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古代和近代迷信的混合物

但是，古代文化在另一方面教条式地对人发生着可怕的影响。它把它自己的迷信方式传给了文艺复兴。这种迷信的某些残余曾经在整个中世纪期间在意大利存留下来，因此就使全部迷信的复活格外来得容易。我们不需要在这里详述想象力在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单是这种想象力就足以使意大利人的批判精神受到抑制。

由于世间很多不公平的和悲惨的现象，使得很多人的心里关于上帝在统治世界的信仰遭到破坏。另外一些人如但丁，则无论如何是把现世生活交给命运来摆布的，如果他们仍然保持一种坚定的信仰，那是因为他们认为人们更高尚的命运是要在来世里实现的。但是，在灵魂不死的信仰开始动摇时，宿命论就占了上风，或者往往是先有了宿命论而以迷信灵魂说的动摇作为它的结果。

这样打开的一个缺口首先是用古代的占星术，乃至是用阿拉伯人的占星术填补起来的。从星辰彼此间和对于黄道带十二宫的关系上来推论出未来事件和整个生命的进程，从而做出最重大的决定。在许多情形下，这样由于星辰的启示而采取的行动方针可能不比用其他方式所采取的更不道德。但是，这种决定往往必须靠牺牲荣誉和良心作出来。看看文化和知识在反对这种迷信上是如何地无力，对于我们是非常有益的；因为后者有人民热情的想象，有要求洞悉和决定未来的热烈愿望作它的后盾。古代文化也是支持占星术的。

在十三世纪初，这种迷信突然出现在意大利生活的前列。皇帝弗里德利希二世经常带着他的占星家提奥多路斯旅行各地；而埃兹利诺·达·罗曼诺所带的则是一大群这种待遇很高的人，其中有大名鼎鼎的圭多·博纳托和那个长胡子的萨拉森人，巴格达的保罗。在一切重要事情上，他们给他规定日子和时间，而他所犯的一切重大罪行大概一部分就是从他们的预言中实际得出来的结论。不久，对于占星就没有任何顾忌了。不仅君主们，而且自由城市也都有了它们的正式占星家，并且在大学里边，从十四世纪到十六世纪，任命了这一门假科学的教授，他们和天文学家们肩并肩地一起讲课。人们都知道：奥古斯丁和其他教父曾经和占星术斗争，但是他们的陈旧的理论很容易地遭到轻蔑的驳斥。教皇们一般不掩饰他们的观星，虽然庇护二世是一个可尊敬的例外；他对于魔法、预兆和圆梦也是轻视的。另一方面，优里乌斯二世加冕的日子和从波洛尼亚回罗马的日子都是由占星家为他推算出来的。就是列奥十世似乎也认为占星术的盛行是他任教皇时期的一种光荣，而保罗三世在占星家没有定出时间以前是从来不召开枢机主教公会的。

我们完全可以认为：人格高尚的人并没有让星辰超过一定限度地来决定他们的行动，而且道德心和宗教把它们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事实上，虔城优秀的人物不仅也有这种迷妄的思想，而且他们是真正站出来公开承认它的。佛罗伦萨的麦斯特罗·帕哥洛就是其中的一个。我们可以看到他和罗马后期的费尔米库斯·马特努斯都有一种使占星未有利于道德的同样的愿望。他所过的是一种圣徒的苦行的生活。他几乎不吃什么东西，蔑视一切世俗的财货，而只是收藏书籍。他是一个技术高明的医生，只是在他的朋友中间看病，并且规定他给他们看病的一个条件是他们必须坦白承认他们的罪恶。他经常和在安吉利修道院里聚会的安布罗吉奥·加马多莱斯修士周围的那个虽小而有名的集团来往。他也常常和老柯西莫见面，特别是在他晚年的时候；因为柯西莫也接受和使用占星术，虽然可能仅仅是为了次要的目的。不过，帕哥洛照例只是向他的最亲信的朋友们解释星象。但是，即使没有这种严格的道德，占基家们也会受到高度的尊敬并在各处出现的。他们在意大利也远比在欧洲其他国家为多。在其他国家里他们只是出现在大的宫廷上，并且也不是常见的。当占星术盛极一时的时候，意大利的所有大户户主们都雇用着一个占星家。但必须附带说明的是：不一定能够保证他吃得上饭。由于这一门学问的书籍甚至在印刷术发明以前就已经广泛流传开。所以也产生了一种业余的占星家，他们尽可能地步那些占星专家们的后尘。最坏的一类占星家是那些借占星术来实行魔法或者把它当作魔法的外衣的人们。

但是，抛开后者不谈，占星术也是当时生活上一个可悲的特征。当这种要知道将来和决定将来的盲目的欲望取消了人们的坚定的意志和决心时，所有那些天赋甚高、多才多艺的。有创造力的人们所扮演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啊！有时当星辰给他们送来一个太残酷的消息时，他们设法振作起精神，自己努力下去，并大胆地说：“贤者支配星辰”，然后又重新陷入以前的迷惆中去。

在一切较高级的家庭中间，给儿童算命被看作为是一件自然的事情；人们往往半生都在为一种毫无根据的预料，为那从未发生的事情而烦恼着，而这种事情却一直没有发生。无论什么时候，只要当一个大人物不能不做出任何一个重要决定时，就去问星辰，甚至做任何一件事情何时着手的时间也要和星辰商量。君主出外旅行、接待外国使节、公共建筑物的奠基都靠星辰的回答来决定。上边所说的圭多·博纳托由于他的个人活动和他的关于这个题目的巨大的系统的著作，是应该被称为十三世纪的占星术的复兴者的。他的一生中有一个关于建筑方面的突出的例子。为了结束弗尔利的圭尔夫派和吉伯林派的斗争，他劝说居民们重建那个城的城墙，并在他自己指明的星座之下来开始动工。如果当时两个人，一个党派一个，在同一时刻各在城基上放下一块石头，从此在弗尔利将永远不会再有党派之争。一个圭尔夫党员和一个吉伯林党人被选出来担任这个职务，那个庄严的时刻到来了，每个人把石头拿在手里，工人们拿着工具站在旁边等待着，博纳托发出了号令，那个吉伯林党人把石头投在了城基上。但是那个圭尔夫党人犹疑了，最后他根本拒绝做任何事情，理由是博纳托本人是一个吉伯林派，他可能是在计划着某种秘密的反对圭尔夫派的有害的勾当。于是那个占星家对他说：“因为你怀有不相信人的恶念，上帝将惩罚你和圭尔夫派；在未来的五百年内，这个星座将不会在我们的城市上边出现。”事实上，不久以后，上帝果然毁灭了弗尔利城的圭尔夫派，但是，那位年代记作家在1480年左右写道：现在这两个党派已经完全和解了，人们再也听不见它们的名字了。

