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氏家族全传
1．争取美援--财政部长的苦差
1933年4月18日。
一艘豪华型的“杰克逊总统号”客轮，缓缓驶离蒙蒙细雨的上海港。客轮发出深沉的笛声，旋即披波斩浪向大海深处驶去。
宋子文一行立在船头，迎着海风和细雨，频频向岸边送行的朋友和家人挥手告别。此时，岸边站满了打着伞具的黑压压的人群。
他们是：江海关盐督唐海安、法驻沪总领事梅礼蔼、美国海军陆战队司令凯尔高、交通部长朱家骅夫妇、外交部次长刘崇杰、财政部次长邹琳、上海市长吴铁城、保安处长杨虎、南京政府顾问何东爵士、银行界代表李馥苏、商界代表闻兰亭。商界要人杜月笙和虞洽卿、宋子文夫人张乐。冶，及弟宋子良。宋子安等。当时前往送行的不下三四百人，光是各界赠送花篮就达100多个。这些花篮，此刻均放在他们身后的船舱里。
尤其是那欢送人群上空悬挂的大幅标语更引人注目，上书“欢送宋部长出席华府经济会议”字样，并随着欢送人群的口号和锣鼓声在长风中猎猎抖动……那场面、那声势，令宋子文一行激动。一时，宋子文禁不住地默吟起李白的诗句来：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
渐渐地客轮也加快了速度。宋子文停止挥手，收起方才在码头上发表的书面讲稿，并向码头上的欢送人员行注目礼。
此刻站在宋子文身边与他一起前往美国的有：中国银行行长贝淞苏、财政部顾问杨格、全国经济委员会委员秦汾、前驻美使馆秘书魏文彬、秘书黄纯道等人，此外还有财政部驻沪办事处科员蔡寿生随同赴美并担任宋的译员。
海涛涌起山一般的巨浪扑向客轮，客轮迎风斗浪般地艰难前进。
宋子文出任南京政府财政部长，迄今共有7个年头了。这7年间，那政治风浪并不亚于眼前这大海的自然风浪，此际联想起来，不免令人感慨万端。
宋子文坐在头等舱口凝望着咆哮的大海。远方的海是深深的，并看不出是蓝色，而近处的海水太浅淡，又成了无色。巨浪则像一匹精力充沛的野马，无休无止地追随着“总统号”巨轮。“总统号”每前进一步，仿佛都要付出全部艰辛似的。
一时宋子文陷入了沉思之中。
出访欧美，在普通人的眼里无疑是一趟异国观光的美差，机不可失。可是在宋子文眼里，因肩负着重任，与其说是美差倒不如说是一副沉重的担子。说实在的，最初宋子文并没想争取这趟所谓的美差。
1933年4月，美国总统罗斯福邀请英、法、德、意、日、中、墨等国政治领袖赴华盛顿，磋商复兴世界经济计划。美国政府先通知中国驻美公使施肇基，再由施肇基将美国政府的邀请转致南京政府外交部。当时施电云：“美国政府邀请各国代表到美之意系：一、观察各国对经济会议所讨论各事项之态度；二、交换对世界经济复兴问题之意见，以示美国政府打开不景气局面之决心。至美政府与各国代表间交换意见，系个别举行，并无会议形式。”
当时赴美代表要求规格颇高，原则上是各国内阁总理一级以上。而当时南京政府的行政院长是汪精卫，故汪应是赴美的最佳人选。但因汪精卫自知不懂经济，且也一向跟英美疏远，所以此次会议他开始便推辞不去。
于是，尚有自知之明的汪精卫便竭力推荐宋子文。而当汪找到宋子文商量时，宋一口咬定：“我不够规格，你们的会我无权代授。这叫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我可没有这个野心啊！”
汪精卫则问道：“那你说除我之外，谁合适？”
“立法院长孙科。”宋子文顺水推舟。
“究竟咱们三人谁去，请蒋先生拍板定音吧。不过你也要有思想准备。万一呢？我说的是万一。”
为此事，汪精卫又向蒋介石作了汇报。蒋介石当时想了想说：“你不去的这两条原因，都是实情。你说吧，谁懂经济，谁是美英势力代表？”
“除子文莫属。”
“副院长兼财政部长，规格也不低。就这样定了！”蒋介石果然一锤定音。
于是汪精卫又东下上海，请宋子文出山。当日谈话至深夜2点，二人莫不推心置腹。汪精卫道：“此次来沪，完全是为敦促宋部长代表中国出席华盛顿谈话会。因此次会晤关系极大，世界各国莫不派遣第一流人物参加，如英国为首相麦克唐纳，法国为前总理赫礼欧。故我国人选，自应特别慎重。中央本预定你和孙科中择一人出席，但孙氏近期工作特忙。立法院近期要完成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组织法、国民大会的选举法及宪法草案等，均要于7月1日前完成，故不能脱身。中央决定由你前往，主要是你熟悉世界经济形势，出席更有针对性。”
“既然你们已经确定了，我就去吧。”原来宋子文推荐孙科，也并非是出于内心，经汪精卫这么一说，他便应允下来。
当时，宋子文是位办事认真的政府要员，他的这种作风，包括政府其他要员和他的部属当时都有口皆碑。赴美一事既然应允下来，就要开始工作，工作就要有工作的样子。于是宋子文开始了出发前的一系列紧张准备工作。
据史料记载：
4月15日，上午和下午，宋子文在上海先后召开了两次座谈会，讨论赴美出席会议的主要事宜。当时出席座谈会的有在上海的要员如立法院长孙科、中央研究院长蔡元培、副院长杨杏佛、上海市长吴铁城等人，井由秘书形成了书面材料。
4月16日，宋子文前往蒲石路汪精卫住处，与汪商讨其赴美后财政部的日常工作安排，及出席华盛顿谈话会的总体意见。当时二人达成以下共识：
在宋子文出国期间，部务由次长李调生、邹琳负责，张寿氛孔样熙从中协助；最重要事务，则随时用无线电向宋请示；华盛顿谈话会因无预定议程，一时难以确定具体意见。当时汪、宋认为，此会大致将讨论关税银价问题、中国战债问题及远东问题等等。
4月16日晚，当时新任中央银行总裁--孔祥熙代表官方，在上海私邸为宋子文出国举办饯行晚宴。当时出席晚宴的有：上海市长吴铁城、市商会会长王晓籁、银行界领袖史量才等。当晚王晓籁在欢送词中首先对宋子文进行了一番吹捧：
宋副院长兼财政部长于时局紧急声中，奉政府之命，离国赴美，参与华盛顿召开之经济会议，至关重要。以宋部长之地位及宋部长于各友邦之信誉，自然应该宋部长亲去。希望宋部长此去能带回新鲜空气，解决国内的沉闷，并希望能达到经济制裁日本之目的……宋子文致的答谢词则犹如一篇优美的散文。他说：
兄弟蒙各位欢送，非常感激。惟当美国柬邀中国时，余国鉴于内忧外患之日亟，本不预备前去出席，嗣经各方之催促，及详加考虑后，觉此世界经济会议，虽非直接与远东问题有关，然因相互的关系，及有关世界整个经济问题之故，当即决定参加。并为迅速赴美起见，即决定于近日启程。以中国现在之经济而言，农村破产，商业凋敝，通货咸流入都市；尤其是上海，生产力日益衰弱。其所以至此之原因，则为长江水灾、‘共匪’为患，及日本经济侵略我市场、武力强占我东三省。凡兹三点，皆中国因是而发生之特殊困难情形。然经济不景气，为全世界普遍现象，不仅中国如是，即以号称富有之美国，亦难免于此。故欲解决国内经济问题，决非各国力量所能办到。中央此次派兄弟前往出席，亦即欲解决国内经济困难，必须与全世界共同解决之意。但此去决不是去求于人，因为中国有广大之土地，有四万万人口，为世界最广大市场，于挽救解决经济危机，将有极大之贡献于世界。故可与各国开诚相见，互相交换意见，讨论解决办法。
4月17日上午，宋子文又往蒲石路与汪精卫再度洽商。最后向汪辞行时，汪精卫对宋子文说：“我建议你最好走前，到江西与蒋先生一谈，听听他的意见。”
宋子文说：“只是明天的船票怕来不及了。不行的话，我就电告一下吧。具体事情，回头请你代转吧。”
汪精卫当即点头同意了。
“总统”号客轮经过半个月的日夜航行，于1933年5月4日抵达美国西部城市西雅图。宋子文一行稍作休息，然后从西雅图转乘火车去了华盛顿。
在华盛顿作为异国宾客的宋子文，受到了美国政府方面热情的接待和欢迎。
当时在车站，宋子文发表了简短而精彩的讲话，表明参加此次会议的诚心与态度。面对着前来欢迎的美国公众，他说：
华盛顿是美利坚共和国的首都，也是一个有着光荣传统的城市，我预祝各国首脑会晤在这里成功。中国朋友怀着真诚而来，将就最大之可能范围从事合作，借此增进世界和平，从而谋世界之福利。为了世界也为了中国……
宋子文一行到达华盛顿的当日中午，十分好客的美国总统罗斯福就在白宫为宋子文一行举行了接风宴会，并且气氛祥和友好。
席间罗斯福总统说：“宋院长，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们同是哈佛大学的校友，同是一个老师教出来的学生。”
“没错，不过我学的是经济管理学，比阁下低两届。在校时，我还对总统阁下有印象呢！比如阁下的口才真是令人叫绝。有一次演讲会，阁下一口气讲了2个小时，十分精彩。”
“真想不到，您还对母校的印象居然还是这样深啊。”
翌日，罗斯福总统代表美方与宋子文的中方代表举行了第一次会谈，会谈的主要内容是关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
首先罗斯福总统说道：“中国的安全是远东经济恢复的前提，美国愿意对中国提供援助，并想以提高银价为前提条件，本着双方互利互惠的原则，推进美国对中国的商品进口。”
宋子文说：“中国也处在特殊的困难时期，中国要发展，也必须实行门户开放。平等互利应是我们双方的原则。”
当时经过两次会谈，确定了美国对中国经济援助的具体项目与措施。
会谈期间，宋子文心血来潮，自作主张与美国财政善后公司董事长琼斯签订了5000万美金的棉麦借款合同。该合同的主要内容为，美国财政善后公司，借给南京政府5000万美金，合中国当时流通货币2亿元；不支付现金，而是用此款购买美棉与美麦。其中五分之四用于购美棉，五分之一购美麦。合同指定由中国的卷烟、麦粉、棉纱、火柴等5项统税收人作为担保。从协定达成之日起，中国政府即可按商定的使用办法支用此项借款，但只能转帐订购美国棉、麦；而自货物启运时起，即从借款内偿付货物的10％，以后于90天内再支付15％，余额在3年内分期偿还，给息5厘。
这就是当年人们所说的宋子文“棉麦大借款”。
白宫会谈后也发表了新闻公告称：罗斯福总统与中国财政部宋子文部长以积极及圆满之态度讨论了若干重要经济问题，并在合作方面取得了成功。
然而随着电波，此一消息在中国国内引起大哗。一时间，反对的有之，赞成的亦有之。众说纷坛，沸沸扬扬。
由于宋子文在南京主政7年，树敌不少。因此当时有人攻击说，政府并没有授予他此项使命啊！名日借款，实为借粮。借粮还要付利息，况且那粮是美国的过剩产品呀。还有人说，这不是美援，而是援美，宋子文是上当受骗！也有人说，应该立即停止这种损国损民的作法。没有立法院认可，一切协议都是无效的等等。
当时胡汉民则致电孙科，反对此项借款，谓“此事关系党国前途极大，不能不为兄等言之：一、凡一国国债关系人民负担，未有不经立法机关通过而成立……二、政府成立22年，从无预算案。今既云收支适合，则何需秘密借款至2万万之巨？三、谷贱伤农，今此巨量棉麦输入，究将何用？弟以党员立场，不能不严重反对”。
于是赞成者在这种强大的反对声势中，一时显得十分被动。南京政府实业部工业司长刘荫弗，首先大加赞扬。实业部准备召集各纱厂商来南京开会，讨论分配办法。赞成者有赞成者的说法，他们认为，美棉麦借款可以补救我们农业的原料不足局面，有了实物也就等于有了钱。中国应该开放，借开放来发展自己。宋子文眼光高，没有错。不过，在当时全国一片的反对声中，赞成者的这种说法显得无力也显得苍白。
而蒋介石在当时舆论面前，当然是支持妻兄宋子文了。于是为了平息种种舆论并安定人心，南京政府采取了3项措施。南京政府当时认为，借款既然已成事实，当慎重使用，且只能用以振兴实业，复兴农村，不能用于其它等等。
当时南京政府公布的3项措施是：
