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道德

关于世界上各民族如何对待人生的最高目的、上帝、美德以及永生不朽的问题，人们可以研究到某种程度，但绝不能对它们作绝对的严密和准确的比较。我们在这些问题上的证明似乎显得越清楚，我们就必须越发谨慎，以免做出不适当的假定和草率的判断。

当涉及到我们对于道德问题的判断时，这句话更是特别正确的。要指出在不同的民族中间的许多对比和细微的差别或许是可能的，但要想对它们做一个整体的比较而定出孰优孰劣，我们人类还没有这种洞察力。关于一个民族的性格、道德心和罪恶的最后的真实情况永远是一个秘密；只要是谈到一个民族除了缺点还有另外一面，作为特点甚至作为美德而重现这一理由就是如此。对于那些喜欢对整个民族做全面谴责的人们我们可以不管。欧洲各民族能够互相虐待，但幸而没有互相审判。一个以它的文明，它的成就和它的命运与现代世界的整个生活交织在一起的伟大民族，是能够把它的拥护者和它的攻击者置之不理的。有没有理论家的赞同它也能照样生存下去。

因此，这下边所谈的不是判断，而是若干年来研究意大利文艺复兴心得的一系列旁注。它们的价值却更受到限制，因为大部分涉及的是上层阶级的生活，关于这种生活我们在意大利远比在那个时代的欧洲任何其他国家所知道的都更为详细。但是，荣名和丑行虽然在这里比在别处都更为突出，我们却并不能因此而对于意大利人民做出恰当的道德鑑定。

什么样的眼光能够看穿决定民族性格和命运的奥秘呢？能够看穿先天的才能和后天的经验交相构成一个新的整体和一个生机活泼的天性的奥秘呢？能够看穿即使是初看来会认为是最新颖的那些聪明才智，事实上却发展得晚而缓慢的奥秘呢？谁能说出，十王世纪以前的意大利人是不是在他的整个存在中具有后来为他所特有的那种变通如意的活动性和确实性——那种能够用语言或形式来体现他所处理的任何东西的能力呢？如果对于这些问题找不到答案，我们怎么有可能判断那些无数的和无限曲折的道路呢？通过这些道路，性格和智慧是不断地互相发生着影响的。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法庭，它的声音就是我们的道德心；但是对于民族来说，还是让我们收起这些概括性的论断吧。一个看来已经病人膏肓的民族也许一治即愈，而一个看来很健康的民族，也许在它的内部带有已经成熟了的死亡病菌，只要危险时刻一到，它们就会从隐藏的地方冒出来。

在十六世纪初，当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已经达到了最高峰，而同时这个民族的政治上的衰败看来已经不可避免的时候，有些严肃认真的思想家已经看到了这种衰败和流行的道德堕落之间的关系。一个循规蹈矩的道德家在每一个时代里都认为自己有责任来反对当时的邪恶行为；但并不是这样一个道德家，而是马基雅维里，在他的一部考虑最周密的著作里公开地说：“我们意大利人较之其他国家的人更不信奉宗教，重腐败。”另外一个人大概曾经这样说过：“我们在个性上已经得到了高度的发展；我们已经突破了我们在未发展的情况下看来很自然的道德的和宗教的限制；我们轻现外部法律，因为我们的统治者不是正统合法的，而他们的法官和官吏都是坏人。”马基雅维里补充说：“因为教会和它的代表们给我们树立了最坏的榜样。”

我们是不是也要补充说：“因为古代文化在这方面所发生的影响是不利的”呢？这种说法只能很有保留地被接受。对于人文主义者来说，它可能是正确的，特别是牵涉到他们生活的放纵方面。对于其余的人来说，它或者可以说有些接近于正确，那就是在他们熟悉了古代文化之后，他们以对于历史上伟大人物的崇拜代替了圣洁——基督教的生活理想（第二篇第三章）。所以我们能够理解：这很容易诱使他们把那些过错和恶行看作是无足重轻的事情，他们的英雄人物尽管有这些过错和恶行但仍是伟大的。他们自己或者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因为如果要求我们来引证任何关于这个问题的原则性的主张，我们仍不能不求助于象保罗·乔维奥那样的人文主义者。他原谅吉安加利佐·维斯康提的伪证罪，而吉安加利佐是通过这个伪证罪才能按照尤里乌斯·凯撒的榜样来建立一个帝国的。伟大的佛罗伦萨历史家和政治家从来没有卑屈地援引旧例，而他们的行事和判断之所以看来具有古风，那是因为他们的政治生活的性质必然在他们身上培养起一种和古代文化有某种相似之点的思想方式。

尽管如此，但不能否认的是：意大利在十六世纪初已经发现它自己处于一种严重的道德危机中间就是最好的人也逃脱不掉的。

我们可以先简单地谈一谈在当时成为反对邪恶的坚强的堡垒的那种道德力量。那时有高度才能的人想要从荣誉感里找到它。这是一种道德心和利己主义的莫明其妙的混合物；它常常在一个无论是否由于自己的过错而失去了信仰、爱情和希望的近代人身上残存着。这种荣誉感和很多的自私自利和很大的邪恶不相矛盾，并且可能是可惊的幻想的牺牲者；尽管如此，但是，品性遭到破坏后所留下来的一切高贵成分可能还在它周围存在，并且从这个源泉还可以汲取新的力量。它已经在一个远比通常所认为的更为广泛的意义上，成了我们自己这个时代有教养的欧洲人心目中的一个对于行为的检验标准；许多仍然坚持宗教和道德的人们。在他们做出他们生命中最严重的决定时，是不自觉地为这种感情所支配着的。

