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氏家族全传
1．兵谏华清池
1936年12月4日。洛阳机场。
蒋介石在结束了“洛阳50祝寿”庆典活动后，于当日再度飞赴古都西安。时任西北“剿共”副总司令的张学良，也于当日陪同蒋介石同机返回西安。本来，蒋夫人宋美龄也应陪伴丈夫同往西安的，只因那几日她身体不适，正欲赴上海治病，故蒋介石未允其与之同行。
张学良则是两日前自西安飞抵洛阳的。
张此次飞洛面见蒋介石，本是要向蒋说明西安情形紧急，恐生变故，并请蒋介石移驾古都临机处置的。不想见面后，两人话不投机，再度因为“剿共”抑或“抗日”等问题发生激烈争执。当时，张学良恳请蒋介石考虑停止“剿共”并同红军联合抗日，同时张还请求蒋介石释放刚刚在上海被捕的沈钧儒等“爱国七君子”。孰料蒋介石对张学良的一片忧国赤诚根本不买账，他声色俱厉地训斥张学良，当即令张学良十分难堪。尤其是蒋介石当着张的面仍顽固表示，他决不停止“剿共”，更令张学良齿冷心寒。那一日两人终致不欢而散。
当时在蒋介石看来，张学良是太性急，是幼稚“无知”，是根本不能领会他蒋某人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大政方针。此前几天蒋介石就曾在日记中慨叹道：
张学良要求带军抗日，而不愿剿共，此其作事无最后五分钟之坚定也。亦其不知作事应有段落，告一段落后，始可换一段落，始终本末其次之理，何其茫然，可叹。
蒋介石在日记中所谓的“张学良要求带军抗日”，指的是同年11月27日张学良给他写的一封《请缨抗敌书》。当时张学良在书中写道：
……今绥东战事既起，正良执受前驱，为国效死之时矣。日夕摩厉，惟望大命朝临，三军即可夕发。盖深信委座对于抗日事件，必有整个计划与统一步骤，故惟有静以待命，无须喋陈。乃比大军调赴前线者，或已成行，或已到达，而宠命迄未下这于良。绕室彷徨，至深焦惊。每念家仇国难，丛集一身，已早欲拼此一腔热血，洒向疆场，为个人洗一份前想，为国家尽一份天职。昔以个人理智所驱与部属情绪所迫，造经不避嫌忌，直言陈情，业蒙开诚指诲，令体时机。故近月来，对于个人或部属，均以强制功夫，力为隐忍，使之内愈热烈，外愈冷静，以期最后在委座领导下，为抗日之前驱，成败利钝，因所不计。今者前锋既至，大战将临，就战略言，自应厚集兵力，一鼓而挫敌气，则遣良部北上，似已其时；就驭下言，若非即时调用，则良昔日之以时机未至慰抑众情者，今已难为曲解。万一因不谅于良，进而有不明钧意之处，则此后统率驭使，必增困难。盖用众必有诚信，应战在不失时机，凡此种种，想皆在洞鉴之中。伏恳迅颁宠命，调派东北军全部或一部，克日北上助战，则不独私愿得偿，而自良以下十万余人，拥护委座之热诚，更当加增百倍……
以上张学良这封可谓披肝沥胆的《请缨抗敌书》送至当时蒋介石在洛阳的行辕后，得到蒋的反应竟十分冷淡。蒋介石仅在张的《请缨抗敌书》上批了区区六个小字：“时机尚未成熟”。当即搞得张学良是耸肩摊手哑然无语，可谓绝望已及。
尽管如此，当时蒋介石心下还是清楚地意识到，西安的情况特别是东北军的动态，已不可等闲慢怠，掉以轻心。因为那一段时间里，戴笠的特务系统已不止一次地跟他汇报过东北军和西北军在陕北前线同中共的红军之间实际上的休战状态。虽然，蒋介石最初听了汇报后尚不以为然。他自信地以为，张学良暨东北军不过是因为东北家乡沦陷后的抗日复仇心切，为意气所动，才受了共产党的蛊惑。但毕竟夜长梦多，蒋介石也担心拖延时日激出变故。所以这一次尽管同张学良又吵得挺凶，但他还是决定再度飞临西安古都，亲自出面安抚东北军和西北军，以求最终“统一军心”，完成他那蓄谋已久的反共大业。当时蒋介石的心情，在他赴西安前一日的日记中亦有所流露：
东北军之真心，为察绥战事而动摇；亦剿赤之举，几将功亏一篑。此实为国家安危之关键，故余不可不进驻西安，以资震慑，而挽危局……
12月4日午后，蒋介石飞临古都西安。
那一日西安刚刚落过一场大雪，气温骤降。在凄紧的寒风中，蒋介石瞥见机场外面聚了一群东北军的年轻军官，正等着要跟他请愿呢。青年军官们的要求简明扼要，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当即蒋介石心下不免一沉，似有一种不祥之感倏地掠过。尽管内心十分不快，但蒋介石毕竟是蒋介石，作为一世枭雄，应付这种场面对他还是不难的。当时蒋介石和缓下面孔，吩咐转告那些请愿军官：所有的意见可以通过他们的张学良长官转呈给他。旋即蒋介石在张学良等人陪同下，驱车前往下榻地--临潼华清池。不过，坐到车里后，当着张学良的面蒋介石却变了脸色，他要求张学良严厉处分机场上那群请愿军官。在蒋介石看来，军人应该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动辄向上峰请愿简直是目无军纪，这是他蒋某人绝对不能容忍的。
临潼华清池，位于西安东郊的潼山脚下，系一千多年前唐朝皇帝李隆基恩宠贵妃杨玉环的风流所在。当年著名的唐朝大诗人白居易曾有名句形容：“温泉水滑洗凝脂”，“侍儿扶起娇无力”。就中可以想见，华清池的昔日荣华，是何等的空前绝后。
蒋介石此次飞抵西安后，立即与张学良和杨虎城二位将军摊牌：要么张学良的东北军以及杨虎城麾下的西北十七路军同意留在陕北继续“剿共”，要么就将东北军调往福建、十七路军调往安徽。与此同时，蒋介石将其军政大员陈诚、卫立煌。蒋鼎文以及樊格甫、万耀煌等人，调集西安，召开西北“剿共”会议。在这次会议上，蒋介石旧调重弹，坚称其“剿匪已到最后五分钟成功之阶段”；对张学良和杨虎城的抗日请求，则再次诡称“时机尚不成熟”；并反复兜售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主张。会上蒋介石还任命蒋鼎文为“剿共”司令、卫立煌为前敌总指挥；并立即调中央军嫡系部队计20个师约30万人进驻陕西。同时，为切断东北军、西北军和中共红车的联系，蒋介石还调胡宗南的第一军向陕北靠拢以监视东北军和西北军。当时蒋介石的意图是，如能威逼张学良和杨虎城继续进攻陕北红军当然最好；而万一张、杨不听招呼，则利用其中央军大军压境迫使东北军和西北军出陕并分离，以期相机解决。可以说，当时蒋介石对东北军和西北之十七路军的本意，是包藏了一定的祸心的。
因此，对于蒋介石当时的这种倒行逆施的安排，张学良和杨虎城二位将军当然是无法接受的。于是，双方之间的矛盾再度激化。
本来，张学良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以来，屡屡被蒋捉弄带蒋受过，可说吃尽了蒋介石当面是人、背后是鬼的苦头。尤其令张学良无法忍受的是，1935年秋他受蒋驱使，率部人陕北与红军作战以后，仅数月时间便损兵折将，致使东北军遭到沉重打击。而就当此际，一向说得比唱得还好听的蒋介石，不仅没有考虑给东北军弥补损失，反却授意何应钦取消了东北军被歼灭的部队番号。终于，张学良认识到了蒋介石的狼子野心，并开始迷途知返了。恰逢此时，毛泽东率周恩来等12位红军将领，发出了致张学良等东北军全体将士的公开信。当时中共提出的“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打回老家去”等口号，在东北军官兵中引起强烈反响。于是，内战首先在陕北前线、在东北军和红军之间打不下去了。
与此同时，亦在内战中苦苦寻求出路的驻西北十七路军总指挥兼西安绥靖主任杨虎城将军，也在共产党员南汉高等人的影响下，开始积极主张停止内战、抗日救国。就这样，截至1936年春天，在陕北前线的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均已结束了同红军的对峙状态，并实际上建立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统一战线。