一、由政府有关人士对报社记者发表谈话，解释此项借款并非临时举动。后来由孙科出面说明，“此项动机，完全根据党的主张方针，即总理所主张之利用外资以发展国内实业之政策”“罗斯福总统要求中国派代表出席华盛顿世界经济谈话会议，因时间紧迫，宋财长子文先生在出国前确无此项安排，事后中央执监联席会议曾进行讨论，给宋财长提出一些与罗斯福会谈的方针。而此次借款，就是根据这些方针决定的”。
二、紧急补行法律手续。由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讨论，追认此项借款并提交立法院审议。当年6月14日立法院讨论，交财政、经济两委员会审查。15日，两委员会组成9人小组，审理完竣。16日立法院召开第22次大会讨论通过，于是借款案合法化。
三、南京政府许诺，此项借款只用于建设，决不挪作他用。
就这样，宋子文的美国棉麦大借款，经过国民党政府煞费苦心的一番安排，便披上了合法化的外衣。
1933年5月19日，宋子文在白宫与罗斯福总统发表《共同宣言》，这是宋子文此次访问的最后成果。《宣言》中称：“双方之间对于解决世界当今大问题所必采之一切方案，具有同意”；双方认为“非有政治之安宁，不能达到经济之安定”；双方“完全赞同目下国际贸易上不合理之障碍必须去除、财政与金融之混乱必须加以整理”；双方还认为，“东方贸易巨大媒介物之白银，应当提高而稳定其价格”；关于远东问题双方认为，“过去两年中扰乱了世界和平，使两大国军队从事破坏性质之敌对行动”……“此种敌对行动，当立即停止，目下各国重建政治经济和平之努力，得底子成。”
1933年6月3日，美国国会通过议案，取消金本位并采银本位。在国际事务中，美国声明放弃中立主义，亦即中日纠纷中倾向中国，不再持中间立场。这样一来，宋子文此次访美，便把南京政府与美国的关系推向了一个新阶段。
1933年4月，美国罗斯福总统邀请当时各国政治领袖赴华盛顿恳谈，以磋商复兴世界经济计划。实际上此亦是为旋后于同年6月在
英国伦敦召开的世界经济会议作准备。
宋子文出国时，南京政府已拟由宋参加华盛顿谈话会后，继续去伦敦参加世界经济会议，但尚未最后确定。同年5月13日，汪精卫主持召开行政院临时会议，决定派宋子文。郭泰棋为正式代表，出席伦敦经济会议。于是当年5月27日，宋子文一行自美国纽约启程赴伦敦。
当时世界经济会议的发起，出于1932年洛桑战绩会议的决议。关于会务进行，是交由国际联合会负责办理的。国联自接受此项任务后，即着手准备，并确定会议主要纲领为：
1．安定物价问题；
2．关税体战问题；
3．安定币制问题；
4．国际贸易问题；
5．疏通汇兑问题；
6．改善生产问题。
谋求解决这6项问题，就是此次世界经济会议的主要目的。
1933年6月12日，世界经济会议在大不列颠帝国首都伦敦的地质博物院举行。当时与会者有66国代表，正式代表168人，加上列席代表及新闻记者等不下500人。其代表席次名义上是根据代表人数多少排定的，英、法代表超过8人，排在最前列；美、德、意、日亦各有代表8人，排列其次；中国代表3人，与其他弱小国家一起排列其后。从当时代表席次上，即可显示各国间地位的不平等。
大会由英国首相麦克唐纳主持，英皇首先致祝辞说：“在此经济痛苦遍及世界之时，我以深切责任之情感，欢迎各位代表前来伦敦参加经济会议；并深信经过此次共同努力，可产生有益的结果。”英皇演说时，全体起立，约有七八分钟。而后由译员将其演说译成各国语言，翻译既毕，英皇即退离会场。
接着是麦克唐纳首相致开会辞。他说，“近来各国遭受一次通病，失业人数日增，物价远跌至生产成本以下，且又涨落不定；以致破坏一切经济活动所系之正常关系，再加以贸易之受限制，益增普遍之危机。关税比额及汇兑管理等案，使国际贸易在一、二年间减少一半；金本位放弃者之众，更为自成立国际贸易媒介以来，在承平之时所未见。”
从以上英皇和英首相麦克唐纳的演讲中，足可窥见当时世界经济问题的严重性。
6月15日，中国南京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在世界经济会议第3次大会上发言。他首先表示了对会议的诚意和信心：“中国将与世界各国合作，共觅解决世界经济危局之方法，故志愿前来参加此会。当前问题诚属困难，但若以正直之精神与必要之决心，则此难题并非为人类所不能解决者。”宋子文认为：“大会失败，不独将处长期憔悴景象，且将使现有管理之责者，丧失信用；而大会成功，则将导成更大更稳定之繁荣时代。”
当时宋子文在谈到中国地位时说：“他国生产过剩，而中国则生产不给，发展不足，及购买力薄弱。试以中国之发展与美国比较，中国仅有铁路7000（英）里，而美国则有300万（英）里；其他工商发达之形式，亦复彼此悬殊。中国对外贸易固已增多，但以其人口计之，仍属甚微，查在1932年仅达国币40万元。参加此会之国家，有对外贸易每户计约及黄金150磅者，而中国则每户仅7先令左右。中国天然资源虽未开辟，但甚丰富，而且人民勤劳奋勉，人口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中国地位如此，今后的作用将是：第一，中国生活程度如果提高，则其购买力不独可以吸收举国自己工业之出产，且可为世界最大之市场，而成繁荣新时代中之极大要素。第二，中国有最大可能的机会，供中外资本生利之运用，相信世界政治家定能觅一方式与方法，而符合孙中山总理一面巩固中国政治与经济独立，一面供给西方资本与工商业以有利的发展范围之主张。”
当时宋子文在谈到白银问题时又说：“西方现在感受货币价值逐日波动，致碍及对外贸易之困难，而思在大会中有以解除之。中国亦有此同样困难。中国货币虽属金类物，然银价在其对金币与非金币的关系中有剧烈的波动。银价现甚低落，渠个人希望在他种物品以金相较价值涨起时，银价亦将涨起。渠以为银价之稳定的价值，较请银价之涨高更为重要。故渠希望在谋取金币之稳定时，亦当为银价谋取稳定。”
在这次会议上，宋子文还阐述了中国对外愿行合作的方针。他说：“中国和亚洲各国有些人，咸信亚洲无须效法他人，而西方亦无足畏，并认为西方技术与东方生活低程度之合作，是夺取世界市场；且借‘亚洲人之亚洲’及所谓‘亚洲门罗主义’之名义，而摒绝西方之合作。实则此种主义与吾华人国际往来之观念相反，吾人不欲采取此种主义。”“中国欲设世界为一个经济单位，庶各国可依最适合其人民本能及其能力性质之边线而谋发达，中国不欲采经济自给之空谈。”他还指出：“中国从不高筑关税壁垒，以利各国输人商品，也不实行外汇限制。”在会上宋子文向西方各国保证：“吾人欢迎西方资本与技能，故财政政策，未以排斥外贸为目的。”
宋子文当时在世界经济会议上的发言，对西方各国有很大的吸引力。当时，美国工商金融界因棉麦借款成功而兴高采烈，但中国的大市场被美国抢走，其他国家亦不甘心。于是国联又把搁置了将近3年的中国向国联提出的技术合作请求捡了起来。7月3日，国联专门机构决定组织一个委员会，研究中国的请求。于是德国委员凯勃建议，成立二个“技术合作委员会”，以德、西、英、法、意、捷、美及中国代表组成。7月18日，国联在巴黎开会，通过决议，推波兰人拉西曼任联络员，规定其职责有4项：一、以国联各种技术机关的运用，以及如何能援助中国、从事建设之消息报告中国。二、凡中国政府请求技术上援助时，应转达国联秘书长。三、中国政府建设事业需用技术人员之合作时，该联络员应转达联合国提供援助。四、出席中国全国经济委员会，以便就地使国联各技术员之行动得以协调。而技术联络员应将其执行任务情形，随时报告国联有关部门，每3个月至少须呈送详细报告书一次。此外，还有一些其他规定。这样一来，就等于中国市场向国联各国共同开放了。
国联的行动当即引起日本政府的强烈反响。日本外务省同年7月24日发表非正式声明，称国联的举动是欧美列强援助中国，使之达到敌对日本的目的。当时，日本政府对此不仅坚决反对，而且将采取适当手段予以阻挡。
宋子文在结束世界经济会议后，于1933年8月9日回到上海，并受到各界的欢迎。不管当时有人肯定也好，否定也好，宋子文此次出访在民国历史上毕竟是有重大影响的。当然，这种影响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加深了蒋介石与宋子文之间的矛盾。后来不久宋子文之所以辞职，应该就是这种矛盾激化的必然结果。
2．耳光风波
1933年3月的一天晚上。
在上海孔祥熙的寓所里，刚刚随同丈夫孔祥熙访欧归来的宋蔼龄正打开留声机，一边欣赏着美国西部的《狂舞曲》，一边等待丈夫的归来。
当天早晨6点半，孔祥熙就被蒋介石紧急召去，说有要事要谈。但直到晚上10点还不见孔祥熙回来，宋蔼龄不免有些着急。
正焦急间，孔祥熙风风火火地推门进来。
“出什么事了？”宋蔼龄边给丈夫脱下风衣，边着急地问。
“今天咱们拿酒庆贺！”孔祥熙满面春风。
“有什么高兴的事儿，值得你这么兴奋？”宋蔼龄愈加不解地问。
“咱们边喝边谈，边喝边谈。”孔样熙把手一扬说。
在宴席厅里，孔祥熙饮了半杯白兰地后，方对夫人说道：“老蒋要委我以重任。”
“哟--给你个什么高帽戴戴？”宋蔼龄幽默地问。
“中央银行总裁。”孔祥熙把字咬得很重，一字一顿，似乎从牙缝里挤出来似的。
“你当总裁，把大弟往哪儿摆？”宋蔼龄顿时惊讶。
“大概老蒋另有安排吧。”
“介石是不是对子文的工作不满意，还是另有什么缘故？”宋蔼龄忍不住地追根刨底。
“唉！一言难尽……”孔祥熙摇着头说。
的确，蒋介石与宋子文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
早在1926年11月8日北伐军打到武汉以后，主力转向东南战场时，国民党内就出现了两大争论：“定都之争”和“法统之争”。
首先，“定都之争”是由广州的国民政府迁往何处引起的。
1926年11月16日，广州政府派出宋庆龄、宋子文、陈友仁、徐谦、孔祥熙、李烈钧、鲍罗廷夫妇等人前往武汉，考察迁都事宜。当月26日国民党最高执行机构中央政治会议决定迁都武汉。同年12月13日，国民党中执委举行紧急会议，决定在政府未迁之前，先由徐谦为主席，宋庆龄、陈友仁、吴玉章、孙科、鲍罗廷为委员的联席会议执行党政领导职能。1927年2月2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宣布：国民政府驻武昌，国民党中央党部驻汉口。
就当此时，时任北伐军最高统帅的蒋介石开始闹事了。迁中央机构于武汉，他本是同意的，并曾在1926年11月19日的一则电文中认为：为了提高党政威信，有必要把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由穗迁汉。但后来，因准备绕过由国民党左派和中共代表领导的联席会议，另组清一色的右翼反共政府，故1927年1月7日，他在南昌召开非法的中央政治会议，作出与武汉方面相反的决议：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暂居南昌，迁都问题留待3月间的国民党中央全会讨论。当时蒋介石推迟定都决定，是因为被他相中的准备作为反共政府统治中心的上海和南京当时还未到手。1927年3月22日和23日，蒋介石指挥的白崇禧部和何应钦部相继占领上海和南京。随即于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实行反革命政变，并于18日在南京成立所谓国民政府。于是宁汉两个“政府”开始了长达5个月的合流过程。在合流过程中，“定都何处”后来得以解决，从而金陵古城--南京成为国民党政权所在地。当时蒋介石政权定都南京的理由是，南京位于东南财富之地，是六朝古都，又是孙中山开创的中华民国首定之都。