要说明古代的人怎样也以一种特殊的方式体验着这种感情，和以后在中世纪里，一种特殊的荣誉感怎样成为一个特殊阶级的标志，这不在本书的范围以内。我们也不能在这里和那些认为动力是道德心而不是荣誉的人们争论。如果真正是道德心，那的确是更好和更可贵的；但是，因为我们必须承认：即使我们的比较高尚的决心也是从“或多或少由于私欲而变得黯淡了的道德心”产生的，所以最好是用恰当的名字来称呼这个混合物。在论述这个时代的意大利人时，自然不一定能够很容易地把这种荣誉感和对于名誉的渴求区别开来，前者固然是易于转变成为后者的。但是这两种感情基本上还是不同的。

在这个问题上是并不缺少证人的。这里可以引用一个说话坦率的人的话以代表其余的人的意见。我们在最近出版的圭奇阿尔狄尼的《箴言》里读到：“一个极端重视荣誉的人，在他所从事的一切事情上都能成功，因为他既不怕困难、危险，也不拍损失；我在我自己的身上发现是这样的。并且可以把它说出来和写出来，空虚而没有生气是那些没有荣誉感作为他们的动机的人们的事。”有必要在这里附带说明的是：从我们所知道的关于这位作家的生活来看，他这里所说的只能是荣誉而不是名誉。关于这个问题，拉伯雷或者比任何意大利人都说得更清楚。我们的确并不是愿意在这里引用他的话。这个伟大的奇怪的法国人所给我们的关于文艺复兴的图画是既没有生气也不美的，但是他对于在德廉美修道院里的一种理想情境的描写作为历史证据却是明确的。在谈到他的自由意志修道会的男女会员时，他告诉我们下边这些话：“他们的规则只有一条：你想做什么便做什么。因为自由的人们出身清白，受过良好教育，惯于和良朋益友交谈，他们自有一种天生的本性，推动地趋向德行而远避邪恶，这种本性他们称为荣誉。”

正是对于人性善这同一的信仰，鼓舞了十八世纪后半期的人们，并有助于为法国大革命铺平了道路。在意大利人中间，每个人也都求助于他的内心的这种高贵的本能，虽然关于整个民族的——主要是由于民族灾难的结果——流行着一种更悲观的看法，但对于这种荣誉感的重要性仍必须予以高度的估计。如果比个人意志更强的个性的无限发展是历史的命定的产物，那么当时在意大利出现的那个相反的力量也不见得不是这样的。我们说不出来，它究竟战胜了多少次和战胜了什么样的自私自利的感情的冲动，所以没有一种人类的判断力能够准确地估计出这个民族的绝对道德价值。

在判断这个时代的更高地发展了的意大利人的道德时，想象力是一种我们必须经常考虑在内的力量。它给他们的美德和恶行涂上了一层特殊的色彩，并在它的影响下，他们的没有拘束的利己主义以其最可怕的形式表现了出来。

例如，他们的想象力说明了他们是近代第一批大规模的赌博者这样一个事实。未来的富裕和享受的图景以如此逼真的色彩出现在他们的眼前，使得他们准备冒一切危险去获得它们。如果不是古兰经从一开始就把禁止赌博定为公共道德的一项主要保障，并把它的信徒的想象力导向于寻求埋藏着的珍宝。穆斯林民族无疑地将在这方面走在他的前边。在意大利，赌博的欲念达到了一种常常威胁或完全破坏一个赌徒的生存的强烈程度。在十四世纪末，佛罗伦萨已经有了它的卡萨诺瓦式人物——一个叫布纳科尔索·彼蒂的，他在他作为商人、政治代表、外交家和职业赌徒的接连不断旅行当中，输赢的数目是如此之大，除了象布拉班特、巴伐利亚和萨瓦公爵那样的君主外，没有人能够和他对抗。那个被称为“罗马宫廷”的大摇彩银行使人民习惯于需要一种刺激，而这是可以从一次欺诈与另一次欺诈的间歇中间的冒险的赌博士得到满足的。例如，我们读到弗兰切斯克托·奇博怎样在和枢机主教拉斐尔·利阿里奥的两次大赌博中输掉了不下于一万四千个金币之多，和他以后怎样向教皇诉苦，说他的对手欺骗了他。意大利从那时起就是摇彩的发源地。

意大利人的特殊的复仇性格也是从他们的这种想象力产生的。实在说，正义是非之心全欧洲都是一样的，而对于这种是非之心的任何破坏，只要还没有加以处罚，人们的感受也是一样的。但是，其他民族虽然对于这一点不容易加以原谅，却也容易忘记；而意大利人的想象力则把受伤害、侮辱的情景记得一清二楚。按照一般的道德，血的复仇是一种责任——常常用一种使我们感到战栗的方法来完成的责任——这一事实给这种感情提供了一个特殊的和更为坚固的基础。政府和法庭承认它的存在，并证明是正当的，而只是试图把它保持在某种限度内。即使在农民中间，我们也读到过人肉宴和关于最大规模的互相暗杀的记载。让我们看一个例子：在阿夸本登特地区，三个男孩子在放牛，其中的一个说：“让我们看一看人是怎么被绞死的。”于是第一个孩子坐在另一个孩子的肩上，第三个把绳子系在第一个孩子的脖子上，然后把那一端绑在了一棵橡树上，这时一只狼来了，那两个手脚自由的孩子跑开了，留下另外一个吊在树上。后来他们发现他死了，就把他埋掉了。到礼拜天，死者的父亲给他送面包来，两个孩子中的一个供认了所发生的事情，并把坟指点给他看。这个老人当即用一把刀子把这个孩子杀了，把他剖开，取走他的肝脏，并在家里用它来招待这个孩子的父亲。餐后，他告诉他那是谁的肝脏。于是在这两个家族中间开始了一系列的互相仇杀，在一个月之内就死了三十六个人，有女人也有男人。