前述情形也便就是蒋介石刚愎自用、尚未意识到自己已经身处的危险处境。
1936年12月7日，张学良再一次面见蒋介石，陈述其“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主张。但面对张学良慷慨激昂以至痛哭流涕的最后诤谏，蒋介石竟半句也听不进去。最后，他居然拍起了桌子，大骂张学良“年轻无知”；并声称：“你就是拿枪打死我，我也不能停止剿共！”至此，张学良原本对蒋残存的最后一点期望，也就彻底破灭了。恰巧在这个时候，又发生了一件令张学良更加悲愤莫名的事件。可以说，这件事是几天后爆发的“西安事变”的催化剂和直接导火索。
1936年12月9日，西安市为了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爆发了大规模的爱国游行示威。当时，示威的进步学生和广大群众徒步自西安市内向临潼华清池蒋介石的行辕进发，要求蒋介石立即停止内战，答应抗日。蒋介石获知此事后，公然调动军队准备血腥镇压，并命令当时正在华清池的张学良“用武力制止”。鉴于情况万分危急，张学良立即驱车赶至十里铺拦阻游行队伍。当时在游行队伍中，有不少东北流亡学生，人们一见是张学良来了，竟情不自禁地高呼：“我们愿意为救国而死，让我们前进吧！”其情其景，甚是悲苦，当即感动得张学良热泪盈眶。他无比悲切地向示威学生劝道：
我可为你们的代表，有话可以代达；同时我亦可为委员长的代表，可酌量考虑你们的要求……在一星期内，我准有满足你们心愿的事实答复你们！
张学良安抚回去了游行示威的学生和群众后，旋于第二日又来到华清池向蒋介石作最后一次努力，但结果仍是不欢而散。不仅如此，蒋介石还变本加厉，大动杀机。他严令张学良和杨虎城抓捕西安抗日青年，镇压人民群众的抗日爱国行动。
于是，西安这座处在极度忍耐之中的历史名城，仿佛一座行将爆发的火山一般，山雨欲来风满楼。张学良和杨虎城二位将军，此时终于忍耐到了极限。激忿之中他们感到，是蒋介石把他们和东北军、西北军退到了悬崖尽头。不仁不义者，蒋介石是也。于是，一个酝酿心中已久的空前大胆的想法，被两位将军不约而同的想到了。张学良和杨虎城决定：
兵谏蒋介石
1936年12月12日凌晨，张学良和杨虎城在新城大楼十七路军总部下达兵谏命令。旋即在张学良的侍卫营长孙铭九的率领下，东北军的一个骑兵旅和一个卫队团迅速包围了临潼华清池蒋介石的行辕。一时，骊山脚下枪声大作。蒋介石的卫队虽作了顽强抵抗，却终归寡不敌众，蒋介石的侄儿暨宪兵第三团团长蒋孝先以及20余名卫兵当场被击毙。蒋介石则在混战中仓皇出逃，但亦很快被孙铭九带人捕获，并押送至西安城内杨虎城的绥靖主任公署新城大楼。
与此同时，蒋介石在西安的随行大员陈诚、陈调元、蒋鼎文、蒋作宾、钱大钧、朱绍良、卫立煌、邵元冲、万耀煌等人，也在西安被张、杨所部软禁起来。其中，邵元冲因越窗出逃未遂，被击毙。
这便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又称“双十二事变”）。
后来当蒋介石脱险之后，曾专门著了一部《西安半月记》。其本意当然是要为自己强词夺理并伪饰狼狈，但文中基本记述了当天蒋介石本人在华清池沦为阶下囚的具体经过。兹摘录如下，以立此存照：
叛部乃四出搜索，经过余所在之穴前后两次，均未为所发觉。忽闻距余二三丈外之地，有与叛兵厉声争执者；察声，知为孝镇。时叛部搜索益急，闻岩穴上叛兵相语日：“此间有一服便衣者，或即为委员长也。”另一叛兵日：“姑先击以一枪再说。”又一叛兵呵止之日：“不要胡闹！”余乃抗声答日：余即蒋委员长，尔等不得无礼！如尔等以余为俘虏，则可将余立即枪杀，但不得稍加侮辱。”叛兵称不敢，向天空发枪者三，高呼：“蒋委员长在此矣！”旋孙铭九营长来前，向余长跪而泣，连言：“请委员长下山。”余乃知围攻行辕者，为张之卫队第二营也。孙随护下山，至华清池行辕前。余欲入内稍慈，见门内物件纷乱，尸体枕藉。孙坚请余登车入西安，谓：“委员长所居之室，已凌杂不可居，营长奉上官命，请委员长入城。”余命孙：“找尔之副司令来！”孙日：“副司令在西安相候。吾人非敢对上官叛变，实对国事有所请求，将面陈子委员长，望委员长接纳吾人之所请。”余怒斥日：“叛逆狂谬至此！无多言，欲毙余，则速毙余可也！”孙与第一零五师第二旅旅长唐君尧又向余敬礼，请登车入城。余欲见汉卿询其究竟，遂登车行。
孙铭九与唐君尧旅长既扶余登车，夹坐余之左右；另一副官坐车前，即张汉卿亲信之侍从谭海也。车向西安城直驶，经东关，遥见张汉卿之车，唐旅长谓：“副司令来矣！”既近，实非张，乃来传令送余至何处者。唐旅长询前坐之谭副官：“送委员长至何处？”副官答：“新城大楼。”新城大楼者，即西安绥署，杨虎城所居，余闻而大疑，以围攻叛变者为东北军，何乃送余至杨处？时车已近东门，见守卫兵士均佩“十七路”臂章，余更为骇异。继思昨晚约宴客各将领，虎城未到，必以先赴张宴，为张所给，被其扣留。更念中央在西安之高级将领，必为其一网打尽矣。顷所见佩“十七路”臂章之兵士，疑系张部将第十七路军留西安部队缴械后，褪其军衣而令东北军服之，以掩人耳目者。盖虎城参加革命之历史甚久，亦为本党之老同志，信其不致附和叛变也。既入城，唐君尧旅长向余喟然叹日：“委员长鬓发渐白，较二年之前我等在庐山受训时，苍老多矣！国家实不能一日无委员长！只是看西安城内之繁荣景况，与二年之前大不相同，非委员长主持西北建设，易克臻此？甚望委员长善自珍重！”余未及答。
十时，抵新城大楼……移时，绥署之“特务营”营长宋文梅来，孙铭丸以护卫之责交付于宋而去。
1936年12月12日傍晚，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联名通电全国，申明“西安事变”逮捕蒋介石理由，其电文内容大致如下：
“东北沦亡，时愈五载，国权凌辱，疆士日蹩，淞沪协定，屈辱于前；塘沽、何梅协定，继之于后。凡属国人，无不痛心-…?我中枢领袖，应如何激励军民，发动全国之整个抗战。乃前方之守土将士浴血杀敌，后方之外交当局仍力谋妥协。自上海爱国冤狱爆发，世界震惊，举国痛愤。爱国获罪，令人发指。蒋委员长介公受群小包围弃绝民众，误国咎深，学良等涕进谏，屡遭重斥……学良等多年袍泽，不忍坐视，因对介公作最后之诤谏，保其平安，促其反省。我西北军民，一致主张如下：
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
二、停止一切内战；
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
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
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
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之政治自由；
七、切实遵行总理遗嘱；
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前述电文内容，就是后来以“八大纲领”著称于世的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的政治主张。大约与此同时，张、杨二位将军也将“西安兵谏”的情况及其“八大主张”，通报给了时驻陕北保安的中共中央。
同时，张学良还专门致电蒋夫人宋美龄，申明自己“生平从不负人，耿耿此心，可质天日……”并请宋美龄放心，他绝不会加害蒋介石。
随即，张学良又召集“西北剿总”全体将领训话，陈明他与杨虎城此次发动“西安兵谏”的缘由。当时张学良情词恳切地讲道：
我内心不愿作剿匪工作，在外侮日近的时候，用枪来打自己的人，我万分的难过！我曾同蒋委员长讲过几次，可惜我的嘴太笨，总未能尽其辞……我们对蒋委员长绝对没有私仇私怨，我们绝不是反对蒋委员长个人，而是反对他的主张和办法。如蒋委员长能放弃过去主张，毅然主持抗日工作，我们马上绝对拥护他……
