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语言是社交的基础

作为一种艺术工作——作为一种有意识的产物和民族生活的最高产物之一——呈现在我们面前的高级形式的社交，其最重要的基础和条件莫过于语言。

在中世纪的最繁荣时期，西欧的贵族曾设法为社交和诗歌建立一种“宫廷的”语言。在十三世纪里，我们在方言互异的意大利也发现一种宫廷和诗人们通常使用的所谓“宫廷语”。认真地和有意识地试图使这种语言变为一种文学的和社交的语言，对于意大利来说是极端重要的。在1300年以前写成现在这种形式的《古代故事百篇》的序言公开地承认具有这一目的。语言在这里被认为是和诗歌的用语脱离的；它的最大的功用是以简短的语句、警句和回答来做清楚、简单明了的说明。除了在希腊人和阿拉伯人中间外，这种功用在任何地方也没有象在意大利这样受到赞赏：“有多少人在漫长的一生中几乎没有说过一句‘漂亮活’！”

但是由于人们从各个不同方面来考虑这一问题，因之就使它更不易解决。但丁的著作把我们带到了纷争的中心。他的作品《论意大利的语言》不仅对于这个问题本身非常重要，而且也是有关任何近代语言上的第一部完整的著作。他的方法和结论是属于语言学史范围的，而在那里它们将永远占有一个崇高的地位。我们只想在这里指出：早在这部书出现以前，这个问题一定曾经是一个每天遇到的迫切的重要问题；意大利的各种方言很久以来就是热烈研究和争论的目标；而那一种典范的语言的诞生并不是没有经过许多痛苦而就达成了的。

自然，没有别的作品象但丁的伟大诗篇那样对于这一目的做了如此多的贡献。托斯卡纳方言成了新的民族语言的基础。如果这种说法在某些人看来认为太过分了，作为外国人，在一个存在有很多不同意见的问题上服从这个一般人都相信的说法是可以得到谅解的。

由于在意大利很久就盛行着有争论的修辞癖，损害了许多有才能的作家的语言的清新有力，文学和诗歌的损失大概多于它们的收获。再有，另外一些人认为自己是这个光辉的语言的大师，于是就想脱离它所要表现的思想内容，而专依赖语言的谐和与流畅。一支很不足道的曲调，一经用这样一种乐器来演奏，就能产生一种很大的效果。但是，尽管如此，肯定地说，从社交的观点来看，这种语言还是有很大价值的。它好象是一种高贵而尊严的行为的最高权威，迫使那有身分的人在他的日常举止和在特殊的场合下遵守外部的社交惯例。无疑地，这件古典的外衣，象亚狄加社会的语言一样，被用来掩盖了许多肮脏邪恶的东西，但是，它也恰当地表现出了一切最高尚和最优美的东西。从政治观点上和从民族观点上看，在这四分五裂的半岛上的所有国家里，这种语言作为受教育阶级的理想归趋，是非常重要的。它也并不是贵族们或者任何一个阶级的私有财产，就是最贫穷和最低微的人只要愿学也都能学会它。意大利的某些地方照例流行着最不易懂的方言，但就在这些地方，一个外邦人，即使现在——或者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多地——也常常从农民或者工人的嘴里听到纯粹而漂亮的意大利语，因而感到很惊讶。他在法兰西或者在德意志是找不到任何类似的情形的，在那里就是受教育的阶级也保有地方话的口音。自然，在意大利能够读书的人，他们的数目比我们根据这个国家的许多地方——例如教皇国——其他方面的情况所能期待的为更多；但是更重要的是人们普遍无须争辩地把纯正的语言和发音当作宝贵而神圣的东西来尊重。这个国家一个地方接着一个地方地正式采用了这种典范语言。威尼斯、米兰和那不勒斯的采用它是在意大利文学的全盛时期，而且部分地是由于文学的影响。直到十九世纪，皮埃蒙特由于分享人民的这一项主要财富——纯洁的语言，才根据自己的自由意志，而成为意大利的一个真正的省。那些方言从十六世纪初就被有意识地留下来处理某一类严肃的和滑稽的主题，而这样发展起来的风格证明它是能够完成它的一切任务的。在其他民族中间，这种有意识的划分直到很晚一个时期才出现。