这种父子相传并扩大到朋友和远亲身上的“族间仇杀”，并不限于下层阶级，而且也遍及最上层阶级。这个时期的历史记载和小说故事中充满了这种例子，特别是关于因污辱了女人所引起的复仇。以这些仇杀闻名的地方是罗马尼阿，在那里“族间仇杀”是和种种能够想象得到的阴谋和党派之争交织在一起的。民间传说描绘出了这个勇敢而精力充沛的人民陷于野蛮状态的可怕的图景。例如：据说拉文纳的一个贵族把他所有的敌人都关在一个塔楼里，也许会把他们烧死；但是他不这样做而把他们放出来了，拥抱他们并盛筵招待他们；羞辱使他们发狂，因而阴谋反抗他。虔诚圣洁的修士们不断地劝人和解，但是他们所能做的只不过是把已发生的仇恨限制在某种程度之内；他们的影响很难阻止新的仇恨的发生。小说家们有时向我们描写宗教的效果——仁爱和宽恕的感情怎样突然被唤醒，可是接着一种一不做二不休的力量又使之归于无效了。教皇本人作为一个和事者也未必总是有效的。“教皇保罗二世希望安托尼奥·卡法尔雷洛和阿尔伯利诺家族之间的纷争停息，并命令乔万尼·阿尔伯利诺和安托尼奥·卡法尔雷格来到他的面前，互相接吻，向他们约定，如果再起纷争就罚款二千金币；可是两天以后，安托尼奥就被乔万尼的儿子，吉亚科莫·阿尔伯利诺刺杀，这个同一的吉亚科莫以前就曾一度伤害过他。教皇对此极为愤怒，没收了阿尔伯利诺的财产，毁掉了他的房子，并把父子二人从罗马驱逐出去。”和解了的敌人用来防止他们自己再度复仇的誓言和仪式有时是十分可怕的。当“新党”和“人民党”于1494年圣诞节晚上在锡耶纳的教堂里，两个两个地见面互相接吻时，宣读了一项誓言，将来谁要是违犯了这个约定就不能及时得救，并永生不能得救——“一个前所未闻的惊人而可怕的誓言”。谁要是破坏了约定，死时宗教上的最后安慰对于他就成了诅咒。不过很显然，这种仪式与其说是提供任何真正的和平保障，不如说是代表着调停者的失望心情，因为真正的和解正是那种最不需要这种誓言的和解。

有教养的和地位高的意大利人所感到的这种个人复仇的必要，是建立在一个相类似的民间习惯的坚实基础之上的；如同在小说家们的作品中所反映的，它自然会以无数的不同的面貌来表现出来，并得到舆论无条件的赞同。大家一致公认的是：当意大利的法律对于某些伤害和侮辱不能予以纠正，尤其当人类还没有适当规定的法律来对付这种伤害和侮辱的时候，每一个人就可以自由掌握法律。只不过是复仇必须有一种艺术，而赎偿必须包括给犯罪者以物质损害和精神侮辱。一般舆论不满足于仅仅是一种残暴的笨拙的武力上的胜利。整个的人包括他的名誉感和对侮辱的认识都必须是胜利的，不仅仅是他的拳头上的胜利。

诚然，那个时代的意大利人为了达到他们的目的是不怕弄虚作假的，但是在原则问题上，他们却不肯假冒伪善。在这些问题上，他们既不想欺骗自己也不想欺骗别人。因此，复仇被充分坦率地宣布为人性的需要。头脑冷静的人宣称：最值得称赞的是那种不受感情支配而只根据有利与否来行动，“以使别人懂得不要伤害我们”的那种复仇。但是，这种情形和那些感情用事的复仇比起来一定是仅占一个很小的少数。这种复仇显然不同于我们已经说过的那种血的复仇；后者或多或少地限制在报复——“同态报复权”——的范围之内，前者必然要越出这个范围，不仅要求正义感的支持，而且渴望得到称赞，甚至努力作到使自己能反笑对方。

这就是为什么人们愿意为了复仇而长久等待的理由。一个“漂亮的仇杀”照例是要求机缘巧合的，因此就有必要来耐心地等待。小说家们以衷心的喜悦来描写这种时机的逐渐成熟。

在原告和法官是同一个人的情形下是没有必要来讨论行为的道德和不道德的问题的。如果这种意大利的复仇的渴望终于可以得到辩解的话，那就必须证明有一种和它相应的民族美德即感恩心情的存在。同样的想象力既能够把过去所受的伤害保存在心中并加以夸大，也会把所受到的恩惠保持在记忆里而永不忘记。但是，就整个民族来说，我们不能证实这一点，虽然在今天的意大利性格中我们可以看到它的痕迹。下层阶级对于宽厚的待遇所表示的感激，和上层阶级总想起社交生活中的温文有礼就是这种例证。