当时，宁汉合流中争论最多的问题还有“法统之争”。“法统之争”与“定都之争”同样，即一方主张以武汉为首都，实质上是把迁往武汉的国民党中央机构视为正统。而另一方的蒋介石则反对以武汉为首都，实际上也是否认已迁到武汉的国民党中央机构的法律地位。蒋介石当时自信既能让南京压过武汉三镇，且在法统上也会有办法让对方屈服。他一是自诩为总理信徒；二是攻击武汉政府已经赤化；三是掌握实力和数量都超过当时武汉政府军事支柱的唐生智第四方面军的军队；四是联合胡汉民为首的一批国民党元老和右派，其中不少是中央执行委员、中央监察委员及国民政府委员。
这其中的一、三、四条是真是假、或白或黑，武汉方面还可以与之抗争，可第二条却使武汉方面失去了与南京方面一争正统的资格。于是，当时正在武汉任国民政府主席的汪精卫开始动摇，本来他就不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而只是一个假左派。1927年4月初，他从海外归来时之所以谢绝蒋介石的挽留而前往武汉，名义上是支持国共合作，实质上是看中武汉正空着的“国府主席”的交椅。现在汪氏一看蒋介石扣过来的红帽子使得武汉在“法统之争”中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遂于1927年7月15日公开反共，把自己的反动真面目暴露给社会，也暴露给了历史。“7?15”反革命政变，完成了宁汉合流的政治基础，此后武汉、南京双方即开始了激烈的讨价还价的合流过程。
当时；面对变化如此之快的形势，宋子文经过短时期不适应的彷徨后，很快倒向了蒋介石，并成为宁汉双方谈判中的关键人物。而宋子文当时的不适应，主要反映在对待两个人的态度上，一是如何看待二姐宋庆龄，一是如何看待蒋介石。
当时，宋庆龄关于继承总理遗志、贯彻三民主义和孙中山先生建国大纲的主张，宋子文本是赞成的。而且二姐宋庆龄对蒋介石个人劣根性的分析，最初宋子文也有同感。不过，当时对于宋庆龄主张继续坚持国共合作、开展工农运动的态度，宋子文却又持反对态度；特别是对工农运动，他更是横加指责。
结果，宋子文作为广州政府迁都武汉的策划者之一，却于1927年4月初离开武汉到达上海，不再为革命政权工作了。蒋介石公开叛变革命后，有人劝宋回武汉任职，履行财政部长职责，宋子文却对国共合作失去昔日热情。最初，蒋介石怀疑宋子文实际上同情武汉政权并且倾向宋庆龄。这期间，当上海银行家要求批准付给蒋介石的借款时，宋子文拒绝了。于是蒋介石就记恨于心，并置宋子文财政部长的权力于不顾，不和宋商量而自行借款，还擅自指派财政官员。更有甚者，1927年4月20日，蒋介石还封闭了宋子文在上海的办事处，并任命他以前的秘书长古应芬为财政部长。蒋氏的这些霸道举动，当时宋子文是气得要命的。只是最后，在蒋介石的威逼利诱下，宋子文不得不离开汪精卫的武汉政府，参加到蒋介石的南京政权中来，并再度出任财政部长。当时作为宋子文，一边是二姐，一边是大姐和小妹；尽管他对蒋有气，可思来想去却还是倒向了小妹这边--答应了蒋介石。
当时可以说，宋子文确是有本事的，而蒋介石挖墙角也是有心计的。
宋子文一旦成为蒋介石的人，便开始为蒋效劳。他挖空心思为蒋介石筹款，以支付日益激增的各项开支。最初，他巧妙地向银行家们推销了一大笔债券，并且获得了成功。而这样一未，那些大腹便便的银行家们，便自觉不自觉地同蒋介石的南京政权拴在一起。因为那些五颜六色的政府债券塞满了银行家的皮包，银行家们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不得不在政治上支持蒋介石政权。
于是宋子文．的所做所为，当即博得蒋介石的欢心，蒋旋即把他当作了心腹之人。
然而好景不长。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中国的侵略，蒋介石和宋子文之间的矛盾再度尖锐化了。
日本帝国主义在继“9?18”事变之后，又于1932年在上海挑起了“1?28”淞沪事变。当时，宋子文看到日本人突然进攻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深感震惊。于是在此之后，宋子文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产生了严重分歧。
1932年夏天，当上海的战火刚刚平息后，蒋介石就准备动用浩大的费用，开始发动大规模的对中共革命根据地的反革命“围剿”。而宋子文对此则坚决不同意。当时他认为抗日应比“剿共”更为重要，政府应力图收复满洲，保卫华北。于是，宋蒋之间为筹措“剿共”军费发生矛盾。1932年6月初，蒋介石提出每月军费由1300万元增加至1800万元，以支付“剿共”急需费用，这又使宋子文的节缩财经计划流产，而且还要发行新公债。与此同时，宋子文亦反对蒋介石将十九路军调往福建去“剿共”的安排，并坚决反对更多的借款。实际上宋子文当时对蒋的反共政策的“合理性”，已开始提出异议。
1932年5月，上海实业界的许多巨头和在西方留过学的教授，在上海成立了一个叫做“废止内战大同盟会”的组织。这个组织的目的，据其通电所述主要是防止内战。该同盟认为，外祸纷来，源于内乱，只有根除内战，中国才能抵抗外国的侵略。于是当时参加这个组织的银行家们决定，拒绝认购与内战有关系的一切公债和借款。
宋子文虽然不直接参加废止内战同盟的集会，但他对大同盟的活动表示了明显支持。他当时表示，这个组织终将成为一个“没有一个军阀敢于忽视其意旨”的组织。
但是，蒋介石却仍旧一意孤行，坚持他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
宋子文见此情形，便以“把十九路军调走的作法，在上海金融界不得人心”为由，于1932年6月4日向蒋介石提出辞职。在国民党统治期间，宋子文一共向蒋介石提出过三次辞职，而这是第一次。
这时，孔祥熙在欧美出访尚未归国。蒋介石感到宋子文此时尚不能撂挑子，便许诺将宋提升为行政院院长。于是双方达成妥协，宋子文同意用贩卖鸦片的秘密收人支付蒋介石“剿共”的一部分军费。
然而不久，宋子文发现他再次被蒋介石欺骗了。他为支付抗日军费而发行的公债受到蒋介石的百般阻挠；而驻热河省的中国军队遵照蒋介石的命令，从抗日前线撤退，竟一仗未打。尤其是当时汪精卫也从海外回国，并坐上了行政院院长的宝座。
于是宋子文心灰意懒，决定辞去中央银行总裁职务。这是宋子文第二次辞职。尔后他以参加世界经济会议为堂而皇之的理由，到美国夫进行长达4个月的访问。但到此时，出于已然话不投机，蒋介石已不再挽留宋子文了。
也就当此时，孔祥熙受到了蒋介石的重视和启用。
孔祥熙和宋子文虽然有很多相同之处：比如他们都是基督教徒；都受过美国教育；都同孙中山和蒋介石有姻亲关系；都是通过家族关系和个人才能在政界发迹且地位显赫等。但是，他们在同蒋介石的关系上却有着不小的差别。曾有一位美国人认为，孔含蓄随和，似乎是中国政界的老好人，他尽可能地与所有政客军阀表示亲切友好；并且他对蒋介石殷勤驯顺，和蒋的关系较宋子文与蒋的关系更为亲密。而宋子文则常常态度生硬，在南京政府中树敌甚多；在一段时间内，宋对蒋介石甚至也表现出一种“傲慢”的态度。他曾私下对人忿忿讲道：“当财政部长，跟给蒋介石当一条狗，没什么两样。”
而蒋介石正需要孔祥照这样殷勤驯顺的属下。
由于切身利害关系，所以对政坛每一变动，当时宋蔼龄都是十分敏感的。而此时她的心情更是复杂：一边是丈夫，一边是大弟。显然大弟受了委屈，她是十分同情的。想到这里，宋蔼龄忙问：“子文现在在哪里？”
“他向委员长提出，打算要出国几个月，不知准备得怎么样？”孔祥熙答道。
“我得看看他去。”宋蔼龄边说边站起了身。
“你看几点啦？都快12点了。孔祥熙提醒他。
“那我明天去。我要为他设宴送行。”
第二天早晨吃过早点，宋蔼龄给大弟宋子文挂了电话。也许是故障，电话不通。于是，她便叫了随从和司机，驱车匆匆向宋子文官邱驶去。
可是事不凑巧，宋子文亦驱车刚刚离去。
新官上任三把火。孔祥熙在中央银行走马上任后，便大报蒋介石的知遇之恩。老蒋要“剿共”，他凭经商的精明才干，鞍前马后奔走，很快就为主子筹备了充足的经费。
当时，国内形势十分严峻。由于蒋介石年复一年地发动反革命“围剿”，致使广大人民颠沛流离，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的破坏，南京政府的财政赤字亦连年增长。到1933年，每月赤字已将近1200万元了。
为了解决反革命“围剿”的经费，孔祥熙专程飞到江西，同正在指挥军队向红军进攻的蒋介石讨论了筹措经费的问题。最后，蒋、孔商定以关税为担保，再发行1亿元新公债。
接着，孔祥熙飞到上海，向银行家们推销1934年初正式发行的新公债。这次还算顺利，公债不久就被买光了。孔祥熙十分得意。可是，这1亿元钱到手没多久，就被蒋介石用去购买专门打内战的军火，结果很快花得一干二净。
为了补充蒋介石的内战经费，孔祥熙又发行了第二期“关税库券”，并且越来越多地直接向银行借款和透支。而这些钱旋即都被蒋介石用来进行反革命“围剿”。
当时孔祥熙为蒋介石筹措经费的“锦囊妙计”，就是用高利率夺走生产领域的资金。当时，农村经济萧条，民族资本家困难重重，批发物价和房地产价暴跌。上海银行家发现这些领域的投资已没有吸引力。即便当时某些最兴旺的企业所得红利亦很低，例如商务印书馆为7．5％，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仅有5％，而孔祥熙发行的公债纯利超过20％。正是这样，大量的货币从农村流入城市，又被孔祥熙的公债所吸收；于是成千上万的货币不是用来发展生产，而是消耗在破坏生产的内战上。其结果是，蒋介石得到了充足的“围剿”经费，银行家也从中牟取了高额利润，而当时中国的工农业生产则更加陷入困境。
当时一位有识之士就公开指出：“政府公债的高利率促使工业萧条、农业破产。于是，很快就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反对孔祥熙的公债政策。
没多久，孔祥熙的“妙计”就不灵了。当时正巧赶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处于经济萧条之中，且这股萧条之风也迅速地袭击了上海。1933年，美国已放弃了金本位，为了满足遭到衰退打击的西方国家矿业的要求，美国开始储存白银作为财政准备。当时美国国会规定的银价是每盎司50美分，这对上海的银行家颇有吸引力。他们认为，如果不买南京债券，而是将白银运到美国，就能赚一笔十分可观的利润。正是这样，下半年大量银元纷纷流往国外，债券销售额一落千丈，蒋介石的内战经费频频告急。同时，大量银元外流，亦造成了中国金融市场银根吃紧；于是银行贷款的利率急剧上升，这种趋势直接威胁着南京政府的赤字财政。一时间，南京政府能否继续存在都成了问题。
此时，身为中央银行总裁的孔祥熙见此情况，更如坐针毡。他将幕僚们找来紧急研究一番，感到制止白银外流的唯一办法，就是宣布禁运。于是，南京政府以财政部的名义立即宣布：“在另行通知之前，严禁买卖外汇。”可是，那些银行家们对此项禁令却置若罔闻，仍然我行我素。
一计不成，再生一计。孔祥熙遂采取了更为严厉的办法。他当即颁布了一项公告：“鉴于白银价格上涨过猛，已与物价水准极不相称，国民政府为保障中国经济之利益，为保护中国之货币，兹决定对白银出口征收关税。”由于对白银出口加收了10％的关税，中国的白银价格便与英美市场的价格相等了。就此，白银外流的现象得到了遏制。