在依靠占星术决定的许多事情当中，最重要的是战争时期靠它做出的决定。同一个博纳托为那个伟大的吉伯林派领袖圭多·蒙特费尔特罗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他所用的方法就是告诉他一个吉利的进军时刻。当蒙特费尔特罗再也没有他陪随时，他就失去了维持他的专制统治的勇气，并入了圣芳济修道院；在那里当了很多年僧侣，一直到他的去世。在1362年和比萨的战争中，佛罗伦萨人委托他们的占星家决定进军的时刻，并且由于突然接到一个命令，要走一条迂回的道路通过这个城市而几乎误了时间。在以前的场合，他们曾经由圣保罗街出发，结果战争不利。显然有一些不吉利的预兆是和从这条街出去攻打比萨有关系的，因此军队现在是从罗萨门出去。但是，因为许多支在那里晒着的帐篷没有被取走，军旗不能不放倒——这又是一个不吉的预兆。几乎所有雇佣兵队长都相信占星术，这一个事实肯定了占星术在战争中的影响。亚科波·卡尔多拉患了很严重的病，却怡然自得，因为他知道他命中注定是要死在战场上，后来果然如此。巴尔托洛缪·阿尔维亚诺相信他头上的创伤和他的军队指挥权同样都是星辰的赐予。尼科洛·奥尔希尼·皮蒂利亚诺请求物理学家和占星家阿利桑德罗·本尼迪特，为他决定一个和威尼斯订立契约（1495年）的有利时刻。当佛罗伦萨人在1498年6月1日庄严地任命保罗·维特利为他们的新雇佣兵队长时，他们授予他的司令指挥棒是按照他自己的希望用星座图来装饰的。但是，也有象那不勒斯的大阿尔方索那样的将领，他们是不容许他们的进军时刻由预言家来决定的。

有时，不容易指出在重要的政治事件上，究竟是事前去占星，还是仅仅由于事后的好奇心而去强迫那些占星家找出决定那个结果的星座。当吉安加利佐·维斯康提以一种巧妙的计谋把他的叔父贝尔那波及其家属一起囚禁起来时，一个同时代人告诉我们：当时木星、土星和火星都在“双子星座”里，但是我们说不出来究竟那件事情是不是因此而才决定的。又政治上的预测也往往和星辰的运行同样地决定着占星家的意见也是可能的。

整个中世纪的后半期，全欧洲都由于瘟疫、战争、洪水和地震的预言而战战兢兢，在这方面，意大利也决不落后于其他国家。从此永远为外国人入侵敞开意大利大门的1494年，这一凶年曾有很多不幸的预言作过预报是无可否认的——我们只是不能说象这样的预言是不是每一年都有。

这种思想方式十分坚实地扩展到了我们几乎没有想到会遇到它的领域里。如果个人的整个外部的和精神的生活决定于他出生时的情况，那么这同一法则也将支配成群的人和历史的产物——即，民族和宗教；而随着这些事物的星座的变化，这些事物本身也将发生变化。每种宗教都有它的诞生日的这种观念，首先和这些占星术的信仰结合在一起进入到意大利文化内，它主要是渊源于犹太和阿拉伯的。人们告诉我们：木星和土星会合产生了以色列人的信仰；木星和火星会合产生了迦勒底人的信仰；和太阳会合产生了埃及人的信仰；和金星会合产生了伊斯兰教徒的信仰；和水星会合产生了基督徒的信仰；而木星和月亮的会合将有一天产生反基督的宗教。切科·德·阿斯科利曾经很亵渎地推算过基督的生辰并从这种推算得出他死在十字架上的结论。为了这事，他于1327年在佛罗伦萨被烧死在火刑架上。这种学说的结果只能使人们对于精神事物的整个看法趋于阴暗。

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是当时清醒的意大利人为反对这种迷信大军而掀起的斗争。尽管有对于占星术的巨大的不朽的沤歌，如帕多瓦美术馆和费拉拉的布尔索夏宫（斯基法诺亚）的壁画，尽管有甚至象老贝罗阿尔都斯那样的人的无耻的赞颂，但也并不缺少有思想的和有独立见解的人们反对它。古人固然也为占星术开辟了道路，但是他们所说的一切却是根据他们自己的常识和观察得来的。佩脱拉克对于私人交往所认识的那些占星家的态度是一种极端的轻蔑；对于他们的那套谎言没有人比他看得再清楚的了。小说，从它们开始出现的时候起，从《古代故事百篇》起，就几乎总是对于占星家怀有敌意的。一些佛罗伦萨的编年史作者却能勇敢地摆脱那些他们不得不把它作为历史传说的一部分记录下来的迷信。乔万尼·维兰尼不止一次地说：“没有任何星座能够征服人的自由意志或上帝的意旨。”马提奥·维兰尼宣称：占星术是佛罗伦萨人从他们的异教祖先罗马人那里，和别的迷信一起继承过来的一种恶习。但是这个问题并不只是文字上的讨论，而是由赞成和反对它的双方公开地展开了争论。在1333年的和1345年的再一次的可怕的洪水之后，占星家们和神学家们非常细致地讨论了星辰的影响，上帝的意旨和他的惩罚的是否公正。这些斗争在整个文艺复兴时期从来没有停息过。我们可以断言：那些反对占星术的人们是严肃认真的，因为他们赞成占星术比反对它更容易讨好大人物。

