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氏家族全传
1．姐弟分手
1926年11月26日，武汉火车站。
清晨，刚下了一场小雪。
车站像一座“白头翁”，显得异常肃静。惟有车站的出口处，人来人往，显出车站的生命之所在。但那些人却把头缩在大衣领内，没有人深情地望上一眼，哪怕仅仅一瞥也好……在车站的出口处，仁立着一位亭亭玉立的姑娘，她身披着一件紫红色的呢子大衣，黄色的裘皮领翻卷在脖子上；一双棕色的高筒皮靴，踏在雪地上；一条黑底带绿花围巾包着头，只露出一副俊俏的脸庞。此时，她正在东张西望，焦急地等待着……突然一辆甲虫般的乌龟小轿车驶了过来，在她身旁停下，旋即跳下一位与她脸庞差不多的少妇。
“小妹，让你久等了。”宋庆龄上前打招呼道。
“二姐，冻死我了。”宋美龄搓着手。
“快上车吧。”宋庆龄挥手道：“刚刚开过一个碰头会，时间晚了一点。”
这是当年武汉的第一场雪，整个武汉城在雪的覆盖之中。小车穿过几条马路，在一个不大的院落前停下来。
宋美龄挽着二姐的胳膊下了车，一种姐妹亲情在宋庆龄心中流淌着。然后，姐俩跺跺粘在脚上的雪，便进了屋。
卫兵小阚把一盆炭火端了过来，放在客人身旁。宋庆龄又忙去泡茶。宋美龄趁机瞧了一个屋内的摆设：一张单人床。一个办公桌、两排老式沙发，正面墙上挂着一张硕大的中国地图。整个房间显得整洁和恬静。只是那镶着孙中山遗像的镜框，使人看了不免有些沉闷。
宋庆龄把一杯清茶端过来，送到宋美龄手中：“小妹，快喝点，暖暖身子。”
“嗯。”宋美龄接过茶杯刚呷了一口，旋即叫了起来：“哎呀，好烫啊！”
围着炭火盆，姐妹俩畅谈起来，亲情家情，往事新事，一下子全涌了出来……
“小妹，我想问妈咪怎么样？”宋庆龄理了理腮边的秀发。
“妈咪可想你啦。说起你来她就掉泪。”宋美龄望了一眼孙中山的遗像道。“这次来，也是妈咪催我来的，再说我也想二姐了。”
“前段听子文说妈咪病了，得的是什么病？”宋庆龄抚着美龄的秀发问。
“唉！还不是那老毛病，心脏不好，再加上着凉患了感冒。”宋美龄答，“现在一切都好了。请二姐放心。”
“妈咪有病你在跟前吗？”心细的宋庆龄又问。
“你们都不在家，我再不在跟前，你说能像话吗？”
“唉--”宋庆龄联想到自己不能在母亲身边尽孝，叹口气道：“妈咪这一生太不容易了。”继而又问：“大姐经常回去吗广
“反正，比你回去的多。”宋美龄毫不掩饰地回答。
“是啊，我们三姐妹中，我是不孝之女了。”宋庆龄顿了一下，似乎想起了什么，又问道：“小妹，听说你和蒋总司令的事定下来了？”
“没结婚就不能算定下来。”宋美龄知道二姐对蒋介石印象不好，话就故意没有全部讲出来。
“我的事已经给老人添了乱，想起来就觉着对不住老人家。你的事也要多听听妈咪的意见。”宋庆龄不无遗憾地说：“蒋介石这个人能力强，北伐中也出了力，但野心太大。本来说好的国民政府设在武汉，不知为何他变了卦，非要设在南京。”
“政治上的事，我不管。”宋美龄说到这里，又感到话说得太绝了点，马上又补充道：“不过，二姐需要捎话的时候，我可以转达，决不贪污。”
“不用了！”宋庆龄若有所思：“我只怕你结婚后，就会把二姐忘了的。”
“二姐，你这话说到哪里去了。我的两位姐姐中，你对我的关心更大些。这一点，小妹一辈子也忘不了。”显然宋美龄是在指在美国留学那段时间。
“那就谢天谢地了。”
“前些日子，大姐和妈咪议论你再婚的事，不知二姐是如何想的？”宋美龄笑问。
“这个事我还没有考虑。再说我也不想考虑。”
说着说着，已近开饭时间，宋子文也推门进来。
“听说我们的小妹来了，是不是要我来请客？”宋子文幽默地说。
“你是国民政府的财神爷，当然应该由你请客。”宋美龄到哪儿嘴都不让人。
“小妹是咱家的掌上明珠，你说吃什么，开个菜谱，我包了。”宋子文看了二姐一眼说：“不过，二二姐是我的上司，新当选的中执委员。此事还得经过她点头。”
宋庆龄笑了：“你也别请了，今天我来请，你来陪小妹。”说完宋庆龄站起身，对门外的警卫道：“多加两道菜，把饭端到屋里吃。”
接着，她们又谈了起来。尽管当时国民政府面临着分裂的危局，但在中国这个国度里，亲情永远是神圣的，她像一只无形的手，既能拂平人们的创口，也能揭开旧的伤疤并使其血流不止……
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在国共合作下，农民运动风起云涌，北伐战事频频告捷，革命军一直打到长江以南。当时为解放全中国，国民政府及时召开了“二大”会议，选举新的机构，宋庆龄以压倒多数票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兼任妇女部长。这是她第一次独立取得的政治上最高职位。1927年元旦，是宋美龄来武汉的第5天，当时的国民政府正式宣布迁都武汉，民众和军队为此都举行了庆祝活动。几天后，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在武汉设立分会，分会委员13人，有宋庆龄、邓演达和董必武等。
此时长江北岸的英帝国主义妄图扼杀新生政权，可新生政权又是不可战胜的，于是一场冲突又开始了……
1927年1月3日，一队英国水兵在汉口英租界界外用刺刀对付正在举行庆祝活动的中国民众。这时期武汉群众的情绪本来在欢乐中已夹着愤怒，不只是因为他们在这个新的首都仍然看到外国兵耀武扬威，还因为不久前英租界当局逮捕了14名国民党并把他们交给了北京军阀政府--有的入狱、有的被杀。在武汉本地，英国人控制的海关--正如早些时候在广州发生的那样，拒不将“关余”交给革命政府而仍然交给北京反动政府。
尽管如此，聚集的中国群众当时并不企图冲过租界边沿堆满沙袋的工事。反而倒是英国水兵端着刺刀冲了出来，向群众施暴。消息传出，英国水兵撤回到军舰上，于是英租界处于中国群众的包围之下。
摆在武汉政府面前当时有两种道路：一是仍像过去一百年中经常发生的那样，违背人民意志，不敢触动一丝一毫外国人的特权；再就是同广大人民群众站在一边，坚决废止那些外国人的特权！
作为新改组的武汉革命政府，当然站在人民一边，支持群众的行动，并勇敢地作出决定：收回英租界。这是一项历史性的决定。自从1840－1842年鸦片战争以来，第一次由中国人民和政府收回外国根据不平等条约强占去的一片中国领土。
当时宋庆龄曾同外交部长陈友仁和苏联顾问鲍罗廷讨论战略，一时有三种不同的看法。
陈友仁考虑到在武汉聚集着约50艘外国海军舰艇，而武汉政府的部队则正往北开拔，所以作为革命政府所在地的武汉极易受到外国武力或蒋介石的攻击。这将从后方破坏整个北伐。因此，陈友仁虽然赞成收回租界，但认为须做好谨慎的外交工作，要保证不干涉外国侨民的居留和贸易，使列强没有诉诸武力的借口。
鲍罗廷认为这个问题也许应该暂时搁置起来，等北伐军推翻北京军阀政府之后，对外国租界及其他特权问题，在全国范围内一揽子解决。
宋庆龄则主张采取迅速的。战术性的行动。她的论点是：革命将取得全国性的军事胜利，这一点不仅中国人民，世界各国也都已看到，因此列强将避免同中国直接冲突，这样的冲突对他们有百害而无一利，而且列强之间也有意见不一的地方。虽然他们都不喜欢武汉政府，他们对武汉政府的态度、对其前途的看法以及当前各自利益受到直接威胁的程度却并不相同，因而中国对它们的态度也应有所区别。在武汉，应该只收回英租界，而法租界和日租界则暂时都不去动它。我们的行动越快，英国人就越是来不及同其他国家协调。这样做，武汉革命基地和继续北伐都不会有迫在眉睫的危险。她的看法后为大家所接受并迅速付诸实现。同时，宋庆龄还要求陈友仁要把群众运动看作他进行外交努力的可靠基础。
在同年2-3月间，武汉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与英国高级外交官欧文?圣克莱尔?奥马利交换了照会。英方认错并签字。中方亦承认并保持英人在前租界内居住和经商的正常权利。于是，中国人民的意志最终战胜了帝国主义强国的意志。当时为取得这一成果，宋庆龄作出了她的贡献。这使她很愉快；想来也一定会使孙中山愉快，如果他还健在的话。
一时间，武汉政府的威望不但在国际上，在国民党内部也在直速上升。1927年1月7日，宋庆龄和陈友仁、蒋作宾联名致电南昌的蒋介石，说明首都的军事、经济和外交形势正日趋改善，特别是收回英租界“内顺民心，外崇威信”，蒋介石身为国民党领导人应到武汉来共同策进。
蒋介石当时则明目张胆地试图在南昌建立自己的党政总部，他甚至截留第二批从广州去武汉的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并要他们投票赞同他的主张。尽管如此，武汉方面还是以大局为重，希望蒋亦能以团结为重。
但是，蒋介石的意图不像武汉政府所希望的那样--改善蒋同政府之间的合作，使北伐和国民革命继续在更为团结一致的气氛下前进。相反，他开始进行讨价还价并阴谋制造分裂。但他控制武汉国民政府、实行军事独裁的企图，在同年3月中旬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上，遭到了迎头痛击。只是，此后宁汉分裂的形势并未因此好转。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派出军队去对付手无寸铁的工人群众，屠杀了数千人并血洗宝山路。其后根据他的密令，由国民党右派军官指挥的部队和特务，在南京、广州等地进行了同样的大屠杀。当时中共的主要牺牲者包括赵世炎、陈延年（陈独秀之子）、萧楚女。邓文辉等一批著名的革命家。据说当时宋庆龄也在密令谋杀的名单之中，只是后来蒋介石出于自己与宋美龄的姻缘而被推迟下来了。
同年4月18日，距“四·一二”反革命叛变没几天功夫，蒋介石就在南京建立了他自己的“国民政府”，与武汉国民政府相对抗。蒋介石当时的这一叛逆行动，理所当然地遭到了国民党内广大左派的强烈反对。于是，国民党内出现了径渭分明的两大政治派别，并且第一次出现了两个国民政府。这就是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以“宁汉”两政府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和右派的对立时期。