孔祥熙此时已将中央银行看成是蒋介石内战经费的钱袋子。而作为交换，蒋则让中央银行享受多种特权，如垄断了政府的收支、有权发行金券以供兑付关税之用等，实际上使该行成为国库的代理机构。虽然当时孔祥熙已宣布施行白银出口税，但中央银行则免税出口了大量的白银，并赚了一大笔钱。同时孔祥熙还设法使中央银行在黄金市场上捞取了巨额利润。正是这样，被孔样熙掌握的中央银行发展迅速，成为旧中国最获利润的金融机构。
最后，孔祥熙终于又想出了新招。这就是采取高压手段，颁布《储蓄银行法》，迫使银行家们不得不购买公债。这个《储蓄银行法》在银行的组织和管理上作了彻底的改变，并规定每家银行必须以1／4的存款购买公债或证券，且就此存人中央银行特设帐户作为储备之用。
这个《储蓄银行法》当即遭到了上海银行家们的强烈反对。上海银行同业公会向南京政府请愿，要求作重大修改。银行家们认为，这个条例限制了他们的作用，殊非寻常。
然而，孔祥熙继续施加压力。南京政府命令各银行开列2000元以上存款存户的姓名、地址和存款余额。这理所当然地再次遭到了银行家们的抵制和反对。
当时许多有识之士都认识到这部《储蓄银行法》是不现实的，如果实施，中国的金融将为外国银行垄断。但是，孔祥熙仍坚持要颁布，其用意十分明显，就是继续给这些银行家施加压力，强迫银行家购买公债。
于是在一系列高压政策下，许多原来对购买公债犹豫不决的银行家，只得硬着头皮购买孔祥熙发行的公债，以讨好蒋介石的南京政权。
春去秋来。4个月后宋子文从美国回来，看到银行家们怨声载道，对孔祥熙越权亦十分恼怒，对蒋介石则更是生气。终于，宋、蒋矛盾加剧，一场孕育已久的暴风雨来临了。
那天，为年终实行预算审计制一事，蒋介石和宋子文二人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宋子文自幼是吃洋面包长大的，实行预算审计制，本是宋子文采纳西方现代国家经济管理理论的得意之作。实行国家预算，对当时中国来说尚是个新事物，中国统治者历来对此不感兴趣。多少年来，金口玉牙、一言九鼎的统治阶级可以为所欲为，花费无度，怎么会受“预算”的限制、自己捆住自己的手脚呢？此事历代如此，当然蒋介石也不例外。
当初宋子文留学西方，对欧美等国实施的预算制颇有好感，故而信奉国家管理必须施行预算制，必须做到收支平衡。作为财政部长，从国家管理正规化、制度化和法治化的角度出发，宋子文最初曾非常认真地计划着国家预算，以作为管理国民经济、争取收支平衡的工具和手段。
而蒋介石则对此漠不关心，时冷时热，故4年过去后此事仍无结果。可宋子文却偏凭着国舅地位和执着不改的脾气，再三进谏，再三坚持。直到1931年政府才算有了独立的国家预算机构--主计处，并于次年9月24日首次颁布了《预算法》。预算体制确立，在要不要国家预算上，蒋介石总算首肯了宋子文的主张。
但两个人就是否严格执行预算问题，旋又出现冲突。宋子文对整个政府预算偏重于军费大为不满，例如1929年南京政府总支出为6．19亿元，而其中军费竟达2．66亿元，行政费用为1．46亿元，经济建设却是分文不支；其余均为债务本金利息所支。即使是再蹩脚的经济学家，对如此国家预算收支状况也会感到不正常，何况宋子文还是经济学博士呢，对此不会没有看法。他一是对国家预算中的各项支出比例不合适而屡次向蒋进言，要求限制军费所占比例；二是对蒋介石不尊重和任意修改预算、且军费高于一切的主张极为不满。
但在蒋介石看来，宋子文当时简直幼稚可笑。现在是“训1政时期”，军事上既要对付红军，又要对付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唐生智和张发奎等地方倒蒋势力，军费当然是重点保护的支出。由于当时蒋的反共内战和军阀混战不断，蒋也无法估计作战的大小规模和次数多少，如此又怎能确切预算军费所需数目？故蒋介石对军费支出只有采取按需分配、实报实销的办法。然而当时，军费支出又是打破宋子文收支平衡的主要原因。
最初，宋子文确实显着“幼稚可笑”，他主张限制军费但并不主张停止反共内战和军阀混战。当时蒋介石发给部队的薪饷军需本来就不足，以致使军队内部喝兵血之风盛行，对外则抢劫老百姓财物。如果宋子文再削减军费，军队内的贪污和危害百姓的罪行将会更多。所以到后来，宋子文便提出减少军费，平衡开支，力劝蒋介石“停战”。一日，宋子文竟为此与蒋争吵起来，蒋一怒之下，给了宋子文一耳光。
“你敢打人？”宋子文当即被这一记耳光打懵了。片刻后待他反应过来，方欲向老蒋扑去时，被侍从们急忙进来拦住了。
那天，宋子文被送回自己的官邸后，便躺在床上长吁短叹。
秀才遇到兵，有理难说清。宋子文此刻为那位曾在上海十里洋场厮混过的妹夫，伤心到了极点：“当财政部长跟当蒋介石的一条狗没什么两样！甚至还不如他的一条狗！”
守在旁边的太太张乐恰听着丈夫的含泪诉说，也只能暗暗地落泪不止。
张乐恰是江西九江富商张谋知的女儿。在前面我们讲过，当年宋子文娶张乐恰为妻，曾经还有过一段颇为曲折的插曲呢。
当初，宋子文经过5年经商后感触颇深，其最大的感受莫过于无法实现自己的远大抱负。在贫穷、落后和混乱的旧中国，商离不了官，富离不了权，生意场上的拼杀必须要有政界和军界的支持。50年前的洋务运动就是前鉴，清末民初的资本主义发展更是实例。所以他自觉应走官商合一的道路，并决心从政。由“商”到“政”再到“官商合一”的转变，充分显示出宋子文年轻时就已属罕有的决策能力和远见，所以在以后短短的20余年里，宋子文在仕途上出将入相，在财力上更是一国巨富。即使那些旧中国名闻全国的实业家，哪个还有宋子文的实力和威风呢！
当年离开盛谨如后，宋子文遂改娶江西九江富商张谋知的女儿张乐怡小姐。虽然张家不如盛家，可彼时岳父家的家景如何，对宋子文已不起作用，他不再需要把妻家的势力作为上升的动力了。
当天夜里，宋蔼龄和宋美龄姐妹二人闻讯后，相继赶到宋子文家里。在张乐怡的陪伴下，姐妹二人当即来到了宋子文的卧室看望。
“子文啊。你感觉怎么样？要不要去看医生？”宋蔼龄走在前面，心疼地问道。
宋子文躺在床上，默然无语。
“大姐，咱们还是到客厅里谈吧。”张乐怡打着圆场。
“小妹，你告诉老蒋，你大哥若是有个好歹，我们宋家非找他算帐不可！”宋蔼龄此话虽是说给小妹宋美龄听的，不过更多的是说给宋子文听的。
但到了客厅里，宋蔼龄又道：“乐怡你要好好劝说子文，不要过于生气，保重身体为要。要说这也是我们家庭内部的事，兄弟之间打架吵嘴，是常有的事，并不为过。但话说过来，介石是委员长，子文才是财政部长啊！要按前者说，兄弟间互相谅解就算了。但若按后者说，我们宋家也不能饶了他。……我现在怕的是老蒋对大弟有成见，影响大弟的前程。这个问题就看小妹的啦！”宋蔼龄讲到这里，把目光投向了宋美龄。
“大姐，你就放心！”宋美龄软中带刚，仍很生气的样子。
“有小妹保证，我就放心了。”其实，宋蔼龄心里也很复杂，因为此前蒋介石已放出风来，让孔祥熙接任财政部长。这样一来，一边是自己的丈夫，一边又是自己的亲兄弟，搞得宋蔼龄左右为难，既喜且悲。想着想着，宋蔼龄不禁叹了口气：这个世界真复杂啊！
再说当夜宋美龄驱车回到家中，直闹得老蒋不能入睡。她非要蒋介石说个清楚不行。蒋介石只好一个劲儿地向宋美龄承认错误：“今天确实是怪我火气太大，我不该拍他的耳光。我承认错误还不行吗？”
“不行！你打了人，说声认错就完啦？没这么便宜的事！你得保证，今后不能加害于我哥，也不能对我哥抱有成见！”
“他是咱们的大哥，你又和他是一奶同胞。我姓蒋的是疯了还是傻啊？！”蒋介石再三申辩道。
“那就立字为据！”宋美龄抓住不放，仍不依不饶。
“好好好，立字为证，立字为证。”蒋介石缠不过夫人，只好败下阵来。
后来，事实倒果然验证了蒋介石的话，他对自己的妻兄宋子文可以说一直留有情面。
当时蒋介石虽把宋子文赶离财政部，但两个人并不是最后的摊牌和决裂。当年10月27日宋子文提出辞职，29日国民党中常会和中政会批准。当天蒋介石在会上，大讲特讲了一通宋子文的能力和贡献，其离职只是工作的需要，且另有要职安排；并表示两人将继续合作云云。宋子文当下听着，也就心平气和了。
事实上，宋子文离开财政部和中央银行后，对南京官场的影响力并没下降，而是更加风光起来。
1933年10月，他出任全国经济委员会主席；
1935年4月，他又兼任中国银行董事长；
1939年10月兼任“四行联合总处”副主席；
1941年12月兼任外交部长；
1942年11月在国民党五届十中全会当选为中央常务委员；
1944年12月代理行政院院长；
1945年5月正式出任行政院院长；
1946年6月兼任全国最高经济委员会委员长；同年10月兼任行政院绥靖区政务会主任委员；旋又当选为伪制宪“国民大会”代表，从而达到了他仕途的顶峰和最后的辉煌。
随着时光的流逝，当年蒋介石一记耳光引起的风波，早已被人们渐渐淡忘。
3．“哈哈孔”乘虚而入
当年“耳光”风波之后，宋子文决心辞去财政部长的职务。于是蒋介石急忙请出孔祥熙，并对孔说：“请不计一切艰难，务须接受新命，并且早日就职，以稳定政局。”就这样，孔样熙接受了蒋介石的任命，于1933年11月初，就任了南京政府财政部长和行政院副院长。
当时，从维护蒋、孔、宋三大家族的利益出发，孔样熙同蒋介石进行了长时期的讨论，以谋求改善蒋、宋之间的关系。最后双方达成的谅解是：宋子文继续当他的私人金融家，但是蒋介石和孔祥熙有事，可以找他商量。
面对“耳光风波”后的新形势和新格局，宋蔼龄不免有些悲喜交加。不过，她很快平静下来，并且心中的天平倾向了丈夫一方。她给孔祥熙暗中鼓劲，把所有的家事都包揽下来，以支持丈夫对官场的全心投入。在此之外，宋蔼龄还开办了“三秦公司”，又称“三不公司”。依靠她那特殊的渠道，大把大把地为孔家捞钱。
孔祥熙掌握财政大权以后，10年之间他利用手中职权，对外勾结帝国主义者，对内利用江浙财阀、流氓集团和特务组织，首先直接控制了四大银行即：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农民银行，旋又设立了中央信托局和邮政储金汇来局，从而形成了“四行两局”的格局；并打着孔氏家族的旗号先后创办、接收了中国实业银行、中国国货银行、四明银行、山西裕华银行、祥记商行、庆记商行、扬子建业公司、嘉陵企业公司、利威汽车公司等等。因为财政、金融和经济大权在握，一时间孔祥熙简直为所欲为。他或明或暗地用白银国有、发行法币、公债投机、外汇管理、购买军火和出售黄金等手段，搜刮民脂民膏，投机倒把大发横财。
当时孔样熙上台的第一步棋，就是垄断银行。
在孔祥熙最初推销公债的活动中，趋炎附势的银行家大有人在，而不愿屈从的人也为数不少。
这边孔祥熙好不容易让那些容易上当的和虽不情愿但慑于淫威的人，购买了数千万元的政府债券；而那边，有些银行家却反其道而行之。例如当时的中国银行董事长张嘉，就是一位不肯听命的强硬派。当年他曾公开演说，反对蒋介石的内战，并大讲日本人才是中国真正的敌人，指责国民党军队在“剿共”作战方面花钱太多，以及南京债券不值钱，不要受骗云云。他还叫部属大量抛售中国银行持有的南京政府债券，致使政府债券一落千丈。当时这位张嘉傲还同交通银行共同采取行动，拒绝再为孔祥熙提供资金。
于是，这位张嘉令孔祥熙极为恼火。
对于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孔祥熙早就有觊觎之心。因为这两家银行的资金占当时中国全部银行资金的近1／3。张嘉自恃有外国资本集团的支持，财大气粗，我行我素，当年根本不把孔祥熙之流放在眼里。
因此双方便尖锐地对立起来。