从前面张、杨二位将军一系列电文内容以及张学良的讲话内容来看，他们发动“西安事变”的本意，的确是以国家民族的利益为重，忠心耿耿，“可质天日”。然而，在当年那样一个黑白颠倒、暗无天日的社会里，好人却实在是太难做了。面对张学良和杨虎城的一片磊落和赤诚，蒋介石及其当时南京政府的众多宵小们，最初却作出了极其令人失望的反应。先是蒋介石，于“西安事变”发生后煞有介事地写了一份“遗嘱”，要张学良转交其夫人宋美龄。“遗嘱”中蒋介石写道：
美龄吾妻：余决心殉国，经国、纬国吾子即汝子，望善视之。蒋中正。
1936年12月12日晚间，南京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委员会召开紧急会议。会上以冯玉祥、孙科、李烈钩等人为一派，主张谈判解决西安发生的事变，并认为任何针对西安的军事行动，都可能首先危及蒋介石的生命。而另一派则以戴季陶、居正、吴稚辉、何应钦等人为主，坚决主张以武力讨伐西安所谓的“叛逆”。当时，双方针锋相对，唇枪舌剑，互不相让。但最终还是主张“讨伐”的一派占了上风。最后，会议作出了以下决定：
一、张学良应先夺本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所部军队归军事委员会直接指挥。
二、张学良背党叛国，送中央监察委员会议处。
三、行政院由副院长孔祥熙负责。
四、军事委员会常委改为5至7人，并加推何应钦。程潜、李烈钧、朱培德、唐生智、陈绍宽为该会常委。
五、军事委员会由委员长及常委负责。
六、关于指挥调动军队归军事委员会常委兼军政部长何应钦负责。
自12月13日开始，在何应钦力主下，南京政府开始调动军队准备西征。何自任“讨逆军”总司令，并四处叫嚣“不惜玉石俱焚”也要“征讨”西安所谓的“叛逆”。同时，国民党空军亦开始在渭南、华县一带实施轰炸。不惟如此，南京政府当时还将发自西安的一切消息都封锁了，并唆使其御用宣传机构大肆制造谎言。于是，西安的真实情况被掩盖了，张、杨二位将军的“八大救国主张”也鲜为人知，西安“兵谏”方面与南京政府之间，再度陷入僵局。一时间，中原大地密布战争阴云，中华民族再一次面临空前的战争威胁。
当此之际，力主和平的宋美龄及宋子文兄妹，相继返回了南京。
2．宋庆龄的最初斡旋
蒋介石西安被扣，全国人心大快，一时间许多地方群众上街游行庆祝。
多年来一直同蒋介石反动政策作着英勇斗争的宋庆龄，当时正在上海，但她的寓所立刻也成了紧连风暴的又一个中心。
当时，宋庆龄的外国朋友格雷尼奇和妻子格雷斯很快来到宋庆龄家里。他们是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时期的战友，曾一起同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和迫害革命者的罪行作过英勇斗争；也因此受到过蒋介石的迫害，特别是几年前杨杏佛被暗杀，使他们共同遭受了极大的伤害。此时格雷尼奇兴奋地同宋庆龄谈论着蒋介石被抓的消息，并且提议为此干一杯。宋庆龄欣然同意：“好，我们为此干一杯。不管下一步事态如何发展，这都是一件大好事。张学良和杨虎城舍得个人一身剐，把蒋介石抓起来，必能推动全国抗日大趋势的形成。”
而此时，蒋介石的心腹爪牙们，则像输红了眼的赌徒一样，疯狂地要到处杀人，制造混乱。
一天，歹徒们给宋庆龄寄来了一封恐吓信，信里竟是几粒闪着寒光的子弹。
宋庆龄当即轻蔑地一笑：“流氓！”
女仆战战兢兢地问：“夫人，我们怎么办？”
宋庆龄昂起头道：“不必理它2如果几粒子弹就能把人吓倒，蒋介石早当皇帝了，还会被抓起来？”
宋庆龄此刻的脑海里，正进行着一场也许是有生以来最激烈的思想斗争。
宋美龄又打来电话，哀求二姐无论如何帮助挽救丈夫蒋介石的生命。在电话里，宋美龄不禁声泪俱下。但究竟怎么办，她还一时拿不定主意。倒是后来宋美龄谈到南京的一些情况，引起了宋庆龄的深思。
电话中宋美龄说，南京政府要员们在商讨如何处置“西安事变”时，有人认为张、杨的主张有道理，表示赞成；甚至有人主张为了蒋介石的安全，应该考虑答应张、杨的八项要求。但也有一伙亲日派却打着营救蒋介石的幌子，主张对张。杨进行武力讨伐，甚至派出飞机要去轰炸西安。这明明是要置委员长于死地，或者逼张、杨加害委员长，甚至可能让委员长死于自己空军的炸弹之下。当时宋美龄说，她曾痛斥那些主张讨伐的人，谁知那些以往在她面前像孙子一样乖的人，比如何应钦，眼下竟然翻脸无情，侮辱她头发长见识短，只知有丈夫不知有国家。真是世态炎凉呀！危难之际各种人的真面目都暴露出来了。倒是有些老蒋过去对不住的人，肯为他说话。宋美龄说，南京现在已乱成一锅粥，各种势力都在蠢蠢欲动，尤其是亲日派的行动令人担忧。宋美龄承认，要只从以往观点考虑，蒋介石的生死固不足惜；只怕蒋介石一死，南京政府中亲日派的力量崛起，中国可就要亡于日本人之手了……
正是宋美龄讲到的南京政府中亲日派的活动，引起宋庆龄的警觉。要说像蒋介石这样的人，其生也罢死也罢，本是无足轻重的。只是日本帝国主义正在对中国虎视耽耽，随时都可能发动大规模侵略。要是蒋介石的生死问题被人用来做另外的文章，以此为借口挑动起中国军队内部的混乱和对抗，从而让异族的敌人尽得渔翁之利，那此时蒋介石就死得不是时候了，倒不如……
宋庆龄第一次感到，眼下这个问题竟如此令人头疼：感情、理智、姻亲、恩怨、民族、国家，纠纠缠缠，竟是那般地复杂和绞扯。
就在这时，宋庆龄收到第三国际的电报，电报中要求宋庆龄做工作，保证蒋介石的生命安全。虽然措词的语气令人难于接受，但宋庆龄结合宋美龄谈到的南京情况，猜想也许他们掌握国际间更多的情报。那么就不能让蒋介石一个人的死再给国家民族带来灾难。于是，宋庆龄在和中共中央联络后，渐渐定下心来。她决定以国家利益为重，把以往的恩怨放下，自己出面进行斡旋以争取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并借机推动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
宋庆龄在13日作出了去西安的决定。胡子婴听说宋庆龄要去西安，不免有些疑惑不解地问：“这个时候，夫人何必要亲自去西安呢？张、杨既然把蒋介石捉了起来，还处置不了他，还怕他跑了不成？”
“不，我到西安，是要劝说张学良释放蒋介石。”宋庆龄知道胡子婴刚才没有明白自己的意思。
而胡子婴更奇怪了：“夫人一贯鄙视蒋介石。自从他背叛革命以来，百折不挠地同他斗争了10年，今天张学良把他抓起来，这也是我们的胜利，夫人应该高兴才是，为什么反倒要去救他呢？”
“是的，为了营救‘七君子’，我要求张学良对蒋介石做工作，甚至也敦促他采取一些实际行动。张学良这样做，是符合我的本意的。但是现在情况又有些不同了，何应钦等亲日派唯恐中国不乱，正阴谋发动更大规模的内战。如果现在张、杨二位将军杀了蒋介石，不但同红军的战斗不能停止，全国的军队都可能被卷人内战。那样，日本侵略者就会长驱直人。如果要付出那样的代价，现在杀一个蒋介石就不值得了。”
胡子婴终于明白了宋庆龄的良苦用心，她立即表示愿意随宋庆龄一同到西安去。
于是，她们先到了拉斐德路何香凝的住处，约何香凝一同前往西安。当时何香凝身体不适，正在床上休息。听了宋庆龄的介绍，她也马上表示不顾自己身体有病，要同宋庆龄一起前往。
从何香凝家回来，宋庆龄又安排胡子婴抓紧时间，趁银行打烊之前取出一笔款子，以备作路途之用。
一切都安排妥当，只等成行了。但不料当时南京政府中把持了实权的人却只愿派出轰炸西安的飞机，而不肯派出前去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飞机。