在“豪华者”洛伦佐那一群人里边，在他的最著名的柏拉图主义者当中，关于这个问题的意见是分歧的。如马尔西利奥·费奇诺赞成占星术，并推算出这个家族的儿童们的命运，预言小乔万尼，以后的列奥十世，有一天必做教皇等等，这件乔维奥要我们相信的事完全是一种捏造——但是，其他成员则是相信占星术的。另一方面，皮科·德拉·米朗多拉以他的有名的驳斥在这个问题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他发现这种信仰是一切不虔诚和不道德的根源。他认为：如果占星家有任何信仰的话，他一定信仰星辰而不是信仰上帝，因为他们认为星辰是一切善恶祸福的来源。一切其他迷信都把占星术当作一个现成的工具，它是给“地卜”、“手相”和各种魔法服务的一个婢女。关于道德，有人认为天上的星辰是人们有没有道德的原因，他认为没有比这种意见再能产生罪恶的了，在这种情形下，对于永恒的幸福和惩罚的信仰也必然消失了。皮科甚至于不厌其烦地用归纳的方法来抵制占星家，并发现：在一个月当中，他们关于天气的预言有四分之三是错误的。不过他的主要成就是在这部书的第四卷里提出了一个关于自由意志和神在统治世界的积极的基督教学说，这种学说比所有信仰复兴运动的讲道师加在一起似乎对全意大利的受过教育的阶级产生了一种更巨大的影响。事实上，后者在这些人们身上常常是失败的。

他的著作的第一个效果是占星家们不再发表他们的学说，而那些已经印行了这类书籍的上也或多或少地以之为耻。例如乔维诺·庞达诺在其所著《论命运》中曾经承认这门学问并曾在其巨著（其中的几篇是献给他非常尊重的朋友和与他有共同信仰的阿尔多·曼纽奇、彼埃特罗·本波和桑纳札罗的）中，仿照老费尔米库斯的文体详细阐述了它的整个学说，把每一种身体的和精神的特质的产生都归之于星辰。这时候在他的对话体《亚吉狄乌斯》中，即使不是放弃了占星术，也至少是放弃了某些占星家，并且大声歌颂使人们能够认识上帝的自由意志。占星术或多或少地仍在流行，但看来不象以前那样地能够支配人们的生活了。曾经在十五世纪里大力来助长迷信的绘画艺术，这时也表现了不同的思想风格。拉斐尔在画齐吉礼拜堂的穹窿时，表现了各种星辰的神和星空但却为美丽的天使形象所看守和引导，并从天上的永生的圣父那里接受赐福。当时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开始在意大利起着反对占星术的作用。西班牙人对它不感觉兴趣，甚至将领们也不例外，那些想要讨好他们的人就公开地和这一门半异端和半伊斯兰教的学问宣战。圭奇阿尔狄尼在1529年说的话是对的，他写道：“占星家们是如何地幸运啊！如果他们在一百句谎言里边说了一句真话，人们就信仰他们；而其他的人在一百句真话里边说了一句谎言就失去了一切信任。”但是，这种对于占星术的轻视却不一定把人们引回到信仰上帝上。它能够同样容易地导向一种模糊的宿命论。

在这一方面象在其他方面一样，意大利没有能在文艺复兴的动乱时期中健全地向前发展，因为这时发生了外国侵略和反宗教改革运动。没有这些原因来干扰，它自己的力量一定会使它完全摆脱这些虚妄的谬想。那些认为外国人的屠杀和天主教的反动都是必然（对于这种必然意大利人民自己是惟一应该对之负责的）的人们将把他们所造成的精神破产看作是一种应有的报应。但是，欧洲其余各地也间接地受到了偌大部分的惩罚却是一件可悲的事情。

相信预兆同占星术比起来似乎是一件没有什么很大害处的事情。中世纪到处都曾经大量继承了各种异教的这些东西，而意大利在这方面和其他国家也没有什么不同。意大利所特有的是人文主义对于人民迷信的支持。异教的遗产在这里得到了异教的文学发展的支援。

在意大利人中间流行的迷信大部分是建立在预兆和从不吉利的事件上得出来的结论上的，很多魔术，大部分属于无害的一类的，都和这些预兆与结论有联系。不过，也并不缺少有学问的人文主义者大胆地嘲笑这些迷信。我们关于这些迷信的了解一部分就是从他们的攻击当中得来的。乔维诺·庞达诺，前面已经提到的那部占星术巨著的作者，在他的《渡神》里，同情地列举了一大串那不勒斯的迷信——如妇女们对于鸡或鹅患了舌病时所感到的悲哀；贵族们由于一只猎鹰没有回家或者一匹马扭伤了蹄子而感到忧虑；阿普利亚的农民在疯狗没有被逮住的时候，在三个礼拜六晚上所念诵的魔术咒语等等。象在古代一样，一般认为动物界在这方面是特别重要的，国家所豢养的狮子、豹和其他野兽的动作给人们以很多的思索材料，因为它们被看作是国家的活的象征。在1529年佛罗伦萨被包围期间，一只飞进城里的鹰被击中，执政官给了那个送信人四个金币，因为这是一个好兆头。某种时间和地点对于某种行动是有利或不利的乃至是具有某种决定性作用的。瓦尔奇告诉我们：佛罗伦萨人认为礼拜六是一个决定命运的日子，一切重大的事件，好的和坏的，一般都在这一天发生。他们反对通过一个特别的街道出兵作战的成见我们已经提到过了。在佩鲁贾的城门中，“象牙门”是被认为吉祥的，巴利奥家族的人们总是从那里出去作战。中世纪时流星和天象在意大利家在其他地方一样地有着重大的意义，而一般人的想象力能够把天空中异常密聚的阴云看成为作战的大军，并能够从高空中听到火拼的声音。当这种迷信和宗教上的事物结合起来时，象圣母像哭泣或者闪动她的眼晴时，或者象某种被认为是不虔诚的行为将招来普遍的灾难，因而人民要求赎罪，它就成为更严重的事情了。1478年，当皮亚琴察遭遇到长期的暴雨时，人们说：在某一个曾于最近埋葬在圣弗兰切斯科教堂里的高利贷者的尸首没有从圣地挪出去以前，是不会有晴天的。因为主教不大愿意把那个尸首掘出来，这个城市的青年人们就强行把它挖出来并在街上拖来拖去，纷纷扰扰，使它受到以前的债务人的凌辱，最后把它投掷到波河里去。甚至波利齐亚诺在谈到1478年在佛罗伦萨的一个叛变领袖，吉亚科莫·帕齐时（这个叛变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也接受了这一个观点。当他被处死的时候，他以吓人的话把他的灵魂交由撒旦来摆布。这里也是接着下起雨来并且眼看着要毁坏庄稼；这里也有一群人，大多数是牧民，挖掘出了他在教堂中的尸体，立刻云散天晴，出现了太阳，那个伟大的学者接着说：“幸运给了人民的判断以如此仁慈的报答。”那个尸首先是扔在了一个污渎的大坑里，第二天又挖出来，经过一场可怕地游行全城之后，被扔进阿尔诺河里。