当时的那场分裂，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宋氏家族内部来。自从宋耀如去世后，宋蔼龄以大姐身份执掌门户，宋氏家族的内部关系基本上还是融洽、和谐和亲密的。姐妹兄弟之间不但在生活上相互关心、照顾，而且在政治上也能基本形成共识，一致赞襄并参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这是形成并维系来氏家庭内部团结的重要条件。但是，此时的“宁汉对立”给国民党带来了左派与右派的纷争，也打破了宋氏家族内部原来形成的协调、平衡和友爱的局面，维系宋氏家族内部团结的基础条件也已不复存在了。
当时，宋氏家族的对立和分裂，主要体现宋蔼龄与宋庆龄两个姐妹之间的针锋相对上。宋庆龄代表国民党左派，站在武汉国民政府一边，愤怒地揭露蒋介石的新军阀嘴脸以及屠杀共产党人与革命民众的罪行，旗帜鲜明地继承和维护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思想与革命政策；而宋蔼龄则倾向国民党右派，明确表示支持南京国民政府，维护蒋介石的反共清共政策及其亲帝国主义、亲大买办、大资产阶级的政治立场。
两姐妹的政治对立，虽有其深刻而复杂的社会因素，但同时也再一次显示了两姐妹在思想个性上的强烈反差。宋庆龄是国民党内著名的革命左派，她在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坚决捍卫和执行孙中山的革命路线和革命政策，与国民党内的右派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在右派势力与强权政治的引诱和高压下，她决不以革命原则做交易。特别是在大批的所谓国民党左派人物反本的险恶形势下，她仍然不改初衷，一往无前，充分展示了一个真正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原则立场，从而成为当时左派的旗帜与中坚，也成为几万万中国人民的良知与榜样。宋庆龄的大智大勇，固然来源于孙中山先生的长期影响与熏陶，同时也再一次充分显示了她的理想主义的伟大品质与高尚情操。
与宋庆龄的激进思想和理想主义的气质相反，宋蔼龄的保守思想和追求现实利益的愿望则越来越鲜明。宋蔼龄早年虽然也曾经投身革命，一度是追求进步的青年革命党人。但是当孙中山在晚年推行激进的革命路线与政策后，宋蔼龄在思想认识上的差距就越来越大了。加之那个时期的宋氏家庭与孔氏家庭成员纷纷在政坛和商界崛起，既当官又当买办；从家族利益上来说，已与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利益融为一体，当然对国民党左派奉行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的路线及政策极为不满。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失去舵手，代表各阶级利益的政治派别纷纷推出自己的代表人物到前台表演。于是一部人向左转，一部人向右转。宋蔼龄从维护宋氏家族利益的立场出发，很自然地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产生了共同语言。这是宋氏两姐妹在政治上所以分道扬镜的主要原因。也说明了宋蔼龄亦是墙头上的草，哪边风大哪边倒。
从另一方面来说，宋蔼龄不惜抛弃血浓于水的姐妹之情，转而支持与宋氏家族素无渊源的国民党右派领袖蒋介石，这也是当时她审时度势、权衡利弊的结果。从性格上看，宋蔼龄并不是一个传统与保守型的人物。但是，从思想气质上看，她又是一个过分注重现实利益的市侩人物。当年宋蔼龄考虑问题的方法十分简单，然
而也十分管用；这就是看谁更有实力、谁的政策更符合自己以及家族的利益，她就支持谁。当时，宁汉对立的代表人物分别是蒋介石和汪精卫。蒋介石是一介武夫，政治上又是个暴发户，声誉不佳，但是由于手握重兵而成为国民党内实力型人物。汪精卫虽是位老资格的革命党人，革命口号喊得震天价响，又因雄辩而能在国民党内一呼百应，是当时颇受世人景仰的著名政治活动家与左派革命领袖。然而，汪精卫又是卖狗皮膏药的江湖郎中，是中看不中用的空心大萝卜。在当时宋蔼龄看来，蒋、汪斗法孰优孰劣，孰胜孰败，这是毋庸置疑的。因此，宋蔼龄决定支持蒋介石，与右派联手打击武汉国民政府。显然，宋蔼龄当时做出这个抉择，虽多少带有赌博的味道，却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从当时蒋汪斗争的手法来看，蒋介石制变机先，抢先一步把宋蔼龄、孔祥熙争取到南京政府一边，不但是蒋介石转败为胜重要的一步，而且也是导致宋家分裂的重要因素。当时武汉政府与南京政府、蒋介石与汪精卫，都标榜自己是孙中山的嫡系传人，是国民党的正统政府，并不惜开动一切舆论宣传工具，揭露。指责与打击对方。但是，在当时那场宁汉大战中，南京政府明显地处于不利地位，因为孙夫人宋庆龄坚定地站在武汉国民政府一边，完全有充分的理由和根据宣布南京国民政府是“伪府”、蒋介石是“民贼”。这是蒋介石当年极为害怕和忧虑的。
从当时孙夫人在党内的地位来看，虽然只是一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妇女部长，但是她在政治上的声望却是如日中天。不仅蒋介石难以望其项背，就是汪精卫也难以与其争锋。因为只有她才可以说是孙中山的忠实革命伴侣和亲密的同志，是孙中山革命政策的坚决捍卫者。由此，蒋介石十分希望能把宋庆龄争取到南京政府一边来，但是，孙夫人对南京政府和蒋介石的断然拒绝态度，又使他感到又恨又怕。暗杀虽曾也在计划之列，只是始终没敢动手。
除了宋庆龄以外，宋氏家族的另一个重要成员宋子文当时也是蒋介石争取拉拢的对象。宋子文虽然在政治上不居于重心，但是却握有武汉国民政府的财政金融大权。又由于他与江浙财团的密切关系，在财政金融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重要作用。争取到了宋子文，也就是争取到了江浙财团的支持，这对南京政府来说也是成败的关键所在。遗憾的是，当时宋子文也是跟在武汉国民政府的后面跑，不肯与蒋介石合作。
虽然宋氏家族的两名重要成员都与南京政府对抗，但是蒋介石还是有办法的。他于危急之中想到了一个人，这就是宋氏家族的大阿姐宋蔼龄。他很早就发现这位孔夫人对大局的许多想法，往往与自己不谋而合。于是，蒋介石早在率军北伐途中到达南昌并驻庐山枯岭的时候，就曾经秘密派人到汉口送信，邀请宋蔼龄到九江会面磋商要事，以便争取她的相助。宋蔼龄接信后，当即搭乘中国银行的船赶到九江。但是宋蔼龄并没有下船，而是差人把蒋介石请到船上，并与蒋介石作了24小时的长谈。
蒋介石和宋蔼龄后来都没有公开披露那次会谈的具体内容，但是有一个人倒是记住了那次谈话的内容，因为她就是那一次蒋宋会晤的第一个受害者。这个人就是蒋介石当时的第三位夫人陈洁如。她在近年来披露的《陈洁如回忆录》中说：蒋介石与宋蔼龄会晤后，孔夫人返回汉口，蒋介石则回到他们当时在南昌的临时住宅袁宅，并一五一十地将经过情形全部告诉了陈洁如。蒋介石说，在那次谈话中，他请求宋蔼龄能对他给予援助。
正如蒋介石事先预料的那样，宋蔼龄是宋家三姐妹中最有办法的，她不但意志坚强、精力充沛，而且是一位醉心权势。灵活狡诈且野心勃勃的女人。蒋介石深知这个女人最热衷的就是金钱和权势。为此，蒋把反败为胜的全部赌注与希望完全寄托在这个女人身上，结果并没有使蒋介石失望。在会谈中，宋蔼龄首先帮助蒋介石分析了他目前所处的危险境地。宋蔼龄告诉蒋介石：
“你是一颗明日之星。你要让你这颗明星殒落得与升起时一样快吗？今天，鲍罗廷的意旨是要结束你的权力，交给加伦将军。你定会将他们消灭殆尽，只是时间迟早罢了，这点无可置疑。”说完这番令蒋介石毛骨惊然的话，宋蔼龄接着又帮他剖析：“难道你怯于斗争，乖乖接受失败吗？我要老实告诉你，你如单枪匹马为国民党的目标奋斗，我可以说，你纵使有此精神，但却无足够的性格足以推动你的工作。但是，精神并非一切。这个解放并重建中国和制定国家宪法的重大责任，需要很大很多影响力、金钱、性格与威望。照目前情形，这些你一样都没有。环绕在你周围的，尽是些无能的懦夫，其兴趣所在无非私利而已。他们所汲汲营求的，无非一己的私利私益，并非你的目的。你当知这些都是真话。”
说到这里，宋蔼龄见蒋介石面色惨白，神情悲哀而凄惨，已知自己的一番说词击中蒋的痛处，当下话锋一转，开始接触此次会谈的核心问题。宋蔼龄说：“不过，局势也并非绝望。我愿与你作成一项交易。是这样的，我不但要如你所愿，怂勇我的弟弟子文脱离汉口政府，而且还要更进一步，他和我并将尽力号召上海具有带头作用的大银行家们，以必要的款项支持你，用以购买你所需要的军火，才得继续北伐。我们的交换条件，首先是你同意娶我的妹妹宋美龄，也要答应一俟南京政府成立，就派我的丈夫孔祥熙担任阁首，我的弟弟宋子文做你的财政部长。”
对于宋蔼龄当时开出的价码，蒋介石没有反对，这或许正是他求之而不得的目标呢。于是，其后他在向陈洁如转述的时候说：
我已走投无路。她开出很凶的交换条件，但她说的话却有道理。我不能期望汉口方面再给我任何金钱、军火或补给，所以，如果我要继续贯彻我那统一中国的计划，她的提议乃是唯一解困之道。我现在请你帮助我，恳求你不要反对。真正的爱情，究竟是以一个人甘愿做多大牺牲来衡量的！……避开5年，让我娶宋美龄，或者不理汉口，继续进行北伐需要的协助。这只是一桩政治婚姻。
九江会晤，无疑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件大事。由此而开始了蒋宋两大家族合作的格局。
蒋宋在九江达成谅解后，宋蔼龄就正式开始在暗中策划倒汪助蒋、灭汉扶宁的一系列活动。她一方面运筹帷幄，精心设计；一方面将孔祥熙从广州召回汉口，以便夫妻联手共同纵横以助蒋成功。宋蔼龄与孔祥熙在相互配合的同时，并对各自的工作重点做了分工。宋蔼龄主内，重点做好宋氏家族成员的分化瓦解工作--软化宋庆龄、俘虏宋子文，实现蒋来合作体制；孔祥熙主外，重点联络北方的实力派军人冯玉祥助蒋，并协调汪蒋矛盾，促进宁汉合流成功。
当时孔祥熙的联冯活动进行得很顺利，于是蒋介石在南京国民政府要员们心目中的身价倍增，这为他以后的飞黄腾达奠定了基础。