这种意大利人的想象力和道德品质之间的关系是不断地重复出现的。不过，如果我们看到：遇到北方人更多地受着冲动支配的那些情况意大利人却能更冷静予以考虑，其原因是个人发展在意大利不仅更突出和在时间上较早，而且也是更常见得多的。如果其他国家也是这种情形，其结果也必相类似。例如：我们看到，青年人很早就从家庭和父亲的权威中解放出来这种情形，在北美和在意大利都是一样的。以后，在更为宽容大度的人们身上，父母子女之间产生了一种较为自由的慈爱的关系。

事实上，要想在性格和感情的领域里对其他民族做出公平的判断，那是一件极端困难的事情。在这些方面，一个民族可能已经高度发展，但是它的发展方式却是如此地陌生，以至于一个外国人对它完全不能理解。一切西方民族在这一点上或许是同样赞成的。

但是，想象力对于道德曾经发生最有力的和最强烈的影响的地方是在两性的私通上。人们都知道，在梅毒出现以前，娼妓在中世纪是一种自由的营业。不过，关于这些问题的讨论并不属于我们本书的范围。看来是这个时期的意大利的一个特点的是：在这里婚姻和它的权利比任何其他地方都更常常地和更有意识地遭到践踏。上层阶级的女孩子们是被谨慎地隔离开的，关于她们我们不谈。一切激情都被用在已婚妇女的身上。

在这些情况下，值得注意的是：就我们所知道的而言，结婚成家的数目并没有减少，而家庭生活也并没有经历北方那种在同样的情况下必将产生的解体。男人希望生活随便，但决不是放弃家庭，甚至当他们不能肯定家庭是不是全都属于他们自己所有时也不例外。这个种族无论在体质上或者在精神上也并没有因此而堕落；至于那在十六世纪中叶左右出现的智力上明显的衰退自然是可以用政治上的和宗教上的理由来解释的，即使我们不认为文艺复兴可能达到的那些成就已经圆满完成。意大利人，尽管他们过的是一种放纵的生活，仍然在体格上和在精神上是欧洲的一个最健康的和最有天赋的民族，并且一直以进步的道德保持着这种地位到我们自己这个时代。

当我们再仔细地去研究文艺复兴时期的恋爱道德的时候，我们不能不为一个鲜明的对比而吃惊。小说家们和喜剧诗人们使我们了解到爱情只是在于肉欲的享受，而为了得到这个，一切手段，悲剧的或喜剧的，不仅是被允许的，而且是越厚颜无耻和越肆无忌惮地使人感兴趣。但是，如果我们转向于那些最好的抒情诗人和对话体作家，我们在他们的作品上又看到了一种最高贵的深挚纯洁的感情，它的最后的和最高的表现是人灵原来与神合一的这一古代信念的复活。两种感情都是真实的并且能够并存在同一个人的身上。它不完全是一种光荣，但它是一个事实：在近代的一个有教养的人身上，这种感情不仅能够不自觉地表现在它的最高的和最低的阶段，而且可以因此公开地乃至以艺术的手法表现出来。近代的人象古代的人一样，在这方面就是一个小天地，而中世纪的人则不是而且也不可能是这样。

先说一说小说家们所涉及到的道德问题。他们主要是（如我们已经说过的）以已婚的妇女为对象，结果就谈到了男女私通的问题。

上文所提到的关于两性平等的意见，对于这个问题是有重大关系的。那高度发展和有高度教养的妇女以一种北方国家所没听说过的自由来支配自己，而她的不忠实，只要不产生外部的后果，是并不以同样可怕的方式来破坏她的生活的。丈夫要求妻子忠实的权利并没有稳固的基础；这种基础在北方是通过爱情诗和求婚的热情和订婚来取得的。在和她的未来的丈夫认识了一个极短时期之后，这个年轻的妻子离开了修道院或者她父母的家庭，进入一个她的性格在那里开始迅速发展的世界。为了这个理由，丈夫的权利是有条件的，就是一个按照“回复权”的观点来看这些权利的人，也只是想到这个婚姻契约的表面条件而想不到爱情。一个老年人的年轻貌美的妻子，由于坚决保持她的荣誉，退回了一个青年爱人的礼物和书信。“但是，因为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人物，所以她为这个青年人的爱情而高兴；她领会到：一个高贵的女人是可以爱一个优秀的男子而不失掉她的荣誉。”但是从这种高贵的表现到完全屈服，中间的距离是很短的。