结果，宋庆龄前往西安的斡旋最后没有成行，但她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观点，当时已晓谕各方了。
3．蒋夫人痛斥何应钦
最初，南京政府得到蒋介石被扣的消息，犹如晴天霹雳，一时四方哗然。但很快，就有人哭有人笑，政府内一种暗隐的反蒋势力抬头，于是各种矛盾交织在一起--哭的哭不出声，笑的笑不出声；再加上街头谣言四起，当时简直是一塌糊涂。
事变爆发时，孔祥熙、宋蔼龄和宋美龄等正在上海。
当天下午3点多钟，正在香港的宋子文从机要秘书手里，接到一份何应钦打来的绝密电报：“西安有兵变，委员长在何处，尚未查明，已派飞机前往侦察。”一个小时后，宋子文又接到南京政府财政部秘书的绝密电话，转告了当天张学良致宋子文和孔祥熙电报的主要内容。
闻此消息，宋子文的心情极为紧张和沉重。
他为“兵谏”的突发感到震惊，也为蒋介石的安危而感到恐惧。虽然他与蒋介石有过恩恩怨怨，但共同利益还是把他们捆在一起。当时他考虑了好一会儿，才拨了一个电话告诉秘书，准备次日晨乘飞机回上海然后转南京。
那天，宋蔼龄也风风火火地跑来找孔祥熙。宋蔼龄手上拿着电报，看了一遍后也愣了神儿。片刻她才问道：“小妹知道了吗？”
“她的电报在我这儿，还不知道。”
“小妹要是知道了，会很伤心的。你要想好了办法以后，再告诉她。”宋蔼龄提醒道。
“是的，小妹的脾气我是知道的。”
“此事不能瞒她。”
“听说南京的情况很乱。”
“我知道了。这一切都要给小妹讲清楚。”
针对面前的复杂情况，当时夫妇两人又商量了一会儿。
当天傍晚，孔祥熙在宋蔼龄的伴同下，驱车直驶宋美龄住宅。
此刻，宋美龄正以航空事务委员会主任的身份召集会议，讨论改组“全国航空建设会”一事。当听到孔祥熙说“西安发生兵变，委员长消息不明”时，如同晴天霹雳一般，宋美龄顿时惊骇万分。当即宋蔼龄急忙上前劝慰。经过紧急商议，他们决定第二天清晨即返南京，并约蒋介石的顾问澳大利亚人端纳同行。
当天深夜，经过苦心斟酌，孔祥熙给张学良发出了事变爆发后的第一封电报：
急！西安张副司令汉卿吾兄勋鉴：密。
顷由京中电话告知，吾兄致弟一电，虽未读全文，而大体业已得悉。保护介公，绝无危险，足微吾兄爱友爱国，至为佩慰！国势至此，必须举国一致，方可救亡图存。吾兄主张，总宜委婉相商，苟能有利于国家，介公患难久共，必能开诚接受，如骤以兵谏，苟引起意外枝节，国家前途，更不堪设想，反为仇者所快！辱承契好，久共艰危，此次之事，弟意或兄痛心于失地之久未收复，及袍泽之环伺吁请，爱国之切，必有不得已之苦衷。尚须格外审慎，国家前途，实利赖之。尊意如有须弟转达之处，即乞见示。先复布意，候明教。
弟孔样熙叩
这封电报，态度比较委婉，措辞比较谨慎，但却反映了宋氏姐妹和孔祥熙等人对事变的基本看法。
而此际在南京，对于国民党的军政大员来说，12月12日晚上也是一个紧张而恐惧的不眠之夜。
第二天，中央大员齐集何应钦的官邸，正召开着中央临时紧急会议。
会上大家议论纷纷，莫衷一是；有的主张讨伐，有的坚决反对。不对，渐渐地讨伐派占了上风。
孙科讲道：“不要紧张，不要紧张。有冯副委员长在此，应当请他表态。”
何应钦瞅了一眼冯玉祥摇头道：“当然这个事情事关重大，应当仔细商量再说。不过，以我之见，应该立派飞机去轰炸西安，以惩叛逆，这才是上策！”……正说话间，宋美龄等人一头闯了进来。
当即宋美龄哭着向何应钦问道：
“何总司令，一切的事情我都知道了！现在我来问你，你这样做是何用意？假使发动战争，你能善其后么？你能救出委员长的生命么？我现在老实告诉你，你这样做简直是想谋害他！”
何应钦一听，脸色大变。
宋美龄扳着面孔继续讲道：“幸亏是你在领导……要是旁人，我一定当他是异党分子看待！何总司令，这是可以闹着玩的事么！一旦出了干系，连你也跑不了！”
当下何应钦一个劲儿搓手，皮笑肉不笑道：“那么照夫人的意思，应该……应该如何……”
“应该停止军事行动！”宋美龄斩钉截铁：“你必须马上停止讨伐！你必须用尽一切办法，把委员长救出来！而且要把他活着救出来……”
“夫人，”何应钦作为难状，同时也在推卸自己的责任：“讨伐这是会上大家通过的，不是一两个人的意思。”
“Damn！”宋美龄连英语骂人的话也急了出来：“要不，你就重新召开会议，我和子文、祥熙都出席！”她讲此话的弦外有音是：“免得让你为难。”
“不不不，”何应钦仍是一脸笑：“夫人不必劳驾。救出领袖，是我们大家的责任。”他狡猾地试探道：“但今天已经通知20个师出发了！”
“20个师也得马上调回来！”宋美龄冷冷地说：“何总司令，你以为武力讨伐真有把握吗？你未免太乐观了！好多外国朋友告诉我，为这件事一旦发动大规模的战争，西北方面并不是孤立无援的。广东、广西、云南、湖南、四川、山东、河北、察哈尔、山西、绥远和宁夏等各地的军事政治负责人，眼下都在相机而动；并且可以确定，他们没有一个人愿意花气力帮助你发动战争……也许，到时候他们全会跑到张、杨那方面去！”
“这个……”何应钦讪讪答道：“这个问题我们也曾研究过，戴笠那边可以派人前往各地设法收买……”
“收买？”宋美龄冷笑道：“别做梦了！现在他们每个人都想在这次冲突中扩充势力，谁给你收买！”
“是的，夫人。”在宋美龄的咄咄进逼面前，最后何应钦不得不软了下来：“那么照夫人的意思，现在我们应该先做些什么？”
“派人到西安去！”
“这怎么可以？”何应钦假装吃惊：“那不太危险了么？而且西安附近已经开始轰炸。”
“我说过我要你停止一切战争措施！”宋美龄气得拍起了桌子：“我明天便派端纳到洛阳，转赴西安。子文也去，我也要亲自去！”
“夫人”，何应钦劝道：“我看夫人就不必去了。冯焕章副委员长愿意代替委员长做人质，就让他去一趟好了。”
“不！谁也代替不了我，我要亲自去。”宋美龄说一不二。
“实在太危险，你的安全……”何应钦还没有讲完，宋美龄道：“告辞了！”说完她望了何应钦一眼，匆匆穿上皮大衣，戴上白手套，扭头就走。
会议至此不欢而散。
然而何应钦会后并没有理睬宋美龄的一番话，而是继续调兵遣将，准备向西安张杨方面动武。
当天夜里，宋美龄又气呼呼地找上门来。
“何总司令，你怎么又下令进攻了？你真的要存心谋害委员长么！”
何应钦正一肚子没有好气，见宋美龄三番五次责问，也不禁发起火来。只见他把桌上文件一推，也气哼哼说道：
“你妇道人家懂得什么国家大事？！”
宋美龄冷丁吃了一惊，一时倒没有了主意。她退后一步冷笑道：“好！我倒要看看我们的何敬之先生能耍出什么花招！”她眉间一抬：“我实话告诉你吧，委员长并没有给共产党杀死！张学良刚才还发给我一个电报，欢迎端纳到西安去！怎么样？他没有死，何先生失望了么？”说罢，宋美龄把电报在头顶一摇，又扭头就走。留给何应钦的，是一阵“得得得”的高跟皮鞋声。
何应钦却怔住了。怔了片刻，就见何应钦一个箭步抢出去，正好追上宋美龄钻进汽车。何应钦强颜欢笑，挥挥手道：“夫人，不送了。领袖很安全，这真是个好消息。”他话犹未尽，宋美龄的小车已经“呜”地开走了。
宋美龄回到自家官邸，端纳等人已在等候。当即宋美龄把皮手套一摔，自有侍卫上前帮她脱下大衣。只见她并不往沙发里躺，却走到写字台边，提起“三A”美式钢笔写了一封信。然后她挨着端纳坐下问道：“我写给委员长的，您以为把这封信放在身上不会有危险吗？”
端纳点点头：“绝对不会。我是张学良在东北时的顾问，私人关系不错。不过请夫人告诉我，您是怎样写的？当然我很清楚，夫人是这样聪明的一个人，信上不可能说些什么的。”
宋美龄点点头念道：
“汉卿等要求抗日，而我夫予以当面拒绝，确属不该，现在果然闹出事来，希望能圆满解决。端纳先生到后，请与他多面谈，他还是有真知灼见的。我及子文等，不日也将离京飞秦，但应以端纳先生此行结果如何而定。至于南京，眼下南京是戏中有戏……”
“嗯嗯。”端纳点头道：“这封信写得很好，对于我一点危险都没有，而事实上您已经说了不少话，相信委员长一定会同我长谈的。”端纳伸出手同她握着：“那这样吧，我明天一早就走。从西安这两天情况看来，委员长的安全大概没有问题，夫人不必听信谣言了。”
