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社交的高级形式

这种社交无论如何在十六世纪初不失为一种艺术。它有默认的或者明文的明智和适当的规则，并且是建立在这些规则的基础之上的，与一切纯礼节的东西恰恰相反。在不是十分高雅的范围里，社交采取一种永久性社团的形式，我们看到一套的正式规章和规定的入会方式，那一群放纵的佛罗伦萨的艺术家们就是这种情况。关于他们，瓦萨利告诉我们说：他们能够表演当时最好的喜剧。在较轻松的社交集会中，往往选择一位著名的贵妇人作主席，这一晚上她的话就是法律。每个人都知道薄伽丘的《十日谈》的前言，并把芭比尼亚的担任主席看作美妙的虚构故事。在这种特殊情形下，它自然是一种虚构；但这种虚构仍是以在现实生活当中时常看到的习惯为根据的。费伦佐拉在将近两世纪以后（1523年），以同样的方式（明确地引证了薄伽丘），在他的故事集前边写了一篇序言。这篇序言无疑是更接近于真实的。会上女主席发表了一篇正式演说。说明以什么方式来度过那一群人准备在乡村居留期间的时光。早晨起来在山中漫步，谈一些哲学问题；然后进早餐，听音乐和歌曲；在那以后，在某一个清凉的浓阴覆盖的地方举行一篇新诗的朗诵，题目是前一天晚上规定好了的；到晚上，全体走到一个泉水旁边，大家坐下来，并由每一个人讲一个故事；最后用晚餐和进行生动活泼的谈话。“这种谈话，女人听了可以不感到羞耻，男人也不象喝醉了酒以后讲的。”邦德罗在个别小说的序言或献词中确是没给我们象这样的开场白，因为听故事的那些团体是作为已经组成的团体出现的；但是，他用其他方法使我们了解到集会的情况一定是非常丰富多彩和富有吸引力的。某些读者可能有这样的意见：从一个肯于以这样不道德的文学故事来自娱的集团是不能得到什么好处的。可是，这些团体，尽管有这些故事，但仍然能够遵守秩序和礼貌规矩，并且知道怎样以严肃而健康的讨论使这种消遣富于变化；对于这种集会基础的稳固感到惊奇也是比较公正的。人们感到对高贵的社交方式的需要比对一切其他方式更甚。要确信这一点，我们并不必须以卡斯蒂利昂所描写的在乌尔比诺圭多巴尔都宫廷上的和彼埃特罗·本波所描写的在阿索洛宫城里的那种理想的集会为标准。卡斯蒂利昂把它描写成为讨论人类生活中最崇高的感情和目标的集会。邦德罗所描写的集会，尽管有会受指责的种种轻浮举动，但仍然可以使我们对于表现这些集团的特点形成一种良好的观念，这些特点就是潇洒高雅的尊严、文质彬彬的和蔼态度、思想学术上的自由、敏慧的才思以及优美的文学艺术的爱好。对于这一类团体的评价的一个最重要的证明在于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作为它们的中心的妇女们，她们的名誉不受任何损害就可以成为名誉卓绝的人物。例如，在邦德罗的女保护人当中，（伊斯特家族出生的）伊莎贝拉·贡查加曾遭物议，但不是由于她自己的过错，而是由于充斥其宫廷的青年贵妇们过于放荡的生活。朱利亚·贡查加·科伦纳、嫁给本蒂伏利奥的伊波丽塔·斯福查、比安卡·兰戈尼、切奇利亚·格列丽娜、加米拉·斯加兰芭和其他妇女等，她们不是完全无可指责，就是她们在社交界的盛名遮掩了她们可能做错的任何事情。意大利最有名的妇女，卡斯蒂利昂和米开朗琪罗的朋友，维托利亚·科伦纳（1490－1547年）享有圣女的声名。要想描画出这些社交团体在城市，在浴疗场或在乡村间的无拘无束的交游，以确实地证明意大利在这方面优于欧洲其余各地是困难的。但是，让我们读一读邦德罗的作品，并问一问我们自己，比如说法国，在这种社交被象他那样的人介绍到那里以前，同样的事情在当时是否可能。无疑地，当时人类精神事业方面的最高成就并不是靠着会客室的帮助才产生的；但是，社交帮助形成了对于艺术作品的广泛兴趣和一个能理解和能批判的公众舆论，这是其他国家所没有的，即使从这一个理由来看，对于社交在艺术和诗歌上的影响估计过低也是不公平的。除此之外，我们所描写过的这种社交本身就是生活和文明的自然的精华，这种生活和文明在当时纳粹是意大利的，从那时以后才扩展到欧洲其余各地。

在佛罗伦萨，社交受着文学和政治的强烈影响。“豪华者”洛伦佐在他那一圈人里的至高无上地位并不是象我们会认为的那样，是由于他身为君主，而更多地是由于他在给与他周围的许许多多形形色色的人物以行动的完全自由上表现了可惊的圆通老练。我们看到他是多么和蔼地对待他的有名的老师波利齐亚诺，美第奇家族地位的即将来到的变化和洛伦佐对于妻子的敏感的考虑形成了保留、冷淡的气氛，我们看到这个声势煊赫的诗人兼学者安然接受这种不可避免的冷淡气氛（虽然不是没有困难的）。为了酬答他所受到的待遇，波利齐亚诺成了美第奇光荣的使者和活的象征。按着真正的美第奇家族的方式，洛伦佐是喜欢对他的社交娱乐做表露在外的艺术表现的。在他的辉煌的即兴之作《鹰猎大会》里，他给了我们关于他的同伴们的滑稽描写，而在《宴会》里又写了一篇关于他们的滑稽诗；但在这两种情形下，我们都可以从他的写作中明显地感到他是能够进行更严肃的交往的。他的书信和他在文学哲学方面的谈话记录都提供了充分的证明。某些后来在佛罗伦萨组成的社交团体，其中一部分虽然也具有文学和哲学的性质，却是政治俱乐部。所说的“柏拉图学会”就是属于这一类的，它于洛伦佐死后曾经在露西莱的花园里聚会。

在君主宫廷里的社交自然是以统治者的性格为转移的。在十六世纪开始以后，它们的数目很少了，并且这少数的几个不久也就失去了它们的重要性。但是，在罗马仅有的列奥十世的宫廷里却拥有一个世界史上无可匹敌的社交团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