这些事情以及相类似的事情带有一种民间的性质，并且在十世纪和十六世纪都可以同样发生。但这时却有了古代文学的影响。我们肯定知道：人文主义者特别容易感受怪异和预兆，我们也已经引证过这种例子。如果需要进一步的证明，我们可以在波吉奥身上找得到。就是这个否认高贵出身的权利和人们的不平等的激进的思想家，不仅相信中世纪的一切鬼怪故事，而且也相信那些拟古形式的怪异，象人们所说的曾经在尤金尼斯四世最后一次访问佛罗伦萨时发生的事：“在科摩附近，有一天晚上人们曾经看到有四千条狗走向德意志，后边跟着一大群牛，再后边是大队的步兵和骑兵，有一些是没有脑袋的，有一些虽有脑袋但也几乎看不见，接着是一个巨大的骑士，在他后边跟着另外一群牛。”波吉奥还相信喜鹊和乌鸦的战争（见波吉奥原著第180页）。他甚至于讲过一个流传很久的（也许他自己没有注意到它）古代神话。在达尔马提亚的海边出现了一个半人半鱼的海神，长着胡子和犄角，下部有鳍和尾巴，是一个真正的海怪。他每天从岸上抢走女人和儿童，直到五个大胆的洗衣妇用棍子和石头把他打死。在费拉拉展览的这个怪物的一个木制模型使波吉奥认为这一整个故事是可信的。虽然不再有神托和神占的可能，但随便地翻开维吉尔的著作，把所翻的一段当作一个预兆（“维吉尔占卜”）又重新成为流行的事情了。在古代末朝流行的相信恶魔，对于文艺复兴也并不是没有影响的。可能有助于造成这种结果的扎姆布利科斯或阿巴蒙的关于埃及人的秘术的著作，在十五世纪末印行了拉丁文译本。佛罗伦萨的柏拉图学院并没有摆脱这些以及其他罗马衰亡时期的新柏拉图式的梦想。关于相信恶魔和与这种迷信有关的魔术我们必须在这里简单地说上几句。

在意大利，民间对于所谓鬼神世界的信仰和在欧洲其他地方几乎是一样的。在意大利和在其他地方一样也有鬼，也就是死人的重新出现；如果说对鬼的看法在任何方面和在北方国家里边所流行的有所不同，不同只表现在“阴魂”这一古代名称上。今天，如果有这样的一个阴魂出现，就要做两台弥撒以求得它的安息。坏人的鬼魂像貌狰狞可怕是一件当然的事情，但和这一起还有一种观念，那就是死人变成的鬼普遍都是凶恶的。邦德罗故事中的教士说，死人杀害小儿。这好象是认为有某种和灵魂不同的阴魂，因为灵魂是在炼狱中受苦，而当它再出现时就只是哭泣和祷告。为了镇压鬼，曾经掘开坟墓，破坏尸体，烧化心脏并使它的灰随风飘散。在另一些时候，出现的不是一个人变成的鬼，而是一个事件——过去的一种事态的幻影。所以在米兰，在康加的圣乔万尼礼拜堂附近，维斯康提旧宫城旁边的邻人们讲出了在那里出现的凶恶的景象。因为在这里贝尔那波·维斯康提曾经使他的暴政之下的无数的牺牲者受到酷刑或被绞死。如果在这里看到一些异事，也就没有什么奇怪的了。一天晚上，一群穷人手里拿着蜡烛出现在佩鲁贾的一个不正直的贫民救济委员面前并围着他跳舞；一个巨大的形象用一种威胁的声调代表他们说话——那是救济院的保护圣徒圣亚罗。这一类的信仰都是很自然的，所以诗人们能把它们当作每一个读者都了解的事情来引用。卡斯蒂利昂曾经很巧妙地表现了被杀死的洛多维科·皮科出现在米朗多拉围城下的形象。不错，就是诗人本身已经摆脱了这些观念，他还是很随便地在诗歌里采用这些故事。

意大利也和中世纪的其他民族一样地相信恶魔。人们相信：上帝往往容许各种魔鬼对世界的某些地方和人类生活的某些部分发挥一种破坏的作用。唯一的保留条件是被魔鬼诱惑的人能够使用他的自由意志来抵抗。在意大利，恶魔的力量，特别是表现在自然变异的事件上，很容易具有一种带有诗意的伟大的性质。在1333年阿尔诺河流域大水灾的前一夜，住在瓦洛姆布罗萨溪谷上边的一个虔诚的隐士在他的小屋里听到了一阵凶恶的吵闹声。他在胸口划着十字走向门前，看到一群黑色的凶猛可怕的武士穿着盔甲，驱马奔驰。当他们被恳求站住的时候，其中的一个说：“因为佛罗伦萨有罪，我们去淹没那个城，如果上帝允许的话。”可以和这个相比的是几乎同时代在威尼斯发生的一个幻象（1340年）。威尼斯画派的一个伟大画家，大概是乔治昂，把这个幻象画成了一幅美妙的图画；画中，一只载满了恶魔的大帆船象鸟一般地飞驶在风雨交加的礁湖上，去毁灭那个充满了罪恶的岛城，直到三个圣者在没有人觉察时跨进了一个穷苦舟人的小船，驱除了这些恶魔，把他们连同大船一并送入水底。

于这种迷信之外，当时还有一种幻想，那就是人们使用魔术可以和恶魔发生关系，并借他们的帮助来达到贪婪、野心和肉欲的目的。在许多人试图实行以前，大概有不少人已被告发犯有这种罪；但是当这种所谓魔术师和女巫开始被烧死时，有意识地采用这种邪术的事就更加频繁。随着被怀疑的受害者牺牲在火中时所冒起来的烟，散布了一种使许多堕落的人物沉迷在魔术中的毒烟；他们和许多有心术的骗子联合在一起了。