宋美龄道：“这个眼下我倒很放心，如果他们已经杀死了他，绝对不会再要您这个外国人去的，这个我明白。我现在不过是担心飞机乱炸误事，担心军队开进去要出事！我一直有这个顾虑，顾虑委员长的生命倒不是结束在中共红军或者张、杨手下，而是结束在……”她一顿瞧着端纳：“您应该明白！”
“是的，夫人。”端纳吻着她的额角？“我明白，您放心！只要我一去这事情好办。我早已看清楚了，中共和红军根本没有参加这次兵变，问题远较南京的谣言简单。我去了！”
宋美龄点点头，伸出手去。端纳调侃道：“我去了，这是一件微妙的差使。”他指指自己的心口：“这是对我而言。”
宋美龄笑了。她在长窗边扶着绒窗帘目送端纳钻进汽车，却又见陈布雷拢着双手，匆匆来到客厅。
“陈先生，”倒是宋美龄先开口：“我看您面色不好，不舒服么？”陈布雷几次三番忍着眼泪，欠身答道：“夫人，您好！我是不舒服，接连两天没有睡着，失眠的老毛病又发作了。”
“呵！”宋美龄以为他有什么重大消息，见他这样说，也透了口气，接着往沙发上一坐：“陈先生在吃药么？”陈布雷连忙答道：“正在服用胚胎素。实在托福，这胚胎素效果不错。”接着他连忙问道：“夫人，西安方面有什么消息没有？”
宋美龄反问道：“西安情形还好，倒是您听到些什么了？这几天的谣言，简直是……”
陈布雷一拳擂到沙发上，愤愤地说道：“夫人，真是一言难尽啊！中政会应该是最高权力机关，可是代秘书长恰好不在南京，一切会务等等，我不得不以副秘书长的身份处理。可是--难啊，中政会正副主席都不在时要不要开会？怎么开法？都得取决于几位院长，可是这几位院长往往甲是乙否，莫知所从！于院长闲云野鹤，从不问事；剩下戴、孙两位院长，意见往往不能一致。甚至有一次几乎动武……”
“唉！”宋美龄叹气道：“这真难为了您，那您这几天做了些什么呢？”
“我……”陈布雷揉揉心口：“我发动了报纸上的舆论，运用某方面的力量，在报上发表拥护中共讨逆立场；此外，我又同立夫、果夫和养甫联名试劝张学良；同时，我还代黄埔诸同志发出警告电文。”陈布雷说到这里有点头昏，脸色发白。
宋美龄立时吃了一惊，失声叫道：“侍卫官，陈先生有病，快送他去！”
陈布雷苦笑道：“不碍事！不碍事！”
宋美龄感到有些不耐烦，便下逐客令道：“既然没有什么大事，那就请陈先生回去休息吧！”
“不必不必，”陈布雷极力使自己镇静，恭恭敬敬立在一旁：“夫人，那布雷告辞了。现在我只有一句话奉告，这两天张季来找过我两次。他的消息不少，主要是说朝中有人主张讨伐，这回事有利有弊，但以委员长的安全为第一，望夫人镇静应付。此时此地，布雷实在无法作主。”说着，陈布雷的泪水夺眶而出：“夫人，布雷蒙介公垂青，万死不辞，无奈局势如此，使我悲伤！根据各方面的消息，张、杨和中共反而深明大义，这事情对外实在说不出口啊！”
“陈先生，”宋美龄开门见山地问道：“你是不是说何应钦别有阴谋？”
“夫人也知道了？”陈布雷大惊，一屁股坐在沙发上问道。
宋美龄笑道：“我早就看出来了，我明白！而且我已经请端纳先生带着我亲笔信明天一早飞赴洛阳，前往西安察看风声。何应钦的那点伎俩不会实现，大家尽可以放心。”
“夫人！”陈布雷顿时惊喜交加，涕泪纵横：“夫人真是了不起！布雷追随介公这么多年，里里外外，事无巨细，可说了如指掌。但这一次何敬之从中作梗，却使我毫无办法！”他边说边掏出一包安眠药片：“夫人，皇天在上，此心耿耿！如果介公有个三长两短，那一切都谈不上了，我也预备吞服一大包安眠药片追随介公。如今柳暗花明又一村，一切又有了希望，布雷又有重生之感了！”说罢他把安眠药片往痰盂中一掷，长揖而别：“夫人，布雷告辞了。今晚毋需安眠药片，托福可以睡一大觉。明天当振作精神，指导宣传部工作。夫人如有见教，请随时指示。”说完，陈布雷竟喜孜孜地走了。
当时，宋美龄日夜为丈夫耽心，陷入极度的痛苦之中。在这个关键时刻，她万万料不到已与自己疏于往来的二姐宋庆龄，却对她伸出了援助之手，实在令她感激落泪。
12月13日宋庆龄用电话通知孙科，叫他准备飞机，她愿意偕何香凝一同飞往西安；劝说张学良和杨虎城以大局为重，释放蒋介石。当时，宋庆龄的这个举动，顿时给濒于死亡的姊妹之情带来了转机。
宋美龄得知这个消息后，立即给居住在上海的二姐宋庆龄拨了个电话表示由衷的谢意。宋庆龄接到电话，也当即回电话让小妹不必着急。
1936年12月14日下午，端纳安全抵达西安。西安并不像他来前想象的那样可怕，到处是锣鼓喧天，且张学良亲往机场迎接了他。
当下二人暂短交谈一阵，张学良便带端纳去见蒋介石。
进屋后端纳直趋蒋介石，两人使劲握手。张学良立在一旁。寒暄之后，端纳连忙掏出钢笔拟了个电报，交给张学良道：“请你马上派人把这个电报发出去，希望今晚就能到达南京。”
“你这是……”蒋介石有些不解问道：“何必这么着急，我们还没有开始说话呢。”
端纳叹了口气道：“唉！委员长，说来话长。我这个电报是打给夫人的。我是受夫人的委托来的，上面只有一句话：‘我已经同委员长见过面了。’至于以后的电报，当然要我们商量后再发了。”蒋介石听了不禁一怔，问道：“难道……难道他们以为，我已经不在人世了吗？”
端纳尴尬地回答道：“总而言之，目前南京谣言满天飞，把西安说得一团糟，简直没法儿说了！”端纳随即从皮包里掏出宋美龄的亲笔信道：“委员长，夫人在南京一切安好，您别惦念。这是她给您的信。”蒋介石接过，忙不迭拆开，读到那句“现在南京是戏中有戏”时，蒋介石忍不住当着端纳和张学良的面竟咧嘴笑出声来。
“委员长，”端纳劝道：“现在一切都走上了正轨，不愉快的事情绝对不会有了。我先来报告前天的事，就是12日那天的情况……”于是端纳把南京政府尤其是何应钦如何主张讨伐轰炸西安的事说了一遍：“我同夫人的看法一样，这不是闹着玩的。但反对也没有奏效。倒是平素和您有矛盾的冯玉祥说了公正话，他大声疾呼反对动刀动枪。可是他手上没有权，也不能解决问题。谣言满天飞，没有人愿意来西安，愿意来的人何应钦又不让他来，于是我决定冒一次险。”端纳说罢长叹：“其中经过一言难尽，以后再说吧。我是先到达洛阳的，旋又接到张副司令的欢迎电报，今天便来到了。在洛阳时，我跟空军说过，如果你们一定轰炸西安，那么除了蒋委员长之外，现在又多了一个端纳，而且夫人、宋子文和孔祥熙他们说不定这两天也要来。我说你们炸吧！空军们说，那怎么能炸西安？不过这是讨逆总司令何应钦的命令……”此时蒋介石听得双目直瞪，眼睛里冒出火来：
“他们竟敢这样胡闹！”
“是啊！”端纳说，“自从前天出事以后，南京就千万百计使西安与南京之间的联系断绝，尽力不使全国民众获得这里的真相。譬如说，在夫人接到我刚才发出的电报之前，他们甚至还以为委员长已经死亡了呢”。
蒋介石忽地俯向书桌，半晌才又叹道：“汉卿只不过是想对我说话，有什么不可尽言的，却非要把我扣留起来，真是胡闹得岂有此理！”
张学良立刻把这几句话译为英语告诉端纳，端纳微笑道：“依我的看法，这几天是您最舒服的日子了，您不也是常常把人扣起来才对他们说话么？”
张闻言发笑，不愿意立即翻译给蒋介石听，端纳也尽管在笑。于是蒋介石追问：“他说什么？他说什么了？”
张学良只得说：“我不能把他的话译给委员长听，您将来回到南京再问他吧！”
“回南京？”蒋介石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似的：“此话当真？”
“只要您答应一个条件，也就是两个字：：抗日！’明天早晨我就派飞机送您回南京！”
“啊！上帝！”端纳像放下千斤重担似的轻松起来：“我这一次西安之行，成绩太美满了！”他奔过去执着蒋介石的双手：“委员长，我给您道贺，毋须多久，我们就可以回南京去了！”
1936年12月22日下午4时，西安机场。
三架“福克”式飞机呼啸着急速下降并滑向跑道。
随即，在头戴皮帽的东北军士兵护送下，宋美龄和宋子文一行驱车径向蒋介石的居处驶来。
那两天，蒋介石心里有事睡不着觉。他惦记着南京的代表何时来，自己是否马上可以“脱险”？听端纳说，夫人也要来，子文也来，这些是真的吗？……正在一阵朦胧之中，隐约听到飞机声，他神经质地爬起来，小心翼翼地对着镜子整理一番，准备迎接夫人和其他代表的到来。