孔祥熙自然有自己的心计。他大权在握，气势汹汹，下定决心要垄断所有的银行。一次在家中他忍不住地骂道：“这个令人讨厌的张嘉，我一定要叫他滚蛋！”
那段时间里，孔祥熙闭门不出，细谋深算策划于秘室。因为他十分清楚，假如由南京政府接管这两家银行，民众对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发行的钞票将会失去信心，从而他的垄断地位就会建立。
在此期间，他又去请示了蒋介石。蒋介石当即表示，全力支持孔祥熙对中国和交通两家银行采取行动。
主子有令，更增加了孔样熙的信心。
孔祥熙首先对中国和交通这两家银行发起了一次“流言攻势”。他一次又一次地约见当时上海的工商业资本家，含沙射影地对他们说：“困扰中国的一切问题，都是银行家们所造成的。眼下为什么工商业资本家无法得到贷款？为什么银根这样紧？为什么利率这样高？根子就在这里。”
而在这方面，宋蔼龄则更是专家了。于是孔祥熙和宋蔼龄慷慨大方，一次次设宴招待那些忧心忡仲的资本家，引诱这些人向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发泄不满，以制造对立情绪。
在一次由青帮头目杜月笙出面召集的会议上，孔样熙还信誓旦旦地对上海的工商业资本家说：“如果中央银行、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能够联合起来，组成三银行财团，整个实业界的面貌就会大大改善，就可以毫不费力地得到低息贷款。”
通过这一系列的活动，当时正日益陷入窘困的工商业资本家们感到极为不满了。他们认为，政府尤其是银行家们并不同情他们的困难，不愿更多地扶植他们发展生产。于是，当时上海一些企业的头面人物组成了一个叫做中国工商业救济协会的组织，要求中央、中国、交通三大银行增加500万元的救急款，并且要无担保地贷给面临破产的企业；同时还要求南京政府发起一个以他们的资产或商品作担保的大规模发展实业的借款计划，以期使经济从萧条中得以恢复。
就这样，火被点起来了。那些企业家的要求，旋即被孔祥熙用来作为压迫银行家的工具。孔祥熙作为政府官员，抓住时机来到上海，召集上海地方协会、救济协会、城市官员和上海银行家又开了一次会。而且无论是在会内还是在会外，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孔祥熙用尽各种方式，敦促银行家贷款给实业界。
到底胳膊拧不过大腿。当时在上海的银行家们最后不得不答应，由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一些商界银行组成银行财团，提供500万元应急借款。
这样一来，在孔祥熙的唆使挑拨下，上海的银行家处于被动挨打的态势。一时间，孔样熙把民众的注意力都集中到工商业受困窘的状况上，并把责任都推给了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一些小银行身上。而南京政府和蒋介石、孔祥熙控制的中央银行和农民银行，则似乎与此毫无关联。而此时上海的银行家们则一再妥协退让，十分谨慎地响应孔祥熙的号召，力图保持自己相对独立的地位。
然而，孔祥熙之流的所作所为，对于善良的人来说，是很难预料的。妥协和退让，并不能满足蒋介石和孔祥熙的贪婪欲望。终于，厄运降临在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的头上。
1935年3月20日，在事先不打任何招呼的情况下，孔祥熙突然宣布，政府必须控制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并且该二行均须增资，而且必须由政府控制半数以上的股份。
当时，由孔祥熙签署的南京政府财政部给中国银行的命令上写道：
中国银行资产负债总额与资本总额，比率失衡，宜及时充实资本；查原有资本2500万元，内官股500万元；应再增官股2500万元。随文发给二十四年金融公债2500万元预约券5张，仰即填具2500万元官股股金收据送部备查，并将中国银行条例修正。
而南京政府财政部给交通银行的命令，除资本额外，其它内容均与上文内容大体相同。就这样，不拨一分一文现金，只凭一道命令和几张公债券，孔祥熙就控制了中国和交通两个银行’。
孔祥熙到底胜利了，但其手段实在并不高明。
孔祥熙对中国、交通银行加入官股的办法，纯系巧取豪夺。因为拨付的官股并不是现银，而是靠政府权利发行的公债券。所以，银行帐面上资金虽然增高，但库存的现银则依然如故。
随即在蒋介石的支持下，孔样熙宣布了中国银行的人事变动。他宣布免去中国银行总经理张嘉及董事长李铭的现职，并由宋子文兼任两职；并任命张嘉为中央银行第二副总裁。当时，这个所谓的“第二副总裁”形同虚设；因为中央银行一直为总裁孔祥熙、副总裁陈行所把持，“第二副总裁”必须听命于孔样熙和陈行。这当然是张嘉傲所无法接受的。于是张就以“疲惫”为由，请求辞去“第二副总裁”职务，并向交通银行董事会亦提出其所任的常务董事之职的请假。
接着，孔祥熙采取高压和恐吓手段，向中国银行的股东们施加压力。于是，中国银行于1935年4月1日由财政部派了官股董事，宋子文、宋子良、杜月笙等人跻身其中。同年4月20日，交通银行亦召开股东大会，会上孔祥熙的一些亲信也堂而皇之地被选为官股常务董事。
在夺取了中国、交通两个银行的权利之后，孔祥熙又向上海另外三家重要的商业银行--宁波商业储蓄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和中国工业银行发起进攻。
1935年6月，上海的这三家商业银行突然发现，一夜之间他们的“信誉垮台了”，没有能力兑现其发行的钞票。当时他们根本没有想到，这一状况是孔祥熙一手造成的。因为由孔祥熙控制的中央、中国和交通三个银行，囤积了以上三家商业银行的大量钞票后；为了整垮这三家商业银行，他便突然下令在一段时间要求三家银行全部兑现，这当然是三家商业银行无法应付的。
这样，南京政府便进一步施加压力，强迫这三家商业银行的经理们辞职。于是孔祥熙乘机在三家商业银行中安插亲信，培植势力，从而控制了三家银行新的董事会。同时，他还以“政府紧急增资”为由，向三家商业银行各拨款500万元。这样一来，孔又把三家商业银行完全控制了。
当年孔祥熙为了实现金融垄断，竟步垄断资本主义的后尘，不择手段地对一般民族资本银行进行控制、兼并和掠夺，从而逐步形成了南京政权在全国的金融垄断网。与宋子文一样，孔祥熙当年也被毛泽东称之为“垄断了全国的经济命脉”、“和国民党政权结合在一起、成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代表之一。而其私家的巨额财富，则是其直接运用政治权力、以超经济的掠夺方式积蓄起来的。可以说，当年国民党反动派长期进行的反革命内战，对于以上官僚资本的迅速膨胀，亦起到了特别重大的作用。
实现金融垄断后不久推行的法币政策，则是孔祥熙就任财政部长之后的又一次大的行动，也是中国近代货币史上的一件大事。此一举措最先是宋子文提出来的，但由于种种原因，结果竟没能坚持下来。
首先，形势是制定政策的依据。孔样熙上台后，展现在他面前的是，国内经济进一步恶化：银行挤兑，银根奇紧；通货紧缩，物价猛跌；工商业倒闭，金融业停歇；京、津等大城市人心浮动。就连孔祥熙主持的财政部，当时也不得不承认：“人心恐慌，市面更加萧条，长此以往，经济崩溃，必有不堪设想者。”
面对日益严重的经济危机，孔祥熙首先想谋求得到美国的支持，并实施币制改革。然而，当时美国政府亦担心，如果贷款给中国政府，实施币制改革，可能会激怒日本，因而对孔祥熙的要求一再冷淡处理。当时在这一点上，孔样熙亦感到自己没有宋子文的本事大。
那段时间里，日本对中国的经济显得十分关心，几次主动表示愿意给南京政府贷款。但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日本提出的是十分恶毒的贷款要求：即中国要雇请日本军事顾问，并且要在全国经济委员会中聘请日本顾问，要求偿还包括“西原借款”在内的对日借款等等。很明显，当时日本帝国主义是想通过如此苛刻的条件，以给蒋介石政权一笔巨额贷款为交换，从而控制整个中国的财政金融命脉。由于蒋介石及孔祥熙的后台老板是美英垄断资产阶级，所以对于日本的这些要求，当时的南京政府只能采取回避的态度。
当时英国为了维持它在中国的既得利益，在国民党政府的要求下，于1935年8月，派首席经济顾问李兹?罗斯来华，负责为国民党政府策划币制改革事宜。经过孔祥熙、宋子文同李兹?罗斯的多次商议，终于制定出采用纸币流通的“法币政策”，并提出把中国货币纳人英镑集团的币制改革方案之中。
1935年11月3日，孔祥熙以南京政府《财政部布告》和《财政部长宣言》的形式，公布了《法币政策实施办法》；同月25日又公布了《兑换法币办法》以及《银制品用银管理规则》等文件。
当时《法币政策实施办法》的主要内容是：
一、自1935年11月4日起，以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所发行之钞票定为法币（1936年2月，中国农民银行发行之钞票亦视同法币）。所有完粮、纳税及一切公私款项之收付，概以法币为限，不得行使现金，违者全数没收，以防白银之偷漏。如有故存隐匿，意图偷漏者，应准照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处治。
二、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以外，曾经财政部核准发行之银行钞票，现在流通者，准其照常行使。其发行数额以截至11月3日止流通之总额为限，不得增发；由财政部酌定限期，逐渐以中央钞票换回。并将流通总额之法定准备金，连同已印发之新钞及已发收回之旧钞，悉数交由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保管。其核准印制中之新钞，并俟印就时一并照交保管。
三、法币准备金之保管及其发行收换事宜，设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办理，以昭确实而固信用，其委员会章程另案公布。
四、凡银、钱行号＼商店及其他公私机关或个人，持有银本位币或其他银币、生银等银类者，应自1935年11月4日起，交由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或其指定之银行兑换法币外，其余银类，各依其实含纯银数量兑换。
五、旧有以银币单位订立之契约，应各照原定数额，于到期日概以法币结算收付之。
六、为使法币对外汇价按照目前价格稳定起见，应由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无限制买卖外汇。
当年南京政府实施币制改革，所发行的纸币定名为“法币”。为何称为“法币”呢？就是指蒋介石的南京政府的“国家法律”赋予中央、中国、交通和农民四银行发行的纸币具有无限法偿的能力。而所谓的无限法偿是相对于有限法偿而言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律规定：辅币的每次授受有一定限额，超过限额对方可以拒绝收受，故称为有限法偿。而对于本位币，每次授受的数量则属无限额，任何数量的本位币，对方均不得拒绝收受，故称为无限法偿。