宋蔼龄的倒汪活动也进行得卓有成效。当时，宋庆龄与宋子文姐弟俩可以说是武汉国民政府的左膀右臂。如果说宋庆龄是武汉方面的政治支柱的话，那么宋子文则是武汉方面的财政支柱。早在1927年3月底，宋子文就以武汉国民政府财政部长的身份为到上海负责筹款。宁汉对立后，宋子文断然拒绝了蒋介石要求与他进行合作的请求。当蒋介石不得不抛弃宋子文，直接向上海金融界“借款”时，宋子文又拒绝为银行家们签发偿还“借款”的保证书。这使蒋介石十分恼火，但一时又无计可施。不久，宋蔼龄也赶回上海，她暗中向蒋分析并献计：宋子文一时难以“转弯子”的原因，一是他一向把武汉政府视为“正统”，而把宁方视为“伪府”；二是宋子文素来自视甚高，对蒋介石靠贩卖破枪出身的新军阀更是不屑一顾；三是他与汉口方面的许多人和事毕竟卷人太深，特别是与其三姐宋庆龄感情颇深。现在要他叛汉投宁，无论是从他的一贯性格与气质方面讲，或是从伦理道德上讲，都将是他一向不屑于做的。为今之计，只有采取软硬兼施的办法，一方面对他施压，使他不得不从；一方面让他能在心理上有所解脱，洗掉所谓“叛徒”的罪名。另外宋蔼龄认为，宋子文虽然上了武汉国民政府的船，但是，他对武汉地区近来出现的阶级斗争亦表示不满，对国民政府亦即武汉政府的前途表示悲观失望，尤其对自己的前途地位与财产深感忧虑。因此，宋子文不同于宋庆龄，他应属于那种能够争取过来的对象。
蒋介石一听，连称妙计并当即依计而行。1927年5月，蒋任命特务处杨虎为上海警备区司令，陈群为各军政治部主任兼特别军法处处长。杨、陈奉蒋介石的命令在宋宅附近布置暗探，窥测动静。宋子文亦不断收到匿名恐吓信。他一时感到十分紧张，以至不敢出法租界与公共租界一步，否则便可能被捕似的。接着，蒋介石又派人封闭了宋子文在上海的办事处，并成立江浙两省财政委员会，令其没收宋子文在广东银行的所有财产。
在蒋介石动用武力对宋子文蛮干的时候，宋蔼龄则配合默契地对他进行说服动员工作，并发动母亲宋夫人与小妹宋美龄等共同上阵，以群体战术对宋子文实行车轮大战，一起帮助他“洗脑筋”，晓以利害并促其反水，以维护整个家族利益等等。
当时宋蔼龄与蒋介石联袂实施的软硬两手，确使宋子文感到穷于应付，心情也极其紧张。当时，宋子文住在位于法租界莫里哀路的宋庆龄寓所内，每天日坐愁城莫知所措。经过一段时间的对峙、访煌与动摇，宋子文已知自己别无选择，只好听从大姐的“劝告”与安排，表示与蒋的南京政府合作，并同意替蒋携带一封信，返回汉口交给宋庆龄，进一步动员宋庆龄脱离武汉政府站到蒋介石一方来。当宋子文于同年7月上旬离沪返汉时，宋蔼龄另叫宋子文给宋庆龄带去一个口信，恐吓她如果不与南京政府合作，蒋就会对她实施一个暗杀计划，到时她将有生命危险云云。
宋庆龄接到蒋介石的“劝降”亲笔信与宋蔼龄的恐吓口信后，却丝毫不为所动。但是，她却为大姐与大弟背叛孙中山的革命事业、与独夫民贼蒋介石为伍，深感羞愤与痛苦。她要宋子文答复大姐与蒋介石，如果武汉政府最后垮台了，她就回上海继续同蒋介石作斗争。她决不会与背叛孙中山遗训的叛徒进行合作。宋庆龄当时的这个态度，无疑也是与宋氏家族的断绝。因为在数十天后，武汉政府垮台，蒋汪合流，宋蔼龄及孔祥熙成为蒋记南京政府的大功臣，宋子文。宋美龄、宋子良等家族成员在大姐的带领下，先后均成为南京政坛上的风云人物。唯有宋庆龄不肯屈从于大姐的权威，成为蒋记南京政权的重要政敌，也成为宋氏家族的“叛逆”。
南京政府的建立，是宋氏家族发展史上的一次重大变故。从此以后，宋蔼龄与宋庆龄姐妹俩分别代表了中国现代史上的两种政治势力，这两种政治势力在中国政坛上的消长，也正是姐妹俩以及整个宋氏家族所走过的道路。实际上，自从大革命失败和蒋记南京政权建立后，宋庆龄已经与宋氏家族分道扬镰，这个时期以及其后的宋氏家族成员，已经不包括宋庆龄在内；宋氏家族在原先意义上的革命性与进步性均已消失殆尽，其封建性。落后性与反动性日益暴露，以致于逐步成为封建权势豪门的代名词。
2．坚贞不屈
1927年7月的武汉，人称“火炉”，烈日炎炎。天热得发狂，太阳一出来，地上已像下了火似的。一些似云非云，似雾非雾的灰气低低地浮在空中，使人觉得憋闷。晚上，西北方向有块云欲要下雨，可就是久而不落，又实在令人躁得难受。
7月14日晚，武汉国民政府的会议厅，正在召开一个中央常委扩大会议。要员们一个个摇着扇子，坐着都出汗。会议时而沉默时而争吵激烈，也乱得不行。主持会议的是武汉政府的头面人物、一把交椅汪精卫。他不顾国民党左派人士的坚决反对，悍然召开这次会议。汪精卫此时一反往常，撕开假左派的面纱，把自己“反共分党”的嘴脸淋漓尽致地暴露出来
此会宋庆龄拒绝参加，仅派陈友仁代表她去发言，表明自己的立场。
汪精卫好像被蒋介石的屠杀吓破了胆，铁青着脸开场便说：“今天这个会议，不开不行了。共产党在那里杀人，我们不能不管了！关键在我们党内也有同情者。今天，我们要统一思想，制定计划，所以特开这个紧急会议。”
会议不免又是一阵沉默。
“我发表一下看法。”陈友仁站了起来。
“请讲。”汪精卫示意他坐下讲。
“我今天是代表宋执委来的，我的发言就是她的意见，同时我也赞同。孙夫人反对分共。因为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是总理亲手制定的。有了三大政策，革命才能发展到今天的局面。抛弃三大政策就必然要向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屈服……”陈友仁侃侃而谈。
“不能笼统这样说！”当场有人起来反对。
会议顿时失控，乱成了一锅粥。
孙科也坐不住了，他甩下了帽子，立时火了起来：“我老子革命一辈子，把全部心血献给了革命事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是他老人家的既定方针，也是你们在座的当时都同意了的。你们不念恩，倒又批判起他来了！”孙科越说越气：“你们说杀人，倒是有啊！不光杀共产党员，连国民党员也杀了不少啊！如今形势好转，又要闹独立、争军权、争地位，得不到又要成立南京政府。那么，我们武汉政府往哪儿摆？谁真谁伪，不是秃子头上趴虱子，明摆着吗！谁真革命，谁假革命，傻瓜都明白！”说到这里，孙科反问道：“孙中山的旗帜要砍掉，我们武汉国民政府还要不要？”
会场一时哗然……
与此同时，义愤填膺的宋庆龄，正坐在她的打字机前，面对着汪精卫的投蒋，面对着蒋介石的屠刀，面对着武汉国民政府的生死存亡，面对着中山先生的教诲，面对着全国人民的呼声掠耳……她正在起草自己的一份声明--《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
声明开宗明义严正宣布，由于蒋介石、汪精卫他们所控制的国民党“违犯了孙中山的意思和理想”，她决定退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对于本党新政策的执行，我将不再参加”，以与国民党右派们划清界限，同革命的背叛者彻底决裂。
声明从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出发，强烈谴责了叛徒们背弃孙中山新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的罪行，指出他们“动摇了党的基础，出卖了群众”；摧毁了党的力量，并延迟革命的成功。
声明彻底撕破了叛徒们自称是“孙中山忠实信徒”的伪装，明确地指出执行三大政策与否是革命与反革命的分界线：
如果党内领袖不能贯彻他（指孙中山）的政策，他们便不再是孙中山的真实信徒；党也就不再是革命的党，而不过是这个或那个军阀的工具而已。党就不成为一种为中国人民谋未来幸福的生气勃勃的力量，而会变为一部机器、一种压迫人民的工具、一条利用现在的奴隶制度以自肥的寄生虫。
尽管革命遭到了严重的挫折和失败，宋庆龄在声明中对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前途仍表示了坚定的信念。她宣告：“我对于革命并没有灰心”。她预言：违背三大政策的叛徒们“注定要失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终究是要胜利的。革命中国是不可避免的”；国民党一切忠实的党员和“千百万中国人民，仍将遵循这条道路以达到最后的目的。”
接着宋庆龄在理论上又阐述道：
归根结底，一切革命都必须是社会的革命，以社会的基本变革为基础；否则便不成其为革命，只有改换政府而已。
为了在中国革命中指导我们，孙中山把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交给我们。目前存亡攸关的是民主主义，它是解答中国基本社会变革问题的主义。
现在更有人非难农工运动为新近的外国产物。这是谎话。二三十年前孙中山在言论思想中就表示要用革命来改善中国农民的地位。他在20多岁的时候，曾向李鸿章建议社会与经济的改革。在19if年，他写了一篇关于中国土地问题的文章，登在日内瓦《社会主义者》报上，其中他说，中国社会经济改革的基础就是土地革命。这就是他一生中的巨大目标之一。凡是他所计划的，都是改善中国人民生活的方法。
1915年我们在日本的时候，他还要廖仲恺对农民和工人问题作更深刻的研究。
孙中山奋斗了40年，但是直到最近几年，这些人民革命的计划才开始获得成果。我清楚地记得1924年7月广东全省第一次农民大会在广州开会。这是我们第一次看见必然成为中国新力量的中国人民来参加革命。这些农民来自广东各县，许多人赤着脚走了好些里路来到广州。他们衣衫褴楼，有的还带着箩筐和扁担。我深深地受到了感动。
孙中山也很受感动。我们回到家里之后，他对我说：‘这是革命成功的起点’，并且又告诉我中国被压迫的人民在自救中所必须起的作用。
这些年来，他的目标是很明确的。但是现在人们又讲什么新近的外来影响了。当德国还在沙皇铁蹄之下的时候，孙中山就已经倡导中国土地革命了。难道他是外国阴谋的工具吗？
当时，这是对那些背叛者的致命回击！
宋庆龄这篇声明发表在1927年7月18日的《人民论坛》报上。这是由雷娜·普罗梅负责编印的该报最后一期，但被没收。此后，这篇义正辞严的声明就以传单的形式散发。
当年宋庆龄的“七·一四”声明，不失为一篇战斗的檄文，也是宋庆龄一生奋斗中的又一座重大的里程碑，使她成为国民党左派的旗帜和中流砒柱，成为孙中山革命事业的忠诚献身者。
声明发表后，宋应龄决定去莫斯科，因为那里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中心，也是丈夫生前要去没去了的地方。于是，她便由武汉回到上海，办理出国手续然后去莫斯科。