蒋介石伸长脖子望着，就听门前的汽车声震天价响，一连串“敬礼”的口令声中，张学良一马当先大步走进来，后面一位全身黑色装束的女人紧跟着--蒋夫人宋美龄真的来了。
当时就见宋美龄、端纳、蒋鼎文、张学良、宋子文等一个个跟着进来。只见宋美龄走在前面略一端详，见蒋介石气色还好，于是立时奔了过来道：“大令，伤在哪里？给我瞧瞧。”
蒋介石淡淡地答道：“还好，回去再找个大夫吧。”
“啊--”宋美龄立刻皱眉道：“没有大夫替你看伤吗？”
张学良连忙接过去道：“有的，夫人。大夫每天替委员长换药、打针。”
“那就好。”宋美龄立刻又笑起来：“我知道你们不会亏待他的。”她边说边要大家坐下，东指西点犹如一个主妇似的。此时就听蒋介石低声问道：“你来干什么？这里很危险，不是个太平地方。”
“危险？”宋美龄耸肩摊手：“你不是更危险吗？可是你并没有少一条胳膊。”顿时室内响起一片低低的笑声。她再扭过头去问道：“大令，我这次来，你没想到吧？”
蒋介石微笑道：“我早知道了。”
“哦--”宋美龄一怔：“何敬之来过电报？”
蒋介石摇摇头：“今天早上做早祷，在耶里米亚第31章中说得明白，耶和华将由一位妇人之手显示奇迹。”
在座众人闻听一齐发出赞叹之声：“委座了不起，有先见之明！”
宋美龄瞅了一眼宋子文道：“瞧，有人还说他道行不深。今天你可亲耳听见的，他的确已经悟到了。”
这时，宋美龄把一个小东西放在蒋介石的手里。这东西很小，蒋介石握在手里，旋做出摸脸的姿势并顺势把手举到嘴边，然后把脸转向客人张嘴笑了起来。这是他没戴假牙出逃以。来的第一次微笑。原来，这一次来美龄带来了蒋介石备用的假牙。
稍坐片刻，张学良起身各辞。
于是蒋家夫妇同宋子文等人坐定，这才言归正传。首先由宋美龄把南京情形说了一遍，她在结束时说道：“我们今天在洛阳耽搁了一阵，已经命令空军千万不能轰炸西安，他们也答应了。陆军方面，眼下真正听从何敬之的也没有几个，他们还不致于发动大攻势。问题是夜长梦多，我们应该尽快离开西安返回南京，不让姓何的再搞什么鬼。祥熙这一次本来也是要来的，考虑南京情况，决定让他在家里守摊子。”
“那政府的正式代表是不会来了？”蒋介石不免有点失望，他沉吟一会说：“不过你同子文两个也足以代表政府了。对日抗战我口头上已经答应，明天他们会召集会议的。你们在会上，算是见证人好了。旁的我看也不致于有什么问题。”
“那你不参加了？”宋子文问蒋介石。
“我不参加有不参加的好处。参加了，有些事情事后我就不好说话了，反倒不利。谈判桌上，原则是放人，其他的你们看着谈。”狡猾的蒋介石，此时已经在为其日后翻案用了心计。而且实际上，日后他果然也是这样做的。
“他们真的会放你么？”宋美龄问。
蒋介石自信地点点头。
“南京三番五次传说你已经死了。”
蒋介石苦笑，半晌他透口气道：“子文，据你看，明天我们答应了这些，还有没有问题？”
“从我来到这里的情况看，我想不会有问题的。”宋子文道。
“好，”蒋介石以拳击桌：“那我们首先商量一下，如果他们提出条件，我们应该答应到什么程度，怎么答应，由谁来答应？一切要留有余地，不要把话说绝。”
据有关史料记载：
周恩来当时于24日晚同蒋介石会晤，当场主要是周讲话。由于他们当年曾经在黄埔军校共事，周对蒋以“校长”相称。蒋介石后来提到这次会见时说，周恩来是他认识的“最通情达理的共产党人”。后来，蒋介石还在另一场合感谢周恩来说：“你帮了我的忙。”蒋介石还提到周恩来当时为释放他而向西北军铁腕人物杨虎城说情，并且说服了杨虎城。当年周恩来就是以这种办法，拯救了蒋介石的生命。当然，周恩来是以中国共产党当时的政策为前提才这样做的，即要想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必须尽可能多吸收国民党右派参加。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当时只能争取蒋介石参加进来。后来的历史证明，这无疑是中国共产党当时极其英明的决策。
周恩来对当时中国国情的了如指掌，也给蒋夫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当时，谈判犹如疾风暴雨般激烈地进行着，桌上桌下，白天黑夜……直到同年的12月25日中午，宋子文、宋美龄与杨虎城和张学良之间，大体上才把蒋介石所答应的条件反复商量、斟酌完毕。当时宋家兄妹在谈判代表们面前无非是斩钉截铁地极力保证只要回到南京，一定可以使蒋介石实践诺言。而张、杨方面也讲得十分坦白，他们说并不是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实在是侍候蒋介石已非一日，对他的诺言不敢轻信。即使张、杨能够信任蒋介石，东北军和西北军中的高级军官们也都在表示怀疑；他们甚至向张、杨二人血泪陈辞，说如果不是存心出卖他们这些弟兄，就应该同宋子文等谈个明白，然后再放人……
25日那天，宋美龄到底在西安过了半天的圣诞节。虽然没有盛大的宴会和众多的贵宾，但上帝对他们来家也不能说不够厚爱了。
而蒋介石听说谈判结束了，心中倒反而嘀咕起来。他不是怕西北方面不让他成行，而是怕南京方面如张学良那天晚上告诉他的：“随时随地可能要他的命。”
那天下午蒋介石看看表，低声向宋子文道：“你问问他们，这个时候起飞，有无危险？他们有无保证？”
宋子文皱眉答道：“人家还向我们要保证呢。吵了这好几天，好不容易解决了，现在你又向他们要保证，万一再拖上几日，又拖出变化来，你说合算么？”
“这个……”蒋介石想了想支吾道：“晤，这个么……”
正沉吟间，张学良前来请示道：
“报告委员长，今天下午汉卿送你们一起走。为了欢送委员长，已经备下酒席，请委座、夫人和子文先生赏光。”
顿时蒋介石一怔，好像怀疑自己听错了似的：“你也去？”
“对，我和你们一起飞南京。我和夫人已经说好了，为表示我的诚意和我的赤心！”张学良道。
“这个…酒席嘛……你就说我身体不好，谢了吧。”蒋介石推辞道：“下午就要走，我……”
“是啊，”宋美龄在旁也央求似的：“我恨不得马上就能上飞机，今天晚上的南京，不知有多热闹哟！”
当天下午3时许，沉寂多日的西安机场又喧闹起来。
当即蒋介石一行人匆匆忙忙走向飞机。
蒋介石瘫在机上特意准备的沙发里，思潮起伏。从12月12日到25日，差不多半个月的时光，他曾为自己的生命安全及一生的事业而忧心焦虑，如今总算可以透过一口气来了。
飞机迎着朔风行进在西北高原上，掠过崇高的
秦岭，之后又迎来了巍峨的华山，紧接着伏牛山脉在望，渭水尽头的地面出现了巨蟒似的陇海铁路。眼前这些山川河流，乃至阳光云雾，不但引不起蒋介石的开阔之感，相反更使他感到不安。他默默地看了身旁的夫人宋美龄一眼。宋美龄此时正打开耳机听音乐。蒋介石不由得感慨起来：真是难得的第一夫人啊！是她平息了南京政府的内乱，也是她又一次挽救了自己的生命！
飞机在云层里穿行。宋美龄突然大声喊道：“我们不耽误回南京过新年哩！”
蒋介石终于也笑了起来。他一边笑一边对夫人说：“过新年，我送你一件最好的礼物！”
“什么礼物？”
“军事秘密。它的价值比生命更珍贵。”
“那是什么宝贝？”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这个礼物代表我的心呐。”
若干年后，蒋介石在私下会晤他的摘系官员时透露，在那次令人谈虎色变的“西安事变”中，是夫人给了他一条命。他和她没白做夫妻一场，并且他表示愿意来世再做夫妻。
4．子文内疚--蒋介石食言囚汉卿
当年南京的鸡鸣山是个风景秀丽的地方。
北极阁--宋子文的公馆就坐落在这里。其环境幽雅，山高林密，人称避暑的好去处。
因为宋子文在西安以个人身份担保张学良的人身安全，张学良送蒋介石返回南京后，就与宋子文一起居住在这里。
宋子文应该说是个有良心的人，虽到南京却始终惦记着自己在西安谈判时的承诺：一是答应西北军仍由张、杨负责指挥；二是张来南京5日即允其返回西安坐镇。