受过教育的人对于语言的社会价值的意见，在《廷臣论》一书里充分表达出来。在十六世纪初，有人故意地坚持使用但丁和他那个时代的其他托斯卡纳作家的陈旧的辞句，理由只是因为它们是古老的。我们的作家完全禁止在讲话中使用它们，甚至于在写作中容许它们存在也非出于情愿，因为他把写作看成是讲话的一种形式。因此就得出结论：最好的语言风格应该和好的文章最相象。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出作家的心情：人们有任何重要的话要说，必须形成他们自己的语言，语言是一种变通如意的表达手段，因为它是一种活的表达手段。任何辞句，虽然是华丽的，只要人民用过它，我们就可以使用；即使是非托斯卡纳词汇，或法兰西和西班牙的词汇，只要在习惯上曾经一度把它们用于一定的用途上，也不禁止。因此，细心和智慧可以产生一种语言，这种语言即使不是纯粹古老的托斯卡纳语，然而仍是意大利语，它恰象一个管理得很好的花园，开出美丽的花朵，结成丰硕的果实。这是一个完美的“廷臣”所不可少的，他的机智，他的优美的风度和他的诗篇，必须披上这种完美的服装。

当风格和语言一旦成为一个有生命的社会的财产时，一切有修词癖的人和拟古主义者的努力都不会再达到他们的目的。托斯卡纳本身就有很多第一流的作家和健谈者，他们无视并嘲笑这些努力。一个外国学者如果向托斯卡纳人解释，说他们对于自己的语言懂得多么少，是会遇到很多嘲笑的。象马基雅维里那样一个作家的生活和影响就足以扫除所有这些陈腐之论。他的活泼有力的思想，他的明确而简洁的表达方式，使他所使用的语言具有除“十四世纪意大利作家”的优点而外的任何优点。另一方面，有非常多的北部意大利人、罗马人和那不勒斯人认为，如果在文学和谈话上对于风格纯洁要求得不太严格，他们是很高兴的。他们确曾抛弃了他们方言中的特有形式和惯用的语法；邦德罗以一种外国人可能疑为是虚伪的自谦的态度，不厌其烦地宣称：“我没有任何风格；我不是象一个佛罗伦萨人那样地来写作，而是象一个蛮族人那样地来写作；我并没有要给我的语言增添一些新的优美词句的野心；我是一个伦巴第人，而且是从利古里亚的边境来的。”但是和有修辞癖的那些人们的主张抗衡而获得成功的是：明确宣布放弃高雅风格和采用一种生动有力的民众的语言以为代替。很少人能够希望和彼埃特罗·本波相比，他虽然出生在威尼斯，但却写出对他说来是一种外国语言的最纯正的托斯卡纳语，或者和那不勒斯人桑纳札罗相比，他也有同样的能力。但是，根本问题是：无论是口头的或书写的语言，都被认为是一种尊敬的对象。只要这种感情占优势，有修辞癖的那些人们的热狂——他们的语言会议及其他等等——是不会为害很大的。直到很久之后，人们才感到它们的不良影响，这时，意大利文学的独创力量已经衰微，并受到其他的以及更坏得多的影响。最后，克鲁斯加文学会竟能把意大利语作为一种死的语言来看待。但是这个学会竟变得如此之无用，它甚至不能阻止法国语风在十八世纪里的入侵。

这种为人们所热爱、关注并被熟练地应用于每一种场合的语言，当时已经被用来作为社交的基础。在北方国家里，贵族和君主们或者在寂寞独处中，或者在出猎、战斗、酗酒等一类事情上度过他们的闲暇时间；市民们则在游戏和身体锻炼以及一些不时的宴游作乐中度过时光。在意大利，有一个不偏不倚的场所，那里，各种出身的人，只要有必要的才能和教养，就可以在谈话、诙谐和真挚的美妙的酬酢中来消磨时光。因为吃吃喝喝不过构成这种酬酢的一小部分，所以就不难对那些为了吃吃喝喝而寻求交往的人们敬而远之。如果我们真正领会对话篇作家的作品，那我们就知道有头脑的人的谈话中并不排除人生最高深的问题，而崇高的思想也并不象在北方那样，是从寂寞独处中产生的，而是从互相交往中产生的。但是我们在这里必须把我们所谈的限制在社交中不十分严肃的那一面——限于只是为了娱乐而才存在的那一面。