再往下问了。
“不是那么说的。”宋子文知道话还得自己说：“我告诉你，找你来不光是我们两人的意见。蒋夫人有电话来，要我们关照你，如果发现你的人在那里有不合适的行动，她是决不善罢干休的。”宋子文沉下脸来。
“不敢不敢！戴笠是何等样人，敢在孙夫人那里胡来？肯定是误会了，误会了。”戴笠当下表现出一副诚惶诚恐的样子。
孔祥熙又来敲边鼓道：“我们知道不会有什么事的。不过蒋夫人不放心，她本来也可以直接给你说，只是她也相信不会有这种事才让我们侧面讲一下，免得把事情看严重了。没有就好，好！”
戴笠额角上此刻已经渗出了汗珠，心里暗暗叫苦：乖乖，幸亏还没动手。否则，这事可不好收拾。
孔祥熙和宋子文旋又各开出一张支票，他们拍拍一直笔直站立着的戴笠的肩膀，换过一副笑脸：“戴老板，心里没鬼不必紧张。哦，中国银行和财政部各支援你一些经费，可要注意用在对付日本汉奸方面。自己派系之间的事要往长远想，别太死心眼了。今天失势说不定明天又会得势，委员长今天喜欢的人明天说不定就要倒台。给自己留条路嘛。”
“是是，我一定关照下面的人，保护好孙夫人的安全。至于其他方面，二位有什么人不放心，也尽管吩咐，我是绝对照办的！”
以后，不管蒋介石怎么催，戴笠抱定了主意，对孙夫人--我是不能听你的。出了事夫人一闹，你委员长也顶不住，还不得把我兜出去！再说，宋子文和孔祥熙面前也没法交待，那两位可是财神爷啊。他们要不给钱，我这军统也没法维持。
事后，孔祥熙又悄悄给宋庆龄说：“哎，我说你说话可得注意点儿啦，老惹他不高兴，把你抓起来怎么办？”
“抓吧，我等着他们抓呢，那样更好！”宋庆龄不在乎地说。
“唉，这……”孔祥熙连连摇头。
宋庆龄照样我行我素。
一次，董必武要返回延安，宋庆龄毫无顾忌地在自己家里为他举行欢送宴会。
当时，周恩来、邓颖超夫妇来了。冯玉祥、李德全夫妇，徐舜英等人也来了。
周恩来在席间纵论天下形势，并特别分析了华北战场的战绩，在座的大家倍受鼓舞，凝神细听。
此时窗外寒气逼人，壁炉里却炉火通红，映照着壁炉架上交叉放置的两株稻穗。跳跃的火焰映照得稻穗显出金黄的颜色，十分可爱。周恩来谈完后，李德全指着两株稻穗大声地赞叹说：
“你们瞧，多么好看啊！这两株禾穗简直像金子铸成的一样！”
宋庆龄笑着说：“该比金子还要宝贵呢！我们的国家自古以来就是农业立国，农民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年年五谷丰登，人民才有好日子过。在几万万农民的心目中，这饱满的禾穗不就比金子还好吗！”
周恩来此时也走过去，双手抚弄着禾穗说：“将来打下江山，人民坐了天下，一定要把这两株禾穗画到新中国的国徽上面去！”
大家一齐说好，并共同举起杯来，祝愿新中国早日诞生。
后来周恩来一直记着自己说过的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讨论国徽图案时，他又讲起了当年那段往事。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徽上，就有了两束丰收的麦稻穗。
抗战中，宋庆龄不遗余力地组织保盟举办各种募捐、义卖和义演活动，收入的钱物当时不仅用来支援边区，也用来赈济河南灾民、广东灾民和湖南灾民等；还帮助一批国统区的贫病作家渡过生活难关。当年艾芜、邵筌麟、黄药眠、端木宏良、司马文森、陈残云和孟超等进步作家都曾得到过宋庆龄的援助。
终于有一天，鞭炮响了起来，到处是喧天的锣鼓，中国人民经过8年艰苦的抗日战争，终于取得了胜利。日本侵略者宣布无条件投降。这是中国人民近百年来第一次反帝斗争的彻底胜利。
那天晚上，在孔家又举行了家人的大聚会，宋氏三姐妹互相祝贺胜利，她们碰杯、跳舞，欢乐通宵。但当看到蒋介石那副踌躇满志的样子时，宋庆龄不免心里又忧郁起来：仅有抗战的胜利，中国人民并不见得就有好日子过。要一个独裁的中国还是民主的中国，要一个黑暗的中国还是光明的中国，两个中国之命运的搏斗还要进行。她必须准备迎接新的斗争。当时她想，在抗击异族入侵的战斗中能够站在一起的自己的兄弟姐妹们，在未来关系国家前途的斗争中，还能继续站在一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