可是这些承诺在出尔反尔的蒋介石的眼里，却是一钱不值。
张学良一到鸡鸣山北极阁，军统特务便在这里层层设岗，把个偌大的北极阁与世隔绝起来。如其说是保护张学良的安全，不如说软禁他更好。
初来的几天，宋子文每天陪少帅下棋、玩麻将、打网球等，有时还陪他一起接待来客。
此时，西安方面要求蒋介石和宋子文兑现诺言，立即放张学良回西安主政。消息见诸报端，令宋子文心中十分不安。而蒋介石当时要求宋子文办的第一件事，却是示意张应有来京待罪的表示。张学良为了早日回到西安，立即写了一封向蒋介石请罪的信，信中表示：
凡有利于吾国者，学良万死不辞，乞钧座不必念及私情，有所顾虑。
殊不知这是蒋介石玩弄的鬼把戏。当下蒋介石假惺惺地在张信的批语中写道：
“已亲来都门，束身请罪……有尊重国法，悔悟自投之表示……应如何斟酌情事，依法办理，并特予宽大，以励自新之处，伏候钧裁。”
然后他将信转给国民党中政会和国民政府，以表明他不计前仇的大度。
张学良来南京第二天，蒋介石便对宋子文提出，要他尽快派人与西安方面联系，索还张、杨扣留的50架战斗机和飞行员等。余事再说。
宋子文立即照办。12月28日他召来阎宝航并作了交待：
“我与蒋夫人和张副司令已经商量好，请你去西安一趟，告诉东北军和西北军将领，张副司令几天内就回去。副司令有一封信带给杨虎城先生，让他把那批飞机放回来。抗战时还需要这批家伙，不要损坏了。”
“什么时候去？”
宋子文说：“我已经从上海包妥一架飞机，明天你就动身。”
“遵命。”
于是阎宝航于12月29日由上海飞往西安。
在西安，阎宝航受到了杨虎城等人的热情接待。
当即杨虎城问：“弟来何事？”
阎宝航答：“受蒋夫人、宋主任、张副司令员之命，特来此交涉那50架飞机和人员返回南京一事。”
说着他呈上了张学良的亲笔信。
“那张副司令呢？”杨虎城立即追问。
“情况不会有变。宋主任来前特意交待，几日内必回西安。请杨主任及东北军全体官兵不必过虑。”
“既然张副司令有命，飞机和人员的事情我们立即照办。”杨虎城又道：“不过，国共两党的共同抗日问题，还请转告委员长尽快落实。国难当头，不可有误。”
接着西北的将领又反复向阎宝航进谏，托他力促政府兑现诺言，免得夜长梦多，失去人心。
阎宝航当场保证：“不是签发声明了吗，我回去可以再向上峰汇报，决不贪污。你们还有什么话要说，我一同带回去。”
杨虎城说：“军中无主就要乱套，尽快让汉卿提前回来。”
就这样，阎定航顺利索回了被扣的飞机和人员，返回南京向宋子文复了命。
可是就在阎宝航去西安的当天，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第32次会议通过了将张学良“交军事委员会依法办理”的决议，并内定组织高等军事法庭会审，由李烈钧任审判长。
宋子文得知这个消息后，心急如焚。他多次向李烈钧详细询问此案的意见，并且一再流露出“请求为张缓颊”的意思。
12月31日，军事法庭开庭审理后，张学良被判“有期徒刑10年”。继而，蒋介石又提出“请求特赦”。最后，国民党宣布“张学良所处10年有期徒刑本刑，特予赦免，仍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当时只这一纸“特赦令”，从此使张学良将军在“严加管束”的名义下，遭到长期监禁！
宋子文此后三番五次地向蒋介石请求尽快释放张学良，结果却遭了蒋介石的白眼，令他十分伤心。
于是，宋子文无法向西北军和东北军官兵交待，亦无法向全国人民交待，无法向老朋友杨虎城将军交待，更无颜再见到张学良。最后宋子文无法在南京住下去了，便托故悄悄地离开了北极阁，怀着愧疚到上海住处办公。
据说，当年阎宝航完成赴西安的使命后，回南京向宋子文复命。谁知宋子文当下脸色极不好看，他无可奈何地对阎宝航说：“委员长变卦了，不肯放张，我再三请谏也无用。这让我也无脸再见少帅了。”
“可人员和飞机已经放回来了。这不是……杨将军又被我们骗了吗？今后我们还怎么出去办事呀！”阎宝航顿时有些牢骚。
接着阎宝航又一五一十地向宋子文反映了西安方面迅速恢复张学良行动自由的强烈要求。末了他又问“难道没有补救的办法吗？”
宋子文沉思了一会儿对阎宝航说：“有。你可以去奉化和蒋委员长面谈。”
当即不容阎宝航分说，宋子文便操起电话，直接接通了小妹宋美龄的专线。两人说了一阵，再加上宋做工作，蒋夫人便同意间空航去奉化见蒋介石。
阎宝航立即表示为难道：“我一个人去怕是不好吧。人微言轻的，恐怕起不到什么作用。再说你们对此事负有道义上的责任，更不应推卸不管，还是善始善终好。”
“那就请李石曾出山，陪你去一趟吧。”接着宋子文又用电话邀来了李石曾老先生。
李石曾开门见山道；“此事重大。我陪没问题，只怕是也完不成任务，还是子文和我们一起去。边鼓我们来敲，戏你来唱。”
于是宋子文一行来到了奉化。
当时蒋介石为何在奉化而不在南京呢？这里需作一个交待。蒋介石从西安回来后，为表明他对“西安事变”应付的责任，遂于1936年12月29日向国民党中央辞去了行政院长和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职务；后经国民党中央加以慰留，并给其一个月的时间回奉化疗养，蒋介石便携夫人回到了家乡奉化。
当时正处在休养中的蒋介石，并没有立即召见宋子文一行。于是宋子文等人只好住在武陵中学耐心等待，这使宋子文很是心烦。当天晚上，宋子文趁阎宝航和李石曾二位不在之际，偷偷给小妹宋美龄挂了个电话。
宋美龄说：“委员长情绪不正常，很烦。我也给他说了几遍，他就是不回话。我看他的意思是不想见你们。”
“原来是这样。”宋子文心里顿时凉了半截。
第二天，仍要面子的宋子文在餐桌上对阎、李二位说：“阎先生，上海那边还有事务，我不能在这里多等。你和李石老在这里暂候吧。我要先回上海，回头必要时我再来。”
阎宝航感到不解地说：“这叫什么事，没见到委员长你就要往回走？”
“让他回去吧。”李石曾向阎宝航使眼色道。因为李石曾此时已经知道蒋介石并不想见他们。
宋子文走后没几天，蒋公馆便来了电话，要李石曾马上去面见委员长。
于是李石曾连忙赶到蒋公馆，向蒋介石作了汇报。蒋假惺惺地表示说：“西安事变后的善后工作要做好，这是一个信誉。”
“是的。西安方面强烈要求释放张学良，不知委员长有何安排？”李石曾委婉问道。
“我想请汉卿到雪窦山来玩几天，这里风光很美。”蒋介石道：“请你回去把他请过来吧。”
“好。
就这样张学良又由南京转移到奉化。名日游山玩水，实则是“严加管束”。
后来，李石曾回到上海向宋子文汇报时叹气道；“看来张学良难回西安了。”
宋子文则更是叹气：“没有想到竟是这么个结果。”
过了好一阵子，宋子文又问：“委员长没提别的事吗？”实际宋子文问的是在西安晤谈时蒋许诺的“改组政府”一事。当时，蒋介石答应由宋子文负责并组织使各方面满意的政府。
李石曾摇摇头说：“没有提到。”
宋子文失望极了，但对蒋介石亦毫无办法。
在张学良被国的最初日子里，宋子文还断不了到张学良的囚禁之地走走转转，陪张说说话。当时宋子文和宋美龄都不乏恻隐之心，他们经常去给张学良送些日用品和名烟名茶之类。
那是1937年暮春一天，两辆桥车迎着落日的晚霞，向层林尽染的雪窦山爬去，路显得越来越陡……
这是宋子文和宋子良在参加了蒋介石亡兄的丧礼后，经宋子文提议，兄弟二人特意来雪窦山看望少帅张学良的。为争取释放张学良，当时宋子文已与蒋介石搞得很僵。
当天，宋子文的卫士段汉斌亲眼目睹了这次会面。事后段记录如下：
宋子文、宋子良吃完午饭后，在蒋家派的一位向导带领下，弃车步行10余里，到奉化天目山的一座石刹里去看张学良。这座石刹据说是奉化最大的庙，光和尚就有20余人。古刹左侧有三间青砖造的瓦房，是蒋介石专门为囚禁张学良而指令军统特务建造起来的。
宋子文一行来到古刹后，军统局的监视人员便把宋子文、宋子良带到屋子里面去了，几名卫士则在外面等候。大约过了一个多小时，张学良送宋子文、宋子良兄弟俩出来。只见张学良身体十分瘦弱，面容憔悴。张学良与宋子文分别时，咽喉哽塞，两眼泪汪汪的。宋子文也潜然泪下，跟随在张学良身后的赵四小姐更是泣不成声。