法币政策的实施，表明国民党政府已放弃银本位制。但是因为法币没有规定含金量，所以，它与黄金没有直接的联系。孔祥熙和李兹?罗斯经过多次筹划，确定法币以对英镑的汇率来表示自己的价值，即规定法币1元等于英镑1先令2便士半。这样，法币就同英镑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中国因而也成了英镑集团中的半殖民地货币成员国之一。当时法币虽不同白银相联系，但南京政府却要把大量白银运到伦敦出售换成英镑存在英国作准备，以维持法币的稳定。那一段时间，国民党政府存在伦敦的法币准备金约2500万英镑。
法币与英镑相联系，当时引起美国的嫉妒和不满。于是美国利用停止收购白银、压低银价等手段，迫使蒋介石和孔祥熙同意与其签订了《中美白银协定》，且由美国财政部以每盎司白银按美金50分作价，向中国续购白银5000万盎司，以维持法币汇率。同时，确定法币与美元的汇率为法币100元等于美元30元，这样，法币又与美元挂上了钩。
在发行法币的同时，国民党政府又以白银“国有”名义，进行白银集中。当时孔祥熙颁布的《兑换法币办法》规定，各地银栈行号、商店、公共团体及个人，持有银币、生银、银锭或银块者等，从1935年11月4日起，限在3个月内就近交各地兑换部门换取法币。到1937年9月以前，中央、中国、交通和农民四银行收兑银币共达3亿元。由于发行法币，停止使用白银，农民不得不用白银兑换法币。当时农民用1元银币换1元已经贬值的“法币”，立即损失实际价值1／3，即3角钱以上。这实际上也是一种封建性的掠夺，而蒋、宋、孔等几大家族却由此发了一笔横财。可以说从当时全国劳动人民身上，又剥去了一层皮。
当年国民党政府法币政策的实施，有利于英、美帝国主义操纵中国的货币政策，加强对中国金融的控制。因为法币同英、美汇价联系，当英、美汇价发生变动时，法币价值也必须在英、美汇价上下限内变动；这就有利于英、美操纵中国的经济命脉。在中国实行法币政策时，英、美两国乘机大量收购白银，集中了大量存款，也积聚了更多的货币资本。到1937年7月31日止，国民党政府存在国外的黄金和外汇准备金共达13521万美元，其中约71％存在美国，近30％存于伦敦和香港；这就进一步加强了英、美等国对国民党政府的财政控制。然而孔祥熙当时却不知羞耻地说：“美国对中国新币制之赞助，岂独利吾国人，其稗益外人与我共贸易者亦良多也。”这真是孔祥熙丑陋嘴脸之大暴露。
实施法币政策，使国民党政府加强了对商业银行的控制，完成了对全国金融的垄断。在此之前，中国市场上还流通着12家银行所发行的纸币。法币政策推行以后，使得货币发行权完全集中于中央、中国、交通和农业四家银行手中，其他银行的发行权全部被取消，所有白银准备一律移交各有关接收银行。这样，一般商业银行为了得到法币，必然要依赖国家资本的银行，于是蒋、宋、孔三大家族当时所掌握的四大银行，就可以利用法币关系以及其他业务关系，直接或间接地来控制一般商业银行。所以，当时币制的统一和法币的发行，使国民党政府得以加速控制金融，确立中央、中国、交通和农民四大银行在全国金融界的垄断地位。
一时间因有蒋介石倍加信任，孔祥熙不免更加春风得意。1935年11月孔祥熙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12月，被选为中央常委、国民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委员；再加上已有的财政部长、行政院副院长和中央银行总裁等职务，他实际上已成为南京政府“执掌相印”的核心人物之一。
接着，孔祥熙又成立了中央信托局，并以中央银行总裁身份兼任理事长，还任命自己的大公子孔令侃为常务理事，并掌握业务用人大权，从而把中央信托局办成了一个为孔氏家族走私贪污、搜刮外汇以及剥削劳动人民的重要机构。
总之，孔祥熙当家理财，虽没有宋子文的才干，但由于能顺从蒋介石的旨意，因而深得蒋的青睐和重用。只是这样一来，当时的国民经济更加走向崩溃的边缘。当年有道是：一代不如一代！这应该是对孔祥熙的最大讽刺吧。
4．宋子文“绝处逢生”
其实，人生如万花筒一般变化莫测。一个人一夜之间可以成为帝王，一夜之间亦可沦为平民，甚至奴隶。1933年9月，宋子文出访美欧回国后不到一个月，便被蒋介石撤销了行政院副院长和财政部长二职。于是在以往的鲜花和荣誉衬托下，宋子文仿佛一下跌进了万丈深渊，从而心态也极度失去了平衡。当时宋子文痛恨蒋介石，也恨孔祥熙，然而这二位恰恰又是自己的姐夫和妹夫。在外人眼里，这几乎是不可能之事。然而不可能之事却在一夜之间发生了；且发生得这么突然，以至宋子文起初也不相信眼前的事实。
宋子文开始反省自己--究竟是自己不对呢，还是政治太无情了？最后他作出了肯定的回答：想来全是老蒋的心黑和“哈哈孔”的阴损拆台。以前，他宋子文错把他们看成自己的财富和：荣耀，而今天他终于发现，蒋和孔实际上全是他自己的敌人。
既然一切已成不可挽回的现实，宋子文也就只好认了。
就在宋子文大权旁落的时候，第一个去开导他的人，便是大姐宋蔼龄。接着是小妹宋美龄。只是因政治不认亲情，所以宋子文心里更是烦闷。他说不出是什么滋味，是怨恨还是慨叹人生不公。反正宋子文当时心想：你们说得天花乱坠，可事先你们为何不来，还不都是事后诸葛亮！
宋美龄当然理解长兄的心情，便慢慢地向他解释说：“你虽然两职被撤，心里很烦，小妹也能理解。但是毕竟还保留了你的中央执行委员和政治委员会委员，还有全国经济委员会常委职务呢……他是他，我是我，我能做到的眼下也只能是这些了……”
宋美龄的一番话多少使宋子文恢复了些理智。
这时宋蔼龄在旁接过话题劝道：
“作为大姐，我和小妹这次来，都是出于真心，出于对你的骨肉真情。事实已到这个地步，我们也心痛。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不过，子文你一定要向前看。江山没有改，人还是我们的么？以前有对不住你的地方，找机会我和小妹都会想办法的。”
“既然还有你的职务，你就暂且委屈一下，主持全国经济委员会。这也能发挥你的聪明才智嘛。”宋美龄道：“何必事事参与，到头来累个要命，何苦跟自己过不去呢？！”
“倒也是的，现在经济委员会共有10人。你掰开手指算算，哪派势力都想利用经济委员会的旗号，发展本集团的垄断经济。那儿是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张静江早有过这个企图，还有实业部长陈公博、铁道部长顾孟余等等。”大姐宋蔼龄又开导道。
“那么按大姐和小妹的意见，我就去主持全国经济委员会吧。”宋子文终于露出笑容。
接着大姐和小妹又帮助宋子文分析了形势，宋蔼龄道：
“美棉麦借款2亿元归全国经济委员会支配，这是汪精卫已决定了的。再说经济委员会由你、汪精卫和孙科三人组成。一切还不是你说了算。现在全国经济界人士企图扩大这个组织，目的还不是想取得使用借款的优先权。这可是一块肥肉啊，能吊很多人的胃口。再说，这个机构事关全国经济命脉之大事，有些好处，现在恐怕还难以估计呢广
宋美龄又道：“我抓紧时间给介石吹吹风，全国经济委员会要正式成立，并形成一个专门机构，法定下来。这样汪精卫是行政院长，孙科是立法院长，你是全国经济委员会主任。我看实际上不比原来那个财政部长差。”
于是没过多久，全国经济委员会正式成立。那天宋子文精神焕发、西装革履地出席了成立大会并讲了话。实际也是他的施政演说。在会上他侃侃讲道：“麦棉借款，数目不小，必须用于生产与建设二项。只有如此，才能再生产，并增强国民经济实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用好管好这笔款项，必须成立相应的组织机构，比如成立棉纱统制机构、粮食管理机构等，以便监督和用好这笔款项。当前首要的是兴修公路、加强农田水利建设，以及国民卫生事业等。如现有的棉业不能立足，则对内复兴农业、对外抵御经济侵略云云，均为空谈。”
最后，宋子文要求国人积极和政府“同舟共济，共渡难关”。
1933年10月4日，全国经济委员会发表《统制棉业告国人书》。
10月6日，宋子文任命陈光甫为全国经济委员会委员兼棉业统制委员会主任。
10月11日，全国经济委员会增补了28名新委员，以强化政府对棉业和农业的领导。
接着宋子文又颁布了2亿元国币的棉麦借款转变成现款后的使用办法草案：
“以借款的40％用于币制改革及整理金融，拨交中央银行1400万元，以600万元发展民用航空事业，以180万元为赣省治标费、100万元为治本费”；“续筑7省联络公路拟拨650万元，卫生事业50万元，赣省建设事业190万元，西北建设事业拨250万元，棉业统制拨100万元，蚕桑改良拨75万元，茶叶改良拨6．4万元，燃料研究拨10万元，调查研究拨20万元，所余作预备费。”
转年1月，国民党四届四中全会在南京召开。宋子文代表政府在大会上慷慨激昂地作经济报告，其报告中强调了建设的重要性--一是吃饭，二是建设；并追述了争取棉麦借款和国际间技术合作的经过。他宣布全国经济委员会今后的工作重点，在于制定计划并督促完成计划：“内而获全民之赞助，外而得友邦之信仰，经济建设前途，庶有美满之效果。”
当时宋子文的报告鼓舞人心，从而赢得了与会者的阵阵掌严。
在掌声中，宋子文继续讲道：“今后的任务，在两年内要完成的项目有：公路建设，在苏、浙、皖、赣、鄂、湘、豫。闽、陕、甘等10省，共有联络公路2．9万公里。铁路建设主要有5项：一是粤汉铁路，即汉口到韶关段，于1936年底通车；二是陇海铁路，即渲关至西安段，1934年底通车；西安至兰州段，1935年初开始勘测；三是计划修筑粤滇川陕铁路，并开始勘测；四是浙赣铁路，已分段进行。关于水利建设，成立了5个委员会，即导淮委员会、广东治河委员会、黄河水利委员会、扬子江水利委员会、华北水利委员会，由各委员会分别提出治理项目。关于海港建设，计划修建连云港、东方大港、北方大港等等……”
当时，可以说宏伟的计划既表明了宋子文的决心，也表明了他的眼光。
不管政府计划落实如何，国人总归要看到希望。宋子文就是从这里切人，从这里起步。并且宋子文不但是计划的制定者，也是执行者。就像其父亲宋耀如先生一样，宋子文也不愧是个大实业家，胆识皆俱。为了制定大西北的开发计划，1934年春天宋子文以全国经济委员会常委身份，对西北进行了实地考察。当时，在陕西、青海、甘肃、宁夏等省都留下了他风尘仆仆的足迹。整个考察历时一个多月。在那段时间里，宋子文每到一地，都受到热烈的欢迎。
那是一个风沙漫扬的清晨。
宋子文一行抵达潼关，受到了撞关各界约500人的热烈欢迎。宋子文在专列上接见了当地军政长官及中央社记者，并发表简短的讲话。他还询问了当地交通及建设情形。接着宋子文赴黄河岸视察风陵渡。随后他又抵华阴，下车参观了陕西农具制造厂和华阴兵工厂后，再乘车西进抵渭南。接着宋子文抵临潼，杨虎城夫妇、邵力子夫妇等前往欢迎，杨、邵并在华清池设宴为宋洗尘。宴毕，宋子文在华清池沐浴后上车，最后在杨虎城等人陪同下抵达西安。
次日上午10点，西安各界在民众乐园隆重举行欢迎宋子文大会，当时到会者万余人。杨虎城和宋子文相继在会上表发了长篇演说。
宋氏首先对各界的欢迎表示感谢。他说：“今天承蒙各界盛大的欢迎，子文现在首先想表示的，就是诚恳的感谢和说不出的快慰。”接着，他便说了一番取悦陕西民众的话：“子文此次代表全国经济委员会，到西北实地考察，昨天一到潼关并自潼关一路到西安，沿途所眼见以及昨天本人到西安时所感到的，觉得作为西北门户的陕西，绝不是外间人想像的陕西。陕西的民众已充满了朝气和复兴的景象。”他说：“自民初以来，西北倍受水旱、瘟疫、地震及政治黑暗之灾祸，真是痛苦极了。但最近已是大不相同，中央的人纷纷到了西北。各方也都到西北投资，经济委员会正着手替西北民众做几件有益的事业。”