她在上海的半个月时间里，蒋介石政权软硬兼施，并发动宋美龄、宋蔼龄共同上阵，以群体战术对宋庆龄进行车轮大战。又一起帮助她“洗脑筋”，对她晓以利害，讲明大势并促其反水，以维护宋氏家族利益等等。同时蒋介石又以高官厚禄相许，但这些都没有改变宋庆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的决心。同时她亦发表了《赴苏宣言》：
我这次访问苏联，是为了向苏联人民致谢，感谢他们给予中国革命的帮助……
目前中国已经进入反动时期，革命的联合战线已经破裂了。有人背叛了革命，有人开小差，还有人完全歪曲了国民革命运动的真义。没有土地革命就不可能推翻封建制度……谁反对土地革命，反对千千万万农民获得经济解放，谁就站在反革命阵营那边。接着她话锋一转，又讲道：
今天却大不相同了。国民政府的盛名已经一落千丈，与北方的半封建余孽不相上下……国民党不再叫人害怕，也不再受人尊敬了；甚至从前听到国民党部队进军的风声就抱头鼠窜的敌人，现在也轻视它了。
蒋介石看软的不行，便要实施硬的方案，决定派特务把宋庆龄干掉。但在宋氏家人的竭力阻止下，蒋介石才松了口气，改为“严密监视，不许出境”。当夜，宋子文把这条消息悄悄地告诉了宋庆龄：“二姐，这次我不再动员你了。外面风声很紧，你要出去的话，也要防备万一啊。”
宋庆龄于是做了预防万一的准备，8月23日凌晨3点钟，上海法租界一片寂静，林荫道上黑黝黝的。宋庆龄一副贫苦妇女的打扮，由红头发的美国人雷娜?普罗梅陪同，悄悄地离开莫里哀路寓所。在离寓所不远的法国公园附近，她们两人坐上了苏联领事馆等候在那里的一条小舢板。摇摇晃晃的小舢板从几十个国家的军舰中穿过，顺着江水悄悄地从发出嘎嘎声的大船旁边漂过，经过3小时紧张的航行，她们才到了吴淞口一艘表面已斑驳脱落的苏联轮船旁边。天亮以前，陈友仁和她的两个女儿也匆匆赶到，乘上了这艘轮船。在早晨的浪潮中，这艘轮船便向苏联急速驶去。直到这时，宋庆龄终于如释重负地松了一口气。
结束了恐怖的气氛，新生活又向她招手了。
当宋美龄与蒋介石结婚的消息传到宋庆龄耳里的时候，她已到莫斯科3个月了。这个消息犹如一声惊雷，今宋庆龄大为吃惊。宋庆龄早就识破蒋介石追求小妹的用意，曾竭力阻止这门亲事，不让蒋利用她与孙中山的名义去提高南京政府的威望；利用宋家的名门关系去扩大自己的影响，进而实现他自己的野心。但是小妹趁自己在国外的机会，竟然匆匆忙忙地与蒋介石结婚了。这不仅是对她的不尊重，而且等于向魔鬼献殷勤。而更使她失望和痛苦的是，不仅仅是小妹一人，而且母亲和姐姐及全家都背叛了她。她敬爱的妈咪曾与她一起反对这桩亲事，现在居然也变了卦；大姐宋蔼龄出于既得利益，竟做起红娘牵针引线，引狼入室与虎谋皮；再想到大弟宋子文，也居然投到蒋介石的怀抱；包括丈夫的大儿子孙科，也抛弃了先父之训而认贼作父了……这一切怎不令宋庆龄痛心呢？她的心在流血……她把门紧紧关上，痛心疾首地哭了。多日的辛酸和委屈，连同她对亡夫的思念，全都哭了出来……她不像乡间妇女那样嚎陶大哭，而是暗暗流泪。是啊，宋庆龄是一位外柔内强的女人，她的柔表现为处事不惊、高雅雍贵；她的强表现在从不把自己泪水流给别人看，即使受到了莫大的委屈，也能咬牙忍受。她有自己的理想，也有自己的追求。她想的是祖国的兴旺发达，求的是民族统一大业。正如她自己所说：“人无追求，就等于没有灵魂。”现在想来想去，她把仇与恨都记在了蒋介石的身上。
那天宋庆龄哭了许久，终于恢复了理智。她坐在办公桌旁开始办公，写她的理论文章，可是思绪总也收不回来……联想自己来苏联不到3个月的时间，她就遇到了3次大的不幸，而且一次比一次令她忧心如焚--
起初是普罗梅的逝世。从大革命的烽火年代，到大革命失败后的艰险历程以及在莫斯科的流亡生活中，普罗梅一直工作在她的身旁，同舟共济，甘苦共尝，两人结下了深厚的感情，而且后来又是她身边唯一的女友。但不幸的是，那一年的11月21日她因脑炎住院，就再也没有回来。宋庆龄为之悲痛欲绝。人，还不是为感情而活着吗！普罗梅的去世，使她病倒了好几天。
再者就是南京政府红口白牙制造的谣言，说她与陈友仁准备在莫斯科完婚，并将这一消息刊登在美国的一张大报上。连一奶同胞的宋蔼龄也跟着风传这些谣言，若不是小妹告之，她还蒙在鼓里呢。当时这种人身攻击，极大地伤了宋庆龄的自尊心。人言可畏，致使她与陈友仁之间的好友关系难处。为躲避谣言，她不得不考虑离开莫斯科。冷静后，她又感到这不是一般的谣言，而是蒋介石的一种政治手腕--去弄臭一个人，抹煞孙中山的形象，进而实现他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同时也是蒋介石拉拢自己不成而反施的离间计。可是，这些阴谋当时好心的人们怎么能识别出来呢？为此，宋庆龄曾蒙头睡了几天，像是得了一场大病，浑身出疹。由此再想到蒋介石与小妹的联姻，他蒋某人想通过与宋美龄结亲，成为孙中山的连襟；这又将使蒋介石获得孙中山合法继承人地位，后果亦不堪设想。
最近，她又接到了蒋介石的来信，无非是甜言蜜语的劝降，说南京政府形势大好，要她回国且政府仍保留她的位置。在接到蒋介石的亲笔信的同时，她又接到母亲和小妹的亲情劝说，这更使宋庆龄不安起来。她感到这是个危险的信号。
12月17日她在致蒋介石的回电中，尖刻地指出：
“我正准备回国，却获悉你打算与苏俄绝交，并要求撤销苏俄领事馆。采取这一步骤，将是自杀行为。它将使中国陷于孤立无延缓其发展。为此，历史将要求你对此承担责任。你要是有一点领导者的远见卓识，倘若你还记得与苏俄进行合作是领袖（指孙中山）的临终遗愿，那就该悬崖勒马，使国家免于陷入深渊。如果直到最后一刻，还不采取废除这种断交的措施，我将留在这里，以抗议你的这个决定。”
后来，蒋介石在复电中含沙射影地说宋庆龄的抗议和滞留莫斯科都是受人胁迫的结果。于是她在12月23日再次致电蒋介石：
我留在世界革命的心脏莫斯科是自愿的，就如同我的访问是一种对国民党领导人的反革命政策的自愿抗议一样。说我似乎是在别人的迫使下行事，这完全是诽谤和对我过去所做工作的侮辱。这种诽谤，再一次说明你的疑神疑鬼，它妨碍你正确地考虑问题，使你作出了致命的决定……（你们）已经成了帝国主义的同谋……如果我回国的话，那也只是为了参加工农斗争。孙中山为了工农的幸福奋斗了四十年，他们现在正受到无耻地打着国民党旗号的残暴的反动派的屠杀……我将踏着革命者的足迹继续前进，这是缅怀我们领袖的唯一道路，我在这条道路上决不回头……
当时，宋庆龄曾想回国，但一想到她的家庭与蒋介石的关系时，心顿时凉了。此时，她已下决心到德国小住，以避开这种干扰和烦心。
3．天涯孤旅遇小弟
莫斯科火车站，月台上站满了为宋庆龄送行的人。
其中有陈友仁，还有鲍罗廷夫妇、多伦泰夫人、苏联外交部的官员们以及中山大学的学生等30余人。
宋庆龄一身素装，风姿不减当年，只是眉头似有一点忧愁，与大家-一握手告别。和她同行的还有章克秘书，章克原是中山大学东方研究所的受雇译员，此人系由陈友仁特意安排，做宋的秘书的。另外还有两名随从。
列车缓缓地启动了，站台上和车内双方频频招手，依依的深情，依依的惜别。
“祝夫人一路顺风！”
“祝夫人身心健康！”
列车驶出站台许久，宋庆龄才转回头，望着窗外掠去的楼舍，莫斯科的郊区异常美丽。挟着春的气息的春风，吹拂着她的头发；报春的鸽子在草坪上往来梭巡，空中充满着它们的呢哺；是暖流又融化了岩石上的冰层，滴下第一颗粗大晶莹的水珠，宣告了春的来到；山的背阴处虽然还寒气凛凛，可是寒凉的威力已在渐渐衰竭。朝阳处的温暖雪水顺着斜谷流了下来，融化了硬硬的雪层，冲开了山涧溪水的冰面……一切都洋溢着春天的万象更新和朝气蓬勃的生命力。
宋庆龄来苏联6个月来，莫斯科这座著名的城市给她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记得去年9月6日抵达莫斯科的时候，已是暮秋时节。宋庆龄一到站就受到成群结队的苏联人民的热烈欢迎。苏联党政领导人、各界群众代表、旅俄华侨和莫斯科中山大学的中国留学生等欢迎队伍，很早就来到雅罗斯拉夫斯基车站等候。列车进站时，乐队高奏《国际歌》，欢迎的人群发出雷鸣般的欢呼声。列车停稳后，苏联政府外交部长李维诺夫、教育部长柯伦泰夫人、宋庆龄和孙中山先生的老朋友、苏维埃中央政府代表加拉罕及莫斯科苏维埃代表波波夫等，走进车厢亲切迎接，当宋庆龄等沿月台步行出站时，周围群众又伴随着热烈的掌声簇拥上来，把一束束鲜花献到她的怀中。
当时苏联人民不是把宋庆龄当作失败的逃亡者，而是作为革命英雄而热烈欢迎的。
出站后，宋庆龄一行由李维诺夫和柯伦泰夫人陪同，乘车到红场的大都会饭店下榻--外国元首般的礼遇，环境条件都使宋庆龄无所挑剔。在这样的环境里，初来乍到的第一个月里，宋庆龄连续发表的声明和文章有8篇之多。当时在那些声明和文章中，她明确表示自己代表“国民党左派”或“革命的国民党”，向苏联各界人民致意，感谢苏联政府和人民近几年中对中国革命的同情、合作、指导和援助。并表示今后要继续执行孙中山的“联俄”政策：“我深信我们将继续并肩作战，打垮我们的共同敌人--世界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势力。”对国民党反动派所采取的驱逐苏联顾问和诬蔑苏联“借援助之名，行颠覆之实”，借以否定孙中山的“联俄”政策的罪恶行径，她给予了有力的回击。
那段时间，宋庆龄对国民党反动派最沉重的打击，莫过于在声明中向全世界揭露中国新的掌权者背叛革命的真面目，指出其必然失败的命运和中国革命再起的希望，呼吁世界人民继续支持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
面对现实，承认革命失败，又看到敌人的弱点，看到革命再起的希望和道路，甚至拥护当时中共开展的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这便是宋庆龄当时基本的政治态度。
她认为“中国的局势是没有丝毫理由可以感到失望的”，因为革命的失败‘“纯粹是表面的”。从地理上看来，这个失败似乎很大。但在那些地区，国民党反动派的权力并不巩固。“另外一个使人不会气馁的基本事实，就是人民的坚强组织。凡是国民党控制的地方，中国的人民都已经觉醒了……今天他们正挺起胸膛以坚决的斗志来面对未来。”
同时，翻开宋庆龄的工作日记，在那短短6个月中，不难看出她的繁忙和追求。
当年9月下旬，她和邓演达、陈友仁3次看望中山大学的学生，并作了即席讲演。
10月下旬，由宋庆龄、邓演达、陈友仁3人发起成立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高举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旗帜，继续进行斗争。