过了不久，宋子文再次来到溪口。张学良陪宋子文游览雪窦山，俩人谈话非常随便，话题也很多，谈兴极浓。宋子文还在山上住了一夜，与张学良抵足长谈至深夜。次日晨，宋子文下山时，张学良仍与宋子文依依不舍……
对于蒋介石囚禁张学良，宋子文当年是十分气愤而又无可奈何的。宋子文曾对其亲信说：“蒋介石对张学良这样处置太糟了。我苦谏几次，他都不听，真叫人伤心。”
当时宋子文曾对张学良讲：“委员长希望你休息几年，闭门修养，研究学问。”然而，“休息几年”完全是个骗局！张学良将军长期遭到监禁，一直处在特务们的严密控制之下。
后来，他们又把张学良转移到安徽黄山、江西萍乡、湖南郴州和沉陵、贵州修文和桐梓等地。
5年后的一天，被囚禁在贵州修文县阳明洞的张学良因患急性盲肠炎后转为腹膜炎，不得已开刀切除了阑尾。
此时宋子文尚在美国未回，戴笠便向在美国的宋子文报告了这一情况。
翌日，宋子文复电戴笠道：
汉卿割治经过良好，甚慰。务请逐日电示病情，并祈饬属慎护为祷！同日，宋子文又致电张学良慰问，其电云：
顷间兄患盲肠炎，割治经过良好，稍慰悬念。尚祈格外珍已。已请雨农逐日电告夫人，恐焦念过度，有碍健康。
当时张夫人于凤至身体状况极为不好。张学良被囚禁后，即由于风至相伴，流转各地。不久于风至积郁成疾，患乳腺癌赴美就医。当时，宋子文是不敢将于凤至病情的真实情况告诉张学良的。这也说明宋子文对张学良一家是深表同情的。
尔后，宋子文要戴“逐日电示病情”，戴笠自然领会。也是那一年的7月17日，戴笠由贵阳致电宋子文：
震电奉悉。汉卿先生由盲肠炎溃烂为腹膜炎，经割治后现已平复。自昨日起热已退清，精神甚佳。委座对汉卿先生病极关心。晚当慎护一切，请勿念。闻公盛暑过劳不适，至念，敬祝健康。
晚笠。贵阳叩。
其实，当时张学良的病并未“平复”，而是日益恶化。后来迫不得已，又进行了第二次手术。
同年8月17日戴笠于重庆致电宋子文，又报告说：“汉卿先生创口脓尚未清，已续行开刀，但无妨碍，乞勿念。”
张学良的病，动了两次手术，拖了好几个月。宋子文似乎也有点着急。1942年1月26日，宋子文致电戴笠：“汉兄病况，盼示。”短短六个字，流露出宋子文对张学良的关切之心。
说来祸不单行。由于蒋介石的迫害，张学良的一家在张学良患病期间，其长子在伦敦也患了精神疾病。当时于凤至致函国民党政府驻英国大使顾维钧给以照顾，而顾维钧竟不复电。
8月20日，宋子文致电顾维钧：
汉卿长公子马丁，入牛津精神病院。其弟在伦敦，请询病状，可送美否？请复示。
22日，顾维钧复电宋子文，表示不同意送张学良长子赴美医治。顾维钧称：
马丁在医院，一时尚不能出。医曾证明，有精神病，恐到美不便。其弟在飞机厂事忙，昨甫获晤。彼以暂留就医为宜，并拟辞去飞机任务，可专照顾乃兄。倘在美预为商治，特许登岸，彼当伴送。汉卿夫人函迟为复，祈代致歉，容另告。
当时，于凤至夫人的健康状况也不好。因此，宋子文和张学良的女儿商量后，决定马丁生病一事暂对于凤至保密。
11月12日，宋子文致电戴笠：
汉卿长子，入伦敦神经病院。因张夫人病，迄未复元，商得其女同意，暂不转达。闻汉卿现在重庆，不知确否？近体如何？请兄将此事，先告知四小姐，酌量情形通知汉卿，其夫人心神亦颇瞥乱，最好有一信来，以资安慰，盼复示。
当时宋子文既要关注在重庆被关押的张学良，又对曾经同宋美龄结拜过姐妹的于风至极为怜悯。而目睹张学良一家如此的悲惨境况，宋子文心中大概总有些不安吧。
同年12月4日，张学良的女儿结婚。宋子文特地于3日致电戴笠，请他转告张学良。电文说：“汉卿女子函告，得母同意，于本月4日与陶鹏飞君结婚，请便中转达。”由于此电是经戴笠之手转达，戴笠是否及时告诉张学良，这里就不得而知了。
1946年11月，蒋介石密令特务将张学良押赴台湾。
结果，当年宋子文在“西安事变”期间所说的“保证张学良今后的安全”，以及答应“西北军政由张、杨负责”等条件，最后完全成了空话。
当年蒋介石在软禁了张学良将军以后，又逼令杨虎城辞职“出洋考察”。实际上，后来杨虎城将军的结局比张学良更惨。
1937年3月，宋子文对十七路军驻南京代表李志刚说：委员长病好了，腰也不怎么痛了，愿与杨虎城将军见面，且表示期望杨自动去看他，不要提是蒋要见；并以为这样见面，最能恢复感情。李志刚将此番话转达给杨虎城，杨虎城听后并未理睬。后来，顾祝同也讲出了同样的话，杨虎城才意识到这是“命令”，于是同意与蒋见面。
同年3月中旬，杨虎城将军赴杭州晋见蒋介石。宋子文参加了这次会见。
蒋介石在同杨虎城谈话中首先自我吹嘘一番。他说：“我向来对人宽大，不记旧怨。以往对人，你们是全知道的，不必多说。”蒋介石虚情假意，企图麻痹杨虎城。
接着，蒋介石又居心叵测地说：“在事变中各级人员（指蒋介石的亲信），对你是有不满情绪的，这是一时转变不过来的。你继续任职，在情感上有些不便。不如先往欧美参观一个时期，回来再任职，出国费用可由公家负担；启程的日期也不必规定，可以从容准备……”可以说这才是蒋介石会见杨虎城的主要目的，他是企图通过逼迫杨虎城“出国考察”，来解除杨虎城对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控制，进而达到迫害张学良和杨虎城的罪恶目的。
其实，杨虎城早就料到蒋介石会对他下毒手的，只好当面答应“出国考察”。
但杨虎城回到西安后，并未准备“出国”。他认为，抗日战争即将全面爆发。一旦抗日战争爆发，他就不必出国，而可以直接在国内参加抗战了。
当时为了敦促杨虎城出国，在蒋介石授意下宋子文对李志刚说：“这是最轻的维持纪律的处分，是经过研究的，对杨是有益的。”宋还要李志刚向杨虎城详加解释。
于是在蒋介石的一再催促下，杨虎城不得不离开西安。他在上海西爱成思路宋子文公馆住了一段时间，并在宋子文帮助下办理了出国手续。
同年6月29日，杨虎城将军一行由上海乘美国“胡佛总统号”客轮出国。在杨虎城出国考察期间，宋子文一直同杨虎城保持着通信联系，并向杨虎城通告国内的形势和南京政府的态度。
卢沟桥事变后，宋子文于同年7月10日和11日，接连自上海致电杨虎城。其第一封电报说：“卢沟桥战事已停，目前不致扩大，如有变化，当续告。”第二封电报又说“卢沟桥战事停而复作，敌由关外调来大队，我方已准备作战。”接到第二封电报后，杨虎城经过一番考虑，回电宋子文说：“两电均敬悉。日寇近迫，国将不国。恶耗传来，五中痛愤。弟为革命军人，何忍此时逍遥国外。拟由旧金山返国抗敌。乞转陈中枢（蒋介石）。”同时，杨虎城还致电南京政府，请求准予中止考察，返国抗敌。
1937年7月14日，宋子文致电刚刚抵达旧金山的杨虎城，说“依目前情势，请杨将军稍缓返国。”看完宋子文的电报，当时杨虎城沉默了，且十分不快。
为了表示返国杀敌的决心，杨虎城于7月16日专电南京政府，再次请求准予中止考察，返国杀敌。另外他又致电宋子文，表明决心，希望宋子文能在旁促成。
于是宋子文请示了蒋介石，不料蒋的态度却十分生硬。
最后，杨虎城终于在宋的允许下，回到香港。当即宋子文前往看望了杨虎城，并交给他一张从香港至长沙的飞机票，说蒋要他在长沙待命。同时杨亦收到戴笠的电报，约杨先至长沙一同赴赣。
而当杨好不容易赶到南昌时，戴笠告诉他：“委员长刚走，要你到武汉相见。”杨虎城信以为真，又赶到了武汉。不料闻说蒋委员长此时又到了南昌，并再次要他去南昌面见。这实际上是蒋介石压根就不想见杨虎城，而故意布置的一种包藏了祸心的阴谋。
后来不久，杨虎城便被长期监禁起来，先后由长沙后转移到益阳、贵州息烽山以及四川渣滓洞中美合作所等地。1949年9月6日，就当中国大陆解放前夕，杨虎城将军被蒋介石的军统特务于中美合作所内秘密杀害。同时被杀害的还有杨虎城的次子、幼女和《西北文化日报》社长夫妇及儿子。而杨虎城将军的夫人谢葆真，则在长期的折磨后于1947年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