接着，宋子文讲了建设西北的四项计划。
一是水利。宋子文说：“陕西为中国文化发源之地，现在各事落后。政治上的不安，当然是最大的原因；而关系经济命脉的水利，不加兴修，亦是根本的病源。关中自秦汉以来，历代对于水利都有好制度，所以关中沃野千里，成为富足之区。清末以迄民国，各方多难，无暇顾及，由是年岁丰欠，一任天命。”他认为，“关中恢复从前的繁荣，并非难事。目前最需要而应先着手的，第一便是协助径惠渠同洛惠渠的完成”。“此外尚有较大计划，就是导渭计划，须款8000万元之巨；如能办到，则全省永无水旱之忧。”他说：“经济委员会现正从事技术上之研究、经济上之筹划，希望国家不久能有此力量可以办到。”
二是交通。宋子文说：“要谋西北的繁荣，和全国经济。国防上的联络，最低限度应将铁路西通兰州，南通四川。在目前，中央财力有限，只能先从建设公路起始，以资补救。”他说“现在我们暂时不能企望像欧美交通之精良，但至少要做到天天能通车，天天能运输。”他又说：“经济委员会对西北道路已有计划，只嫌款项不足。杨虎城主任极愿以兵工筑路，军队本消费者，今一变而为生利。倘西北军政与经委会三方面合作，即便经费不够充足，亦必能达到一定的目标。”
三是农业改良。宋子文说：“农业为立国之本，故农村建设、农村合作等，皆在经委会研究之中。”他说“棉花是西北特产，成为研究之中心”。宋子文认为，要发展棉产，应从美国选购棉种，分发各省广播，同时要改良工厂技术。至于畜牧业，宋子文认为，“于陕西虽无重要关系，然于西北其他各省之经济，关系甚重。现在所拟办者，一方面为改良畜种，一方面为设立兽医”。
四是卫生。宋子文说：“西北于卫生无设备。尝见欧美各国，卫生方面年费几千万元或几万万元国币。中国贫穷，当然不能追从欧美，但是穷亦有穷的办法。”他表示“经委会对此认为极端重要，希望能协助各省积极进行”。
同年5月上旬，宋子文一行抵达兰州。
听说宋子文一行的到来，当地各界群众自发集会，欢迎他的到来。
于是宋子文再次发表演说。他首先赞美兰州是一个美丽的城市，接着讲了此来兰州的观感：“西北的建设，不是一个地方问题，是整个国家的问题。现在沿江沿海各省，已经在侵略者炮火之下，我们应当在中华民族发祥地的西北赶快注重建设。”讲到具体计划时宋子文提出：“第一是要把交通道路修好，将运输方法计划完善，以能把东南的经济力量和欧美的科学技术引进；第二是要开展有益农人减轻灾荒的水利工作；第三是农产品改良；第四是卫生实施及兽医的组织。”宋子文最后希望当地各界团结一致，倾尽全力建设西北。
5月中旬，宋子文又先后至青海西宁和宁夏等地进行了考察。同年5月17日他由宁夏银川回抵西安，18日由西安返回上海。
宋子文回上海后，即在西爱威斯路经委会办事处接见记者，发表书面谈话。他在谈话中称：“余所得印象之最佳者，西北各省军民长官，对于地方事务，艰苦从事，以身作则……军士服务于道路水利工事，耐苦耐劳。”在谈到人民生活时，宋子文承认当时的“西北农民生活简单，去今两年丰收，本可休养生息，但一部分区域当因派饷制度，以致民不聊生”，宋子文还谈到了“西北各省币制紊乱，确为金融上一大问题，亦生产上之大障碍”。至于经济委员会在西北如何投资，宋则称须待讨论后才能决定。
6月22日，全国经济委员会召开第9次常务会议，当时出席者有蒋介石、汪精卫、宋子文、孔祥熙等，孙科因立法院开会未能出席。会上，宋子文报告了西北考察经过。其报告分水利、交通、卫生、农村建设四个方面。
在水利方面，宋子文说：“陕西水利，要以产棉区域之径惠、洛惠两渠为重要，是以应对于两渠积极规划，赶先修筑。”宋子文提议经委会以100万元作为修补两渠基金，并提出修补两渠的若干具体意见。关于导渭计划，宋认为，大致在宝鸡山谷积水，以供电力，即以电力将渭水引灌北岸高原之田地约500万亩；并将所余电力，供给各种工业及将来陇海铁路西兰段火车发动力之用。估计其费用在8500万元，非目前财力所允许。所以仅仅是一个设想而已。
在交通方面，宋子文主张先修两条公路干线，即西兰线和西汉线。西兰线修通后，3日内可由西安抵兰州，如此则西北交通便利得多。而西安至汉中公路，为经济、国防之要线，亦应尽早开通。为此，宋子文拟拨西兰路80万元、西汉路35万元。
在卫生方面，宋子文在报告中说：“西北对于卫生事宜，较各省落后；除都市粗具卫生治疗机关外，各地一无设备，人民几乎不知卫生为何物。”他认为，西北各省近代医疗卫生不发达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地方贫苦，外省医药人才不愿西去服务；二是西北子弟能赴外省各大学医科求学的机会太少。宋子文主张将上海同济大学医学科移设西安，以作为发展西北医学的基础。同时他还谈到了兽医及改良畜种等问题。
在农村建设方面，宋子文说：“西北各省农村凋敝窘迫，亟待救济。”他又说“因经委会财力有限，只可择陕西首先着手。因陕西为产棉要区。”宋子文主张“禁种婴粟，改植棉田，以抵收益”；并拟由经委会拨款20万元，陕西省府再分期筹款50万元，以此作为基金，支持陕西农村建设。
最后，宋子文提出了一个建设西北所需资金的整体数字：“径惠渠改良经费25万元、洛惠渠建筑经费75万元、民生渠改良经费20万元、甘肃各渠建筑费50万元、宁夏各渠建筑费20万元、西兰路80万元、西汉路35万元，以及陕西运输机关所需经费40万元，共计435万元。”
宋子文报告后，当时会议讨论通过了《西北建设计划案》、《西北水利事业办法案》及《兴建西北公路进行办法案》等。同时，变更了宋子文考察西北前由经委会原订的西北建设计划。其变更内容大致如下：
一、甘肃、宁夏两省水利事业，颇关重要。本会本年度事业进行计划，未经列入，现拟分别举办。预计所需经费，甘省约50万元，宁省约20万元，合之陕绥两省原定水利经费130万元，共计200万元。所增70万元，拟先就西北畜牧经费项下移用10万元，西北合作经费项下移用20万元，余再另筹。
二、西兰公路工款，拟加拨35万元，由原拟拨借福建路款内移用10万元、公路运输费项下移用10万元，尚欠15万元，在公路款内另行设法。
三、西北畜牧经费40万元，按照上述移去10万元后，所余30万元，拟并入原定西北兽疫防治及卫生事业费项下30万元，共计60万元。关于应办畜牧各项，由农业专家与卫生实验处会商办理。
四、西北农村合作经费40万元，按照上述移去20万元后，计存20万元。
可以说，宋子文的确是一位务实者。在他主持的全国经济委员会的工作推动下，1935年6月，南京政府发起了经济建设新运动，并与当时宋美龄倡导的“新生活运动”相辅相成；一时声势浩大，给人们留下了印象。
5．兴办实业--攫取私家财富
应该承认，宋子文当年的金融思想，可谓始终是走在时代的前列的。
当年成立中国建设银公司，已是宋子文考虑许久的想法了。早在1933年，宋子文在财政部长任上时他就提出过。不过那时他太忙了，只是在出访过程中提出组织联合企业，以大量国外借款发展中国经济，亦称以财生财，滚动发展。这一想法最初的雏形是，这种联合企业应该由中国与西方各国银行家组成，以代替此前的国际银行团。应该说这种想法在当时是先进和超前的，但是因种种原因最后构想流产了。探究原因应有两个：一是这一联合企业最初没有包括日本，所以日本施加压力阻挠外国银行家参加此一计划；二是宋子文偏巧时运不佳，当年10月就被迫辞去财政部长和行政院副院长职务。
当时，宋子文当然不会甘心这种失败。
于是在辞去财政部长之后，宋子文便采取另一种形式来实现他的计划。他决定组织中国建设银公司，以作为中外联合投资公司。他希望这一新型的企业能引进西方资本和技术，并与中国资本结合成立众多的合营公司。对此日本继续反对，1934年5月5日，日本驻南京领事表示反对英美等国加入该公司。后来，建设银公司虽然获得了外国贷款，但其资本却只有中国人认股。
1934年5月31日，在宋子文眼里应该是个值得庆贺的日子。
中国建设银公司在宋子文的多方努力下，正式挂牌成立。当时参加庆典的有不少来自南京和上海的重要头面人物，包括宋子文、孔祥熙和宋子良，以及财政部官员徐堪、吴启鼎、谢作楷和邹梅初，还有银行家张嘉、胡宪、徐新、周作民、钱永铭、贝祖治、陈光甫等人。
宋子文亲自剪彩，一时鞭炮齐鸣，热热闹闹。
典礼仪式上，宋子文首先讲了话。他介绍说，该公司纯系私营商业公司；主旨在调查了解备工商企业的财富情况，倘属可行，则可办理中外资金进行单独或联合投资事项；并代表投资者利益，注意该企业的发展。该公司业务不受资金限制，公司并非投资信托公司，而是为中外资金对适合投资的工商企业进行金融互助。该公司资本定为1000万元，共100万股，每股10元。与会人士先行购买50万元作为该公司的基本金。
会后，公司委托上海17家银行募集资金。
4天后，宋子文在第一次股东会上说，1000万元资金已经全部认足。第一次股东会议是1934年6月4日召开的，当时投票权只限于千股或千股以上的股东，孔祥熙当选为董事长；孔祥熙、宋子文和贝祖治当选为执行董事并执掌公司全权。股东大会，任命宋子良为总经理，并选出21位董事和7位监事。
当时明眼人不难看出，这家公司虽然自称“纯系私营商业公司”，事实上，其所仰仗的仍是它的发起人和南京政府的关系。有了这些关系，何愁发财不成！当时和该公司有联系的重要商业银行如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四明银行、中国通商银行、中国国货银行和中国实业银行，后来都归南京政府控制。这样，照顾该公司做生意的政府官员、公司股东和公司的经理们，基本上是同一网络上的人。因此该公司一成立就受到人们的极大关注。
后来南京政府利用中国建设银公司，从政府系统本身借款。当时财政部想要从政府控制的大银行借款时，就找建设银公司，由公司组成银行团筹措款项。如1937年2月，该公司贷给财政部6000万元，财政部则以印花、卷烟和酒三税作担保。而待该公司没有资金时，便从有股东关系的银行如中国银行、中央银行和交通银行等金融机构直接借来。当时作为财政部长的孔祥熙，通过私营企业建设银公司做中间人，从他所控制的政府银行得到借款。然而，孔祥熙也正是这家私营公司的董事长和主要股东。
由于当时政企不分，该公司得到政府关照，于是效益看好，资产迅速增加。公司成立时只是1000万元资本，但一年后即1936年的6月就扩张到1亿元以上。这1亿多元的数字中，约有9000万元是代表银行团放出的贷款。于是，该公司1936年纯利为190万元，其盈利额度相当于资本额的20％。
本来，该公司成立初衷，在于引进外资，可是后来在这方面却没能如意。由于日本的反对和当时国内形势不稳，致使国外投资者不多。最初，宋子文曾和两个英国公司，即汇丰银行和中英银公司进行谈判并于1936年达成协议，由他们和中国建设银公司共同贷款1600万元，修通沪杭甫铁路。1937年宋子文又和英国公司接洽两笔借款，一笔用于修建广州至梅县的铁路，一笔修建浦口至襄阳的铁路。可惜这两项投资方在开始商谈阶段，即因“卢沟桥事变”发生而中止。
由于吸收外资受阻，后来中国建设银公司的性质也便发生了变化。
也就在这个时候，宋子文采取了行政干预手段。
那天，宋子文一个电话，就把时任建设银公司总经理的弟弟宋子良召来，兄弟二人开始进行筹划。
“公司要发展，我看必须要紧密配合全国经济委员会活动。不然难免山穷水尽。”
“我听大哥的。怎么办请大哥直言就是。”宋子良道。
“我所说的活动，是指配合经济委员会江西办事处和西安办事处进行活动。南京政府原来在这两个地区的经济势力很弱，成立办事处可以扩张在这两个地区的势力，同时壮大建设银公司的实力。”
“那好吧。”