当丈夫那方面有不忠实的情形时，上述的完全屈服就不但是合适的而且也是有理由的。一个意识到自己的尊严的妇女，不仅感到这是一种痛苦，而且也是一种屈辱和欺骗，她常常以一种胸有成竹的十分冷静、清醒的态度，来着手于计划给她的丈夫以应得的报复。至于惩罚到什么程度才适合某一具体情况是由她的机敏来决定的。例如，最大的伤害，只要能够保住秘密，也可能为一个和解和以后的平和的生活铺平道路。当这种报复很巧妙地适合某一具体情况，事实上，也就是成了一种艺术杰作，那些小说家们，或者是由于自己有这种经验或者是按照那个时代的精神虚构出来的，都得到了人们的赞美。当然，做丈夫的从来也没有真正承认这种报复的权利，他们只是由于畏惧或者谨慎才屈服。如果没有这些原因，如果妻子的不忠实使他们或者可能使他们遭到外人的耻笑时，事情就变成悲剧了，并且常常以凶杀或者其他暴烈的复仇做结束。不仅丈夫们，而且女方的父兄也认为他们自己不仅有理由并且有责任来复仇，这是产生这些事情的真正动机的特点。所以，嫉妒和这件事情并没有关系，道德的谴责关系也不大；真正的理由是要破坏别人的胜利。邦德罗说：“今天，我们看到一个女人为了满足她的淫欲而毒死她的丈夫，以为做一个寡妇就可以为所欲为。另一个女人怕她的私情被发现，叫她的情人杀死她的丈夫。虽然做父兄和丈夫的都起来以毒药、刀剑和一切其他手段来消灭这种耻辱，但是妇女们却仍然继续听任她们的情欲的支配而不顾她们的荣誉和生命。”另一次，他以较温和的口气感叹说：“惟愿我们不是每天被迫听到这样一些事情！一个男人因为怀疑他妻子的不贞而谋杀了她；另一个由于女儿秘密结婚而把她杀死；第三个因为他的妹妹不肯按照他的意旨结婚而使她遭到杀害。我们主张有权利来做我们列举的这些事情，但却不能容许女人们同样那么做，那是非常残酷的。只要她们做出任何我们所不喜欢的事情，我们就立刻以绳子、刀子和毒药来对待。男人们认为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家族的荣誉完全系于一个女人的欲念，该有多么愚蠢啊！”这种事情的通常的悲剧结果是人所共知的，所以一个小说家把那个处在危险中的情郎看作为是一个死人，虽然他还活着并快乐地到处走动。那个医生兼琵琶演奏者，安托尼奥·博洛尼亚曾经和阿拉戈纳家族的一个寡居的阿玛菲公爵夫人举行秘密结婚。不久以后，公爵夫人的弟兄把她和她的孩子们抓起来，并在一个城堡里把他们杀死。安托尼奥不知道他们的命运，仍然抱着和他们会见的希望。他住在米兰，受到了雇佣的刺客的严密监视。有一天，他在伊波丽塔·斯福查的交际宴会上，弹着他的琵琶唱着他的不幸的遭遇。斯福查家族的一个朋友，德利奥，“把上边的故事讲给斯奇庇安·阿特拉诺听，并说，他将把它当作一个小说的主题，因为他认定了安托尼奥必将被刺杀。”这次凶杀几乎是在德利奥和阿特拉诺的亲眼目睹之下发生的；邦德罗对于凶杀情况做了使人战粟的描写（参阅第一编故事第26篇）。

尽管如此，小说家们惯常对于可能和私通一起发生的一切巧妙的、滑稽的和有趣的情节表示一种同情。他们以一种喜爱的心情来描写一个情人怎样把他自己藏在房子里，以及一切用来和他的情妇通消息的手段和方法，那些使他能够藏身并脱险的铺着锦垫和装着点心的箱子。那个被欺骗了的丈夫有时被描写成为一个可笑的傻子，有时被描写成为一个顾全自己荣誉的杀人的复仇者；除了把那个女人描写成为一个邪恶残暴的人，而那个丈夫或情人则是一个无辜的牺牲者而外，没有第三种情况。但是，我们可以说这后一种故事严格说来并不是小说，而是从现实生活中取来的值得警惕的例子。

当意大利生活在十六世纪里越来越多地受到西班牙的影响时，由于妒忌而采取的手段也许比以前更为暴烈了。但是，这种新的情况必须和以前存在的、根据文艺复兴精神本身的对于不忠实的惩罚区别开。随着西班牙影响的衰退，这些极端的妒忌精神也减退了，直到十七世纪末前后完全绝迹，并为一种漠不关心的精神所代替，“小白脸”被看作是每一个贵族家庭的不可缺少的人物，对于一两个额外的情人，人们并不生气。

但是，谁能把所有这些事实中所包含的大量的不道德成分和其他国家所发生的事情做一个比较呢？例如，在十五世纪期间，婚姻关系在法国是不是真正比在意大利更为神圣呢？那些“韵文故事”和笑剧使我们对它怀疑，而且不如说使我们更易于认为不忠实是同样常见的事；虽然它的悲剧的后果比较不常见，但这是因为和意大利比起来，个人不是那样地得到发展，而他的权利也不是那样被自觉地认识到的。然而，有更多的对于日耳曼民族有利的证明在于，女孩子们和妇人们在他们中间享有社交自由的这一个事实；这种自由在英吉利和在荷兰给了意大利旅行者以一种非常愉快的印象。不过，我们也不能过分重视这个事实。不忠实的事情无疑地是屡见不鲜的并且在某种情形下导致了血腥的复仇。我们只要想起，那个时代的北方君主们在最初怀疑他们的妻子不贞时是怎样对付她们的就够了。