大概从罗马人的时代起，以一种原始的和民间的形式一直不间断地流传下来的迷信就是女巫的妖术。女巫，只要她把自己仅限制在占卜上，可能是没有什么害处的，如果她不是从预言很容易地（虽然常常是不知不觉地）变成为关系重大的积极的协助行动这一致命的堕落步骤的话。在这种情形下，她不仅被认为具有引起男女间爱憎的力量，而且也被认为具有真正害人的恶毒的邪术，特别是能够使儿童们害病，虽然这种疾病显然是由于父母的疏忽和愚蠢而造成的。除了她对于她所使用的毒物和毒药的效力具有充分的知识外，究竟她能象人们所说的那样，单独靠着魔法和咒语或者靠着有意识地勾引魔鬼来作法到什么程度也是值得怀疑的。

我们在庞达诺的著作中读到了一个加埃塔地方的女巫的故事。这个例子讲的是一种比较无害的迷信方式，一个托钵僧敢于在这种方式上出来和她竞争。旅客萨巴提乌斯来到了一个女巫的家里，这时她正在接见一个姑娘和一个女仆，她们给她送来了一只黑母鸡、九个在星期五生出来的鸡蛋、一只鸭子和一些白线——因为这是新月以来的第三天。她们被打发走了，并告诉她们黄昏时候再来。大概除了占卜之外也没有什么更坏的事情。那个女仆的女主人和一个僧侣私通受了孕，那个姑娘的情人背弃了她进入了修道院。那个女巫抱怨说：“自从我丈夫死后，我就以此为生，收入不少，因为加埃塔地方的妇女都很相信我，但是那些僧侣们妨碍了我的收入。他们给人圆梦，替人平息圣徒的愤怒来敛钱，保证姑娘们有丈夫，受孕的女人生男孩子，不孕的女人能受孕，除了这些之外，他们还按照白天在礼拜堂里定的约会，于夜间去看那些丈夫们出外打渔的妇女。”萨巴提乌斯警告她不要忌妒修道院，但是她不怕，因为修道院的监护人是她的老相识。

但是，迷信产生了一种更坏的女巫，就是那些夺去人们的健康和生命的人。在这种情形下，当人们不能用她们的凶恶的眼光一类的东西来说明她们的为害时，就自然认为她们得到了有力量的魔鬼的帮助。如我们具体到菲尼切拉所看到的情形，对于这种危害的惩罚是火刑，但是，有时也和这种迷信实行妥协。例如：按照佩鲁贾法律，一个女巫能够交付四百镑罚款就可以了事。这种事情在当时并没有用后来那种一贯认真的严肃态度来处理。在教会地区，在亚平宁山脉的上段，圣本尼迪特的家乡，即诺西亚地方，有一个真正的女巫和术士的巢穴，并且是公开的。伊尼亚斯·希尔维优斯在他的早期的一封最引人注意的信里曾经谈到它。他写给他的兄弟说：“这个送信人来问我，我是不是知道意大利的维纳斯山峰，因为在那个地方有人传授魔术，而他的主人，萨克逊伟大的天文学家，渴望能学到它。我告诉他我知道一个离卡拉拉不远的维娜波多山峰，它在利古里亚的海边的山上，我到巴塞尔去的时候曾在那里住过三夜；我还发现在西西里有一座叫作伊莱克斯的山，它是献给维纳斯的，至于那里是不是传授魔术我不知道。但是，当谈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记起：在翁布里亚那个古老的公国（斯波立多），诺西亚城附近，陡峭的山岩下边有一个洞穴，那里边还流着水。我记得听人说过，那里有女巫〔妖妇〕、恶魔和夜里出现的幽灵，胆子大的人能够和鬼［阴魂］见面说话并学到魔术。我并没有去看那个洞穴，也不想去看它。因为那些犯罪才能学到的东西最好是根本不去学它。”但是，他却指出了那个告诉他的人的名字，并请求他的兄弟把这个持信人领到他那里，如果他还活着的话。伊尼亚斯在这里对于一个有地位的人是非常有礼貌的，但是他本人则不仅比他的同时代人更不受迷信的影响，而且还在这个问题上经受过一次考验，这个考验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每一个受过教育的人所能经受得起的。在巴塞尔宗教会议时期，他在米兰患热病躺在床上七十五天，但却始终不肯听任魔术医师们给他医治，虽然被领到他床边的那个人在不久以前曾经在比奇尼诺的军营里神奇地医洽好二千名患热病的兵士。伊尼亚斯病还没有好就骑马经过山路到巴塞尔去，并且在旅途中逐渐获得了痊愈。

我们从一个想要使本文努托·切利尼受他控制的术士那里知道了更多的关于诺西亚附近的情况。他们要将一部新的魔法著作献给神，举行这个仪式的最好的地方就是在这个地区的山里。这个术士的老师固然曾经在发尔法大寺院做过同样的供献，但是在那里遇到了在诺西亚所遇不到的困难；加以，诺西亚邻近的农民都是一些可靠的人，他们都对这件事情很熟悉，在必要的时候还能够提供一定的帮助。这个入山供献并没有举行，不然本文努托或者能告诉我们一些关于这个骗子的助手们的事情。当时诺西亚整个附近地区是尽人皆知的。阿雷提诺说到了某个地方的一口迷人的井，“在那里边住着诺西亚女巫的姊妹和法达·莫尔根娜的姑母。”而约在同时，特利西诺还能在他的伟大的叙事诗中以一切诗的美丽和譬喻的手法把这个地方当作一个可靠的预言的发源地来赞颂。

在英诺森八世的著名训谕（1484年）之后，妖术和对于女巫的迫害成了一种巨大的使人憎恶的制度。这种迫害制度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德意志的多密尼克会僧侣；德意志和那些最靠近德意志的意大利各地区（真够奇怪的）是蒙受这种灾祸最甚的地方。例如，教皇们的训谕和禁令提到了伦巴第的多密尼克会的地区、克雷莫纳、布雷西亚和贝尔加莫的主教管区。我们从斯普朗吉尔的理论和实践的指南，《女巫的铁槌》中知道：在训偷颁布的头一年有四十一个女巫在科莫被烧死；成群的意大利妇女在西吉斯蒙多大公的地区内避难，她们相信自己在那里还能得到安全、妖术最后在阿尔卑斯山的几个不幸的溪谷，特别是卡莫尼卡溪谷里扎下了深固的根基。迫害的制度成功地使那些横竖都倾向于迷信的人们永远受迷信影响。当我们读到米兰或波洛尼亚的故事和小说时，我们一定会想到这种基本上是德意志形式的妖术。它没有进一步在意大利发展，大概是因为在意大利其他地方已经存在着一种建立在一套不同的观念上的、高度发展了的“妖术”。意大利的女巫是一种营业，需要钱尤其需要常识。我们在她身上看不到北方女巫的那种病态的幻想，在空中的神奇的旅行和梦境中的神魂颠倒；“妖妇”的工作是为了使别的人高兴。如果一个意大利女巫被认为擅长变形术或者能够立刻遁身到远方，她也一定愿意接受这种声誉，因为借此可以增加她的影响：可是另一方面，当人们都对她的恶毒和复仇手段，特别是她的迷惑儿童、牲畜和庄稼的力量变得普遍怀有恐惧时，那对她也是很危险的。异端裁判所法官和地方长官如果把她烧死是完全符合于人民的要求的。