“下一步计划，争取把全国的分公司尽快都成立起来。”
于是，在宋子文的筹划下，中国建设银公司的一个个分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地成立起来。
首先是西安分公司的正式成立。当时名义上是协助经委会工作，实则为个人捞利益。该分公司由前财政部税务署署长。中国建设银公司董事谢作楷任经理。中国建设银公司西北分公司的主要活动，当时是同陕西省政府合办企业，开发一个电力公司和一个煤矿。1936年8月，公司领导人和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正式签署协议，拟开发上述计划中的电力公司和煤矿。
接着就是中国建设银公司江西分公司的成立。
1934年10月，总经理宋子良抵达江西南昌，讨论和江西省政府合办赣省水电厂事宜。次年3月，宋子良再赴南昌，和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为建立水电厂签订了150万元的借款协定。
嗣后，由于实力大增，1936年7月，中国建设银公司接替了当时全国建设委员会的工作，开始经营重要企业，并向纵深发展。
且说当年的全国建设委员会，成立于1927年，是蒋介石为照顾其追随者张静江而成立的，张任委员会主席。这个组织成立以来，发展迟缓，至30年代初预算近10万元，经营了几个企业包括南京电厂、戚墅堰电厂和淮南煤矿铁路公司等。其中南京电厂是最大的企业，建立于民国初年，属官营企业。1928年由全国建设委员会接管经营，发电量增加很大。戚墅堰电厂是1923年由中德合资建立的，位于江苏武进县戚墅堰，专为无锡纺织厂和面粉厂供电。1928年10月改为国营后，至1935年该公司发电量约增加6倍。淮南煤矿铁路公司则是由全国建设委员会建立，矿区位于安徽，1931年7月开始开采。为了运输方便，当时还修建了总长22公里的淮南铁路。至1937年该公司资本达到1000余万元。
1936年春天南京政府正式决定，将以上几个企业及其管理权由官方的全国建设委员会，移交给私营的中国建设银公司，并签定了正式合同。当时为掩世人耳目，合同上的移交不采取直接方式而是表面上以增资为理由，由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命令建设委员会招收私股；而事实上，就是把全部新股卖给中国建设银公司。由于此举合情合法，令外人看不出破绽。
当时的合同上写道：建设银公司购买淮南公司股份的60％，建设委员会保留7％，其余卖给上海的银行，以冲抵未付债款。南京电厂和戚墅堰电厂改组为扬子电气公司，总资本为1000万元，其中建设银公司占股份60％，建设委员会占40％。
1937年5月14日，在新的所谓“私营”扬子电气公司成立会上，宋子文当选为临时董事长。
随着当时这些重要工业企业的购进，使得中国建设银公司如虎添翼一般，实力倍增，进而成为宋子文属下的中国银行体系中最大的公司。该公司虽是私营公司，可显然是南京政府间接插手私营工商业的一种力量。宋子文利用这个公司，为自己也为公司的股东们赚得了很多利润，而这些股东，包括宋子文本人，就是南京政府的官员或与南京政府有联系的人物。
就这样，当年便形成了“蒋家王朝陈家党，宋氏家族孔家财”的新格局。
此外宋子文的私营经济活动中，还有一个重要基地；便是中国银行。当年，他拥有占中国银行1／4的资产。这在旧中国，也是一个不小的天文数字。
有了钱和自己的企业，何愁不能干一番大事业呢？当时宋子文可谓是踌躇满志。宋子文的下一步目标，便是利用上面的那些基地，积极垄断经营工商业，就像其父辈当年一样，真正成为中国的大实业家。
宋子文首先选中了纺织业。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宋子文利用中国银行，通过抵押借款摆占了不少丧失赎买权的纺织工厂。当时，他用这种办法有力地控制了15家纺织企业，拥有35万纱锭，大约占华资纱厂的13％。并且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还利用债权关系直接经营7家丧失赎买权的工厂，又投资经办4家，由银行的附属机构收购了4家。于是，中国银行的财产一时间遍及全国。如河南的豫丰纺织厂，原系受到美国教育的实业家穆湘阴在1932年设立，该厂是当时内地最大的工厂之一，在经济萧条时期倒闭，1934年归于中国银行。还有山西的雍裕纺织公司也因破产，于1936年冬天为中国银行购得。
在此基础上，宋子文当时还和一些省政府联营开展投资活动。如1937年4月，中国银行和湖南省政府合建衡中纺织公司，资本总额为350万元，其中70％由中国银行组织上海财团认购，20％由湖南省政府认购，10％由湖南的私人资本认购。、中国银行的贝祖治负责管理新建的公司，其总办事处设在上海。
接着宋子文又选择了纺织业以外的行业进行投资。1937年春天，他以同样方式买断了即将破产的渤海公司的面粉厂。电力公司和商业公司。一时间，他或是投资或是分股，资产广布全国各地，的确显得财大气粗。
说来宋子文也不愧为留洋博士和银行金融家。他的商业活动，当时还有多种组织和投资计划。如1936年宋组织中国棉业公司，1937年5月确定该公司资本为1000万元且只分1万股，其中大部分由上海的银行认定：中国银行4430股、交通银行3000股、中国建设银公司1000股。该棉业公司的开设和建设银公司相似，它自己的资本有限，主要是利用参加该公司的银行业财团的资金。当时上海银行界头面人物多是该公司的董事，包括钱永铭、周作民、贝祖诣和宋子文等人。公司的业务，名义上是经营纺织厂，实际主要活动是商品买卖以及进行投机。该公司在上海物品市场上很活跃，开张的第一年，就成为中国最大的商品交易公司之一。其原棉交易总额达1300万元，纱布经销约500万元。
难怪当时有人说：“宋子文从事许多‘私人’商业活动，依靠的主要是同南京政府的关系及其控制的银行资源，他的公务和私事实际上是很难分开的。”
据当时有关史料记载：
1936年7月，广州的分裂运动失败后，蒋介石南京政府竭力加强对广东省的控制，新的军事和政治控制双管齐下。同时和南京政府有联系的重要人物包括宋子文、宋子良和孔祥熙等人，均着手控制广东的私营企业。当时由宋子良主持改组广东省银行，并使之受南京政府控制；而宋子文则着手恢复广州银行。他们运用自己的私人活动和政府职权，加强了南京政府对广东省的控制。当然，同时他们也从中乘便作了对个人有利的投资。
1937年春宋子文去广州改组该省财政之后，又成立了华南米业公司。新公司亦决定资本1000万元，并表面上宣称从事华中、华南大米的改进、生产、运输和销售业务。宋子文为该公司董事长，董事有孙科、宋子良、吴铁城（时任广东省政府主席）和银行界的宋汉章、唐寿民、王志率等。而在实际上，华南米业公司最重要的经营，是供应华南饥荒地区的大米。因为1937年春天华南地区大米奇缺，老百姓茹草度日。显然，这又给他们谋取私利，提供了机会。
1936年秋天，南京政府为解救两广饥荒，曾考虑从东南亚免税进口200万担大米。计划经过半年的考虑，于1937年4月新任广东省政府主席及米业公司董事吴铁城批准免税大米由广州进口。这样华南米业公司垄断了大米进口。该公司自称它的宗旨是为开发国内大米销售市场，实则进口洋米乃是它的大宗业务。不过，1937年春天，宋子文确曾指示过在浙江、江苏和湖南等省采购大米，但这是因为当时这些地区稻谷丰收，米价低廉。
1936年底，宋子文想到要去发展他的故乡海南岛。于是其开发海南岛计划和米业公司成立的情况相似，也是亦公亦私性质，既为国家又为个人。当时，宋子文希望南京政府增强对海南岛的控制，以阻止日本入侵该地区，当然同时也希望开发海南岛的经济。并且宋子文的计划也包括了为个人投资以赚取私利。1936年11月，宋子文在广州举行的海南故乡开发会议上，宣布了他开发海南岛的计划。其全部计划包括公路、铁路和码头等方面的投资。1937年6月，他到海南岛开始执行这一计划，但很快就因抗战爆发而中止了。
此外宋子文在其他方面的投资，则纯粹为了个人赚钱，其中最明显的是他购买了足以控制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股份。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是当年中国最大的的一家烟草公司。早在20年代，它就和其他很多华商烟草公司一样，兴盛一时。但后来，由于英美烟草公司的竞争和自身经营不善而摇摇欲坠。因当时南京政府实行的税制政策有利外商，则使这些问题更为严重。1932年烟税实行二级税率制，中国公司主要产品的低级烟的税率比英美公司高级烟要大得多。1934年上海华商烟厂向南京政府请愿，迫切要求恢复以前的七级税率制，并指出：因多数中国烟厂生产低级烟。过往的经验证明，原来的七级税率制对中国工厂最有利，修改为三级税率制后利益减少，而现在的二级税率制只有利于外国工厂。但南京政府不顾华商公司的具体困难，只求增加税收，拒绝改变税率。其后，1935年南京政府财政部又向英美烟草公司借款1000万元，并承诺继续实行二级税率制，直到还清借款。
因经济萧条时期南洋烟草公司困难加剧，宋子文加入南洋公司并出任董事长虽然简氏会失去对公司的控制，但以宋子文为主则会从南京政府得到更多的照顾。1937年3月达成协议，宋买得能控制该公司的半数股票；当初虽估价为1810万元，而后来宋子文仅用100万元即行购得。
宋子文控制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后，1937年4月财政部宣布实行新四级烟税制，各级烟的税率都提
高，尤其高级烟比较低级烟增加的百分比较大。当时按箱计算，每箱值100元的增税25％，每箱800元的增税167％。新税制因此有利于中国烟厂。
1937年6月南京政府又宣布进口各级纸烟一律增税80％。由此看来，一当宋子文购买当时中国最大的南洋烟草公司后，南京政府对洋烟与华商烟厂的政策立即就趋于一致了。而在此之前，华商烟草业资本家要求改变征税的请求，却一直是无人理睬的。
当年宋子文还积极参与筹组中国汽车制造公司，试图在国内生产中国自己的汽车。在1936年12月汽车制造公司成立会上，决定公司资本150万元，制造工厂设在湖南东部，总公司设在上海。该公司董事包括宋子文、宋子良、张嘉、叶琢堂、陈果夫和全国经济委员会总务长秦汾。后来不久，该公司的经营亦因战争爆发而中断。
那么在这里，我们怎样评价宋子文呢？有人说他是中国工商界发展的促进派，当年为中国工商业的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又有人说他以权谋私，中饱私囊，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国家蛀虫。总之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莫衷一是。所以这里笔者亦不愿妄加评论，结论还是留给历史去评说吧。但不管怎样，宋子文当年通过他自己的努力，使当时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工商业，有了一个较大的突破，这一点事实，应该是历史存在的。当然，在这期间宋子文也中饱私囊，为自己及整个来氏家族攫取了堪称巨额的私人财富。此一点，亦是历史所无法回避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