但是，犯了那个时代的意大利人难说出口的问题的不仅是肉欲，不仅是平常人的庸俗的色欲，而且也有最优秀的最高贵的人们的情欲；这不仅是因为没有结婚的女孩子们不在社交中出现，而且也是因为男子随着他自己的个性的全面发展，而感到自己被一个由于结婚而成熟了的妇女最强烈地吸引着。这些就是在抒情诗里弹着最高贵的调子的人，就是试图在他们的论文和对话里把他们的贪婪的情欲——“神圣的爱情——塑成为一个理想的形象的人。当他们为爱神的残忍而诉苦时，他们不仅想到了那心爱的人的娇羞或冷酷，而且也想到了这种情欲本身的非法。他们企图以从柏拉图的精神学说里找到支持的那种精神恋爱来使他们自己超脱这种痛苦的意识，彼埃特罗·本波就是这种精神恋爱的最有名的代表。他自己在《阿苏拉尼》第三卷中提出了关于这个问题的看法，而卡斯蒂利昂借他的口发表了一篇漂亮的讲演词作为《廷臣论》第四卷的结束，因而也间接地提出了他的思想。这两位作家中哪一个在行为上也不是禁欲者，但是在那个时代，则多少可以说明：他既是一个名人又是一个好人，而这种称誉必定是和他们两个人相称的。他们的同时代人把他们所说的当作他们的感情的真实的表现，我们没有权利认为是矫揉造作而加以轻视。那些肯花功夫来研究《廷臣论》中那篇演讲的人将发现，只凭摘句则所能提出来的就只是多么可怜的一种印象。当时在意大利有几个著名的妇女，她们的出名主要就是由于这一类的故事，如朱利亚·贡查加、维罗尼卡·科雷焦，尤其是维托利亚·科伦纳更是如此。荡子和轻薄鬼的国土都尊敬这些女人和这种爱情——还能说出什么更多的有利于她们的话来呢，我们说不出来究竟虚荣和这件事有多大关系，以及维托利亚听到她周围那些意大利最有名的人物由于爱情的绝望而发为美妙动听的言辞，是如何地高兴。即使这样的事情在各处是流行的，但它对于维托利亚仍然是一个极大的赞颂，因为至少是她从来也没有落伍，并且在她的晚年还给人以最深刻的印象。很久以后其他国家才出现同样的事情。

这个民族的每一种激情的趋势都是强烈的，而用来满足这种激情的手段则常常是犯罪的，其所以如此的一般理由是，这个民族受想象力支配较任何其它民族为多。有强烈的情绪而无法控制是因为它是产生自性格软弱；但是在意大利我们所看到的却是由于强有力的性格的堕落。有时这种堕落采取一种非常庞大的形式，而犯罪看来到处存在。

人们所感觉得到的限制是很少的。甚至在最下层人民中间的每一个人都从内心里认为他自己已从国家及其警察力量的控制下解放了出来，国家本身要求受到尊敬的权利就是非法的，它自己就是建立在暴力的基础上的；而且没有人再相信法律的正义性。当发生了一件凶杀案时，在案情没有大白以前，人民的同情本能地是在凶手的那一边。一种在执行死刑以前和当时所表现的高傲英勇的姿态引起了人们如此的称赞，以至说故事的人竟忘记了告诉我们这个罪犯是犯了什么罪而被处死的。在这种从内心里轻视法律和无数的怨愤与仇恨要求报复的情况之外，还有在政治动乱期间犯罪的免于处罚的情况；我们对于这个国家和社会的没有完全解体只有感到奇怪。这种危机发生在统治权从阿拉贡王朝向法兰西和西班牙人过渡时期的那不勒斯，和斯福查家族屡次被逐与复辟时期的米兰；在这种时期，那些在心里从来没有承认过法律和社会的拘束力的人就冒出来，并恣意地进行凶杀和掠夺。让我们看一看下层社会的情况以见一斑。

当米兰公国在1480年左右，继吉安加利佐·斯福查之死陷于混乱之中时，各省城都失去了一切安全。帕尔马也同样是这种情况，那里，米兰总督遭到了暗杀的威胁，在悬赏捕拿犯罪者无效之后，他答应打开监狱大门把最遭唾弃的罪犯释放出来。盗窃、破坏家宅、无耻的败德丧行、公开的行刺和凶杀，特别是凶杀犹太人，是每天发生的事情。最初，干这些事情的人还是偷偷摸摸地单独地和化装来搞，不久就成群结伙明火执仗地、每天夜里明目张胆地来做。恐吓信、讽刺诗和诽谤的戏谑到处传播；一首嘲笑政府的十四行诗似乎比这个城市的可怕情况引起了人们更大的愤怒。在许多教堂里边，圣爵连同圣体一起被窃走，这一事实说明了促成这些暴行的愤怒。很难断定：在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如果政府和警察已经不发生作用，但还以它们的存在来妨碍一个临时权威的建立时，将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但当时在意大利所发生的事情却由于私人怨恨和复仇占很大成分而带有它自己的性质。的确，这一时期的意大利所给我们的印象是：即使是在平静时期，重大的犯罪也是比其他国家更为常见的。不错，我们也可能由这样的一个事实而产生误解；那就是关于这些事情，我们所知道的这个地方的详情比其他地方的多得多，给真正的犯罪以一种特殊的性质的那种想象力，虚构了许多其实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其他地方的暴行事件或者不下于意大利。强大而富庶的德意志有它的强盗骑士、敲诈的乞丐和骠悍的马贼；我们难于肯定地说，在那里，在1500年，人们是不是更安全一些，生命是不是总得到了更好的保障。但是有一件事是肯定的：由职业的和雇佣的第三者来进行的预谋犯罪，在意大利则是骇人听闻地频频发生的事情。