11月1日，由宋庆龄、邓演达、陈友仁3人署名，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名义在莫斯科发表了《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宣言》中明确表达了他们3人对当时中国革命一系列重大问题的看法。《宣言》发表后，宋庆龄又立即投入了对蒋介石反动集团的针锋相对的斗争。
11月7日，宋庆龄应邀到红场观礼台上，观看庆祝十月革命胜利10周年的盛大阅兵和游行活动。
1928年1月，她再到中山大学作讲演报告。
更令宋庆龄难忘的是，在她离开莫斯科的前一周，苏联人民的伟大领袖斯大林在日理万机之余，接见了宋庆龄和陈友仁。当时会晤是在克里姆林宫里进行的，谈话约一个半小时。宋庆龄首先感谢苏联政府对中国同仁的友好接待。接着她谈了中国当前的局势和任务，强调在民族民主革命中同中国共产党合作的决心。当时斯大林笑道：“你说得对，希望你们合作得更好，迎接光明的中国。希望你和你的同事们能回到中国去领导革命。关于国际援助的明确方式将由共产国际进行专门讨论，以后我还要派信使去中国联系。”
“感谢斯大林同志。”宋庆龄表示道。
“听说你们现在要去德国？”斯大林问。
“是的，也是考察学习，借鉴别人好的东西，为我国革命所用。”宋庆龄回答。
“那很好。要很好地总结经验，包括反面的。每到一地要有一地的收获。”
谈话结束后，斯大林亲自把她们送出门外，并目送她们上车。
当宋庆龄收回悠悠回忆之时，列车已到达德国首都柏林。
在德国，宋庆龄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中国侨民，不像在苏联那样是一位国宾。这是因为她不期望从德国政府得到官方式的接待或照顾，更不想同中国公使馆发生任何关系。她也避免会见到柏林来的国民党高级要员。这些人出于自己的目的想要找到她，其中之一就是武汉国民党的前主席江精卫。他在同蒋介石合流之后才几个月，就被后者一脚踢开了。另外一个则是孙中山的儿子孙科，他也是从武汉投奔蒋介石那里去的，此刻还得蒋的欢心，但也没有维持多久。
宋庆龄等待的是那些还没有失去信仰的人，她希望同这些人一起组成一个“革命核心小组”。
当时宋庆龄住在利茨恩堡大街7号。她的身份是保密的，连房东也只知道她姓“林”，并称她“林女士”。她对年轻的章克说，他应听从邓演达的指导，邓过去在柏林住过且上过学，对这个城市比较熟悉。她希望章克除了帮助她之外，还能研究中国的上地和农民问题--“我国革命的关键”。她又告诉他，会有更多的朋友从国内来到这里。他们为了避开蒋介石的耳目，一路上必须绕道而行。
后来，章克对他曾在柏林的日常生活的回忆，有助于我们了解宋庆龄当时在柏林的情况。
一般说来，章克整个上午都在柏林大学的图书馆里，寻找各国农村方面的资料，供宋庆龄以及邓演达使用，因为这些资料对中国可能有参考价值。
每天上午，章克就到宋庆龄的住所去帮助做家务。下午1点，他们到坎特街上的饮食店去吃一顿简单的午餐，通常是德国人叫“格但克”的客饭，有点肉、土豆（或米饭）和蔬菜，每份1马克。饭后散散步同时买点东西，然后宋庆龄回到住所，他再到大学去上课。傍晚，章克又到宋庆龄住所去帮助做些文书工作，宋庆龄请他吃完晚饭他再回宿舍。
宋庆龄几乎每天都要同邓演达在一起商谈和工作一两个小时，除了政治方面的谈话和研究外，她还请邓帮助她提高中文写作能力，因为她主要受的是外国教育，所以感到用中文写作有困难。为了给她找些范文，邓演达到柏林中国留学生那里去搜寻“五四”时期和20年代初《新青年》等刊物上陈独秀。李大钊和恽代英等人的文章，因为这些革命者同时又是中国白话文运动的先驱。邓演达向她指出，他们怎样在写白话文时运用典故和成语--它们有助于文章生动有力的表达。
宋庆龄此时已是一位世界知名人物，但她对自己的不足之处却是这样的虚心，像一名勤奋的女学生那样做她的作业。对这一点章克很敬佩。她当时做了许多练习和习作请邓演达批改，并开始用中文写作，而且取得明显进步。多年以后，周恩来曾称赞宋庆龄的一些中文文章写得很美，有独特的风格。
正如宋庆龄所预期的，不久从国内来的朋友陆续在柏林聚集。最初到达的人中，有数学家郑太朴和进步的佛教大师太虚。后来又来了叶挺等政治人物。他们带来的消息是，蒋介石正用全面的白色恐怖摧毁国内所有进步的事物。但人民起义屡受挫折而从未停止。国民党最高层表面上团结在蒋介石周围，只是由于争权夺利而来的新的分裂正在扩展。许多人希望宋庆龄和邓演达能很快回去，帮助那些保持气节的进步力量凝聚起来，以采取新的行动。
当时，所有这些临时流亡国外的人都要求总结1924年一1927年革命的教训--特别是导致失败的客观和主观原因，以及如何防止再次出现。他们也希望结合中国的实践，研究苏联的共产国际政策。苏联的援助是十分重要的，但援助应该给谁？是给重新建立的国共合作，还是只给中国共产党？在这些问题上，当时在中国内部及国际上都是有不同看法的。
邓演达主张，解决占中国80％的农民贫困落后的问题，即土地问题，是当时中国革命的主要任务。他认为孙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口号，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核心思想。但怎样实现这一主张，则还要从实际出发，就是从中国的社会结构，当时的技术水平，以及工业对农业的支援出发，逐步解决这个问题。中国社会结构的细胞是家庭，要提高农业的生产率，改善农民的生活，首先应该着眼于农民的家庭，即提高每户农民的积极性。所以，最好分田到户，由农民自己来管理和经营。每户农民在完成国家所规定的指标后，有权种植自己所需的粮食和其他作物，政府不得干涉。只有占全国人口80％的农民富裕起来，工业所需要的初级原料才能充分保证，工业才可启动发展。这样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中国就一定可以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繁荣富强的国家，赶上欧美资本主义国家。
邓演达当时告诉来访者说，他和宋庆龄正在仔细研究中国的土地问题，并希望国内的朋友们也这样做。以他们新的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名义所要采取的“行动”就是为了这个。这是由于中国自身的历史发展和特性，造成的具体条件和革命需要。当然，中国必须向苏维埃革命学习，但在中国社会实践中必须自辟溪径。
历史后来将显示，邓演达当时关于需要了解中国的具体情况，并由这些具体情况出发来开展工作的看法，是有坚实根据的。但他稍后坚持以“第三党”来取代国共两党，却证明是不切实际的因而也没有结果的。宋庆龄尽管尊重和钦佩他，却坚持依靠共产党作为实现所求变革的主要杠杆。这也是当时两人的分歧所在。
宋庆龄来柏林，一住就是3年，并在那里渡过了3年多平静的读书生活。“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如果说她的莫斯科之行未达目的的话，那么柏林之行，在邓演达的热情帮助下，她在读书研究中，尤其是对中国土地革命的研究中，却大大地充实了自己。
当时，柏林与莫斯科一样，宋庆龄受到中国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分裂的各种冲击，又受到来自西方和中国反动派的压力。她仍旧保持镇定，以继续坚持自己的一贯立场，从而显示出她的原则性、政治敏锐和处事才能。
但不久便发生了这样一件事。
在宋庆龄来德后约一年时，即是1928年5月下旬的一天，美国官方记者文森特?希恩打探到宋庆龄移居德国，特从美国来到柏林亲访宋庆龄。来德后希恩住在柏林饭店。本来宋庆龄过的是隐居生活，不想接见他。因为希恩是位比较有学识的美国记者，对中国人民也算友好，写过一些比较客观和公正的有关中国革命的报道，宋庆龄也是看过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宋庆龄还是热情地接待了他。
他们的会见是在一个秘密处所。当时一见面希恩便说：“孙夫人，您好！美国人民很想见见您，听听您对中国国内革命情况的高见。”
宋庆龄莞尔一笑说：“作为逃亡之人，哪有什么高论？我只不过是遵照中山先生的教导，在这里平静地读一些书，充实一下自己而已。”
“美国是您的第二故乡，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您在美国住了5年时间，是吗？”希恩采取了攻势。
“这不错，当年主要是留学。”宋庆龄点点头。
“美国人民没有忘记自己的朋友。这次我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委托，特邀请夫人去美国做客。望夫人能给我个面子。”希恩说到这里，话锋一转：“只是要求您在电台上讲几次话，每次几分钟，该公司就可以付您50万美金的优厚酬劳。”
“这样的优厚待遇，我受之有愧啊。”宋庆龄摆摆手拒绝道。
希恩一听有门儿，立时便道：“夫人，这是真的！不信我们现在就可以签订合同。”
“不！”宋庆龄道：“钱是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我声明，我目前虽清贫，但还过得下去。你们如果真的有钱的话，就请捐给中国人民吧。中国人民还有百分之九十的劳苦大众眼下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夫人风格高尚，实今晚辈佩服。”希恩连连点头。“我指的当然不是南京政府，他们是镇压人民的刽子手，捐给他们，等于提供武器来屠杀人民。”宋庆龄特别强调。
“晚辈明白。”希恩点头。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可以答应你去做广播宣传。我们可以签合同了吧？”宋庆龄转守为攻。
“这个……”希恩推辞道：“我得回去与公司商讨商讨，以后再作通知给您。”
“那好吧，我等着你们的通知。”
3个月过去了，宋庆龄再也没有收到所谓的美国广播公司的通知，只收到希恩先生的一封信，说是他等有机会再来拜访夫人，以听教诲。