如已经说过的，“妖妇”的最重要的活动范围绝大部分是在恋爱一类的事情上，包括挑起爱情和仇恨、造成打胎、妄图以魔术来杀害不忠实的男人或女人，甚至制造毒药。因为许多人都不愿意和这些妖妇们打交道，所以就产生一种偶尔使用扶术的人，他们秘密地从这些妖妇们学习到某种技术，然后用这种知识来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例如，罗马的妓女就曾经以贺拉西诗中的加妮狄亚的方式，用另外一种魔力来增加她们的个人吸引力。阿雷提诺在这件事情上不仅知道而且说出了她们在这方面的真实情况。他列举了一系列在她们的箱子里找得到的使人作呕的乱七八糟的东西——头发、脑壳、肋骨、牙齿、死人的眼睛、人皮、儿童的肚脐眼、从坟墓里取出来的鞋底板和碎布。她们甚至自己跑到坟地去取一些腐烂的人肉，狡猾地给她们的情人吃下——还搀杂一些更坏的东西。她们用从教堂的长明灯里偷来的油来煎情人的头发和指甲。她们的魔术中最无害的一项是用烧红了的骨灰做成一个心，然后一边刺它一边唱：在火焰还没有熄灭的时候，愿你来到我门外；我怎样刺了这颗心，也望你同样刺激我的爱。

还有其他在月光下，在地上画图，利用蜡制或铜制的人像（这无疑是代表那个情人的）来施行的魔术，这是按照不同的情况来对待的。

这些事情是如此地常见，以至于一个虽然失去了青春和美丽，但仍能对男人有强烈的吸引力的女人很自然地被疑为有魔术。克莱门七世的秘书桑加的母亲曾经毒死她儿子的情妇，这个情妇就是这一类的女人。不幸的是她的儿子和合座朋友都因为吃了那有毒的拌生菜一起死掉了。

其次就是作为女巫的竞争者而不是作为她的助手出现的魔术师或术士，他对于那些最可怕的魔术更熟悉。有时他也同样地是或者更多地是一个占星家，他大概常常以占星家的姿态出现，以免因做魔术师而遭到迫害，而为了给施行魔术找到一个适合的时刻，某种占星术也确是不可缺少的。但是因为有许多鬼神是善良的，或者是不偏不倚的，所以魔术师有时也享有相当的声誉；西克塔斯四世在1474年就不能不对某些波洛尼亚的白袍僧明确地提出控诉，因为他们在教坛上说从魔鬼那里获得消息是无害的。很多人都相信这种事情本身有可能，一个间接的证明就是：最虔诚的人都相信通过祷告能够看到善灵的幻影这一个事实。萨沃那罗拉的心里充满了这些东西；佛罗伦萨的柏拉图主义者在谈和上帝的神秘结合。马尔切路斯·帕林吉努斯使我们很明确地了解到他同净化的魂灵有来往。这同一个作家相信有一个完全被恶魔统治着的世界存在，这些恶魔就住在月亮的下边，并且永远等待着机会来为害自然和人们的生命。他甚至于谈到了他个人和某些恶魔的认识。因为本书的范围不容许我们对于当时流行的相信鬼神一事做系统的论述，所以帕林吉努斯的故事可以提出来作为许多例子中的一个。

在索拉克特山上的圣西尔维斯特罗寺院里，他曾经从一个虔诚的隐士那里接受关于世事空虚和人生不足道的教导；天黑的时候他才动身回罗马。在路上，在皎浩的月光下，他遇到了三个同路的人，其中的一个招呼他的名字并问他从哪儿来。帕林吉努斯回答说：“从山上的哲人那里来。”这个陌生人回答说：“啊，傻子，难道你真相信世上的任何人是聪明的么，只有神仙（神灵）才有智慧，我们三个就是这样的神仙，虽然我们具有人形。我的名字叫萨拉希尔，这两个叫作萨舍尔和雅纳。我们的国度在月亮附近，在那里住有无数的房间的神，管理着大地和海洋。”帕林吉努斯当时怀着内心的恐惧问他们，到罗马去做什么。回答是：“我们的一个同伴阿蒙被一个从纳尔尼城来的年青人，枢机主教奥尔西尼的从者，用魔术拘禁起来为他服务；啊，人们要注意，你们能把我们当中的一个统制起来，那就证明你们自己的不朽；我自己曾经被关在晶球里边，一度被迫为一个德意志人服务一直到一个长胡子的僧侣释放了我。这次去罗马就是要去帮助我们的朋友并顺便把一两个著名的罗马人送到地狱里去。”在他说这些话的时候起了一阵微风，于是萨舍尔说：“听！我们的使者从罗马回来了，这阵风就告诉我们他到了。”接着另外一个精灵出现了；他们高兴地招呼他，并向他关于罗马的事情。他的话是强烈反对教皇的：克莱门七世又与西班牙人结成了联盟并且希望不是用辩论而是用西班牙人的宝剑来铲除路德的学说。这完全是对于恶魔有利的，因为就要到来的流血将使他们把千万人的灵魂送入地狱。这个谈话表明罗马由于它的一切罪恶已经完全受到了魔鬼的控制；在这个谈话结束后，这些幻影都消失了，剩下诗人自己独自悲伤地朝前赶路。