就抢劫来说，意大利，特别是在象托斯卡纳那样一些较幸运的省分里，肯定并不比北方国家受到更多的骚扰（也许受到的更少一些）。但是我们所遇到的那些人物却是这个国家所特有的。例如：我们在其他地方很难遇到这样的例子，一个教士，他逐渐被情欲驱使到做尽坏事，直到最后成为一群土匪头目。这是那个时代所给我们的许多例子当中的一个。1495年8月12日，费加罗洛的唐·尼科洛·佩莱加蒂教士被关进费拉拉的圣朱利阿诺钟楼外边的一个铁笼里。他曾经举行过两次开台弥撒，在举行第一次开台弥撒的当天他就犯了杀人罪，但以后在罗马得到了赦免；后来他又杀了四个人，并娶了两个妻子，和她们旅行各地。他以后参加了许多次行刺，强奸妇女，把其他妇女抢走，大规模地抢劫和率领一队武装党徒横行费拉拉地区，用种种暴力打家劫舍。当我们想到这一切所包含的意思时，我们不能不感到这个人的滔天罪恶是有些骇人听闻的。教士和僧侣们有许多特权，很少受到监督，在他们中间无疑地有许多杀人犯和坏人——但是很难有第二个佩莱加蒂。毁了一生的人物，为了逃避法网，隐身于教士中间，象马苏奇奥在那不勒斯的一个修道院所认识的那个海盗一样，那是另外一回事，虽然并不可信。关于教皇约翰二十三在这方面的真实情况我们还不能确知。

有名的强盗领袖的时代一直到后来在十七世纪里，当圭尔夫派和吉伯林派以及法兰西人和西班牙人的政治斗争不再搅乱这个国家时才开始。这时强盗取代了党派。

在意大利的某些文化落后的地区，乡村人民会谋杀任何一个落在他们手里的外邦人。特别是在那不勒斯王国较偏远的部分更是如此；在那里，这种野蛮风俗大概起源于罗马的“大庄园”时代，当时是真正把外邦人和敌人（外来客和外敌）看作为是同样的人的。这些人远不是不信宗教。一个牧人有一次在忏悔室里表现了极大的痛苦，承认在四旬斋期间做干酪时有几滴牛奶进入他的口中。那个听忏悔的神父深知这个地方的习惯，所以在他的追问过程中发现这个忏悔者和他的朋友常常抢劫和谋杀旅客，但是由于习惯的力量，这种风俗并不使他们感到良心的苛责。我们已经提到过，在政治混乱时期，其他地方的农民能够堕落到什么样的野蛮程度。

那个时代在道德上比抢劫更坏的一种现象是频频发生雇人行刺的事件。在这方面，一般认为那不勒斯居于意大利各城市的首位。庞达诺说：“在这里没有比人命更不值钱的了。”但是，在其他地方也能看到一系列这种可怕的犯罪。自然，我们是很难按照促使他们这样做的动机来对这些事件加以分类的，因为政治目的、私人恨怨、党派纷争、恐惧、复仇，都互相交织在一起。在佛罗伦萨人这个意大利的最高度发展了的人民中间，这种犯罪和任何其他地方比起来都发生得较少，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不小的荣誉。这或许是因为对于合法的控诉有一种大家公认的现成的法律，或者是因为个人的高度文化使他对于人们有没有权利干涉注定了的命运持一种不同的见解。只有在佛罗伦萨，人们才能够认识到流血行为的难以估量的后果，理解到一件所谓有利的犯罪其真正和最后所得对犯罪者是如何不可靠，在佛罗伦萨的自由丧失以后，行刺，特别是雇人行刺，似乎是很快地增加了起来，并且一直继续到柯西莫一世，政府势力强大到足以使警察最后能够镇压它的时候。

在意大利的其他地方雇佣犯罪的是否常见大概是以有势力而出得起钱的雇主的数目的多寡为转移的。虽然不可能对它们的次数做出任何统计的估计，但只要公众所传由于暴力而造成的死亡中有一小部分是真正的谋杀，那么这种犯罪一定已经是惊人地常见的了。君主们和政府树立了最坏榜样，他们毫无顾忌地把谋杀当作维持他们政权的一种手段。而这还是不属于凯撒·波几亚那一类型的。斯福查家族的人们、阿拉贡王朝君主们、威尼斯共和国和后来查理五世的代理人们，无论什么时候只要谋杀适合他们的目的，他们就采用这种手段。人民的想象力最后对于这类事实是已很习以为常，以至于很少或者从来不认为任何大人物的死亡是由于自然的原因。关于各种毒药的效力自然流行着一种可笑的观念。关于波几亚父子所用的在一定时期以后就发生效力的那种可怕的白色粉末的故事，可能有一些真实的地方，而萨勒尔诺的君主交给阿拉戈纳的枢机主教的也可能真是一种“缓效性的毒药”。他在交付时说：“几天以内你就要死了，因为你的父亲菲兰特国王想要蹂躏我们所有的人。”但是，卡特丽娜·利阿里奥送给教皇亚历山大六世的涂毒药的信即使他曾经读了它也不会使他死亡的；而当大阿尔方索的医生们警告他不要读柯西莫·美第奇赠送给他的那部李维的著作时，他很公正地告诉他们不要说傻话。皮奇尼诺的秘书想要涂抹在教皇庇护二世的肩舆上的那种毒药除了引起心理上不安以外，并没有影响到任何器官。矿物质和植物质的毒药究竟彼此是个什么比例是不能准确肯定的。画家卢索·费奥兰提诺用来自杀的毒药（1541年）显然是一种烈性的酸类，它是不可能用在另一个人身上而不被察觉的。有势力的人秘密使用武器，特别是使用匕首，在米兰、那不勒斯和其他城市是常见的。大人物为了个人的安全有必要豢养成群的武装门客，这些人每天无所事事，所以时常爆发杀人的热狂是很自然的。如果不是主人懂得他只须向他的这一个或那一个从者略一示意即可杀人，许多恐怖事件一定永远不会发生。