事后，宋庆龄对秘书章克说：“美国人很聪明，他们设下陷阱让我跳。我真跳时，他们反倒害怕了。这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说完她开怀大笑起来。
此时邓演达也走过来称赞道：“夫人高见！魔高一尺，道高一丈。”
事实上，当时有不少美国人--官方的或非官方的，都在设法把宋庆龄推向蒋介石政权一边--这也是其小妹宋美龄的功绩。至少使宋庆龄对蒋介石政权的反对，不要那么强烈。这并非是美国出钱，而是从蒋介石口袋里掏出，去封闭宋庆龄的嘴。
后来，司徒雷登博士就是担负着这样的使命来到柏林的。他是当时北平的燕京大学校长，在20年之后曾出任美国驻国民党中国的最后一任大使。司徒当年在基督教活动中结识了宋庆龄的父亲宋耀如，从小就看着宋庆龄长大。他甚至于知道宋庆龄对巧克力有嗜好，所以带了一大盒最好的巧克力到柏林，想通过她的忠诚的秘书、一个燕京的学生章克找到她。后来司徒还写道，“在莫斯科小住之后，她已决定……俄国的共产主义对中国来说，不是万应灵药，所以带着她的部属撤到柏林，在那里我在约一年之后见到她。”而在章克的记忆中，宋庆龄在柏林并没有会见司徒，而是回避他。她曾对章说，司徒像绝大多数传教士一样钦佩蒋介石，所以很可能是为蒋办事的。所以她拒绝见司徒，而是把一些有她亲笔签名的、同孙中山先生的结婚照，要章克代她送给司徒雷登。
关于宋庆龄当时在德国的处境，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当时曾这样写道：
她肯定是欧洲所收容的所有流亡者中最奇特的一个……因为获胜的国民党人根本不是要把她赶出中国，而是软硬兼施地阻止她离开中国。即使到现在，他们还在找她，希望劝诱她回去分享他们的荣耀。
但是，她即使境况拮据……却避开那些被派来请她回去过富裕尊荣生活的使者。她把他们所要提供给的荣誉看作是对她丈夫的主义的背叛……在中国各地开会之前都要向孙逸仙博士遗像行三鞠躬礼……通过家庭的关系以及通过她自己的才能，她如果想要在政府中得到任何地位，都是完全可以办到的。但她拒绝了，她在政治上断绝了同家庭的关系--对一个中国妇女来说，这是了不起的行动。
与此同时，流言蜚语不断。她那些过去的同事收买不了她，就想用污蔑手段把她抹黑……任何一个著名的中国革命者来找她的，都被造谣说成是她的新的丈夫……在所有我认识的中国人中最美丽文雅、仍在最动人的三十以上年华的这位妇女，由于她自己过去的崇高地位，而不得不渡过未来的寂寞岁月。但是，谣言跟随着她，尽管这些谣言没有一丝一毫的事实根据……
的确，在宋庆龄离沪流亡的那些日子里，她是高兴不起来的，因为谣言无时不刻地在包围着她。
宋庆龄在柏林的日子，深居简出，尽量把自己埋下去，留下一个空间，来平静自己也平静生活。但是宋庆龄毕竟是“总统的夫人”，各种社会力量和社会势力，都在竭力争取她以装门面，这些常常使宋庆龄处在烦恼状态中。
一天，声称南京政府驻德大使馆参赞登门求见。宋庆龄挥手对秘书章克说：“不见！不见！”
章克出来向对方说：“夫人身体欠佳，正在治疗。”
对方也有办法，在身后推出了宋庆龄的小弟宋子安，当时小伙子20岁出头，长得很精神。就听那人介绍道：“这位是夫人的弟弟宋子安先生。”
宋庆龄一听是小弟子安来了，连忙从屋里走出来。
那位参赞好不容易见到夫人，连说：“夫人，打扰您了。这次小弟来了，恕不叙谈。等下次来，望夫人不要见外。”
“谢谢您了。”
“下次见！”
中国有句俗语：一母同胞亲，打烂骨头连着筋。对于小弟宋子安的到来，宋庆龄无比高兴。她把一切对亲情的思念，都体现在了对弟弟的招待上了。
“小弟，我给你写信收到了吗？”
“收到了。同时，我也接到大姐的信，让我毕业后立即返国。我提出转道看看你。她来信说工作都给我联系好了，不必再耽搁时间。我没有听她的话，前天哈佛大学举行毕业典礼，典礼结束后我就赶来了。”
“你来了，二姐就放心了。要不来，二姐还要哭呢！”宋庆龄说着说着，眼睛有些湿润了。
“二姐待我好，我能不来吗？再说妈咪也常来信，说你好可怜，让我来看你。”宋子安懂事地说道。
“我不需要可怜。可是我对不住老母亲。年轻时，也像你现在从美留学回来一样，我向妈咪保证，要孝顺她老一生。可是，我只有孝心却没尽孝事，实是一大缺憾。”
说到这里，宋庆龄感到十分心酸。宋庆龄并不像别人说的那样，是一个十足的“女强人”。她有血肉之躯，她有儿女情长。刚强时，一般男人比不过；柔情时，一般女性难相比。刚与柔形成她个性的强烈反差。宋家三姐妹比来，这两项她都走了极端。也正是这两项极端，塑造了她的为人、她的形象和她的高尚。
接着，她又详细地询问了宋子安在美国的学习和生活情况，耐心地告诉他国内的现状，并勉励他今后要努力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作出贡献。说到这里，她顿了一下：“如今政治把我们姐妹兄弟分开了，想起来令人心痛。希望小弟不要再介人政治，多学点技术。我看当一个工程师蛮不错的。”
宋子安则表示很理解二姐近几年的奋斗，他表示听二姐的话。宋庆龄在众多的兄弟姐妹中，与小弟宋子安的关系一直是最好的。当时她挽留小弟在柏林住了5天，给他做好吃的，偕同他参观游览了柏林的名胜古迹，并亲自陪他到汉堡和巴黎旅行，然后才在巴黎把他送上赴上海的客轮，并洒下一掬热泪。那一种真挚的手足之情，令周围的人都深为感动。
宋庆龄送走小弟，又在巴黎耽搁了一个多月，当年9月3日才返抵柏林，改住在柏林夏洛膝区维兰德大街18号科恩赖希博士夫人家里。
当时国内的消息不断传来。遗憾的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内“左”倾情绪日趋激烈，宋庆龄在柏林期间，与共产党的关系开始冷淡了。她明显地受到了中共驻德共产国际代表团及旅德支部的冷遇。她本来寄希望于中国共产党，可是眼前的一切又使她心灰意冷。
1928年12月，“国际反帝大同盟”在德国柏林召开会议。宋庆龄是这个同盟的发起人之一，又是该同盟的名誉主席之一。所以以往该同盟召开会议，她都在被邀请之列。但是，这一次她虽然正好在柏林，却没有人通知她参加。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从莫斯科派出黄平和余飞参加会议。黄平根据当时的“理论”，在会上发言时，竟当着邓演达的面说什么“国民党左派是比右派更危险的敌人，因为他们还能欺骗群众”。会后，黄平等人到康特大街中国饭馆吃饭遇到宋庆龄时，双方都视为路人，互相不打招呼。这极大地刺激了宋庆龄的自尊心。当时宋庆龄想哭，却哭不出来。
对于共产党内如此敌我不分甚至为渊驱鱼、认友为敌的“左”倾幼稚病，宋庆龄没有更多的理会，而是在把心思用在读书、研究土地问题的同时，不断接见国内的来宾，密切注视中国局势的发展。宋庆龄到柏林后不久，同济大学教授郑太朴随太虚法师到德国讲学，他向宋庆龄和邓演达详细介绍了国内情况：当时一方面是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政权对进步人士和工农群众的镇压和迫害，另一方面是各地先后爆发了武装起义。这些起义虽然不少都失败了，但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威胁很大，使蒋介石坐立不安，惶惶不可终日。郑太朴的思想情绪，代表了当时国内中上层进步人士的倾向。他申述了国内进步人士都盼望宋庆龄和邓演达能早日归国，把国内的进步力量重新组织和领导起来。
接着在那一年的8月初，曾领导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的叶挺和黄棋翔，先后到达柏林。他们分别会见宋庆龄和邓演达，详细汇报了起义的经过情况。于是，宋庆龄从郑太朴、叶挺和黄琪翔的汇报中，获得了大革命失败后国内政治情况的第一手资料。她显得非常高兴，并从中得到这样的结论：中国革命的火种并没有熄灭，人民仍在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继续奋斗。问题是如何把同志们团结起来，把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贯彻下去，并在革命实践中加以完善和补充。于是，她与邓演达、叶挺、黄琪翔反复研究后一致认为：加速成立“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扩大人员，团结一切肯把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贯彻到底的同志。
此时，他们已做好尽快回到祖国怀抱中的准备。用新的理论指导革命的实践，并迎接革命高潮的到来。
4．南京奉安大典
当年“国父”孙中山先生去世后，中山陵于1926年6月1日破土动工，历时3年，于1929年春基本竣工。陵园建筑在钟山南麓的缓坡上，呈钟形。以南北为中轴线，大致分南北两部：南部包括石牌坊、墓道；北部包括陵门、碑亭、石阶、平台、祭堂、墓室等。墓室直径16米，高10米，圆顶为穹隆状。地面中部为大理石塘，正中筑长方形墓穴，是灵棕奉安处，围有环形石栏，以备瞻仰。室外砌有环形围墙，外铺草地，并植玉兰、梅等花木。墓门外是祭堂，宽27米，深22米，高26米，是重檐歇山式。堂内立有12根黑色花岗石圆柱。护壁则采用黑色大理石，石上立放着中山先生白色大理石像，端坐平视，神态安详。祭台外是太平台，宽135米，深30米，台两端并筑华表二座，擎柱刻古式花纹。平台尽处是宽大的台阶，共290级。石阶之下是碑亭，亭内在龟跌上立8米高的石碑，上刻“中国国民党葬总理孙先生于此，中华民国18年6月1日”。在碑亭之处是陵门，高15米，宽24米，深8米，蓝玻璃单檐歇山顶，用花岗石砌成无梁殿式样。正中拱门相上刻着孙中山先生手书“天下为公”四个金光大字。陵墓的人口是一座三间三楼的石牌坊，悬挂着孙中山先生手书“博爱”横匾一方。在石坊与陵门之间，是缓长坡道，循此直达陵门。陵园外观具有我国古代建筑传统格式，色调淳朴，装饰简洁，气势壮观，规模宏伟，别创新格，又有大面积植树铺草陪衬，象征着先生一生功绩不朽，浩然正气。陵园东邻灵谷寺，西毗明孝陵，各距一公里，其间有道路相连，三区名胜联为一体。陵园面积是46000亩，先后施16年，直至1931年10月才全部竣工，所用经费按当时币值计算共400余万元。