尽管对于巫术实行惩罚，但还是有人公开承认和恶魔有关系。那些想要知道对于恶魔的相信达到了如何程度的人可以参考阿格利巴·内提斯海姆的那部被广泛阅读的著作《秘密的哲学》。似乎他在到意大利以前就已经写了这部书，但是他在给特里特米乌斯的献词中，特别提到了意大利的资料，即使仅仅是为了表示轻蔑。具体到阿格利巴这种模棱两可的人，或者其他可以分成恶棍和傻子的大多数人，他们所宣布的魔术理论，以及与这个理论有关的仪式、香火、油膏和其余的东西并不能使人感到多大的兴趣。但是这种理论里充满了来自古代迷信中的很多引证，它们对于意大利人的生活和感情有时发生最明显的和最有效的影响。我们也许会想：一个有远大抱负的人一定是在完全没落了之后才屈服于这种势力的；但是强烈的希望和欲求能引使甚至是各阶层的坚强和有独创力的人物求助于术士，而相信这种事情完全是可能的，就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人们的对于这个世界的道德秩序的信仰，即使是和它保持一定距离的人们也是如此。以很少的一点金钱和冒险，似乎就有可能泰然无事地向人类的普遍的理性和道德挑战，并且不必经过中间的步骤就可以直接达到他的合法的和不合法的目的。

这里我们可以暂时看一看一种比较古老的，这时已经衰落了的迷信形式。从中世纪的最黑暗时期起，甚至于从古代起，意大利的许多城市一直认为他们的命运和某些建筑物、雕像或其他具体的东西有联系。古代曾经留下关于祭僧或“避邪师”的记载，他们参加庄严的城市奠基典礼，并用建立某种碑碍或埋藏某种物件（镇物）的方法来神奇地保征这些城市的繁荣。这类故事比任何其他事情都更容易以民间口头传说的形式流传下来；但是经过几个世纪之后，这种僧侣就自然而然地变成了术士，因为他在宗教一面的任务已经不再为人所理解了。人们一直对于这样一个古代术士在那不勒斯所行的某些维吉尔式的奇迹保持着清楚的记忆，他的名字年深日久已经为维吉尔的名字所代替。把这个城市的一幅神秘的图画封闭在一件器具里就恰好是一种真正古代的“避邪术”；而这个城市的创建者维吉尔，不过是参加这个仪式的以另外一种服装出现的主祭僧而已。人民的幻想在这些问题上继续向前发展着，一直到铜马、诺兰门上的人头像、另一个城门上的铜蝇，甚至于波希利波的洞窟也都被认为是维吉尔所留下的——所有这些东西都在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给命运一种神奇的限制，而前两种东西则似乎决定着这个城市的整个命运。中世纪的罗马也保存着同样混乱的记忆。在米兰的圣安布洛吉奥教堂里，有一尊古代的赫克里斯大理石雕像；据说：只要这个像一天安然无恙，帝国就一天存在着。这大概指的是日耳曼人的帝国，因为他们的皇帝们在米兰加冕是在这个教堂里举行的。佛罗伦萨人相信后来改为施洗所的战神的宫殿，按照它建筑时候的星座来看，将永远存在；作为基督徒，他们从这个宫殿里挪走了那个大理石的骑马雕像；但是因为这个雕像的被毁必给这个城市带来巨大的灾害——也是按照星座看出来的——所以他们就把它安置在阿尔诺河边的一个塔楼上。当托蒂拉征服佛罗伦萨时，这个雕像被沉入水中，一直到查理大帝重建这个城市时，才重新捞起。它当时被安置在维其奥桥的桥头柱上，而奔德尔蒙特就是于1215年在这个地点被杀死的。圭尔夫派和吉伯林派之间的巨大仇恨的起源就这样与这个可怕的偶像联系着。在1333年的大水期间，这个雕像永远消失了。

但是在其他地方又出现了同样的“镇物”。已经提到的圭多·博纳托在重建弗尔利的城墙时，要求两党做某种象征性的和解举动但并没有成功（见本书488页）。于是他把他用占星术或魔术得到的一个铜的或石头的骑马雕像埋起来，相信这样他已经保卫了这个城市，使它免于灭亡乃至被占领和掠夺的命运。六十年以后，当枢机主教阿尔沃诺斯任罗马尼阿的长官时，这个雕像碰巧被挖出来了；大概是由于枢机主教的命令，把这个雕像展示给人民看，使他们知道残暴的蒙特费尔特罗曾经以什么样的手段来保卫他自己和反对罗马教会。又半世纪以后，当一个奇袭弗尔利的企图没有获得成功时，人们又重新开始谈起这个大概被保全了下来并被重新埋藏起来的雕像的功效。这是他们最后一次能够谈到这件事，因为一年以后，弗尔利真正地被占领了。在整个十五世纪期间，建筑物的奠基不仅与占星术有关而且也与巫术有关。人们曾经谈到教皇保罗二世在他的建筑物的基地里埋藏的大批金银纪念牌，而普拉提那乐于把这件事情看作一种古老的异教的“镇邪术”。无论保罗或他的传记作者都根本没有意识到这样一种供献有中世纪的宗教意义。

但是，这种在许多情形下都是得自传闻的公开的巫术和为了达到私人目的而使用的秘密法术比起来是并不重要的。阿里奥斯托在他的魔法师的喜剧里表现了这些法术在日常生活中所最常采取的形式。他的主角是从西班牙逃出来的许多犹太人里面的一个，虽然他自称是希腊人，埃及人和非洲人，并经常在改换他的名字和服装。诡称他的咒文可以把白天变成黑夜，又把黑夜变成白天，可以移动大地，可以使自己隐形，可以把人变为野兽；但是这些自吹自擂都不过是一种宣传而已。他的真正目的是从不幸和苦恼的婚姻中取利，而他沿途留下的踪迹有如蜗牛的粘液或者往往像是一阵冰雹所造成的灾害。为了达到他的目的，他能够使人相信他那藏着情人的箱子里面满装着鬼魂，或者说他能够使死尸说话。诗人和小说家对于这种人加以嘲笑能够得到群众的赞扬无论如何是一个好现象。邦德罗不仅把一个伦巴第僧侣的巫术看作是一种卑鄙的和后果可怕的无赖行为，而且他也用一种毫不掩饰的愤怒来描写轻信的愚人毕生受到的灾祸。“有一个人希望用所罗门的钥匙或者其他魔术用书来找出埋在地下的珍宝，来强迫他的太太服从他的意志，来窥知君主的秘密，和转瞬间从米兰来到罗马。他被欺骗的次数越多，他就越坚定地相信……加尔罗先生，你还记得那一次吧，我们的一个朋友为了得到他的所爱者的好感，在他的屋子里摆满了脑盖骨和尸骨，象一个墓地一样。”这种秘密法术规定人们要做最噁心的事情——从一具死尸拔下三颗牙或者从它的手指上取下一个指甲等等；在念诵骗人的咒语中间，那些不幸的参加者往往已经被吓死了。