在那些用来秘密毁灭别人的手段当中，——即就有这种打算而言——我们看到了一种妖术，虽然使用它的并不多。当我们说到“巫术”“卜术”等等时，它们毋宁说是被看作为在某一个可恨的敌人头上增加更多的恐怖的一种手段。在十四世纪和十五世纪的法兰西和英格兰的宫廷里，想要致敌人于死命而使用的妖术，和在意大利比起来，占有远为重要的地位。

最后，在这个每一种个性都达到高度发展的国家里边，我们看到了那种标准的绝对的不道德的例子，喜欢为犯罪而犯罪，而不是把犯罪作为达到一个目的的手段，或者无论如何把它作为达到我们所想不到的那些目的的手段。

在这些可怕的人物当中，我们可以首先注意某几个“雇佣兵队长”，如布拉乔·达蒙托纳、提伯尔托·布兰德利诺和那个维尔纳·冯·乌尔斯林根。乌尔斯林根的银铠甲上刻着这样的字：“上帝、怜悯和慈悲的敌人。”这一类人物给我们提供了某些有意识地拒绝种种道德约束的罪犯的最早例证。但是，他们的罪行的最恶劣部分——按照记载这些罪行的人们的估计——在于无视精神威胁和惩罚，而由于这个事实人们就觉得他们周围有一种恐怖的气氛，当我们记起这一点时，我们在对他们的判断上将采取一种更为保留的态度。具体到布拉乔，他对于教会的仇恨是如此之深，以至于一看见僧侣们唱赞美诗就发怒，并且曾经从一个钟楼顶上把他们扔下来；但是同时，“他却忠实于他的士兵并且是一个伟大的将军。”照例，雇佣兵队长的犯罪都是为了某种一定的利益，并且必定是由于使人们必然道德败坏的处境。甚至他们显然没有代价的残忍一般也都有一个目的，即使它仅仅是为了引起恐怖。阿拉戈纳家族的野蛮，如我们所已经看到的，主要是由于畏惧和复仇的欲望。西班牙人凯撒·波几亚的例子最清楚地说明了为嗜好杀人流血而杀人流血和穷凶极恶地喜欢破坏的情况，他的残暴和他所抱的目的比起来自然是不成比例的。在里米尼的暴君，西吉斯蒙多·马拉泰斯达的身上，我们也可以发现同样的没有目的的喜欢作恶。不仅是罗马的法庭，而且是历史的判决，就宣布他不是一次而是常常地犯凶杀、强奸、通奸、乱伦、亵渎神物、伪证和叛逆等罪。他违反天性地企图杀害他自己的儿子罗伯托，但因为他儿子拔刀反抗而遭到挫败，这一最使人毛骨悚然的罪行可能不仅是道德堕落的结果，而且或许也是对某种妖术和占星学迷信的结果。教皇保罗三世的儿子，帕尔马的彼埃路吉·法尔纳斯曾经以同样的猜想来说明法诺主教的强奸罪。

要是我们现在试图概括一下那个时代的意大利性格的主要特点，如我们从研究上层阶级的生活中所知道的，我们将得到如下的一些结果。这种性格的根本缺陷同时也就是构成它的伟大的一种条件，那就是极端个人主义。个人首先从内心里摆脱了一个国家的权威，这种权威事实上是专制的和非法的，而他所想的和所做的，不论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在今天是称为叛逆罪。看到别人利己主义的胜利，驱使他用他自己的手来保卫他自己的权利。当他想要恢复他的内心的平衡时，由于他所进行的复仇，他坠入了魔鬼的手中。他的爱情大部分是为了满足欲望，转向于另外一个同样发展了的个性，就是说转向于他的邻人的妻子。在一切客观的事实、法律和无论哪一类约束面前，他保留着由他自己做主的感情，而在每一个个别事件上，则要看荣誉或利益、激情或算计、复仇或自制哪一个在他自己的心里占上风而独立地做出他的决定。

所以，如果说广义的和狭义的利己主义都同样是一切恶行的根源，那么更高度发展了的意大利人由于这个理由比起那个时代的其他民族的成员来是更趋向于不道德的。

但是，这种个人的发展并不是由于他自己的过错而发生在他的身上，而是更多地由于一种历史的必然。这种发展并不是只发生在意大利人的身上，而且也发生在欧洲的其他民族身上，这主要由于意大利的文明的影响所使然，并且从那时起已经成了他们所呼吸的比较浓的空气．它本身无所谓好坏而只是一种必要的东西；在它的内部产生了善和恶的近代标准——一种道德上的责任感——这种标准和中世纪所熟知的根本不同。

但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人必需经受一个新时代的第一次巨大的浪潮的冲击。由于他们的天赋才能和热情，他们成了他们那个时代一切高度和一切深度的最典型的代表。和极端的堕落一起出现了具有最崇高的谐和的人类个性和一种艺术光辉，这种光辉给人类生活罩上了一层光彩，而这种光彩是古代文化或中世纪精神所不能或不愿赐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