1929年1月18日，南京政府成立了“总理奉安委员会”，蒋介石为主任。为了扩大影响，蒋介石还特地邀请旅居欧洲的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回国参加奉安大典。
同年5月26日凌晨1时，孙中山先生灵枢在30多万人的护送下，由香山抬往北平前门火车站，步行近15个小时，两次鸣礼炮101响。至5月26日下午3时15分，才将灵枢运上专列。当日4点35分，专列在全市工厂的汽笛声及礼炮声中徐徐开启。从北平到南京，沿途各站，都要举行盛大的接送仪式。车到安徽蚌埠，蒋介石夫妇乘专列到此恭候。然后以蒋介石的专列为先导，开往浦口。28日上午10时，灵车抵浦口。一时间，国民党中央出动陆海空三军，南京政府的大小官员及市民亦倾城而出，在奉安总干事孔祥熙的指挥下，将灵枢移过长江，送至中央党部大厅。然后是3天公祭，蒋介石亲自守灵。6月1日是安葬日，奉安大典从午夜2时开始。先在中央党部举行起棺仪式，然后，灵枢经过中央大道，沿途搭有20余座牌楼，以松柏树枝、青白布铺地，南京全市万人空巷参加葬礼；报纸、电台亦天天报道奉安盛况，并大量发行各种纪念书刊。在这一系列活动中，蒋介石成了主要角色，其政治资本捞了不少，何能用金钱计算。
当宋庆龄接到蒋介石要她速回的加急电报后，心情异常复杂：亡夫奉安本是亲情之理，中山陵历时3载竣工，花费巨资百万，她心中丝毫没有感激之情。关键是蒋介石在骨子里已背叛了亡夫的灵魂--“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他打着中山旗号掩人耳目，行背叛之实。她虽有心回国，又怕落入陷阱。她恨蒋介石出卖亡夫之野心。在她眼里，目下的南京政府已开始走向堕落、死亡。
宋庆龄正在犹豫时，一天清晨，忽然有人敲门。原来是二弟宋子良，代表政府当局和家人万里而来，专程接她回国。同时宋子良告诉宋庆龄：“奉安大典筹备就绪，国旗半降，政府已为她安排了中执委员的要位，南京寓所也已经修好且高档豪华。”
宋庆龄叹道：“谢谢二弟，感激亲情。看来虽是陷阱，我也要跳了。”
“全家都在盼二姐回去，怎么能说是陷阱呢？”宋子良说。
接着宋庆龄又道：“为了避免任何可能的误解，我必须表明，我仍然坚持我于1927年7月14日在汉口发表的声明即：鉴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反革命政策和行动，我宣布不再积极参加国民党的工作。
“因此，必须明白无误地说清楚，我虽然参加葬礼……但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意味着只要国民党领导继续违背孙先生的基本政策，我就不直接或间接参加国民党工作的决定有所缓和或转变。
“当这项政策作为革命的动力时，我们在实现党的主义中取得了迅速的进展。现在三大政策已被抛弃，我们的党又成为军阀及反革命的工具，从而使我们更加远离党的目标。”
“二姐，此事已经过去多年，你怎么还这么固执呢？”宋子良当时不太赞成宋庆龄用这样直率强硬的措辞，他担心引起政府恼怒和家庭不快。
她当时的回答是：“是宋家为中国而存，不是中国为宋家而存。”
后来回国以后，宋庆龄又不断地重复和说明她的这个声明，这无疑又引起一场轩然大波。从而对当局企图使她陷人混乱或保持缄默的图谋，浇了一盆冷水；而对那些为中国而奋斗的战士，则带来了一线希望之光。
于是，宋庆龄于1929年夏初循陆路从欧洲回国，5月6日过莫斯科，转乘横越西伯利亚的火车，在5月16日抵达中国东北的哈尔滨，次日到沈阳。张学良派夫人于风至到车站迎接，并在张的私邸会见宋庆龄。宋家与张学良的关系密切已久。由于张学良早年充满传奇色彩的经历，20余岁即已享誉中国、功业辉煌，引起了宋家的关注。特别是宋老夫人和宋庆龄、宋子文及宋美龄，对张学良有特殊的感情，张学良也对宋家十分敬重。日本人原来是支持其父张作霖的，但在1928年却谋杀了他。张学良因此转向蒋介石，希望蒋帮助他抵抗日本。但蒋介石却把他推上反苏的道路，那一年中国东北军同苏联发生了武装冲突。
尽管宋庆龄是反对军阀的，也许由于她感觉到“少帅”有真诚的抗日情绪，当时她同张的会晤是相当热烈的。她在哈尔滨发表的声明中曾称苏联是中国惟一真正的朋友，这可能是为了劝说张学良放弃反苏的行动。宋庆龄善于交友，她同“少帅”夫人于凤至相处特别融洽，于凤至当时也要去南京参加孙中山的奉安大典，两人正好结伴同行。
旋即宋庆龄一行继续前进。在天津，她的继子孙科、天津警备司令傅作义和其他国民党高级官员到车站迎接。当日傍晚到达北平，随即参加孙中山的迁葬活动。在迎灵、护灵、家祭、封棺、国葬等一系列仪式中，蒋介石以党政首领及孙中山亲属的双重身份，与宋庆龄一起参加，但由于宋庆龄有了以上声明，她就能光明磊落、大方得体地应付一切场面；而且也把自己的一切情感，倾注在对孙中山的哀思上面……
那天，宋庆龄走下专列的时候，她穿着黑色的长旗袍，在月台上前行，只见她秀慧之气，刚强之志，溢于言表，完全一派巾帼丈夫的风范。想起孙中山先生逝世才4年多，中国革命和他手创的国民党竟被糟蹋到这等地步，宋庆龄到碧云寺时已悲痛得不能移步，下车后由左右搀扶而上。护灵处副官在前导引，并报告迎接布置情形。宋庆龄到灵堂前礼献花圈，然后手指灵棕，示意左右，再看看孙中山的遗容，当即卫士揭开覆盖在棺棕上的国旗，扶她登上石台。她边走边说：
“总理，我在此，您往哪里去了！”
她于是容仪黯淡，左右请扶宋庆龄下，宋庆龄不忍并抚棺大哭，悲痛欲绝，泪珠滴于玻璃盖上……有此同生，为何不能同死啊！
同年6月1日，宋庆龄又亲自护灵到南京中山陵，一步步走上几百级台阶，把孙中山的灵枢送进墓室。孙中山的遗体放在一只精致的紫铜棺内，棺下面有一个特制的楠木座子，棺上还有一层密封着的水晶透明板，站在石扩上扶着栏杆就可以瞻仰孙中山的遗容。公祭后，将紫铜棺盖上，然后由宋庆龄亲手将墓门“敬谨严闭”。
奉安大典后，蒋介石苦苦挽留宋庆龄在南京居住，宋庆龄则声称回家瞧看，并于第二天一早即返上海。记者纷纷登门采访，宋庆龄推说身体不佳，对政治无任何意见发表。
再说当时蒋介石对宋庆龄的回来，曾做三点指示：一是拉拢，二是封其嘴，三是前者不行就来硬的。同年6月9日，蒋介石先委派夫人以姐妹亲情去说服，并请她到南京参加即将召开的国民党三届二中全会，遭到宋庆龄的断然拒绝。对于小妹的到来，宋庆龄满心高兴，但一想起蒋介石，她就厌恶起来。最后宋庆龄对小妹说：“二姐很心痛你。”
宋美龄嘴快：“我知道我是二姐一手带大的，我永远忘不了二姐。撇开政治不讲，看在我们姐妹的情份上，我请二姐，二姐也要给我面子啊！”
“政治和亲情如今连在了一起，二姐一句话两句话说不清楚。”宋庆龄直摇头：“说不清楚，依就很难理解二姐了。所以二姐不去，让小妹委屈了。”
宋美龄满怀信心而来，却扫兴而归。她心里也有气，只觉得二姐变了，变得越来越固执了。
宋庆龄送走了小妹宋美龄以后，就回到了生病的妈咪--倪桂珍身旁，终日照料母亲，过一种普通人的生活，尽一分赤子之心。母亲病情稍好，她便陪妈咪去苏州，逛杭州，尽享天伦之乐。此时，宋美龄、宋蔼龄和宋子文虽是公务繁忙，也断不了回去看妈咪，同时也是看宋庆龄。宋庆龄很少说话，因为政见不同，她也不愿说话，说出来又怕伤了全家的和气。她要尽快把过去的缺憾，变成孝敬妈咪的行动。这期间，日子不觉已过去了一个月，国内革命形势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村土地革命，在新军阀混战中迅猛发展。当时全国建立了大小15块红色革命根据地，正规红军发展到13个军共10万人。其中，江西的中央根据地、闽浙赣根据地、鄂豫皖根据地等，距国民党反动统治中心--南京近在飓尺，像一柄尖刀刺在国民党反动政权的前胸。对蒋介石来说，革命根据地与红军的发展壮大，比任何国民党内的反蒋派都要可怕千百倍，不除掉这一心腹大患，他当时的总统美梦将要变成一场恶梦。所以，中原大战刚刚结束，他即掉转枪口，准备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围剿”。
不久，红军向北攻打了连城，牵制住了敌人兵力。而后朱德率领部队折转来进入江西，由宁化打下了广昌，在东韶一带与从连城转来的毛泽东率领的部队会合。江西的游击队在东固又编成三个师，红军更加壮大了。至此朱毛红军已使蒋介石如坐针毡，坐立不安。他就派何应钦指挥唐云山旅携带重兵火炮凶猛扑来，红军却在吉安之东、吉水之南的直夏、施家边一带彻底干净地消灭了这个旅，用敌人的枪炮弹药装备了自己，接着将兴国、信丰、南雄一片扫得干干净净。朱德又率一部精锐之师，由广东回江西转福建，拔下金汉鼎部盘踞的汀州这个钉子；从而使江西、闽西两个根据地联成了一片，奠定了中央苏区的基础。
后来不久，1929年8月上旬，国际反帝大同盟会议要在柏林召开，并向宋庆龄发出了邀请。作为名誉主席的她，刚刚回国难以参加，于是她在寓所便拟定了电报全文，声明自己不参加的理由，同时也以激烈的言辞抨击了国民党反动派对内屠杀工农、对外亲帝反苏的罪行，指出“反革命的国民党领导人背信弃义的本质，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无耻地暴露于世人面前。在背叛国民革命后，他们已不可避免地堕落为帝国主义的工具。”她向全世界表示：中国人民“不因受镇压而气馁，不为谎言宣传所蒙骗，他们将站在革命一边进行斗争。”统治者的恐怖行动“只能唤起更广大的人民群众，加强我们战胜目前残忍的反动派的决心。”
电文尖锐深刻，像柄利剑直刺蒋介石政权的心脏。一时蒋介石怕得要命恨得要死，直接封锁了这一消息，并要大报小报一概不准登载。所以宋庆龄的电文也就成了秘密传单，在大街小巷传递。宋庆龄发出电报后，正像她对友人表示的那样：“我发了电报后，心里舒坦了……至于我个人因此有什么遭遇，那是无关紧要的。”
可是蒋介石政权对她恨之入骨，加上宋美龄把去上海的事也向蒋介石作了汇报，就更激怒了蒋介石。于是他召来戴季陶商量，决定采取“硬”的方法。可是此事让宋美龄知道后，极力抵制；最后双方达成协议，由戴季陶出面警告。下面是戴季陶去上海和宋庆龄的谈话纪要，是宋庆龄整理的，此文发表在1929年10月20日燕京大学出版的英文《明日之中国》第一卷第12期上。为了求真求实，笔者不敢加工，直录下来，以飨读者。此文不难看出当时蒋介石政权对宋庆龄的刻骨之恨，同时也看出了宋庆龄面对白色恐怖，以正除邪，浩气凛然，充分显示了一位伟人的风采和博大胸怀。