本文努托·切利尼在那次有名的在罗马大竞技场里举行的念咒文施法（1532年）中间并没有被吓死，虽然他和他的同伴们看见了很多非常可怕的事情。那个西西里的教士大概希望他是一个将来有用的合作者，在他们回家的路上夸奖他说，他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胆子大的人。每一个读者都会对于这些手法有他自己的看法。醉人的烟气和观者的想象易于接受一切的恐怖景象，这一个事实是我们主要应该注意的，并且也说明了为什么他们那一群人里的一个孩子，这些东西对他印象最深，他比别的人看见的都多。但是我们也可以认为：它所要影响的是本文努托本人，因为念咒文开始时的险恶景象除了引起好奇心外不可能有其他的目的。因为本文努托在找到美丽的安琪莉佳以前不能不有所考虑，而那个术士事后也曾对他说：恋爱和寻找珍宝比起来是一件愚不可及的事情。此外，必须不要忘记的是：本文努托所以能够说：“魔鬼们履行了他们的诺言。安琪莉佳果然如他们所答应的那样正好在一个月以后回到了我的身边”，是在满足他自己的虚荣心。即使我们认为本文努托逐渐地把自己也骗得相信了这整个的故事，但作为当时流行的思想情况的证明，它仍然是永远有价值的。

但是，一般地说来，意大利的艺术家们，即使是其中的“古怪的、任性的和反常的”人们，也很少和巫术发生关系。他们之中的一个人在研究解剖学当中曾经想要用一张死人皮来为自己剪成一件短外衣，但在他的听忏悔教士的劝告之下，他又把人皮放回到坟里去了。的确，经常研究解剖学大概比任何其他事情都更能打破对于人体各部分有神奇力量的迷信，同时，对于人体的不断观察和描写，也使艺术家熟识了一种完全不同的不可思议的魔力。

虽然有已经引证过的那些例子，但总的说来，意大利的巫术在十六世纪初，那就是说，在它开始在意大利以外各地盛行的时候，似乎已经显然走向衰落。因此，看来意大利的术士和占星家们等到他们的信誉在家乡受到彻底破坏之后，才开始了他们到北方的旅行。在十四世纪里，人们认为有必要严密地防守着斯卡利奥托附近的皮拉图山峰上的湖水，以防止术士们在那里祭献他们的巫术著作。在十五世纪里，我们看到，例如，为了制造一场暴风雨以吓走一支包围的军队而举行过这种供献；甚至那时，这个被包围了的城市的指挥官——齐达·狄·加斯特罗城的尼科洛·维特利——也能正确地把那些术士当作渎神之辈予以斥退。在十六世纪里，再也看不到这种正式使用巫术的例子了，虽然术士们在私生活中仍然是积极活动的。德意志的有名的术士，约翰·浮士德博士就是属于这一时期的人物；而意大利的典型人物，圭多·博纳托，则上溯到十三世纪。

但是，必须附带说明的是：随着对于巫术的迷信的减弱并不一定是对于道德秩序信仰的增加，而在许多情形下，象对于占星术的信仰的衰落一样，这种迷信所留下的无非是一种糊涂的宿命论而已。

在人们对于巫术和占星术的信仰渐次减弱的时候，这种迷信的一两种次要的形式，被人们认为有一点价值的火占术、手相术等等在这里可以略去不谈；就是相术这一门假科学也并不能引起我们从它的名字上所能期待的那种兴趣。因为它并不是作为艺术和心理学的姊妹和同盟者，而是作为宿命论的迷信的一种新形式和——不管它在阿拉伯人中间可能是什么东西——作为占星术的竞争者出现的。一部相术书的作者，巴尔托洛缪·科克尔，自称是一个骨相学家；按照乔维奥的看法，认为他的学问似乎和一门最可尊敬的自由艺术是一样的。他并不以他对于每天向他请教的许多聪明人所做的预言为满足，而且还很认真地写了“一张名单，列举那些有重大生命危险在等待着他们的人”。乔维奥虽然久经罗马自由思想的熏染，但仍然认为其中所含的预言都是完全可信的。我们从同一的来源知道这些以及和这些相类似的预言所指出来的那些人怎样向这个预言家复仇。乔万尼·本蒂伏利奥把卢加斯·高利库斯用绳子吊在很高的螺旋楼梯上并来回摆动五次向墙上撞击，因为卢加斯曾经预言他要失去他的权势。埃尔米斯·本蒂伏利奥派一个制客去行制科克尔，因为这个不幸的骨相学家曾不得已预言他将在战争中成为亡命者而死去。那个凶手似乎曾经在这垂死的人的最后时刻嘲弄他说：预言家曾经预言他不久将要犯一个不名誉的杀人罪。手相术的复兴者，切泽纳的安蒂奥科·提伯尔托在里米尼的潘多福·马拉泰斯达的手里遇到了一个同样可悲的结果，因为他曾经向他预言一个暴君所能想象到的最坏的遭遇，就是说死于亡命和最悲惨的贫困之中。提伯尔托是一个有见识的人；人们认为他所给的答案根据他对于人类的透彻了解比根据任何手相法为多。他的高度的文化教养使他赢得了看不起他的占卜术的学者们的尊敬。

最后，在古代直到很晚的狄奥克莱齐安统治时期才被提到的炼金术，在文艺复兴的全盛时期只占一个非常不重要的地位。意大利早就受过它的害，那是在十四世纪里，当佩脱拉克在反对炼金术的论辩中承认它是一个普遍的风尚的时候。从那以后，搞炼金术所需要的那种信念、热诚和处于与世隔绝状态在意大利越来越少见了，意大利和其它地方的炼金术者开始在北欧的高门大户中间获得厚利就正是这个时候。在列奥十世时代，少数从事炼金术的人被称为“天真的好奇者”。欧雷里奥·欧格雷利曾经向最轻视金钱的列奥十世进献关于炼金的说教诗，据说他所得的酬报是一个美丽的但却是一个空空如也的钱袋。除了黄金之外，还寻求万能的点金石那一门神秘的学问，则是较晚的北方产物，它起源于帕拉舍尔苏斯等人的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