经过一番颇具感情的寒暄之后，戴君便说他的身体坏极了，多次想离开远去。去年，当他打定主意要到欧洲去时，蒋介石和其他许多朋友要求他共谈国家的建设工作，阻止了他实现许久存在心里的计划。戴君还说，他既不为金钱，亦不贪图地位，参加政府只不过是分担一份党国艰难事业的责任，而没有其他什么动机。我明白戴君是带了蒋介石的使命来探我的消息的，我打断了他，说他没有能出国是很可惜的。他被我的话窘住了，默不作声。他的夫人打破沉默问我为什么还没有到南京去。我回答说“葬仪已经过了，我为什么要到南京去呢。”她殷勤地继续陈述，“陵园真是美丽，您的住宅里一切设备都布置好了，我们都愿意您到那里去，您也可以就近向政府提建议。”我对于她这番口齿伶俐的话，直率地答复她说，我对政客的生活不适合，况且我在上海都没有言论的自由，难道到南京可以希望得到吗？
在这当儿，戴君从他的座位上站立起来，咕啃着像是有什么东西要给我看，同时，他的手在口袋里摸索了一回，后来取出一张折着的纸。他正要递给到我手里来，我已经看清楚了，我确信地对他讲，那好像就是那份我拍给反帝国主义大同盟的、南京政府不许发表的电稿。
戴：这真是从你这里发出去的吗？我真不大相信，像您这种地位，取这种态度，实在是有点不可思议。这诚然是一桩很严重的事啊！
宋：这是唯一诚实的态度，即使孙先生处于这种环境之下，也是要取这种态度的。你散布谣言把我的电报视做共产党的捏造，未免太可笑了。我有权可以证明，一字一句都是我自己写的。
戴：共产党是要负一切罪证的责任的，尤其是现在，共产党受莫斯科的指导，在全中国制造混乱，杀人、抢劫、放火，你怎能发出这种电报来攻击政府呢？我们把私人关系搁在一边，政府对这种严重的过失，是不能忽视的。纵使政府有了错误，您也没有权利公开地说。你应该遵守党的纪律。而且这件事尤其不好的地方，是拍电报给外国人啊！这无异丢政府和民族--你自己的民族--的脸啊！
宋：遵守党纪，当然，谢谢你们把我的名字列上你们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其实我并不属于你们的贵党。你竟没这种勇气告诉我，说我是没有权利说话。你们是把我当做招牌去欺骗公众吗？你的好意正是一种侮辱。相信吧，没有哪个人认为南京政府是代表中国人民的！我是代表被压迫的中国民众说话。这你是知道的。全世界人民很容易分辨究竟我致电的“外国团体”对于中国及其人民的利益到底是友善的呢？还是有损害的呢？你适才带着“爱国义愤”所援引的反帝国主义大同盟，现在正为中国的主权和民族的独立而积极地工作。我的电报正是维护中国人的光荣的表示。你们投降日本和外国帝国主义，侮辱革命的苏俄，才证明你们是一伙走狗，给国家与人民带来了耻辱。你们的爪牙杨虎，在法国巡捕房控告我装置秘密无线电，布置外国特务来对付我，这不是丢脸吗？你们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留下了多少污点，民众将有一日要和你们算帐的！
戴：你太性急了。孙夫人，革命不是一日能够成功的，请你不要枉费精力从事破坏工作、攻击政府和几个领袖，与我们合作才是你的义务。你的愤激和感情，我十分了解，这是过去几年痛苦经验的结果。但是孙先生不是一个寻常人，他远远超过一切人，天赋予他一种非常的智慧和才能，他的理想超前了几世纪。你必定明白的，三民主义不能凭空想，由几代人去完成，可能需要三百年或是四百年，谁又能断定呢？
宋：很明显地，你现在所引据的都是你篡改过了的三民主义。孙先生自己曾声言过，假如党员能确守主义，革命是能够在二三十年之内便可以成功的。事实上，当他起草《建国大纲》的时侯，他就有这个意思，革命一定能够在他活着的时候成功的。不然，你是可以猜想得到的，这样具有天生智慧的人，又是在屡受党内军阀反叛之后，他会赞成军政时期吗？戴君，你的议论很显然地是带了病态的，这是你身体太坏导致你变得大悲观，你已经不再是热衷于革命、正义与改革的青年戴季陶了，你已不可避免地成为一个佛教徒了。但是我要警告你，不要把孙先生当作一个偶像，当作另一个孔夫子和圣人，这是对孙先生的名声的污辱，因为他的思想与行动始终是一个革命家。我很遗憾，你的思想已经堕落了。
戴：正好相反，我的思想已经与年俱进了。改进社会状况、改善人民生活，这不正是革命吗？
宋：国民党是作为一个革命的组织而创建的，绝对不是一个改良派的社会，否则，它就应该叫做进步党了。
戴：那末请问你是怎样理解一个革命者的呢？似乎有很多不同的定义了。
宋：革命者不满意目前的制度，努力以求建设有利益于社会广大群众的新的社会秩序来代替旧的社会。请问迄今你们有什么革命的成绩呢？
戴：恐怕你没有注意到政府各部的进步吧。建设工作正在进行，朽败的房屋变成了新建筑，计划建立新的铁路，改革国家交通，救济人民的痛苦，比如，你看到的南京宽广的中山大道就是。这些不是我们在阻碍横生的困难环境中作出的杰出成绩吗？
宋：我徐了看见你们妄肆屠杀数百万将来可以代替腐败的官僚的革命青年以外，没有什么了；除了穷苦绝望的人民以外，没有什么了；除了军阀争权夺利的战争以外，没有什么了；除了对饥饿的民众的勒索以外，没有什么了。事实上，你们什么都没有做，只进行了反革命活动。至于说到你们其他的功绩，宽广的中山大道是谁得利了呢？惟有便于你们这些人们乘坐汽车。我恐怕你们从没有想过成千累万的穷苦人民，为了你们的便利而拆去了他们唯一栖身的茅屋吧。
戴：这些都是荒谬不合理的谴责，请你告诉我不拆除破旧的茅屋和一些建筑片能从事改建吗？
宋：但是为谁的利益而改建呢？你是不是以为孙先生组建国民党是要使富人更富，并吸吮中国几万万垂死人民的膏血吗？他努力不屈不挠地奋斗四十年是为着这样吗？
戴：任何人都有良心的，这不是个人专有的，你知道在哲学上……
宋：请你不要谈那些玄妙的道理，我只知道事实。
戴：那末你的意思是要每个人都不要讲求进步，回复到过去时代，仍旧步行，而不用汽车吗？唉！
宋：我不要求那种荒谬，我只要求你们停止提高你们的物质生活。这已经是太奢华了，超过了普通一般人万倍以上了。我知道有许多军阀官僚几年前都是很贫穷的，现在忽然坐上高级汽车炫赫夸耀起来，在租界上为所娶姨太太购买大厦。我请问你，他们的钱是从哪里来的呢？你想，假如孙先生还健在，他能容忍这种现状吗？假如，你也还是有良心的，你不能不承认现在的国民党是已经完全失去了它的革命的意义吧。
戴：你初回来的时候，何以不把你的意思发表出来呢？
宋：不是我的意见常常都是被压制的吗？但是我已经向你们的主席自由地发表我的意见，是他不让别人知道我的意见，那是他应该负责的。
戴：介石正竭力以求实现孙先生的《建国大纲》，他负着极大的责任，他要克服无穷的阻碍。全体忠实同志，都应该来辅助他。但是现在情况是很困难而又复杂的。诚然，即使介石把政府交给你，或汪精卫，我敢断言，情形纵然不更变坏，也不会有半点改善。
宋：实在说我并不希望代替蒋君，不过你以为中国的情形除了蒋介石以外，再不能有别人能够把它改善？这也只是你个人的偏见。国家的福利，不是任何个人的专利品或私有财产。你的根本错误，就在这里。至于说到实现孙先生《建国大纲》，我不知道哪些方面是蒋介石和他的僚属在那里实行的。即便是他最后的遗嘱，你们每天只用做口头背诵的，你们都把它出卖了！你们禁止言论、禁止集会、禁止出版、禁止建立组织来实行唤醒民众吗？
戴：你不会忘记，当民众运动进行的时候，湖南广东发生过什么事变吧？真的，这种恐怖仍记忆犹新啊！你已经看见自由是怎样被人滥用啊！这种集会唯一的结果，是无秩序与动乱。在这方面中国人民落后了几个世纪。就是国民党的党员中间，他们曾受过了相当的训练，有时集会起来，还是不免没有秩序与争闹哩。孙先生对此很失望，才写了那个《会议通则》。你怎么能够希望这些没有受过教育的群众能集会！至于叫他们自己组织起来，那是更谈不到了。他们一定首先要经过一个训政时期。
宋：你知道你袭用了帝国主义反对我们取消领事裁判权和废除不平等条约所采用的同样的武器，拿来反对我们自己的民众吗！帝国主义者说我们落后了多少世纪，不懂法律与秩序，所以不能治理我们自己，必须经过一个训政时期。你们不让群众有机会去实习上面所说孙先生著的《会议通则》，怎样能够希望人民会组织和集会呢？哪里有能够不入水而能学会游泳呢？戴君，是不是你自相矛盾呢？
戴：恐怕这是你自相矛盾吧，你想增进人民的福利，减除人民的痛苦，然而你又反对向人民的敌人--桂系和其他军阀，如冯玉祥和阎锡山等人，他们都是革命前途的障碍物--宣战。
宋：在军阀的战争之中，除了增加税捐、压迫与丧失生命以外，人民得到了什么利益呢？
戴：那末你也明显地意欲和平，但是你又在制造分歧，并且攻击这些为国家与人民努力工作的人们。让我们现在彼此尊敬相互间的意见，我们将听你的意见，但是你也必须倾听大多数人的意见。
宋：对于这种埋在坟地里的和平和你对我浪费时间的游说，我都不存一些幻想。
戴：你不能够到南京来呆些时候吗？那里有你的亲族，在那样的环境里面，你也会比较快活一些。我们都是人，怀有好意和同情心的人。
宋：假如快乐是我的目的，我就不会回到这样痛苦的环境里面。目击我们的希望与牺牲被葬送，我同情民众甚于同情个人。
戴：孙夫人，我希望你不要再发表宣言。
宋：戴君，使我不说话的唯一办法，只有枪毙我，或者监禁我，假如不然，这简直是你们承认了你们所受的指责并不冤枉。但是你们无论做什么事精，都要和我一样公开进行，不要使用鬼祟的毒计，用侦探来包围我。
戴：我去南京，回来以后再来看你吧。
宋：再来谈话也是没用的了，我们之间的鸿沟太深了。
在当年这篇谈话中，宋庆龄所选择的论点和口气都是有意说给蒋介石听的，因为是蒋介石派戴季陶来的。就戴个人而言，她也变得对他十分鄙视。戴季陶利用他同孙中山先生的老关系，成为蒋介石的主要辩护士。他曲解孙中山的学说，竭力为蒋介石的血腥反动行径进行辩护。
同年9月间，国际反帝大同盟在德国集会，再次选举宋庆龄为名誉主席。1929年9月21日，她登上一艘法国邮船驶往马赛。约一个月后，她又回到了欧洲。一住就是两年时间过去，直到1931年7月，因妈咪倪桂珍在青岛去世，她才重又踏上祖国的圣土。彼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已成燎原之火，汹涌澎湃，如同闪电突破乌云，倏焉万里，闪耀八荒。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撼动了中国也震惊了世界。它给亲人的是振奋、鼓舞；它给仇人的是惊心、丧魄。在那段时间里，宋庆龄已看到了祖国的希望之光，并投入了革命的洪流之中，此后她再也没有离开伟大的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